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沫其人
柴沫早年因家境困難，國中唯讀了一年就隨族叔到上海一家煙紙店當學徒。他不甘心失學，經常在勞作之餘看書到深夜。長時間在昏暗的燈光下夜讀，結果眼睛高度近視。柴沫愛看書，並多方尋找進步書刊，無意中被當時的“左聯”作家金燦然（後為中華書局負責人）發現，金燦然讓他當了一名為“左聯”銷售出版物的報童，這樣使他隨時可以閱讀“左聯”作家的論著。柴沫當時還喜歡上了世界語，那時有許多青年熱愛這門人類實現大同的語言工具。他因敬仰世界語的創導者柴門霍夫，因而改名為柴沫。 柴沫在上海苦讀不到一年，後因生活困難，又返回家鄉務農，其間還曾在家鄉的國小教書。1936年，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興起，寧波各界也成立了救國會，柴沫參加了。抗戰爆發後，柴沫又參加了寧波的抗日宣傳隊，並組織戰時流動宣傳隊，宣傳抗日。1937年冬，柴沫來到延安，隨即進入陝北公學，開始得以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1938年1月，柴沫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後，柴沫被分配到毛澤東的辦公室工作，開始為毛澤東管理圖書、抄寫文稿、查找資料等。1941年夏，為了克服黨內嚴重存在的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加強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由陳伯達主持（一說毛澤東兼主任），柴沫是成員之一。在大生產運動中，柴沫還曾負責安排中央領導同志的勞動和生活。
在擔任毛澤東的秘書期間，柴沫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毛澤東的教誨。他認真工作，勤學苦練，在思想水平和寫作能力方面都有所提高。
抗戰勝利後，柴沫離開延安，奉命隨中央大隊向東北進發，抵達承德後，任熱河省研究室主任。當時，他曾細緻地了解了受日軍殘暴統治達13年之久的當地人民的疾苦，在省委領導下執筆起草了《熱河省發動民眾的指示》。毛澤東看到這份檔案後，批示“這個指示可以套用於東北”。不久，柴沫調任冀察熱遼中央分局秘書處長兼研究室主任。鑒於當時蒙漢共居的塞北林西蒙區因受敵偽殘餘勢力挑撥,不斷發生民族糾紛，柴沫經常深入這個地區進行調查，撰寫了《內蒙人民解放的道路》一書，用以揭露敵偽殘餘勢力的罪行，闡述蒙古族人民奮鬥的方向，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天津解放後，柴沫調任天津市軍管會辦公廳秘書處長，不久又隨大軍南下，轉任中共湖南省委秘書長。廣東解放後，他回響中央關於要部分老幹部轉入工礦企業、交通運輸方面的號召，到廣州任廣州鐵路局副局長。1956年，又調任鐵道部科技局局長。其間曾在《中國青年》發表《試論自然科學和技術的根本問題》一文，激勵廣大青年為祖國的科技事業而奮鬥，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1959年，柴沫進中央黨校學習。因工作需要，在學習尚未期滿的1961年，經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推薦，他又調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秘書長。其時正是“大躍進”運動負面效應開始呈現之際，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國民經濟發展遇到了沉重的挫折，中蘇兩黨也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因此，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道路，政治研究室的任務十分繁重。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是陳伯達，但陳伯達不暇及此，實際工作由副主任胡繩和田家英主持。作為秘書長，柴沫肩負研究室的日常事務，恪盡職守，成為田家英的得力助手，減輕了田家英的負擔。
柴沫還在中蘇論戰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他的主持下，研究室同人編寫出了《列寧反對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的鬥爭》等資料。他還參與了《毛澤東著作選讀》等的編選工作。
在一次調查中命運發生了轉折
1962年2月底，即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之後不久，為了了解農村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和問題，毛澤東讓田家英組織一個調查組赴湘潭韶山、湘鄉唐家坨和寧鄉炭子沖等地開展調查。田家英要柴沫共同帶隊去。然而，這次調查的結果卻沒有讓毛澤東滿意。 據調查組成員馬仲揚在《難忘的調查》、丁偉志在《跟隨田家英調查“包產到戶”》等回憶中追述：1962年2月底，田家英再率調查組赴湖南，調查《六十條》下達後的農村狀況。這次選定的地點——湘潭的韶山沖、湘鄉的唐家坨、寧鄉的炭子沖，分別是毛澤東的家鄉和毛澤東外祖父的家鄉，以及劉少奇的家鄉。調查組的成員，以農村工作部、政研室的幹部為主組成。此外還有紅旗雜誌社、人民日報社和中央辦公廳的個別人，總共17人。他們是：農村工作部的王錄、裴潤、王涵之、羅貞治、劉顯謙；政研室的柴沫、高禹、李洪林、郭沖、丁偉志、張作耀、孫啟佑、宋士堂；紅旗雜誌社的張先疇、張凜；人民日報社的蕭風；中辦的金石；還有就是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田家英和逄先知。調查組到達武漢時，在東湖賓館的梅花嶺別墅，毛澤東、王任重、謝富治曾會見了組員。當時毛澤東拿著名單逐一點名。點到柴沫時，他說：“柴沫，老朋友了！你在延安我的辦公室工作過，還管過我的生產勞動和生活，在困難時期做得不錯。”不過，在點完了名之後，毛澤東開玩笑似的說：“知識分子成堆么！”
調查組到達韶山後，分三路開展工作，其中的韶山大隊以柴沫、裴潤為正、副組長，湘鄉大坪大隊（即唐家坨所在的大隊）以高禹、蕭風為正、副組長，寧鄉炭子沖大隊以王錄、張凜為正、副組長。田家英則在韶山負責全組的調查工作。
調查中，社員們普遍提出了實行“分田到戶”的強烈要求。田家英等在認真考慮農民民眾的意見之後，認為《六十條》雖然改善了生產和生活狀況，但是仍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面臨的經濟困難，不能有力地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無法從根本上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
隨即，調查組在報告中反映了這些農民提出的強烈要求，並且認為只要允許農民這樣做後，“就會精耕細作，兩三年就能恢復生產”，“糧食可以增產，家庭副業也能很快發展，社員吃得飽，徵購好完成，政府也買得到東西”。報告還認為它表達的是農民恢復生產的強烈願望，“不是什麼資本主義的問題”，“不能用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鬥爭作解釋”。
不久，田家英和逄先知赴上海向毛澤東匯報，調查組則暫由柴沫主持。據逄先知後來回憶：在上海，田家英把調查組在韶山、大坪和炭子沖三個點的調查報告送給了毛澤東和陳雲，並把炭子沖的報告寄給了在北京的劉少奇。三人對此的反應立即表現出了明顯的不同：陳雲稱讚了報告，認為“觀點鮮明”；劉少奇也認為很好；毛澤東則很冷漠。毛澤東在聽了田家英的口頭報告之後，當即明確表態說：“我們是要走民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民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
然而，田家英等還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相反，田家英回到北京後，認為自己關於在農村實行多種所有制以恢復農業生產的構想得到了劉少奇、鄧小平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的支持，準備在湖南調查的基礎上，著手起草《恢復農村經濟的十大政策》的檔案，又布置政研室再組織兩個調查組分別赴對“包產到戶”持抵制意見的東北和山西（這兩個地區的主要領導人和省委有反對和牴觸“包產到戶”的呼聲）去調研。
柴沫則在政研室認真傳達了田家英的意見。他此時以為中央已經原則上同意要在部分地區實行“包產到戶”，只是考慮到波及面的大小，要調查組再去兩地做一番調查。最後，高禹帶隊去了山西，王忍之、張作耀、馬仲揚等則隨柴沫去了東北（到長春後又增加了王廣宇）。據馬仲揚回憶：“柴沫督促我們每到一地，每有所聞所見，都立即連夜寫出報告，即發北京，報田家英。”豈不料，這又是“罪”上加“罪”。
就在調查組在湖南開展調查期間，田家英還曾請國家計委辦公廳副主任和研究室主任、中辦財經組組長梅行專程到韶山向調查組傳達中央當時擬定的《休養生息二十條》。梅行說中央對當時經濟形勢的估計是“困難還未充分暴露”，“現在還沒到溝底”，“要有思想準備”，為此中央構想在“重災區”對於“包產到戶”暫時不糾正。隨即，柴沫受田家英委託，派人去安徽無為縣考察當地“包產到戶”的狀況。此後，田家英把《關於“包產到戶”問題的調查》刊登在中央辦公廳的《簡訊》上。“文革”中，這成了田家英等人的一條罪狀，被視為“惡毒攻擊社會主義新農村”、“瘋狂鼓吹復辟資本主義”的證據。據逄先知回憶：就在調查組在東北開展調查的時候，毛澤東又嚴厲批評了田家英，認為他回到北京後不修改《六十條》而是去搞“包產到戶”、“分田單幹”，決定由陳伯達負責為中央起草《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檔案。接著，在北戴河會議（即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的工作會議）以及稍後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了“包產到戶”的主張，並大講“階級鬥爭”，提出“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儘管當時毛澤東還沒有公開批評劉少奇等一線的中央領導人，但已公開而且嚴厲地批評了田家英，並且說他“把持政研室”。這也就是說，自此，田家英已經徹底失去了毛澤東對他的信任。
在此前後，正在東北開展調查的柴沫突然接到了田家英的電話，要他們立即結束調查返回北京。獲悉北戴河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精神之後，柴沫等感到事情突然，不明白中央為什麼會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彎。此後，田家英不再負責政研室的工作，柴沫則做了一次自我檢討。據丁偉志事後回憶：“誰也沒料到，四年之後，從田家英到柴沫，連同我們這些他們的追隨者，會因此被一齊投入到滅頂的災難中。”又據王力回憶：1962年北戴河會議批判“三自一包”，“主要是批陳雲，附帶批田家英”。與此同時，也曾是毛澤東秘書的柴沫，也受到了冷落。
被陳伯達當做替罪羊
1964年春，在中蘇論戰的高潮中，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意見，原來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擴大改組為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任務是進行馬列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理論的研究，重點是“兩史一中心”（黨史、共運史、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院長仍為陳伯達，副院長有胡喬木、周揚（兼黨委書記）、胡繩，秘書長兼黨委副書記是柴沫。這其中，有3人曾是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胡喬木、柴沫。而此時的田家英，已被排除在這一機構的領導班子之外。 研究院建立以後，開展的第一項重大工作是由柴沫率領研究人員到通縣高各莊進行“四清”運動，時間是從1964年10月到1965年8月。接下來則是由柴沫組織大批判組，撰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
1965年12月開始準備，到1966年2月，根據《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的精神，研究院大批判組撰寫了兩篇文章，並分別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發表。其中有根據胡繩的指示由柴沫和洪廷彥等撰寫的《論海瑞》一文。這篇文章在被《紅旗》編輯部排印之後，撰寫者柴沫等感到“批判的調子較低”，要求退稿，卻未能如願。
在此前後，柴沫凡事都向院長陳伯達匯報和請示。然而就在5月9日，陳伯達來到研究院，當眾指責柴沫搞“秘書長專政”，“走田家英的門子”，“聽中宣部的話瞎寫文章，不聽他的話”。
其實，這是了解內情的陳伯達以為“文革”即將發動，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已受到批判，而《二月提綱》則將被撤銷，至於研究院大批判組按照《二月提綱》精神發表的批判文章，其責任不能由他這個院長來承擔，應該由與田家英關係較好的柴沫來承擔，於是陳伯達跑到研究院“點火”。“點火”的目的，一是撇清與自己的干係，一是清理門戶。這樣，經過陳伯達的煽風點火，研究院批鬥柴沫以及“柴沫一小撮”的大會和小會持續不斷，致使柴沫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遭受到嚴重的摧殘。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同時，也將田家英劃為了批判的對象。當時，田家英已被停職反省。5月22日下午，負責處理田家英問題的安子文會同王力赴田家英在中南海的住所，隨即，“安子文指出田家英犯了錯誤，要檢討，暫時不工作，即中辦副主任、處理來信來訪的工作暫時不作，田家英手邊有許多毛主席的檔案、手稿，要他交給戚本禹”。5月23日，田家英自殺。
據王力回憶說：5月23日上午，就在人民大會堂開會討論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的組織處理決定時，汪東興突然接到一個電話，隨即十分緊張地跑到主席台報告周總理：田家英自殺了。周恩來迅即派安子文、王力、戚本禹趕到現場。據王力回憶：當時田家英已不治身亡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後上吊，事先把公務員打發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務，如燙衣服、取衣服，買這樣，買那樣，很長時間才能回來，他自己倒鎖了門自殺，等公務員回來敲不開門，最後報告中辦把門撬開，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經沒有希望了”。王力回憶說：“對田家英，我知道毛澤東是說過一些難聽的話，但是在我所參加的大的和小的會上，在他同我的多次交談中，我沒有聽到他說過田家英一句壞話。他是喜歡田家英的。我斷定他是懷念田家英的，對於田家英的死，他心裡一定是很難過的。我不相信他對田家英說的那些氣話，就是他的定論，就是不可改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