魯迅論戰的起因
那是梁實秋從美國回來之後不久。在北京《晨報副刊》上，他發表了一篇題為《盧梭論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年11月，《復旦旬刊》創刊，編者向他約稿，他把這篇文章又拿來重新發表了一次。文中，梁實秋再次把偉大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大大攻擊了一番，並對女子的教育問題發了一通議論。其時，恰值魯迅剛剛從廣州來到上海，定居於景雲里。景仰盧梭的魯迅對梁實秋的觀點自然深為不滿，在梁文發表一個月後，魯迅寫下了《盧梭與胃口》的雜文，發表在翌年的《語絲》周刊上，從而揭開了魯、梁論爭的序幕。
問題是，魯迅對梁實秋的不滿迅速由對盧梭的不同看法擴展到"人性論"的問題，相隔僅兩天，他又寫了著名的《文學和出汗》一文，一個多月後，在《擬豫言》一文中，他還以雜文筆法把梁實秋著實嘲弄了一番。梁實秋在深感震驚之餘，不能不接受這一嚴重的挑戰。應該說，對文壇前輩魯迅，他過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現在，他不得不拿起筆來應戰了，儘管他十二分的不情願。
毫無疑問，如單就盧梭問題看，魯迅是正確的。無論是作為一個個體生命，還是對人類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貢獻，偉大的盧梭都是永遠值得後人景仰的。梁實秋出於一己的偏見，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擊斥責盧梭，終致引起魯迅的憤慨，正是理有固然。魯迅說："做過《民約論》的盧梭，自從他還未死掉的時候起，便受人們的責備和迫害，直到現在，責備終於沒有完。"顯然，魯迅不僅欽佩盧梭，而且表現出一種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
但是，使梁實秋隱隱感到不安並且很不服氣的，是魯迅進行爭論時的"態度"。確實，在上列三篇雜文里，魯迅的文筆是有些不大客氣，像"梁實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國開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評為絕非盧梭所及"一類語言，確乎會使人感到極大的不舒服。因此，梁實秋在回敬魯迅時，不可避免地也帶上了意氣用事的成分。
論戰中的意氣
梁實秋反擊魯迅時所抓到的問題，正是魯迅先生相當敏感的一個問題。他說："有一種人，只是一味的'不滿於現狀'，今天說這裡有毛病，明天說那裡有毛病，於是也有無窮無盡的雜感，等到有些個人開了藥方，他格外的不滿；這一服藥太冷，那一服藥太熱，這一服藥太猛，那一服藥太慢。把所有藥方都褒貶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餘地，好像惟恐一旦現狀令他滿意起來，他就沒有雜感所作的樣子。"
多年以來，魯迅在文壇上以一支筆橫掃千軍，所向披靡，一直慨嘆碰不上一個像樣的對手而感到孤寂無聊。現在，憑藉直感，他明白終於碰上了一個理想的"敵手"，先生的情緒立即亢奮起來。他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寫出了一大批火藥味更濃的文章，像集束手榴彈般朝對方擲了過去。這裡面有專門針對梁實秋"不滿於現狀"之說的，有針對梁實秋確實存在的精神"貴族化"傾向的。也有並不針對什麼具體問題，只是行文中興之所至順便捎帶上的。而使得魯迅與梁實秋的矛盾更為深化的另一個分歧，是由對翻譯的不同看法產生的。
如果論爭被嚴格限定在以上的範圍，雙方雖然都動了肝火，使論戰意氣用事的色彩不免過濃了些，但總的說來，論戰還是文藝家在文藝範疇之內進行的。但是，由於這場論爭是在範圍更廣闊、也更複雜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背景下展開的，隨著論爭的深入，不僅範圍在逐步擴大，而且性質也在微妙地發生演變。最後，不同文學思想的爭論終於被賦予強烈的政治色彩，從而變得愈加複雜難辨。作為個人，魯迅與梁實秋相互的感情也都受到了難以癒合的創傷。
論戰的高潮
論戰進入最高潮的標誌，是魯迅那篇著名雜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發表。在這之前，創造社的馮乃超曾著文稱："然而，梁實秋卻來說教……對於這樣的說教人，我們要送'資本家的走狗'這樣的稱號的。"老辣的梁實秋馬上回敬了一槍："《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誌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話說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餘意。
據說，魯迅先生讀到此文後的反應是，先是冷冷一笑，隨後道：乃超還嫩一些，這回還得我來。於是，寫下了以上那篇影響深遠、多年來被奉為典範之作的名文。在這篇文章中，魯迅先生充分調動起他作為雜文聖手的一切潛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邏輯推理式的方式，把"喪家的"用"乏"了的資本家"走狗"的套子，穩穩地戴到了梁實秋的脖頸上。文中的精彩言論幾乎能使人過目成誦：
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但是，話說到這種分寸，就說不上是思想分歧，更談不上是什麼不同文藝思想的衝突了。因而，高潮實際上也即意味著結束。此後，雙方你來我往的交手雖仍然時有發生，但那只能看作是一場激烈大戰後的餘波了
《關於魯迅》------------梁實秋
近來有許多年青的朋友們要我寫一點關於魯迅的文字。為什麼他們要我寫呢？我揣想他們的動機大概不外幾點：一、現在在
梁實秋其實，我是不願意談論他的。前幾天陳西瀅先生自海外歸來，有一次有人在席上問他："你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從旁插嘴，"關於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瀅先生和魯迅衝突於前（不是為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於後，我們對魯迅都是處於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於此時此地"打落水狗"？所以從他死後，我很少談論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戰時在中央周刊寫過一篇"魯迅和我"。也許現在的青年有些還沒有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過，再破例一次，重複一遍我在那文里說過的話。
我首先聲明，我個人並不贊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拚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復如是。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蒐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誰說的話有理。我曾經在一個大學裡兼任過一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干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於是令人取去註銷，大約有數十冊的樣子，魯迅的若干作品並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一虛偽情報，派作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
魯迅本來不是共產黨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頗為反對當時的左傾分子，因此與創造社的一班人齟齬。他原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公務員，在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教育部當一名僉事，在北洋軍閥政府多次人事遞換的潮流中沒有被淘汰，一來因為職位低，二來因為從不強出頭，頂多是寫一點小說資料的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一點歐洲作品。參加新青年雜誌寫一點雜感或短篇小說之後，才漸為人所注意，終於捲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潮，而被章行嚴排斥出教育部。此後即廁身於學界，在北京，在廈門，在廣州，所至與人衝突，沒有一個地方能使他久於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為生，以至於死。
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亘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裡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麼體系，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只是一個消極的態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一個"不滿於現狀"的態度。這個態度並不算錯。北洋軍閥執政若干年，誰又能對現狀滿意？問題是在，光是不滿意又當如何？我們的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瘡，怎么辦呢？慢慢的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不失為一個辦法。魯迅如果不贊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為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重的短處，即在於是。我曾經寫過一篇文字，逼他攤牌，那篇文章的標題即是"不滿於現狀"。我記得我說："你罵倒一切人，你反對一切主張，你把一切主義都褒貶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樣呢？請你說出你的正面主張。"我這一逼，大概是搔著他的癢處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術，先節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說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貶"是"貶"，如果不作為貶用，貶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魯迅大概是忘記了紅樓夢裡即曾把"褒貶"二字連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語至今仍是如此。）隨後他聲明，有一種主義他並沒有罵過。我再追問他，那一種主義是什麼主義？是不是共產主義？他不回答了。(當面對被揭出的人生黑暗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態度。智者將以深思，回省自身，然後擇法改之；愚者不謀自贖，反指責對方不詳細告知自己哪裡是坦途。----宇慧按)
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共產黨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產黨本來沒有關係，他是走投無路，最後逼上梁山。他從不批評共產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著這樣一個後門。所以後來共產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事實上，魯迅對於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後來得到共產黨的青睞而成為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筆調來翻譯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這一本"文藝政策"的翻譯，在魯迅是一件重要事情，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於共產黨了。可是我至今還有一點疑心，這一本書是否魯迅的親筆翻譯，因為實在譯得太壞，魯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這是共產黨的檔硬要他具名而他又無法推卸。這一檔的壽命並不長，因為不久俄國的文藝界遭受大整肅，像盧那卡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瑪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慘的命運，上海的"普羅文藝運動"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謂"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跡銷聲，這一段戲劇式的轉變之經過詳見於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藝術家"一書。經過這一段期間，魯迅便深入共產黨的陣營了。
在這個時候，我國東北發生了中東路抗俄事件。東北的軍閥割據，當然是誰也不贊成的。可是當我們中國的官兵和蘇俄帝國主義發生了衝突，而且我們的傷亡慘重，國人是不能不表關切的。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同情者是一個考驗。我很驚奇的在上海的馬路旁電線乾及各處的牆壁上發現了他們的標語"反對進攻蘇聯！"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詢問：是中國人進攻蘇聯，還是蘇聯侵入了中國？魯迅及其一夥的回答是：中國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進攻蘇聯。經過這一考驗，魯迅的立場是很明顯的了。
魯迅沒有文藝理論，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這種判斷句毫無力度。
魯迅死前不久，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好像就是"死"，他似乎感覺到不久於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話奉勸青年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也不必以人廢言，這句話便是："切莫作空頭文學家。"何謂空頭文學家？他的意思是說，文學家要有文學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這句話說的很對。隨便寫過一點東西，便自以為躋身文壇，以文學家自居，這樣的人實在太多了，怪不得魯迅要諷刺他們。可是話說回來，魯迅也諷刺了他自己。魯迅死後，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為他們原是有組織的、有人、有錢、有機構，一切方便。猩紅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冊我記不得了，大概有十幾冊到二十冊的光景。這不能算是空頭文學家了。然而呢，按其內容則所有的翻譯小說之類一齊包括在內，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魯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張，我當然不知道，不過把成本大套的翻譯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顯著偉大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幸虧魯迅翻譯了戈果里的"死魂靈"而未及其他，否則戈果里的全集勢必也要附設在魯迅全集裡面了。
魯迅的作品，我已說過，比較精彩的是他的雜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為具有永久價值的諷刺文學，也還是有問題的。所謂諷刺的文學，也要具備一些條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筆要老辣，在這一點上魯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雖然盡可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還是一股愛，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時之快，不在"滅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別人。在這一點上我很懷疑魯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諷刺的物件最好是一般的現象，或共同的缺點，至少不是個人的攻訐，這樣才能維持一種客觀的態度，而不流為潑婦罵街。魯迅的雜感里，個人攻訐的成分太多，將來時移勢轉，人被潮流淘盡，這些雜感還有多少價值，頗是問題。第四、諷刺文雖然沒有固定體裁，也要講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樣，有適當的長度，有起有訖，成為一整體。魯迅的雜感多屬斷片性質，似乎是興到即寫，不拘章法，可充報紙雜誌的篇幅，未必即能成為良好的文學作品。以上所講也許是過分的苛責，因為魯迅自己並未聲明他的雜感必是傳世之作，不過崇拜魯迅者頗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們。
在小說方面，魯迅只寫過若干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的作品，他的頂出名的"阿Q正傳"，也算是短篇的。據我看，他的短篇小說最好的是"阿Q正傳"，其餘的在結構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說，好像是一些斷片的零星速寫，有幾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優美的。單就一部作品而論，"阿Q正傳"是很有價值的，寫辛亥前後的紹興地方的一個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繪上是很深刻而細膩。但是若說這篇小說是以我們中國的民族性為物件，若說阿Q即是典型的中國人的代表人物，我以為那是誇大其辭，魯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這個人物，有其時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藝術上成功，並不等於是說這個作家即能成為偉大作家。一個偉大作家的作品，必須要有其嚴肅性，必須要有適當的分量，像"阿Q正傳"這樣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夠把它的作者造成一個偉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納來到上海，上海的所謂作家們便擁出我們的"偉大作家"魯迅翁來和他會晤，還照了一張像在雜誌上刊出來，一邊站著的是一個身材高大鬚髮銀白的肖伯納，一邊站著的是身材弱小頭髮蓬□的魯迅，兩相對照，實在不稱，身量不稱作品的數量分量也不稱。這種比較倒實在有胡攪蠻纏之嫌。
在文學的研究方面，魯迅的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國小說使略"，在中國的小說方面他是下過一點研究的功夫的，這一本書恐怕至今還不失為在這方面的好書。我以為，至少這一本書應該提前解禁，準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麼別的貢獻。有人說，他譯過不少歐洲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我的知識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評那些所謂"弱小民族"的文學究竟如何。不過我想，魯迅的翻譯是從日文轉譯的，因此對於各民族的文學未必有適當的了解，並且魯迅之翻譯此類文學其動機可能是出於同情，對被壓迫民族的同情，至於其本身的文學價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來，新文藝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並不多，像魯迅這樣的也還不多見。他可以有更可觀的成就，可惜他一來死去太早，二來他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以至於被共產黨的潮流捲去，失去了文藝的立場。一個文學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風弄月，自然要睜開眼睛看看他的周圍，自然要發泄他的胸中的積憤與塊壘，但是，有一點頗為重要，他須要"沉靜的觀察人生，並觀察人生的整體。"（To see life steadilyand see it whole）。這一句話是英國批評家阿諾得Matthew Arnold批評英國人巢塞Chaucer時所說的話。他說巢塞沒有能做到這一點，他對人生的觀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膚淺的。我如果要批評魯迅，我也要借用這一句名言。魯迅的態度不夠冷靜，他感情用事的時候多，所以他立腳不穩，反對他的以及有計畫的給他捧場的，都對他發生了不必要的影響。他有文學家應有的一支筆，但他沒有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與心理準備。他寫了不少的東西，態度只是一個偏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