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松枝茂夫東京都立大學名譽教授，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教授，東方學會會員，中國文學研究家。
松枝茂夫讀中學時，他萌發了對文學的興趣。
1924年,一位同學的父親是漢學家,松枝茂夫從他那裡讀到了京都大學出版的《中國學》雜誌合訂本,其中青木正兒寫的一篇《以胡適為中心的翻湧的文學革命》,使他視野為之一開,漸漸地將目光移向了中國文學。他與上海的一家書店的老闆陳兆瑛通信,收到了陳寄給他的《小說月報》、《新女性》等雜誌和《儒林外史》、《現代小說集》等書籍,並且還收到了不知何人寄給他的中共機關刊物《嚮導》。他還在學校的圖書館中讀到了鹽谷溫的《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從中第一次知道了《紅樓夢》,他對這一富有浪漫色彩的書名十分神往,於是決定以後將投身於中國文學。在報考大學時,他第一志願選擇了東京大學的中國文學科。由於報考中文科的人太少,松枝未經考試就進入了東京大學。
松枝茂夫是由於迷戀《紅樓夢》而進入中國文學科的,他一開始的願望就是想要鑽研《紅樓夢》。
他在東大讀書時,一位台灣來的留學生楊雲萍向他推薦了沈復的《浮生六記》。他捧讀之後,大為傾倒。他覺得沈復與一般文學家不同,“他只是將自己半生的喜怒哀樂原本原色地吐露出來。毫無裝腔作勢,毫無虛飾雕琢,只是一味地將人生的真實本色地寫出來,然卻反而產生了以往傳統的文學中所沒有的生動鮮活的作品。這種透發自內心的哀情自然會打動讀者的心。”(松枝《浮生六記的魅力》,1981年)。
讀大學期間,他在還在基督教青年會館開的中文書鋪里買到很多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書刊,通過閱讀，對中國新文學的概貌有了些了解,,寫了一篇《中國文壇管窺》,刊在1929年3月號的東大的《中國哲文雜誌》上。一年以後又寫了一篇長達2萬多字的續篇刊登在同一雜誌上。這兩篇長文雖然寫得有點粗淺,卻是日本對中國20年代的新文學進行全景式描述的最初的文字。在此之前,青木正兒、清水安三等已對五四時期的新文學有過專文介紹,《改造》雜誌也在1926年7月出過現代中國專號,但松枝的這兩篇文章從自己的閱讀心得出發,以原文原著為記述的依據,對創造社、太陽社、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普羅文學都有較全面的論述,在日本的中國新文學研究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1928年,松枝茂夫以《紅樓夢與曹雪芹》為題完成了畢業論文,翌年3月自東大畢業。但畢業後一時卻無法謀到職業,於是於4月7日經水陸兩路來到了北京。當時吉川幸次郎恰也在北京,兩人時有過從,松枝此時深感自己中國文學知識的匱乏,於是他將大部分的時間都用來埋首於中國的古書之中。
1931年10月,他從北京回到了日本。歸國時他曾購買了《四部叢刊》和《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運回了日本。以後迫於生計,陸續變賣了這些圖書。回國後,他在東京的上智大學和明治大學等學校中擔任兼職的中文講師,勉強維持生計。
為補貼家用,他還與人合作編了《現代中國趣味文選》等幾種教科書式的讀物,由文求堂出版。文求堂是位於東京神田的一家有名的中文書店,人們常將它比作上海的內山書店。店主田中慶太郎讀了松枝的《中國文壇管窺》而頗賞識他,常給予他一些關照。也是經田中的介紹,松枝在文求堂內認識了當時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松枝早年對郭就頗有好感,這一時期在書店內與郭時常見面,後來也曾訪問過在市川的郭沫若寓所。
松枝後來翻譯了郭沫若的自傳《北伐》和《創造十年》、《續創造十年》,分別出版於1938年和1954年。
1935年前後,有兩件事對松枝的一生都十分有意義。一是與增田涉成了知交,另一是參加了由竹內好等發起成立的中國文學研究會。
1934年竹內好等決定發起成立中國文學研究會時,陣容還相當薄弱,於是想到了在此領域已稍有建樹的增田涉和松枝。松枝當時正處於苦悶窮困之中,於是欣然應允了竹內好等的請求。加入了研究會後,他立即感到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參加了這個會後,我忘卻了此前的幾乎令人窒息的生活的重壓,覺得一下子仿佛活了過來”(松枝《中國文學和我》,1969年)。
當時研究會建立了一個講讀式的讀書會,松枝主講的是他極為喜歡的《浮生六記》。在讀書會上主講之後,松枝將其中的第一卷《閨房記樂》譯了出來,收錄在佐藤春夫編的《印度中國短篇集》內發表了出來。
1938年9月,松枝譯出了全書,由岩波書店出版。。松枝讀的《浮生六記》,上有俞平伯的題記,由此他又喜歡上了同樣有俞平伯題記的《陶庵夢憶》,在1956年譯出了此書。在中國古典文學方面,他譯出的還有附有注釋的《左傳》、兩卷本的《陶淵明全集》、3卷本的《中國名詩選》等許多種。
參加中國文學研究會後,他開始將興趣重新移到了新文學上。這一時期,他傾注精力最多的是周作人和魯迅。可以說松枝是在日本翻譯介紹周作人的最重要的人物。
1973年,他將周作人給他的116通書函裝訂成3大冊,在扉頁上題了兩句詩“半生潦倒紅樓夢,一向傾心周作人”(《排字遊戲》,1973年),表達了他對周的痴迷和敬慕。
1936—1937年,改造社策劃出版了一套6卷本的《大魯迅全集》,松枝也參與了這套書的翻譯,他譯過的有《朝花夕拾》和一些短篇小說,增田涉譯出《中國小說史略》初稿後,曾請松枝詳加校對並一同附加了很多注釋。1952年,竹內好與岩波書店連手,發起出版了12卷本的《魯迅選集》,松枝翻譯了《兩地書》、《墳》、《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南腔北調集》、《魯迅日記書簡》等。可以說松枝是將魯迅著作譯成日文的主要譯者之一。魯迅也是他所敬仰的大家，但是在內心,他更傾心於周作人。
當初將松枝引向中國文學的是《紅樓夢》,而他一生中所費心血最多的也是《紅樓夢》。
1927年在東大中國文學科學院學習時，他到文求堂去購買了一套上海掃葉書房出的石印本《紅樓夢》,後來知道上海亞東圖書館出過一種有胡適作序的新式標點本,又將其買了來,憑藉一本剛出版的《中國語詞典》,對照著幸田露伴等譯的80回本的日譯本讀了起來。在畢業論文《紅樓夢與曹雪芹》的前言中,他充滿熱情地寫道:“希望什麼時候能將我所愛的《紅樓夢》譯成我所愛的日文。這是我熱切的願望。”從此,翻譯《紅樓夢》成了他一生的夢想。在北京的時候,他曾試著翻譯過八十一、二回,但真正開始動筆,是在1932—33年間,此時他正是經濟上頗為潦倒、時間上富有閒暇的時候。
1939年,松枝受聘到位於福岡的九州帝國大學擔任專職講師,畢業後將近10年的貧困潦倒的生活終於告一段落。經人推薦,岩波書店擬將他譯的《紅樓夢》列入岩波文庫出版，1941年出了3冊後,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愈演愈烈,紙張受到了管制,第4冊的出版便遭到了擱淺。
1948年他辭去教職歸返九州故里,每日埋首翻譯《紅樓夢》,於1950年5月譯完了最後的第十三冊。前後共費了約十餘年時間。這件譯事對松枝來說確實不輕鬆,擱筆之後,他頓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解放感。
1972年,經岩波書店的建議,他又開始對《紅樓夢》進行全面的重譯,費時13年,至1985年出齊了《紅樓夢》的新版本。
在與中國同時代的作家的交往中,除了郭沫若、周作人之外,俞平伯和沈從文是他經常提及的兩位。他幾乎沒有譯過俞平伯的文字,但在譯《紅樓夢》、《浮生六記》及《陶庵夢憶》時,受到俞的不少影響。
1943年2月,他從長崎坐船到中國去旅行。在北京,與竹內好同去訪問了周作人和俞平伯。兩人造訪俞平伯的住所，會見的話題主要談及中國文化。
1938年,他翻譯沈從文的《邊城》。沈從文的作品使松枝有一種心靈受到震顫的感動。他在譯完《邊城》的後記中寫道:“通過這裡所敘述的詩一般的故事,使我們懂得了真正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多么純真可愛的民族,這使我感到欣悅。”在一般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國人是一個舊文明中毒過深、趨於墮落衰老的民族,“我們的這種觀念性的看法是有錯誤的,墮落了的中國人的心靈深處不也還潛藏著真正的中國人么?我堅信這一點,我從事中國文學的翻譯介紹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探尋介紹這樣的中國人,因此,這部《邊城》使我感到無限的喜悅。”由於當時正是日本大舉侵華的年代,松枝無法將日譯本寄送給沈從文。
1948年,冰心夫婦來日本時,松枝托冰心將《邊城》轉贈給沈從文。這一年6月,他收到了沈從文給他的第一封信。沈始終珍藏著這部日譯本,歷經了多次的政治災難後,這本書竟然奇蹟般的倖存了下來。松枝後來曾幾次寫信給沈從文,但迫於政治形勢,沈一直未敢復函。
1982年秋,沈從文訪問日本,松枝特意去旅館看望,已互相神交多年的一對老人始得初次相會。松枝熱情地延請沈從文到他曾任教多年的東京都立大學去演講,盛況空前。後來聽人說沈從文喜歡古典音樂,他又托人帶去幾盤蕭邦等西洋古典音樂的磁帶。
1988年5月接到沈從文去世的訃聞,松枝深感悲痛,立即發去唁電錶示哀悼。
戰後,松枝茂夫除了鄉居的兩年多外,曾先後在東京大學、北九州大學、東京都立大學、早稻田大學等處任教,其中在東京都立大學的時間最長。松枝茂夫是一位非常勤勉的人,他一生中譯出的中國文學作品大約有幾十種,近千萬字，在傳播中國文學上功績卓越。
學術生涯
松枝茂夫譯《聊齋志異》
1905松枝茂夫出生於九州佐賀縣。讀中學時，他萌發了對文學的興趣。1924年，他進入福岡高等學校，一位同學的父親是漢學家，松枝茂夫從他那裡讀到了京都大學出版的《中國學》雜誌合訂本，其中青木正兒寫的一篇《以胡適為中心的翻湧的文學革命》，使他視野為之一開，漸漸地將目光移向了中國文學。他與上海的一家書店的老闆陳兆瑛通信，收到了陳寄給他的《小說月報》、《新女性》等雜誌和《儒林外史》、《現代小說集》等書籍，並且還收到了不知何人寄給他的中共機關刊物《嚮導》。他還在學校的圖書館中讀到了鹽谷溫的《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從中第一次知道了《紅樓夢》，他對這一富有浪漫色彩的書名十分神往，於是決定以後將投身於中國文學。
在報考大學時，他第一志願選擇了東京大學的中國文學科。由於報考中文科的人太少，松枝未經考試就進入了東京大學。松枝茂夫是由於迷戀《紅樓夢》而進入中國文學科的，他一開始的願望就是想要鑽研《紅樓夢》。他在東大讀書時，一位台灣來的留學生楊雲萍向他推薦了沈復的《浮生六記》。他捧讀之後，大為傾倒。他覺得沈復與一般文學家不同，“他只是將自己半生的喜怒哀樂原本原色地吐露出來。毫無裝腔作勢，毫無虛飾雕琢，只是一味地將人生的真實本色地寫出來，然卻反而產生了以往傳統的文學中所沒有的生動鮮活的作品。這種透發自內心的哀情自然會打動讀者的心。”（松枝《浮生六記的魅力》，1981年）。
讀大學期間，他在還在基督教青年會館開的中文書鋪里買到很多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書刊，通過閱讀，對中國新文學的概貌有了些了解，寫了一篇《中國文壇管窺》，刊在1929年3月號的東大的《中國哲文雜誌》上。一年以後又寫了一篇長達2萬多字的續篇刊登在同一雜誌上。這兩篇長文雖然寫得有點粗淺，卻是日本對中國20年代的新文學進行全景式描述的最初的文字。在此之前，青木正兒、清水安三等已對五四時期的新文學有過專文介紹，《改造》雜誌也在1926年7月出過現代中國專號，但松枝的這兩篇文章從自己的閱讀心得出發，以原文原著為記述的依據，對創造社、太陽社、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普羅文學都有較全面的論述，在日本的中國新文學研究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松枝茂夫譯《阿Q正傳》
1928年，松枝茂夫以《紅樓夢與曹雪芹》為題完成了畢業論文，翌年3月自東大畢業。但畢業後一時卻無法謀到職業，於是於4月7日經水陸兩路來到了北京。當時吉川幸次郎恰也在北京，兩人時有過從，松枝此時深感自己中國文學知識的匱乏，於是他將大部分的時間都用來埋首於中國的古書之中。1931年10月，他從北京回到了日本。歸國時他曾購買了《四部叢刊》和《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運回了日本。以後迫於生計，陸續變賣了這些圖書。回國後，他在東京的上智大學和明治大學等學校中擔任兼職的中文講師，勉強維持生計。為補貼家用，他還與人合作編了《現代中國趣味文選》等幾種教科書式的讀物，由文求堂出版。文求堂是位於東京神田的一家有名的中文書店，人們常將它比作上海的內山書店。店主田中慶太郎讀了松枝的《中國文壇管窺》而頗賞識他，常給予他一些關照。也是經田中的介紹，松枝在文求堂內認識了當時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松枝早年對郭就頗有好感，這一時期在書店內與郭時常見面，後來也曾訪問過在市川的郭沫若寓所。松枝後來翻譯了郭沫若的自傳《北伐》和《創造十年》、《續創造十年》，分別出版於1938年和1954年。
1935年前後，有兩件事對松枝的一生都十分有意義。一是與增田涉成了知交，另一是參加了由竹內好等發起成立的中國文學研究會。1934年竹內好等決定發起成立中國文學研究會時，陣容還相當薄弱，於是想到了在此領域已稍有建樹的增田涉和松枝。松枝當時正處於苦悶窮困之中，於是欣然應允了竹內好等的請求。加入了研究會後，他立即感到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參加了這個會後，我忘卻了此前的幾乎令人窒息的生活的重壓，覺得一下子仿佛活了過來”（松枝《中國文學和我》，1969年）。當時研究會建立了一個講讀式的讀書會，松枝主講的是他極為喜歡的《浮生六記》。在讀書會上主講之後，松枝將其中的第一卷《閨房記樂》譯了出來，收錄在佐藤春夫編的《印度中國短篇集》內發表了出來。1938年9月，松枝譯出了全書，由岩波書店出版。松枝讀的《浮生六記》，上有俞平伯的題記，由此他又喜歡上了同樣有俞平伯題記的《陶庵夢憶》，在1956年譯出了此書。在中國古典文學方面，他譯出的還有附有注釋的《左傳》、兩卷本的《陶淵明全集》、3卷本的《中國名詩選》等許多種。
松枝茂夫譯《周作人隨筆》
參加中國文學研究會後，他開始將興趣重新移到了新文學上。這一時期，他傾注精力最多的是周作人和魯迅。可以說松枝是在日本翻譯介紹周作人的最重要的人物。1973年，他將周作人給他的116通書函裝訂成3大冊，在扉頁上題了兩句詩“半生潦倒紅樓夢，一向傾心周作人”（《排字遊戲》，1973年），表達了他對周的痴迷和敬慕。1936-1937年，改造社策劃出版了一套6卷本的《大魯迅全集》，松枝也參與了這套書的翻譯，他譯過的有《朝花夕拾》和一些短篇小說，增田涉譯出《中國小說史略》初稿後，曾請松枝詳加校對並一同附加了很多注釋。1952年，竹內好與岩波書店連手，發起出版了12卷本的《魯迅選集》，松枝翻譯了《兩地書》、《墳》、《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南腔北調集》、《魯迅日記書簡》等。可以說松枝是將魯迅著作譯成日文的主要譯者之一。魯迅也是他所敬仰的大家，但是在內心，他更傾心於周作人。
當初將松枝引向中國文學的是《紅樓夢》，而他一生中所費心血最多的也是《紅樓夢》。1927年在東大中國文學科學院學習時，他到文求堂去購買了一套上海掃葉書房出的石印本《紅樓夢》，後來知道上海亞東圖書館出過一種有胡適作序的新式標點本，又將其買了來，憑藉一本剛出版的《中國語詞典》，對照著幸田露伴等譯的80回本的日譯本讀了起來。在畢業論文《紅樓夢與曹雪芹》的前言中，他充滿熱情地寫道:“希望什麼時候能將我所愛的《紅樓夢》譯成我所愛的日文。這是我熱切的願望。”從此，翻譯《紅樓夢》成了他一生的夢想。在北京的時候，他曾試著翻譯過八十一、二回，但真正開始動筆，是在1932-33年間，此時他正是經濟上頗為潦倒、時間上富有閒暇的時候。1939年，松枝受聘到位於福岡的九州帝國大學擔任專職講師，畢業後將近10年的貧困潦倒的生活終於告一段落。經人推薦，岩波書店擬將他譯的《紅樓夢》列入岩波文庫出版，1941年出了3冊後，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愈演愈烈，紙張受到了管制，第4冊的出版便遭到了擱淺。1948年他辭去教職歸返九州故里，每日埋首翻譯《紅樓夢》，於1950年5月譯完了最後的第十三冊。前後共費了約十餘年時間。這件譯事對松枝來說確實不輕鬆，擱筆之後，他頓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解放感。1972年，經岩波書店的建議，他又開始對《紅樓夢》進行全面的重譯，費時13年，至1985年出齊了《紅樓夢》的新版本。
在與中國同時代的作家的交往中，除了郭沫若、周作人之外，俞平伯和沈從文是他經常提及的兩位。他幾乎沒有譯過俞平伯的文字，但在譯《紅樓夢》、《浮生六記》及《陶庵夢憶》時，受到俞的不少影響。1943年2月，他從長崎坐船到中國去旅行。在北京，與竹內好同去訪問了周作人和俞平伯。兩人造訪俞平伯的住所，會見的話題主要談及中國文化。
松枝茂夫翻譯《邊城》
1938年，他翻譯沈從文的《邊城》。沈從文的作品使松枝有一種心靈受到震顫的感動。他在譯完《邊城》的後記中寫道:“通過這裡所敘述的詩一般的故事，使我們懂得了真正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多么純真可愛的民族，這使我感到欣悅。”在一般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國人是一個舊文明中毒過深、趨於墮落衰老的民族，“我們的這種觀念性的看法是有錯誤的，墮落了的中國人的心靈深處不也還潛藏著真正的中國人么?我堅信這一點，我從事中國文學的翻譯介紹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探尋介紹這樣的中國人，因此，這部《邊城》使我感到無限的喜悅。”由於當時正是日本大舉侵華的年代，松枝無法將日譯本寄送給沈從文。1948年，冰心夫婦來日本時，松枝托冰心將《邊城》轉贈給沈從文。這一年6月，他收到了沈從文給他的第一封信。沈始終珍藏著這部日譯本，歷經了多次的政治災難後，這本書竟然奇蹟般的倖存了下來。松枝後來曾幾次寫信給沈從文，但迫於政治形勢，沈一直未敢復函。1982年秋，沈從文訪問日本，松枝特意去旅館看望，已互相神交多年的一對老人始得初次相會。松枝熱情地延請沈從文到他曾任教多年的東京都立大學去演講，盛況空前。後來聽人說沈從文喜歡古典音樂，他又托人帶去幾盤蕭邦等西洋古典音樂的磁帶。1988年5月接到沈從文去世的訃聞，松枝深感悲痛，立即發去唁電錶示哀悼。
戰後，松枝茂夫除了鄉居的兩年多外，曾先後在東京大學、北九州大學、東京都立大學、早稻田大學等處任教，其中在東京都立大學的時間最長。松枝茂夫是一位非常勤勉的人，他一生中譯出的中國文學作品大約有幾十種，近千萬字，在傳播中國文學上功績卓越。
人物年表
松枝茂夫譯《水滸傳》1905松枝茂夫出生於九州佐賀縣。
1924年，他進入福岡高等學校。
1929年東京帝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畢業，赴中國留學。
1934年與竹內好等創建中國文學研究會。
1936-1937年參加日本改造社《大魯迅全集》（7卷本）的編譯，翻譯《吶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編》和《唐宋傳奇集序例》等。
1939年受聘到九州帝國大學擔任專職講師。
1940年參加《現代中國隨筆集》的編譯。
1941年任九州帝國大學副教授。
1942-1944年參加《東洋思想叢書》（83種，日本評論社刊）的編寫，主編第28種《<紅樓夢>與<水滸傳>》。
1943年從長崎坐船到中國旅行。
1946年與增田涉合編《魯迅作品集》（2卷）。
1947年任東京大學副教授。
1948年辭去教職歸返九州故里。
松枝茂夫《中國的童話》1946-1951年翻譯完成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前八十回據戚本、後四十回據亞東書局本），這是國外首次譯出的全本《紅樓夢》。
1952年任東京都立大學人文學部教授，兼任北九州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東京大學文學部講師，講授“中國文學”，並從事“紅樓夢——作品與作者的研究”，以及“魯迅研究”。
1959-1961年任《中國古典文學全集》（33卷本，平凡社刊）的總主編之一，並具體編譯第18-19卷《今古奇觀》、第21-22卷《聊齋志異》及第32卷《歷代隨筆集》。
1959-1962年參加《亞洲歷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編寫。
1965年參加大阪市立大學文學研究室《中國的八大小說》第2部《近世長篇小說的世界》的編寫，撰寫《紅樓夢的文學》等。
1965-1966年參加《世界文學小辭典》的編寫。
1968年從東京都立大學定年退職，獲名譽教授之稱，任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教授。
1970-1972年任增訂《中國古典文學全集》（60卷本，平凡社刊）的總主編之一，並具體編譯第25卷《宋元明通俗小說選》、第40-41卷《聊齋志異》、第56卷《記錄文學集》和第59卷《歷代笑話集》。
1970-1974年參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中國文學部分的修訂。
1973年參加《萬有百科大事典》（24卷本，國小館刊）第1卷《文學》的編寫。
1976年參加《中國的古典名著總解說》（自由國民社刊）的編寫。
1995年逝世。
著作年表
1929年東京帝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畢業，赴中國留學。1934年與竹內好等創建中國文學研究會。
1936—1937年參加日本改造社《大魯迅全集》(7卷本)的編譯，翻譯《吶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編》和《唐宋傳奇集序例》等。
1939年受聘到九州帝國大學擔任專職講師。
1940年參加《現代中國隨筆集》的編譯。
1941年任九州帝國大學副教授。
1942—1944年參加《東洋思想叢書》(83種，日本評論社刊)的編寫，主編第28種《<紅樓夢>與<水滸傳>》。
1943年從長崎坐船到中國旅行。
1946年與增田涉合編《魯迅作品集》(2卷)。
1947年任東京大學副教授。
1948年辭去教職歸返九州故里。
1946—1951年翻譯完成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前八十回據戚本、後四十回據亞東書局本)，這是國外首次譯出的全本《紅樓夢》。
1952年任東京都立大學人文學部教授，兼任北九州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東京大學文學部講師，講授“中國文學”，並從事“紅樓夢——作品與作者的研究”，以及“魯迅研究”。
1959—1961年任《中國古典文學全集》(33卷本，平凡社刊)的總主編之一，並具體編譯第18—19卷《今古奇觀》、第21—22卷《聊齋志異》及第32卷《歷代隨筆集》。
1959—1962年參加《亞洲歷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編寫。
1965年參加大阪市立大學文學研究室《中國的八大小說》第2部《近世長篇小說的世界》的編寫，撰寫《紅樓夢的文學》等。
1965—1966年參加《世界文學小辭典》的編寫。
1968年從東京都立大學定年退職，獲名譽教授之稱，任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教授。
1970—1972年任增訂《中國古典文學全集》(60卷本，平凡社刊)的總主編之一，並具體編譯第25卷《宋元明通俗小說選》、第40—41卷《聊齋志異》、第56卷《記錄文學集》和第59卷《歷代笑話集》。
1970—1974年參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中國文學部分的修訂。
1973年參加《萬有百科大事典》(24卷本，國小館刊)第1卷《文學》的編寫。
1976年參加《中國的古典名著總解說》(自由國民社刊)的編寫。
主要學術成果
《中國文壇管窺》（《中國哲文雜誌》，1929年3月號）
《現代中國隨筆集》(東成社，1940年)；
《紅樓夢》1-3冊（岩波文庫1941年）；
《魯迅作品集》(2卷，東西出版社，1946年)；
《中國的小說》(白日書院，1948年)；
《紅樓夢》(平凡社，1951年)；
《聊齋志異》(2卷，平凡社，1963年)；
《中國笑話選——與江戶笑話的交流》(平凡社，1964年)；
《陶淵明》(築摩書房，1966年)；
《紅樓夢》（岩波書店，1985年出齊）；
《松枝茂夫文集》(研文出版社，1998年-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