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亞歷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在轉入科學史研究之前，柯瓦雷是一位哲學家或者說哲學史家，但在科學史方面，柯瓦雷卻享有不亞於喬治·薩頓的地位。在此有兩個事實可以引為證據。其一，當科學史這門學科完成職業化並開始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時，新生的第一代職業科學史家——如吉利斯皮(C. Gillispie，著有《科學家傳記辭典》)、霍爾(A. Hall，著有《科學革命1500-1800》)、威斯特福爾(R. Westfall，著有《永不停息—牛頓傳》)等人，甚至包括薩頓的衣缽傳人科恩(I. B. Cohen，著有《科學中的革命》、《牛頓革命》)——均曾將柯瓦雷視為他們的思想導師。威斯特福爾、霍爾、狄布斯(A. Debus；著有《化學論哲學》、《文藝復興時期的人與自然》)以及晚一代的福曼(P. Forman)均曾在文章中指出：柯瓦雷的著作和他在普林斯頓研究院的科學史講座，揭示了一種新的科學史研究方法，它不同於薩頓百科全書式的大綜合，而是以科學思想為線索從整體上展現科學史，從而使科學史研究具備了極強的思想魅力，吸引了一大群富有才華的學子轉向科學史並將之引為畢生的事業。其二，柯瓦雷及其科學思想史學派所描繪的關於“科學革命”的雄偉畫卷，深深地影響了並且至今仍強烈地影響著一般社會客群。換言之，為社會客群所普遍接受的是柯瓦雷式的科學史。
著作
柯瓦雷著作：
《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鄔波濤、張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版，17.00元
《牛頓研究》，張卜天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23.00元
《伽利略研究》，李艷平等譯，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0第1版，18.00元
思想
柯瓦雷的“科學革命史”是怎樣的一幅畫卷？在此，我們可以引用他在《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一書序言中的兩段話以作說明。
“每當我進入16、17世紀科學、哲學思想史的思索——無疑，這兩種思想是如此緊密地關聯在一起，以致將它們分開以後它們均變得不可理解——我不由得要像許多前人一樣意識到，在此一時段里，人類心智，至少是歐洲人的心智經歷了一場深層的、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框架與模式的革命，而且現代科學和哲學既是這場革命之根源，亦是其果實。
“就我而言，我已在我的《伽利略研究》中作過一些努力，以界定新舊世界觀的結構模式並確定17世紀的這場革命所帶來的各種變化。依我看，這些變化可以被歸結於兩項基本且密切相關的變動，我將之概括為comos〖天球〗的崩壞與空間的幾何化。前者是說，世界之作為一個有限的、井然有序的整體的概念——在此世界中，空間結構蘊含著一套完美與價值的等級序列——被替換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不確定的、甚至是無限的宇宙概念，此宇宙不再由自然的從屬關係所聯結，它之所以是統一的只是因為它的終極組分和基本定律是同一的；後者是說，亞里士多德式的空間概念——分立的、以潛在形式存在著的位置序列——為歐幾里得幾何空間概念所取代，歐氏空間是指本質上具有無限性和均勻性的廣延，從那時起，人們認為它與世界的真實空間是同一的。”
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形上學與測量》、《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乃至於《牛頓研究》等一系列著作，正是沿著這兩條相互交錯的主線展開的。在探討宇宙概念的更替時，柯瓦雷自然而然地越出了“科學”的範疇，進入了對古代、中世紀以降的哲學思想與科學思想相互作用的歷史進程的考察與思考(《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集中體現了他在此方面的思考)；而在探討“空間的幾何化”時，他自然關注數學方法在科學或者說自然哲學中的確立過程，關注柏拉圖式的數學實在論傳統以及各種形式的神學唯理智論傳統——這種傳統，用伽利略的話來說，就是：“上帝是位數學家，他依照數的法則創造世界。”——對於哥白尼、克卜勒、伽利略、乃至於牛頓等人自然哲學思想的影響。
按照柯瓦雷的理解，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理智事業，並且像他的許多同時代人一樣(如薩頓)，他相信這種事業是一種具有內在的進步性的事業。因此，科學革命史被構想為一部關於人類理智進步的最絢麗的史詩；他本人以及第一代職業科學史家中許多追隨他的學者均參與了這部理性史詩的重建。在這部史詩中，培根式科學傳統和方法受到了蔑視，科學革命時期最輝煌的成就——當時的物理學和天文學上的進展——被認為是運用了導源於古代及中世紀的“思想實驗”傳統與方法的結果，而與默頓論題(參見《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中所強調的“培根主義及方法”沒有多大關係。與此同時，在柯瓦雷式的科學思想史家眼中，默頓式或其他形式的“科學社會史”是不著邊際的歷史，或者說，是非歷史的，除非你能夠在牛頓的《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與當時英國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及宗教狀況之間找到某種“邏輯”或“準邏輯”的關係。
重新閱讀柯瓦雷的著作，有時使人聯想到金庸大俠所描述的那個世界：在那裡，有不世的武功、有不尋常的法則、有眾多令人難忘的俠客俠女；那是一個可能的世界，但不是、遠遠不是現實的世界。柯瓦雷的世界是史詩的世界，是理性的世界，也是童話的世界。譬如，柯瓦雷本人曾極為冒險地斷言說，伽利略沒有做過具體的落體實驗，他是用思想實驗完成他的重大發現的。然而伽利略當年進行落體實驗所留下的手稿(其上只有圖與數據，柯瓦雷未對之進行研究)分明表明：伽利略不但做實驗，而且是一位極為高明的實驗家。又如，柯瓦雷時常想將牛頓納入他曾成功地用於解釋伽利略思想的解釋模式，並且追隨伯特(著有《近代物理科學的形上學基礎》)宣稱“牛頓與柏拉圖主義之間的聯繫已被堅實地建立起來了”(參見《牛頓研究》)。但從根本上講，牛頓並不能說是伽利略式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柏拉圖數學實在論者。牛頓在神學上是一位堅定的唯意志論者，他堅信世界的根源在於上帝的武斷意志而非上帝的理智，在他而言，上帝全能全智，但上帝全能是第一位的：如果他願意，他可以改變通常所謂的自然法則，毀滅現存的這個世界並可憑其意志另行創造一個世界，一個有著不同規律的世界。也就是說，上帝支配一切，高於一切，包括數學和邏輯，當然包括來自人類理智的一切約束。所以在今天的16、17世紀科學史研究中，當時自然哲學思想與神學唯意志論傳統之間的關聯仍然是史家關注的一大重要問題。
據威斯特福爾言，晚年的柯瓦雷對於自己過於執著於“思想實驗”以及自己關於科學革命的預想是有所批判的，但已來不及對此做出某種修正便帶著遺憾告別了這個他曾在其中生活、奮鬥過的童話世界。今天我們可以反駁他的許多歷史見解，並且已經出現了許多不同於他所給出的科學革命解釋的解釋——譬如，狄布斯基於其對於16、17世紀化學論哲學的研究，提出了另一種更複雜的、由化學論哲學與機械論哲學共同反對經院哲學並且相互競爭的科學革命模式——但是，我們沒有理由非議他作為一位人類思想史家所持的最高信念：人類思想的統一性(The unity of thought)。
在最近幾年中出現的對於柯瓦雷思想的新解釋中，柯瓦雷關於人類思想之統一的信念得到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視。一些建構論者甚至在這裡找到了他們想要找到的東西並將他視為建構論的又一思想先驅：思想統一信念必然要求思想者打開思考非理性的、或者說“社會的”、“文化的”歷史因素的大門。的確，思想史的一般法則是“在思想中重演過去”，如果將此法則貫徹到底，在進行此類重演時，歷史家必定要穿越理性與非理性、科學與非科學之界線。如果你研究牛頓，你就不能不在了解他的力學、光學、數學、化學的同時，去了解他的自然哲學的另一面——鍊金術，去了解他的神學和宗教信仰。柯瓦雷的牛頓研究的確是在牛頓鍊金術面前止步不前了，儘管他並非對神秘思想毫不在意：在他研究伽利略之先，他曾專門研究過帕拉塞爾蘇斯這位鍊金術思想家的思想。他只是受到他那個時代的“科學進步觀”的約束，而沒有將其“思想統一”信念貫徹始終。他探討科學思想以及與科學進步相關的非科學思想(如形上學思想和神學中的上帝概念)，而牛頓的鍊金術以及他在神學方面的研究(《聖經》詮釋學、神學年代學、教義學)，在他看來，不過是些與科學進步無關的東西。
在我剛開始接觸到一點點科學史研究的時候，我就曾為柯瓦雷的“思想統一”信念所深深打動；而今我仍然堅持認為：柯瓦雷所表述的這一信念正為某種新形態的科學思想史研究提示著方向。思想史透視人類歷史的視窗絕不會悄然關閉，因為如果我們可以說，在這個世界上，最飄忽易逝、難以捕捉的東西莫過於人類心靈(mind)，那么我們也可以說，在此世界，最堅硬、最能抵抗時間變化的，也莫過於人類的心靈，而歷史就是要去把握變中之不變與那不變中之變。
最後還需要在此再一次引述柯瓦雷：
“從我的研究伊始，我便為人類思想，尤其是最高形式的人類思想的統一性信念所激勵。在我看來，將哲學思想與宗教思想分離成相互隔絕的部分似乎是不可能的，前者總是滲透著後者，或是為了借鑑，或是為了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