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桂林棲同志，湖北省黃梅縣人，生於1913年。早在14歲時，他就在家鄉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30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兒童團長、團支部書記、黨支部書記和中共黃梅縣委書記、新四軍第八大隊政委等職。抗日戰爭的1939年，受黨派遣，桂林棲同志來到安徽。自此，就與安徽及其安徽地方革命事業、人民事業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先後在這裡生活、戰鬥了整整23年。在這23年中，桂林棲同志曾參與了皖江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工作，擔任過湖東縣委書記、新四軍七師獨立營政委、巢無廬中心縣委書記、白湖獨立團政委、皖中地委副書記等職；在1945年至1948年三年游擊戰爭中，堅持並鞏固了以大別山為中心的皖西革命游擊根據地，擔任過皖西工委書記、地委書記及皖西區黨委副書記等職；1949年在擔任桐城支前指揮部總指揮時，以其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支援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大軍的勝利渡江；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先後擔任過安慶地委書記、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部長、副省長、政協副主席、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書記等職，作出了一定的貢獻。許多同志說，桂林棲同志在皖省所做的這幾件大事中，經歷了三年艱苦游擊戰爭，堅持並鞏固以大別山為中心的皖西革命游擊根據地，是他“效命工農幾十春”最感欣慰的一頁，也是他為黨、為人民所作貢獻中最出色的篇章。
堅持大別山的鬥爭
在堅持大別山的鬥爭中，桂林棲同志表現出共產黨人敢於鬥爭、不怕犧牲的無畏精神。1945年8月日寇投降後，我黨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的三大口號，毛主席還親赴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談判，迫使國民黨簽訂了《雙十協定》。為了認真履行《雙十協定》，我黨同意讓出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等8個省區人民軍隊的根據地。我新四軍七師從1945年9月起告別了數百萬父老兄弟姐妹，分批撤出了皖江解放區。為了繼續保持並擴大我黨的影響，堅持人民革命鬥爭，皖江區黨委經多次研究，決定留下立場堅定、有較高的領導水平和政策水平、有較強的獨立工作能力、善於團結同志又有一定武裝鬥爭經驗的桂林棲同志，率領一支由七連、九連和一個手槍隊組成的二三百人的精幹隊伍挺進到大別山區，堅持敵後游擊戰爭。
大別山，雄峙於國民黨統治巢穴南京與武漢之間的鄂、豫、皖三省交界處，地勢十分重要。在新四軍主力撤出後，國民黨反動政府在皖西駐紮了一個旅的正規部隊，加上地方保全三團、四團、七團、八團及各縣國民兵團共1萬人，敵我雙方力量十分懸殊。在所謂的“清剿”中，敵人在大別山區實行大規模的拆屋並村、聯保連坐，採取燒光殺光搶光，製造無人區等反動政策，修築大量碉堡，設立無數潛伏哨、盤查哨，並進行極為毒辣的“梳篦式”會剿戰術，妄圖困死、餓死、消滅我敵後游擊隊。大別山區的一些地霸、特務氣焰也囂張起來，紛紛助紂為虐。我游擊隊個別幹部和隊員經受不住鬥爭的考驗，思想動搖起來。有的離走，有的逃跑，個別的甚至叛變。同時又由於敵人在一次突襲中，我方電台馬達丟失，與上級黨聯繫一度中斷，處境極為困難，鬥爭形勢十分險惡。
“風雨愈摧愈挺秀，要持青色餉人間”，桂林棲同志的這兩句詩，表達了他在險惡形勢下的堅定立場和不屈不撓的鬥志。1945年10月間，他率部隊進入大別山區，與原先在那裡堅持鬥爭的張偉群部100餘人會合，成立了皖西工委，部隊名叫皖西大隊。桂林棲同志擔任書記和政委，鍾大湖同志擔任大隊長。在艱苦環境中，他經常向大家反覆講述堅持大別山敵後游擊戰爭的任務，講述這場鬥爭的艱苦性、持久性、必要性和重要性，使同志們明確在大別山地區發展武裝，建立組織，打擊敵人，牽制敵人主力，減少解放區戰場壓力是皖西遊擊戰士的神聖職責，增強了堅持到最後勝利的堅強信念。為了打破敵人的“清剿”，使我方在大別山扎住腳跟，桂林棲同志和其他同志經過周密調查研究，大膽地闖進敵人心臟地區——青草塥。青草塥設有國民黨特區，“清剿”指揮分部和特務中心組，經常駐有敵軍一個團兵力。1945年11月的一天，他率領部隊經過50里夜行軍，突襲了青草塥。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戰鬥，消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繳獲了大量的槍枝彈藥和物資。這一類似古代戰例上所說的“圍魏救趙”戰術，震動了敵人，急忙把大別山區內大批清剿部隊調下山來，從而使我方得以在山上從容地建立根據地。正如桂林棲同志在他的《夜襲青草塥》一詩中所說的：“敵駐官莊我出山，夜圍青草襲源潭。槍聲牽得猴兒出，我又回山擴地盤”。與此同時，桂林棲同志又與游擊大隊其它領導張偉群、鍾大湖等研究，決定在1946年春節敵人回家過年之機，開展一次鋤奸除害工作。張有道同志率小分隊一夜奔襲近百里，處決了3個罪大惡極、血債累累的特務分子，公布了他們的罪狀。此舉震懾了敵人，打擊了他們的氣焰，大大便利了我游擊隊工作的順利開展。在敵強我弱的鬥爭形勢下，桂林棲同志把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運用到大別山區，部隊時分時合，分兵以發動民眾，集中以應付敵人，並始終貫徹毛澤東同志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針，搞得敵人七處冒火，八處冒煙，不得不承認“三個月徹底消滅共軍”的計畫破產。
桂林棲同志到達大別山之後，皖西地區成立了工委，下設岳北、潛太、舒（城）六（安）、桐（城）廬（江）四個縣委。部隊改名皖西支隊，隸四個大隊，兩個直屬連。不久，與先後到達這裡的新四軍二師、五師下屬兩支部隊合併，成立了皖西人民自衛軍，劉昌毅同志任司令，桂林棲同志任政委，皖西革命根據地迅速出現新局面，曾連續取得關塘、源潭鋪、石關口、象形地、毛旦場、張家圩、黃崗、黃泥崗、儲沖、董家祠堂等戰鬥的勝利，不僅大量地殲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而且使我方迅速發展到3000人左右，鬥爭局面蔚為改觀。
194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曾刊載我鄂豫皖前線司令部發言人《縱談大別山區目前形勢》一文，予以高度評價：“富有二十年革命傳統的鄂豫皖民眾和兩年來始終堅持大別山游擊戰爭的同志們是使我軍能夠迅速立定腳跟，並很快與人民結合的重要力量。”自1947年8月劉鄧大軍三縱及其大批幹部南下與皖西人民自衛軍勝利會師之後，皖西革命根據地日益擴大，11月成立了皖西區黨委，彭濤同志任書記，桂林棲、於一川兩同志任副書記。下設一、二、三3個地委，後來又在巢無地區設立第四地委。這對於敵人來說，猶如胸膛里插上一把利劍，他們急忙從北線大量調軍南下，僅在皖西範圍內就有桂系七軍、四軍、四十六軍，蔣匪嫡系的二十五軍、青年軍二○二、二○三兩個師等正規部隊，加上保全團和地方民團，總共不下20多萬人，經常地反覆地向山區進行瘋狂的掃蕩，使大別山地區的鬥爭之規模、殘酷、艱苦超出任何歷史時期。在鬥爭中，桂林棲同志和大家一樣，在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困境中頑強地堅持著，又在四地委採取卡河收稅的辦法解決了部隊衣食這個當時最大的問題，使部隊的物資供應也有了一定保障，幫助部隊渡過了極其艱難的歲月。在堅持過程中，久經鍛鍊的幹部梁誠、吳萬銀、李唐、白濤、顧正鈞、侯震東、李坤、姚守永、劉建民、黃柳強、彭年、吳斗山、余成宇等300多個幹部英勇犧牲，表現了共產黨員為人民事業不惜個人生命的高貴品質。由於全體同志的努力，皖西革命主力始終保存、舒六桐潛邊50萬人口的一塊乾淨的根據地始終保持，皖西人民革命鬥爭始終堅持，一直堅持到和我軍主力會師，堅持到全江北的解放，堅持到全皖北的統一，因而受到中原局的表揚。劉伯承同志1948年底為渡江一事小住六安時，曾當著馬芳庭和曾慶梅同志的面說：“和其它根據地相比，你們皖西根據地是堅持的最好的。”這雖然主要歸功於中原局的正確領導以及全體幹部及民眾的團結一致和英勇無畏，但桂林棲同志也為之澆注了很多心血，作出了不小的貢獻。
在堅持大別山的鬥爭中，桂林棲同志表現出共產黨人密切聯繫民眾的優良作風桂林棲同志時刻不忘上級黨組織對游擊隊所作的保護民眾利益的指示，堅決保護積極分子，保護烈軍屬。對其中生活困難者，在每次戰鬥有所繳獲時，都及時給予救濟；對其中遭受敵人迫害者，都千方百計予以掩護及安慰，並相機給予敵人以牙還牙的反擊，使這些同志感到背後有堅強的靠山，增強了革命的信念。針對敵人的白色恐怖政策，桂林棲同志除在大別山各地組織秘密黨支部、農會、黨的同情小組外，還組織了大量的灰色民眾組織，利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向敵人作鬥爭。在鬥爭中向他們宣傳黨的主張，講解全國形勢，使民眾的心向著黨、向著革命。國民黨反動軍隊“清剿”大別山，到處拆棚並村，抓丁派糧，殘害民眾，桂林棲等同志就代表民眾心聲，擬定了不少宣傳標語，如“清剿、清剿，百姓不得了”，“拆房拆屋，百姓痛哭”，“窮人好可憐，沒柴又沒鹽，國民黨收稅少不了半文錢”，以及“抓丁又派糧，窮人淚汪汪”等。先在部隊討論通過，再交給民眾討論，然後印成傳單，刷寫成標語，在各地散發、張貼，深得民眾的擁護和歡迎。不少民眾冒著風險來索取，然後回到本地散發。有的還塞進鄉公所和敵特組織機關內，大長了民眾的志氣，大滅了敵人的威風，有力地推動了抗丁抗糧抗並村鬥爭的開展。桂林棲同志對要求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也很關心，經常同他們促膝談心，引導他們走上革命。如六安有一個青年教師對我革命事業同情，並希望能和游擊隊領導同志見面。桂林棲同志獲悉此情況時，立即約他談心。在他的培養下，這位同志利用教書之機，常常為我方送報紙、送情報，為革命做了有益的工作。桂林棲同志堅持黨的密切聯繫民眾的作風，還表現在能夠站在黨的利益的立場上承認並糾正錯誤。1947年下半年，大別山區曾一度實行急性土改，侵犯了一部分中農和工商業者的利益。在打擊敵特時有擴大化的傾向，犯了“左”的錯誤。桂林棲同志和其他領導同志在一經發現後，能抱著從善如流的態度接受民眾的意見並確實地加以糾正。如潛山嶽西交界處一個名叫分水嶺的地方，在打擊敵特時，曾在祠堂里關了一些不應該關押的人，打擊了一些不應該打擊的人。桂林棲等同志在聽到這個反映後，立即前往此處。經過調查研究，不僅將這些人釋放出來，而且公開地向民眾承認錯誤，得到了民眾的諒解和好評。民眾說，你們做錯就改，心腸都是好的，我們也能諒解。由於這些，桂林棲同志在大別山區威信很高，大家都親昵地稱呼他“老桂”或“趙先生”。也正由於我游擊隊始終站在保護民眾利益的立場上，因而民眾對我黨幫助很大，經常掩護我傷病員，為我抬擔架搞運輸，積極供給我方情報，在極其困難中分衣衣我，分食食我，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親人以掩護我游擊隊指戰員，充分反映了軍民魚水情的關係，這也是我黨能在大別山區堅持下來的重要保證。
在堅持大別山的鬥爭中，桂林棲同志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分化瓦解敵人，壯大自己力量當時，大別山區總的形勢是敵強我弱，我們沒有根據地，只能開展游擊戰，在敵占區內猶如在格線子裡鑽來鑽去，又未建立政權，給養得不到補充，傷員醫療也有嚴重困難。面對這種鬥爭形勢，作為皖西工委主要負責人的桂林棲同志，認真地貫徹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分化瓦解敵人，儘可能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以利我們黨和部隊的生存和發展。 大別山3年多時間的鬥爭生活是十分艱苦的。有一段時間，敵人割斷了我們同民眾的聯繫，使我們處於極為困難的境地，糧食、衣被、藥物都十分缺乏，常常連鹽也吃不上，晚上只能露宿山林、田野，隨時還得投入戰鬥，連草鞋也不能脫。有幾次弄到了糧食，正在做飯，敵人就摸上來了，飯未熟就緊急轉移了。有一次，在潛山、舒城交界處板倉，我們部隊隱蔽了七天七夜，吃不上一口飯，就買老鄉的醃菜，一人一棵充飢。後來，弄到了一點糧食，沒有鍋，就用敵人鋼盔煮飯，還沒吃進嘴，戰鬥就打響了。就在那樣緊張、艱苦的戰鬥生活中，桂林棲同志堅定、頑強、充滿了必勝信念。他嚴格要求自己，同廣大幹部戰士同生死、共患難，做到衣、食、住、行四個一樣，從來沒有一點特殊的地方，常常是同警衛員分吃一碗飯，合蓋一條被，把牲口讓給戰士騎。有一段時間，他身體很弱，痔瘡發作，每天膿血淋漓，冬天則血濕棉褲，凍成冰塊，日夜行軍後，皮膚磨裂，他都不吭一聲，也不讓警衛員另搞吃的東西。在戰鬥的間隙，他還抓緊時間閱讀書報。他也十分平易近人，大家喊他政委時，他總是說：“別喊我政委，就叫我老桂，我倆歲數不是差不多嗎？”有一次宿營時，他同戰士住處一牆之隔，戰士們說說笑笑，影響了他的工作和休息，警衛員去制止，他知道了，就批評警衛員說：“戰士們不打仗，就要娛樂娛樂，怎么能妨礙他們呢？”使大家深受感動。
艱苦抗戰
桂林棲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受董必武派遣，回黃梅發動抗日救亡運動，任抗敵後援委員會組織委員。積極組織了農抗會、婦抗會、青抗會、商抗會等民眾團體。
1938年，組建黃梅縣少年抗日先鋒隊、黃梅縣抗日總隊第四中隊、新四軍江北游擊第八大隊等抗日武裝，懲辦漢奸，打擊日寇。年底任中共黃梅縣委書記。
1939年夏，任鄂皖地委副書記，兼鄂皖指揮部指揮長。旋調鄂豫皖區黨校研究班學習，結業後赴皖中創建皖江根據地，憑著兩把大刀、三支槍建立起白湖獨立團。先後任廬江、巢湖縣委書記、中心縣委書記兼白湖獨立團政委。開闢湖東抗日根據地。
1943年9月，日、偽、頑對根據地實行聯合“大掃蕩”，桂發動民眾，人自為戰、村自為戰，利用多種形式配合主力部隊戰鬥，重創敵寇，鞏固皖江根據地。
堅持敵後
《雙十協定》達成後，中共中央命令新四軍從長江沿岸的幾個地區撤退到蘇北、山東解放區集中。1945年10月2日，華中局致電新四軍七師和皖江區黨委領導人，指示：“由沿江支隊抽調對大別山區熟悉的3個主力連，留皖中地區活動。將來萬一情勢嚴重，亦可依靠巢湖、沿江及大別山為根據地，作分散游擊活動。皖南與皖中堅持部隊，應配備較高黨政軍幹部，並留一電台，能經常保持與主力部隊聯繫”。根據華中局的指示，皖江區黨委和七師即決定白湖中心縣委書記桂林棲留在皖中，領導皖中地區的敵後鬥爭；同時決定新四軍七師沿江支隊沿江團二營教導員鍾大湖與桂林棲會合，帶領皖中的留守部隊開展敵後鬥爭。
桂林棲、鍾大湖的兩支隊伍會合後，在無為大孔家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沈博、朱振中等。會議決定將留下堅持鬥爭的部隊合編為皖西大隊，桂林棲任政委，鍾大湖任大隊長，沈博任教導員，朱振中任副大隊長。
隨著皖江地區形勢日益緊張，國民黨反動派控制了多數城市，沿著主要交通幹線向皖江游擊區逼進，皖西大隊領導決定立即撤出大孔家，避敵鋒芒，保存實力，先向巢湖姥山一帶轉移，後向廬江縣藕塘上岸西行，沿著廬、桐、舒邊境前進。10月中旬，皖西大隊到達桐潛舒交界山區的西嶺，同先期回大別山的張偉群、楊震游擊隊會合。
兩支部隊會合後，桂林棲、張偉群、鍾大湖等主要領導人在潛山後沖大虎叉召開了連以上幹部會議，決定將兩支共400餘人的武裝合併，番號仍為皖西大隊。同時，決定成立中共皖西工委（亦稱大別山地委），桂林棲任書記，張偉群任副書記，鍾大湖、沈博、朱振中為委員。會議還進一步研究了鬥爭任務和鬥爭方式，明確以桐潛交界的蔣鐵、後沖、水貴、螺絲嶺一帶為中心，向周圍發展。
1946年4月，華中分局曾指示將皖西大隊改建為皖西支隊，由於部隊處境困難，改建工作未能進行。10月，在華中分局匯報工作的桂林棲派張國平同楊震一道回皖西，將華中分局指示改皖西大隊為皖西支隊的決定轉告工委領導人張偉群、鍾大湖。張偉群、鍾大湖即整編部隊，成立皖西支隊，支隊長（亦稱司令）由鍾大湖擔任，政委、副政委分別由桂林棲、張偉群擔任。
1947年2月下旬，桂林棲回到大別山區，在桐、潛交界的螺絲嶺召開工委擴大會議。會上，桂林棲報告了解放區解放軍不斷取得勝利的大好形勢，傳達了華中分局對皖西鬥爭的指示，研究了以後鬥爭的方針、任務，確定組織和發動民眾、擴大人民武裝、擴大游擊活動區域，開展統一戰線工作。
1946年10月至1947年3月，由於皖西工委和皖西支隊執行了正確的政策和作戰方針，支隊常打勝仗。在游擊活動區域內，各階層亦發生了有利於皖西工委和皖西支隊的重大變化。皖西支隊活動區域東至巢湖，西達英山，南抵長江，北到六霍。1947年5月，鄂西北軍區副司令員劉昌毅率領所屬一、二支隊由鄂西北突圍來大別山區，在潛山黃泥白崖寨、槎水畈與皖西支隊會師。會師後，皖西工委決定將皖西支隊的第一大隊編入劉昌毅部的第二支隊，原屬皖西支隊的第二、三大隊編入第一支隊，對外號稱皖西人民自衛軍，由劉昌毅擔任司令員，桂林棲擔任政治委員，副政委張偉群、胥治中。1947年11月，皖西工委、皖西支隊主要負責人在劉家畈參加高幹會議，皖西工委、皖西支隊歷史使命結束。
人物紀念
2013年8月9日，紀念桂林棲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合肥舉行。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省新四軍歷史研究會會長楊多良出席會議並講話。省領導唐承沛、沈衛國、童懷偉，省級老同志盧榮景、孟富林、應宜權、陳瑞鼎、邵明、朱成林、季家宏、鄭牧民等出席會議 。
桂林棲同志1927年加入中國共青團，1930年由團轉黨，建國後曾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書記。楊多良高度評價桂林棲為安徽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的貢獻，他指出，桂林棲同志的一生是革命和戰鬥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是堅持理想信念、追求實現中國夢的一生。要學習他堅持實事求是，勇於探索、敢於改革、不畏挫折的精神；學習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竭誠務實的工作作風；學習他密切聯繫民眾，自覺踐行黨的民眾路線的思想作風；學習他為發展安徽的文化事業，高瞻遠矚、傾心盡智，銳意培養人才、大膽使用人才的思想品質，努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建設美好安徽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2013年8月9日上午，為紀念中共安徽省委原書記處常務書記桂林棲誕辰100周年，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安徽省新四軍歷史研究會聯合在合肥稻香樓賓館召開“紀念桂林棲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桂林棲曾為黃梅戲藝術的發展和傳播做出了卓越貢獻，著名黃梅戲作曲家時白林也特別趕來參會，並撰文深切緬懷桂林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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