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杭州天主教堂義大利衛匡國神父1643年到杭州傳教，他親眼見證了中山北路的這座天主堂的建設。
當時浙江的巡撫佟國器的夫人是教友，因了解衛神父的一路艱辛，加之教堂十分簡陋，於是說服佟國器在天水橋附近劃了塊地給教堂，並出資幫助重建新堂，也就是現在中山北路的天主教堂，取名無原罪聖母堂。
據記載，教堂當初的建造極其金碧輝煌，教堂兩側有著大量壁畫，以西方圖像為藍本，按中國的筆法繪製，講述了耶穌的一生事跡。如今，壁畫不復存在，牆壁上是簡單的框畫。
這座教堂內部以白色粉飾，歐式拱形房頂與過道兩旁的白色柱子互相呼應，聚會時，偌大的教堂幾十人整齊地坐在一起，沒有半點喧囂吵鬧，只能聽到神父講經的聲音，教堂氛圍顯得安靜、祥和。
教區歷史
無原罪聖母堂1910年5月10日，浙江代牧區劃分為浙東、浙西兩個代牧區。浙西代牧區負責東部杭州、嘉興、湖州、金華、衢州、嚴州6個府的教務，主教座堂設在杭州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1924年12月3日，浙西代牧區改稱杭州代牧區。1946年4月11日，杭州代牧區升為杭州總教區。在教區內服務的修會有遣使會和仁愛會（法國女修會），1950年，杭州教區信徒有27,003人。著名教堂是位於杭州中山北路與體育場路交叉的地方，據說已經有200多年歷史的杭州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1966-1979年宗教活動停止。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政府落實了宗教政策，天主教的宗教活動才逐漸恢復正常。
歷任主教
田法服（BishopPaul-AlbertFaveau,C.M.）：法國遣使會士，1910-1937梅占魁（ArchbishopJean-Joseph-GeorgesDeymier,C.M.）：法國遣使會士，1937-1956
教堂變遷
無原罪聖母堂正殿頂部呈環弧形，堂內明朗，色彩鮮麗，光輝奪目。設有3座祭台，正祭台供救世主像，兩側祭台分別供伯多祿和保祿兩像。伯多祿一手拿兩枚鑰匙，一手指天。保祿左手執十字架，右手指著一條標語“我們宣揚被釘的基督”。壁繪有耶穌生平事跡，聖母行實，人生四末，十二位宗徒，四大聖師，各修會會祖、會衣，還有保祿歸化，君士坦丁皇帝信仰天主教等，畫下均有漢文說明。除聖堂外，還建有正廳3間、初學院3間、膳廳及附屬用房，臥室14間。住房三面設有花園，寬敞舒適，並可遠眺山巒和西湖。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三月，康熙南巡來杭，該堂神父殷鐸澤、潘國良(意籍)覲見康熙，獲賜果餅酥和銀子。
康熙三十年(1691)，曾被浙江巡撫張鵬翮改作它用。三十一年（1692）八月失火，後修復。
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月，康熙再次南巡，潘國良赴無錫恭迎，賜御餚4大銀盤。帝抵杭時，又賜宴湖舫及銀200兩修建聖堂，並在堂門上加“敕建”2字。潘特邀清代大畫家吳漁山神父賦詩志紀：“堂前街靜少塵埃，駕過從容問幾回，詩句笑看留御府，始名忻閱下烏台。旌旗晴拂當門擁，爐篆花迎入戶來，拜手執香同父老，歡聲歌祝似春雷。”
雍正禁教時除北京外，巳不許外國傳教士進行傳教活動。雍正八年(1730)，李衛任浙江總督，德瑪諾被驅逐出境，鑿掉該堂康熙題寫的“敕建”二字，改作天后宮，並親自撰文勒刻《天主堂改為天后宮碑記》。直至同治三年(1864)，長達130多年，清政府才完整歸還。同年七月，主教派謝德望、李安德神父進駐天主堂。
光緒二年(1876)，將該堂向西擴建2間祭台間。
民國元年(1912)十一月，失火，後修復。民國5年(1916)，又加建東側3間。
1966年，受到“文化大革命”衝擊，改為它用16年。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落實房產等各項宗教政策。1979年7月26日，杭州市委批覆，同意開放中山北路天主堂。經過整修，於1982年12月12日舉行復堂禮。該堂雖經多次波折，仍保留至今。1991年，依法登記，領取“浙江省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證”，宗教活動正常，有主教1人，神父3人，修女20人。每天早晨舉行彌撒，每個主日舉行彌撒2台，現每主日教友達600餘人。1992年1月12日，定為杭州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也是接待國內外天主教賓客的場所。2009年6月，對教堂再次進行全面整修，並配置彩繪玻璃窗，且於9月底全部完工。
軼事
天主教杭州教區現存教堂多座，其中歷史最悠久、最為著名的，是現在中山北路415號的那座，教名“聖母無染原罪堂”。該處同時也是浙江省天主教教務委員會總部。此堂1659年（順治十六年）由衛匡國始建於現址，三百多年來，其命運用“多舛”兩字已經不足以形容，以這座教堂為縮影，堪可見證天主教在中國的進退成敗。康熙朝的杭州，在1675年和1691年兩度發生教務衝突，但由於教士殷鐸澤的努力，加上康熙帝當時的親教態度，教堂雖然遭到反教人士破壞，一度被改為佛廟，但又得以恢復。康熙帝在1689年和1699年兩度南巡，都到了杭州，傳教士也很明白討好皇帝的重要性，一得訊息就前往迎接。康熙第一次在拱宸橋的船上見了殷鐸澤和潘國良，好言相慰，賞賜果食，第二次甚至御賜白銀二百兩給教士潘國良，讓他修復天主堂。然而，在康熙末年，風雲突變，到了雍正時期，皇帝態度鮮明、厲行禁教，朝廷嚴令天主教士統統退回廣州澳門，各地官吏早已存有的反教情緒紛紛爆發，回響上頭的號召，大膽禁教。雍正八年，浙江總督李衛上奏，建議將杭州的天主堂改成天后宮，還得到雍正帝的讚賞。
這個李衛，就是前些年熱播的電視劇《李衛當官》中的主人公。當然，這個電視劇里角色雖然不少實有其人，但情節虛構居多。清史上的李衛系捐官出身，粗通文墨，文化水平不高，但辦事幹練得力，為雍正著名寵臣之一。他任浙江巡撫總督多年，又出任直隸總督，最後死在任上。直督乃疆臣領袖，可謂善終。李衛改天后宮的上奏，目前查雍正朝朱批奏摺就能見到。得到雍正批准改建之後，李衛命人在宮內立一碑，上有文字，即後來著名的《改天主堂為天后宮碑記》。
天后宮為祭奉天后之場所，因“天后”類同媽祖，主管海路水路安穩，故天后宮在大運河沿線和東南沿海一帶比較多見。根據地方志書，杭州在清代有三處天后宮（天妃廟），除天主堂外，一在吳山三茅觀，一在孩兒巷西牌樓，這兩處如今早已盡毀不存。李衛當時選擇將天主堂改易，而不是乾脆拆毀，一是因為該天主堂規模較大，建制華麗，陳列較多，二是1699年康熙帝賞銀給潘國良修復天主堂後，教士在堂上刻了“敕建”二字，以示名頭。雖然李衛在奏摺里力呈“敕建”並無其事，但畢竟有所顧忌，因此拍腦袋（或是聽幕僚的話）出此計議。在雍正朝禁教的大背景下，各地紛紛開動腦筋，上海的老天主堂就被改成了關帝廟。也倒是虧得李衛改天后宮，至少把教堂地塊建築留存了下來。
這《改天主堂為天后宮碑記》是清代禁教時期的重要文獻，王慶成先生曾編有《稀見清世史料並考釋》，其中就收有該《碑記》，所錄的是《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雜誌》上載的原文。《考釋》中將1699年接駕康熙帝的教士誤為德瑪諾（德瑪諾是後來的杭州天主堂本堂神父，但1704年才來華）。其實《碑記》本身並不稀見，魏源《皇朝經世文編》“禮政正俗”目中就收有此文，但不全。而晚清交涉還堂的時候，總理衙門檔案里也錄有全文。《碑記》文字曉暢，雖記於李衛名下，想來有人代筆。內容無非力陳天主教“五條謬處”、“居心之險”，大概受到之前《不得已》一類排教文字的影響，而且還切合時政，專就祭祖禮儀問題發難。原碑自雍正八年後，一直留於堂中，嵌於牆壁，1861年，法國傳教士就是看到該碑才促成“還堂”，容後再談。原碑雖然歷經兩百多年人事，閱盡天主教在中國命運，但最終還是沒能逃過此類文物的終極劫難，文革初期便被完全搗毀，如今只存碑拓藏於浙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