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
無錫東林書院舊址從萬曆時代的國本之爭、明末三案、京察之爭，就有東林黨爭的影子。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顧憲成因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職，他與高攀龍、錢一本等在家鄉無錫東林書院講課，“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東林書院中人談論朝政得失，他們漸漸形成了一個在野集團，被稱為“東林黨”，《明史·孫丕揚傳》說：“南北言官群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他們主張開放言路、實行改良時政等意見，得到廣泛支持，同時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對。
同時期的浙江寧波人沈一貫糾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結成東林黨的反對派，被稱作“浙黨”，以官應震、吳亮嗣為主的楚黨，和山東的齊黨皆依附於浙黨，合稱“齊楚浙黨”，其它以地緣關係結成的黨派還有宣黨和昆黨。宣黨、昆黨、楚黨、齊黨、浙黨與東林黨人相互攻擊，“東林黨爭”綿延數十年，幾無寧日。《王學質疑》提要說：“夫明之亡，亡於門戶；門戶始於朋黨；朋黨始於講學。
東林黨人雕塑”夏允彝《倖存錄》在“門戶大略”說：“自萬曆以前，未有黨名，及四明（沈一貫）為相，以才自許，不為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憲成講學於東林，名流鹹樂於趨之，此東林、浙黨所白始也。”《弘光朝偽東宮偽後及黨禍紀略》亦載：“黨禍始於萬曆間，浙人沈一貫為相，擅權自恣，多置私人於要路；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高攀龍、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屬，氣節自許，每與政府相持。而高、顧講學於東林，名流鹹樂附之，此東林黨禍所自始也。”
黨爭起源
萬曆帝朱翊鈞
東林黨爭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由吏部尚書孫鑨、左都御史李世達和考功司郎中趙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機徇私毀譽，結援同黨，有大批的大臣被罷免，吏部文選郎呂胤昌、給事中王三餘，均被斥黜。御史袁可立因申救同僚直接觸怒輔臣沈一貫，沈一貫慫恿萬曆帝直接將袁可立罷官 ，引起軒然大波。事後言官又劾論吏部稽勛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郎中楊於庭、主事袁黃。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東林黨人楊時喬與左都御史溫純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間爆發了“偽楚王案”，形成沈一貫與沈鯉兩大集團的鬥爭，沈鯉藉機貶謫浙黨官員給事中錢夢皋、鍾兆斗及御史張似渠、於永清，沈一貫則稱病閉門家居，最後內閣只剩朱賡一人，葉向高曾說“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鳳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
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由年屆八十的吏部尚書孫丕揚主持，徐紹吉、周永春等策劃傾覆東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圖制止。這時期朝廷的黨爭形成南黨和北黨之爭，互相攻擊，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說：“東林所至，傾動一時，能使南北交攻，角勝黨附”。
東林黨領袖顧憲成日後閣部大臣，長久缺員，萬曆帝亦置之不理，《資治通鑑三編髮明》說：“楚宗事至是幾十年矣，而廷臣猶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繼論劾，借端攻擊，報復相尋，朝事已不可問”。葉向高先後上疏百餘次，力陳：“今自閣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吏部尚書孫丕揚曾推薦沈鯉、郭正域、顧憲成、趙南星、高攀龍等，神宗一概不理。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浙黨吏部尚書鄭繼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後一次京察，齊（亓詩教、周永春）、楚（官應震、吳亮嗣）、浙（姚允文、劉廷元）三黨大肆斥逐東林黨人。至此朋黨之爭，愈演愈烈。
泰昌元年（1620年）的移宮案中，楊漣、左光斗等東林黨人擁立太子朱由校繼位有功，趙南星、高攀龍、顧大章、夏嘉遇、周宗建、袁可立等重新啟用。1623年（天啟三年）東林黨人主京察，又逐齊楚浙黨，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為黨爭的工具。明末國子祭酒倪元璐說：“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群類之自戰而不為之理，所謂鼠斗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玄黃，時勝時敗”
天啟三年（1623年）京察，趙南星掌吏部，力斥浙黨、齊黨、宣黨等三黨官員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等“先朝結黨亂政”，議當罷黜。
東林黨獄
明熹宗時，政治極度腐敗，太監魏忠賢獨攬大權，自稱“九千九百歲”；實行血腥鎮壓，他控制衛廠特務機構，爪牙遍及各地，隨意殺人，施行刑罰。他又拆毀全國書院，許多東林人物被迫害致死，朝野忠良盡去，還殃及邊防將帥，如熊廷弼、孫承宗、袁可立等。明思宗繼位後，對東林黨的迫害才告停止，東林黨在崇禎初年暫時抬頭，但明思宗又說：“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疏無通。”在處斬袁崇煥後，東林黨的聲勢又告衰落 ，皇帝最後只能信任宦官，閹黨勢力復起。
明熹宗東林諸人，多數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對個人聲名之看重甚於國家利益，爭意氣而不爭是非，君臣之間尤喜意氣用事，明萬曆朱翊鈞則因為立儲一事與大臣反覆較量，最終雖屈服於眾意，但深居後宮不問國事達三十年之久。黃宗羲《明儒學案》說：“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東林中亦多敗類，及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之人。”“方東林勢盛，羅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異者，詬誶隨之矣。”凡不合東林人士法眼者，就被視為小人，齊楚浙黨不一定服氣魏黨，但一時走投無路，大多投靠魏忠賢門下。魏忠賢的助手魏廣微之父魏允貞生前和趙南星、顧憲成是好友。魏廣微當了大學士後，以子侄輩的禮數三次登門拜訪，趙南星硬是閉門不納，逢人便說“見泉無子”，魏廣微深恨不已，慫恿魏忠賢殘酷鎮壓東林黨人。高陽批評趙南星“正氣可敬，卻微嫌剛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說後果，因而把一些游離分子都逼到閹黨那面”。
民生對比
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為主。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 張居正一死，他們就廢除這個稅收制度。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中收入稅收。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只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征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
通過“廷擊”、“紅丸”、“移宮”三案，東林黨終於在萬曆死後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們逼迫泰昌廢除了各項工商稅收。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發達，但是不用交什麼稅。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高的稅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 正當北方農民水深火熱之時，江南的行商坐賈們又是怎樣一番情景？《金瓶梅》中的西門慶不僅僅是明朝成化以來廣泛流行的房中術和性享樂主義風潮下一位虛擬的集大成者，他的故事更是真實再現了晚明江南“市井販鬻”、“逐末營利”的商業盛景。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其時其地，那些為富不仁者的真實面目。
西門慶除了正常的經營方式外，還涉嫌偷稅漏稅。按照明朝稅制，三十稅一。《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遠遁湯來保欺主背恩》中，韓道國一萬兩銀子的綢緞貨物，應當納稅300多兩銀子。但經過稅卡時，西門慶啟動關係網，用50兩銀子行賄，得了錢老爺一封人情書信，過稅卡時，貨物“兩箱並一箱，三停只報了兩停”，最後貨也不驗，只交了35兩5錢銀子，就矇混過關。當然，事後西門慶還要送一份厚禮給鈔關。大概連交稅帶送禮，只花了100兩銀子。來保的貨船從南京來，西門慶又用100兩銀子行賄，備了酒席禮物送給稅官謝主事，至少漏稅五六百兩銀子。——在這裡，國家吃了大虧，稅官得了小利，獲利最大的是西門慶。
然而，遼東戰事吃緊，國庫空虛。怎么辦！？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么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稅。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么坐得住呢！
天啟的死是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然而崇禎只免除了他的職務，令其守陵。魏忠賢憂憤而死，崇禎厚葬之。
東林黨又掌權了。當然，廢除工商稅是第一步。
至於遼東，怎么少花錢怎么搞。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及為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摺要錢，崇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污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不開源怎么行！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稅，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
終於，李自成使用滾雪球的戰術越滾越大。攻進了北京，崇禎自殺。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明失其鼎，引韃子占之。
打壓東林黨
東林黨爭天啟皇帝心靈手巧，善於機械設計，精於建築家具的製造，喜歡做木匠活，具有這方面的天才是事實，這極有可能跟魏忠賢對他從小的教育有關係。因為老魏並非從小進宮，而是在成年以後才當的太監，對世俗間的的事很了解，社會經驗極為豐富，所他不但經常給朱由校講外面的事，還自己掏腰包買一些市面上奇奇怪怪的玩具，讓小朱由校大開眼界，從而對木匠活和機械製造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說明朱由校是個很聰明的人。據說他親自設計打造家具，完成之後讓太監拿到宮外的市場上去賣，當聽說賣了個好價錢以後，非常開心，感覺自己的技術和聰明才智得到了市場的承認。他還親自設計一些高、精、尖木製自動機構，相當有技術含量。在紫禁城的大殿重修加工的過程中，天啟皇帝親臨現場進行指導，提出的意見相當專業，在這些領域裡他很有天份，也是個人愛好，但說天啟皇帝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這是對事實的歪曲。
《酌中志》里也說天啟“一邊經管鄙事，一邊傾耳注聽”，並沒有因為專注興趣就荒廢了緊要的國事政務，是很認真地在聽。其實天啟皇帝對管理朝政很用心，而且他很喜歡學習，是個很聰明的人，他當上皇帝以後重用魏忠賢，除了是對他充分信任以外，也是形勢行逼，是不得已而為之，現在看來也應該說這是一個非常英明的決定，也讓老魏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天啟皇帝剛登基的時候，面臨內困外交的局面，遼東與滿清的戰事吃緊，而國庫又相當的空虛，朝廷內黨爭激烈，“東林黨”一幫文人不是今天彈劾這個就是明天彈劾那個，亂作一團，光會耍嘴皮子，為了自己的集團爭利益你爭我奪的，沒幹多少正經事。難怪在第三十六回里，寶玉忽然發了神經，對文官武將大發一通議論，讓人莫名其妙，他是這樣批文官的：
“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污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談亂勸，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涌，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他不聖不仁，那天地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
現在我們才回過味兒來，感覺這很象是在罵那些誤國的“東林黨”人！雖然天啟皇帝在繼位的時候“東林黨”人幫了很大的忙，但朱由校慢慢明白“東林黨”人不但只會沒完沒了地黨爭，是吵架高手，而且他們的政治主張是有問題的，所以認為堅決不能重用這幫人。那當時天啟皇帝與“東林黨”之間最大的矛盾在哪兒呢？主要集中在國家的稅收上，一個國家如果財政不足，那什麼事也幹不了。在明朝早期，可以組織七次大規模的鄭和下西洋這樣的活動，那時有很多閒錢可以花，真可謂國力雄厚。可到了天啟年間，連在遼東與滿清作戰的軍費都捉襟見肘，為什麼呢？原來那個時期地球處於小冰河時期，北方農業嚴重歉收，而“東林黨”人卻一直堅持以農業為本，要求重點收農業稅，這加大了農民的負擔，尤其是常年受災地區的北方農民苦不堪言，這樣就很容激起民變，極有可能給國家和社會造成動盪，所以形勢相當危險，對國家的政權產生極大的威脅。在崇禎朝天下大亂、破產的農民成為流寇四處洗劫，最後導致大明亡國的慘痛結果，也就是說如果不採取強制措施，崇禎亡國的情景就會提前上演，所以為了避免這樣情況惡化，天啟皇帝認為堅決不能採用“東林黨”的政治主張，可“東林黨”人在朝中的勢力非常大，天天唱反調，這是個頭疼的問題。
東林黨爭我們都知道明朝中期就開始了資本主義萌芽，從明代著名小說《金瓶梅》中西門慶的身上就可以看出這一點來，江南的商人和資本家越來越富，然而他們卻幾乎不用上任何稅，“東林黨”人為了各自的利益堅決反對對江南商業、鹽業、採礦業徵稅，這就是皇帝與他們之間的矛盾。如何對付這幫一個個滿腹經綸、靈牙俐齒而又心懷鬼胎的“東林黨”人呢？說實在的，實在不太容易對付，“東林黨”是一個文人集團，皇帝一夥畢竟人少，講道理說不過他們，而且這幫人是“朋黨”，接幫結夥，勢力強大。
本來是東林人緣復出的袁可立，從當時的大局出發，給天啟皇帝上的“七議疏中”明確主張“朝廷籠天下鹽鐵之利，則軍帥無侵漁，九邊無絕餉” ，他這個由朝廷壟斷“鹽鐵之利”的主張幾乎激怒了激進的東林既得利益者，導致了袁可立最後兩黨都不討好的尷尬局面。
面對同樣的局面，天啟皇帝的爺爺萬曆皇帝選擇了乾脆不上朝，咱惹不起還躲不起嗎？反正眼不見為淨，你們愛怎么罵就怎么罵，反正我也聽不到！於是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後來“東林黨”人在寫歷史的時候罵萬曆皇帝懶於朝政，實際上不是這樣的，是萬曆皇帝去躲清靜去了，而且他不上朝但不意味不辦事，只是懶得與這幫文人打交道。
現在天啟皇帝面臨同樣的局面，發現自己身邊可靠的人就魏忠賢一個人了，而天啟皇帝自己不過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他哪斗得過這樣一幫職業攪局的“東林黨”人呢？在災民大量出現的情況下，“東林黨”人拒絕向江南徵稅這絕對是亡國之舉，所以堅決要打擊，而且需要向“東林黨”人下重手才成，而這樣的事自然皇帝不能親自出面，因為不但操心費力，而且還會壞了自己的名聲了，所以天啟皇帝決定自己在幕後策劃，讓老奸巨滑的魏忠賢出手，而他在後面看熱鬧。“東林黨”人雖然一個個靈牙俐齒，很能忽悠，但沒想到他們遇到老魏！魏忠賢“言辭佞利”，估計正像李紈說的那樣：“我說了一句，他就瘋了，說了兩車的無賴泥腿市俗專會打細算盤分斤撥兩的話出來”，再加上他的出身是“潑皮破落戶”，是個耍無賴的大師，這一優勢在與“東林黨”人的鬥爭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當然他的政治手腕也很狡詐狠毒，於是讓“東林黨”人損失慘重，從此一蹶不振，恨得這幫文人一個個咬牙切齒的，所以後來魏忠賢被“東林黨”人罵為“閹黨”，而且天啟皇帝也成了白痴的“木匠皇帝”。
南北黨爭
甚至是到了清初都還有明末黨爭的陰影，如順治時期馮詮與陳名夏的北黨與南黨之爭，馮詮原是依附魏忠賢的閹黨，而陳名夏是東林黨之後。清初大量引用明朝舊宦，明末黨爭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順治二年（1645年）七月，浙江御史吳達上疏彈劾閹黨餘孽馮銓及其黨羽孫之獬等，給事中許作梅、莊憲祖等紛紛上疏支持吳達。多爾袞最初未表態，終於決定支持馮銓一派，公開申斥龔鼎孳，並將李森先革職。孫之獬也被革職，永不敘用。
康熙時，黨爭與滿族權貴內部矛盾糾纏在一起，康熙時期的朋黨主要有鰲拜黨、明珠黨、索額圖黨、皇子黨等。康熙帝深知黨爭之害，但鑒於滿漢之間的矛盾，卻也不加以整頓，他與滿人貴族談話總稱漢人官員為“蠻子”，甚至罵道：“蠻子那有一個好人！”
歷史評價
美國學者賀凱（Charles O.Hucker）在《明末的東林運動》一文說：“明末東林運動的失敗，代表傳統儒家價值觀念與現實惡劣政治勢力鬥爭的一個典型，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但不是一個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團體。”
美國學者費正清與賴肖爾《中國：傳統與變革》一書中論及東林書院時，寫道：東林書院“以一場道德的改革運動重新確立儒家行為的傳統準則”，“他們強調道德完善的極端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