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誠[晚清外交官暨體育名人]](/img/a/333/nBnauM3XwEDM0YTN1MTM1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zEzLwc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梁誠[晚清外交官暨體育名人]")
個人資料
梁誠梁誠（1864-1917），原名丕旭，字義哀，號震東，廣州市海珠區黃埔村人。 1875年，未滿12歲的梁誠便在家庭的資助下考取第四批留美學生。1881年，梁誠與其他留學生一起尚未畢業就被召回國。起初在總理衙門做事，不久隨張蔭桓公使赴美，後任使館參贊，從此開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任滿回國後，曾兩次跟隨我國特使，先後赴英國和美國，表現了愛國精神和出色的外交才能，博得讚譽。
主要經歷
梁誠1903年至1908年間，梁誠曾以三品卿銜資格，擔任晚清駐美利堅合眾國公使，並代表清政府出訪美洲多個國家。他曾為中國爭回部分“庚子賠款”多出部分用於教育； 並把多餘款項用於教育，根據清華大學校史館的記載，梁誠還在清華大學的建立中起了很大作用。他還協助張之洞從美國手中爭回了粵漢鐵路的築路權。1912年2月5日，回響陸征祥的呼籲，聯合駐英公使劉玉麟奏請速頒詔旨決定共和。
1875年，未滿12歲的梁誠便在家庭的資助下考取第四批留美幼童團，曾在安多佛菲利普斯學院就讀。1881年在安多佛畢業後，梁誠與其他留學生一起被召回國。曾兩次跟隨中國特使，先後赴英國和美國。1903年至1908年初，以三品卿銜資格，出使美國、秘魯、古巴等國。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無數華人遇難，他即電馳海內外募款助賑，並率屬捐俸，親臨該埠處理後事。
1904至1905年間，他曾敦促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減免部分未付足的庚子賠款。照條約清政府應付美國賠款2444萬778元8角1分，得到美國國會和老羅斯福總統贊同後，將當時尚未付足之款項1078萬5286元1角2分，從1909年1月起退還中國。這筆款項的一部分後被用作建立清華大學。同年奏請朝廷宣示進行立憲改革。
梁誠芝加哥留影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11月16日袁世凱組閣。1912年1月11日梁誠被免駐德公使回國，定居香港。1912年3月袁世凱任民國大總統，經友人唐紹儀、周自齊等力邀，梁誠終未到民國政府任事。1917年病逝。
外交生涯
晚清第一批留美幼童始建於1911年的清華大學是中國的名校之一，也是中國系統化留美教育的發源地。但很少有人會將它與一個名叫梁誠的廣東人聯繫在一起，更鮮有人知道，如果沒有他的努力，清華大學就不可能存在。他就是廣東籍晚清外交官——梁誠。
梁誠，原名丕旭，廣東番禺縣（今廣州海珠區）人。梁誠1864年出生於一個殷實之家，他自小好學上進。1875年9月，未滿12歲的梁誠作為第四批留美幼童赴美。但好景不長，1881年，清政府突然下詔撤回留美學生，梁誠不得已回國。此後，他進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自此踏上了晚清外交舞台。1886年，梁誠隨張蔭桓公使赴美，後升任使館參贊，1903年起擔任駐美公使，這似乎冥冥中注定了他與中國近代留美教育事業的因緣。
1900年，清政府與列強國家開戰，結果北京失陷，紫禁城被占。1901年9月，清政府與參戰的11個列強國家簽訂了《辛丑條約》。條約規定，清政府支付戰爭賠款白銀4.5億兩，這就是庚子賠款。
交涉賠款
庚子賠款無疑使中國承受了巨大的經濟負擔。但在1905年，一個轉機出現了，美國政府經過調查，發現本國原索賠額度虛高，認為“除確實費用及一切損失賠償1165萬美元，所餘1200餘萬元其實是多餘的賠款”。梁誠聞訊後，他立即抓住機會向美方提出了降低賠款數額的要求，並多次向時任美國國務卿的海約翰交涉，提出：“各國若將賠款核減，於我財政殊有補益，貴國如能倡首，義聲所播，興起聞風矣。”海約翰則答曰：“貴大臣所言確有至理，自當極力代謀。”表示了對梁誠倡議的支持。次日，海約翰便讓駐華大使柔克義起草了關於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的備忘錄，該備忘錄指出：“經調查，美國公民在義和團運動時期所遭受的損失以及美國軍隊的開支並非最初估計的那么多，鑒於這一事實，我建議授權行政部門通知中國政府，此後美國只要求賠款總數的一半。”得到海約翰的首肯後，梁誠遂電告外務部，建議清政府將對美的外交重點放在爭取賠款核減上。
事已至此，似乎退還賠款已經順理成章，可怎料風雲突變，中國發生了粵漢鐵路收迴路權事件和廣東美國傳教士被殺事件，美國也同時爆發了排華運動，引發了中國國內聲勢浩大的抵制美貨運動，這使得中美關係急轉直下，美方開始以各種理由拖延討論退還賠款事宜。
據理力爭
梁誠則頂住壓力，決定用事實說話。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他頻繁地前往美國國務院、國會圖書館等處查閱各種檔案，從資料中他證實了美國在庚子賠款中所提在北京等處所受義和團焚殺劫掠之損失，與事實有很大出入，由此推算出賠款數目確實是虛高的。他還多次走訪參與賠款的美國當事官員，查出中國實際應賠付給美國的只有200多萬美元。
梁誠在美多年，深知美國政治運行模式，因此，他通過多種渠道爭取美國各界的支持，頻頻招待記者，四處奔走演說，遊說國會議員，請求他們支持中國的退款要求，利用報刊輿論對美國政府和時任美國總統的老羅斯福施壓。梁誠還採取靈活的外交方式，繞過頑固的國務卿魯特，找到與他關係較好的新任內務部大臣和工商部大臣向老羅斯福陳述重核美國損失的必要。梁誠甚至還通過私人關係直接向老羅斯福施壓，在安多弗學校的一次畢業典禮上，他曾告訴聚會的校友們他與羅斯福之間的一段交情：“當時我跟（老羅斯福）總統說我就是那個人，那個在1881年用三壘打擊敗菲力普埃克塞特學校，而使安多弗獲勝的人，從那時起，總統和我的關係增強和接近了十倍。”在多方壓力下，老羅斯福終於讓步，當年5月2日，他正式通知梁誠同意重新對美國的庚子賠款數目進行核實，退款數目最終定為1000多萬美元。
庚款興學
梁誠梁誠本人曾為留美幼童，對教育事業有著特殊的感情，早在1903年他出任美國公使之時，同行學生就有26人。同年，他還選送了7人到阿姆赫斯特讀預科。此後，梁誠多次出席美國東部中國學生會大會，向中國留學生講述他早年在美國的留學經歷。這些經歷無疑在他心裡種下了興辦教育的種子。
早在1905年4月梁誠與即將赴中國的駐華大使柔克義商討退款數額時，柔克義就曾以美國總統的名義提出中國將如何使用這筆退款，當時梁誠雖回答說，中國不可預先對外宣布如何處理內政，但他已意識到美國有意干涉的意向。出於中國可能會失去對這筆錢的掌控，梁誠建議外務部在接見柔克義時事先準備好應對之策，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辦學堂、派遣留學生。
梁誠本人作為“留美幼童”的一員和中國近代外交的重要見證人，他清楚地看到20世紀國中國人海外留學的大趨勢。從1895年後，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引發了國人深深的思考。一直到1905年科舉制被正式廢除。至此，出國留學成為很多中國青年救國圖存的一條重要途徑，赴日留學人數激增，從1896年清政府第一次向日本派遣留學生至辛亥革命時，留日學生總數竟超過了2.2萬人。
事態的發展也正如梁誠在致外務部函中所言：“在美廷既喜得歸款之義聲，又樂觀育才之盛舉，縱有少數議紳或生異議，而詞旨光大，必受全國（美國）歡迎。”果不其然，梁誠的這一提議迅速被美國政界所接受，老羅斯福和駐華大使柔克義更成為用退款興學的全力支持者。中美雙方很快達成協定，從賠款退還之年起，前四年中國每年將派送100名學生，到第四年時，中國將有400名學生赴美留學，從第五年起，直至賠款完畢之年，每年至少會派送50名學生。用退款興學的目標得以實現。
資建清華
1905年，中美關係一度陷於低谷，美國政府也把該要求束之高閣。但梁誠仍然鍥而不捨地努力，“省一分之出款，即裕一分之國用，即紓一分之民力。”
1907年6月15日，梁誠接美方正式照會，聲明美國總統答應將談論退還庚款餘額一事。1908年12月28日，老羅斯福總統發布命令，決定自1909年1月1日起，按年將多餘庚款退還中國，用於派遣留美學生，款數總計1196萬美元。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庚款興學”，梁誠的努力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
1922年的“清華學堂”為選派赴美留學生，清政府於1909年10月在北京西郊設立
游美肄業館，並定鹹豐時期的“清華園”為游美肄業館館址，學校的建設費用幾乎全部來自梁誠努力爭取而來的庚款退款。游美肄業館創立之後，留美教育逐漸系統化。1911年2月，肄業館改名為“清華學堂”，設中等、高等科，每科學制為四年。次年，清華學堂改由外交部主管，教育部不再參與，留學色彩更趨濃厚，學堂本身則直接聽命於美國駐華使館，由美國對董事會及校務進行控制。1928年，清華學堂正式更名為清華大學。梁誠通過高超的外交技巧，為清華的建設提供了資金，從而使系統化、大規模的留學教育成為可能，為中國近代教育開闢了一片新天地。
對體育的貢獻
1875年，梁誠在家庭的資助下考取第四批留美幼童團，就讀於麻省安度華學校，是留美學童中最著名的棒球手。
求學期間的梁誠曾多次代表學校參加棒球比賽，如1881年間，曾參與對額士達（EXETER）爭奪錦標一級，他憑其個人技術優勢，得獲大捷，數十年後仍為當地人士所津津樂道。梁誠奉召回國後，歷任翻譯、參贊等職。
1902年任出使美國、西班牙、古巴、秘魯大使，1903年抵美接任伍廷芳任駐美公使。當梁誠上任駐美公使不久，恰逢他的母校舉行建校125周年紀念活動，他被邀請為貴賓，“其肖像至今仍掛在該校之圖書館壁上”。當時的美國總統有一次曾問梁誠說，在中國留美學生中，有一位“獲得好評、蜚聲校際的棒球好手究為何人”？梁誠回答“就是我”。從此以後，梁誠在美國“對於交涉事項，一帆風順，而白宮政員無不刮目相看”。 所以1903年至1908年初，梁誠以三品卿銜資格，出使美國、秘魯、古巴等國。他不負國家重託，經過反覆交涉，爭回我國庚子賠款多出部分用於教育，開辦了清華大學；爭回粵漢鐵路築路權益等。這大概是中國近代史上體育為外交服務的最早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