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哲學家、教育學家、心理學家、政治家，實用主義的主要代表。
生平和著作1859年10月20日出生於佛蒙特州的伯靈頓，1879年畢業於佛蒙特州立大學，1882年進霍普金斯大學作研究生，1884年寫成學位論文,獲哲學博士學位。在這一時期,他接觸了19世紀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並深受英國新黑格爾主義的影響。1884年任密執安大學助理教授。1888年任明尼蘇達大學哲學教授，一學年後仍回密執安大學任教，直至1894年。這個時期，他在哲學上主要傾向於新黑格爾主義。1894～1904年，他任芝加哥大學哲學、心理學和教育系教授、系主任。這時,他已開始轉向實用主義。1903年,他和芝加哥大學哲學系的一些同道者合著的的出版，表明他已明確地拋棄了原來信奉的哲學，完全轉向實用主義。他的一些著作受到當時已聲名顯赫的W.詹姆斯等人的讚賞，從而使他很快成了美國哲學界中的風雲人物。他和芝加哥大學的另一些學者形成了美國實用主義運動中著名的芝加哥學派。1904年起，杜威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教授，並一度擔任系主任，1929年退休後，他仍以名譽教授身份在該校繼續從事哲學和政治活動。
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杜威曾應胡適等人的邀請到中國講學，分別在北京、上海、山東、山西等地作過多次講演。其講演稿曾由他在中國的一些學生翻譯整理，並以為書名在中國出版，1920年由北京晨報社發行。這對實用主義在近代中國的流傳產生了很大影響。
杜威一生寫了30多本著作，近千篇論文。其中最能體現他哲學觀點的有：(1910)、(1916)、（1917）、(1920)、(1922)、(1925)、(1929)、(1934)、(1934)、(1938)、(1939)、（1946）以及與A.班特里合著的(1949)，等等。
杜威哲學的特色杜威的實用主義理論與C.S.皮爾士和詹姆斯等人的觀點大體是一致的，但更接近皮爾士的理論，而力圖避免詹姆斯哲學中過分露骨的主觀主義傾向和庸人氣息。他試圖使實用主義與研究自然界的科學以及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一致，具有更為濃厚的科學和客觀的色彩。他由此將其實用主義稱為經驗自然主義、工具主義。杜威實用主義的另一重要特點是：他不限於一般地談論實用主義的哲學理論，而是竭力把這種理論推廣、運用於政治、教育、宗教、道德以及現實生活的許多領域，從而使其哲學獲得了更為廣泛的影響。
經驗自然主義杜威同詹姆斯等人一樣，在基本哲學路線上繼承了經驗論傳統，並與實證主義、馬赫主義相一致。他把經驗解釋為超出物質和精神對立之外的中性的東西。既否定經驗是客觀對象的主觀映象，也反對把經驗看作是一種純粹主觀意識。他指出，這兩種解釋都是把客體和主體、物和心分割開來，從而陷入了“二元論”。他所建立的經驗自然主義則力圖排斥這種“二元論”，要求確立主體與客體、精神與物質、經驗與自然之間的連續性，即把它們看作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兼收並蓄的統一整體。在杜威看來，經驗就是這樣的統一整體，既包括人的情感、意志、思想等一切心理意識的、主觀的東西，也包括事物、事件及其特性等一切“客觀”的東西。這二者只有機能上的不同，並無實質的區別。它們的關係不是第一性和第二性、反映和被反映的關係，而只是一種作用與被作用、刺激與反應的關係。杜威反覆強調經驗既不是物質實體、也不是精神實體，而是主體和客體、經驗者與被經驗的對象、或作為主體的有機體與作為對象的環境之間的一種相互作用。他曾說過，經驗指開墾過的土地、種下的種子、收穫的成果以及日夜、春秋、乾濕、冷熱等等為人們所觀察、畏懼、渴望的東西，即作為人的對象、環境的東西；也指這些觀察、畏懼、渴望著的人的主體和有機體。經驗同時也指這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杜威並不否定在這種相互作用即經驗之外存在著自然界，但卻把它排除在經驗自然主義哲學範圍之外。他的這種觀點最終必然倒向主觀唯心主義。
實踐觀杜威的實踐概念與其經驗概念是一致的。他自認為，他所說的經驗與傳統哲學中的經驗不同，他不把經驗看作是靜止的、現有的東西，而把它看作一個不斷伸向未來的、能動的創造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實踐的過程。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他宣稱,經驗就是生活、行動、實踐。然而，他否定按照客觀世界的正確認識從事實踐，而把實踐歸結為生物有機體的人與其環境之間的一種相互作用,即環境對有機體產生刺激,有機體對這種刺激作出一定反應以適應環境。他認為這種刺激—反應的過程就是實踐。杜威是機能心理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從機能效用的角度看待人類的實踐。這種觀點抹煞了人類實踐的社會性,把它與動物的本能行為相提並論,從而否定了人類實踐的真實意義，他所謂實踐的能動性、創造性，也成為純粹的空談。
工具主義真理觀杜威否定思想、理論等等是客觀對象的反映，認為它們不具有客觀真理的意義，而只能作為有用的假設。假設是人們按照自己的需要提出來的，它可以不顧客觀實際如何，正如人們為了製作某一件物品，完全可以由製作者的方便而任意選擇使用什麼工具一樣。他認為，思想、概念、理論等不過是人們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設計的工具，只要它們對實現目的有用或者對有機體適應環境有用，它們便是真理，反之就是謬誤。他強調思想、理論等並無真假之分，只有有效或無效、適當或不適當、經濟或浪費之別。杜威還企圖通過“工具”這個具有某種實驗和科學色彩的概念，賦予自己的理論某種科學根據，並試圖通過工具可以為個人利用，也可以為“公眾”、“大家”利用的特點，使自己的理論具有某些客觀色彩。使其工具主義真理觀的主觀唯心主義性質不象詹姆斯的真理論那樣露骨。
社會歷史觀杜威要求按照實用主義的原則改造以往全部社會歷史哲學。他試圖否定一切用一般概念概括社會歷史問題的理論，把社會歷史問題的研究變成一種對社會歷史領域的行為方法的探索。進而，否定關於社會歷史領域的一般理論，代之以應付各種特定社會歷史環境的行為方法。由此出發，他既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也反對各種一元的唯心史觀,鼓吹所謂多元的社會歷史觀。他認為,在某種特定情況下,可以象唯物主義者那樣從社會經濟關係出發去解釋社會歷史現象；在另一種特定情況下，也可以象唯心主義者那樣從思想、觀念出發去解釋。在他看來，社會是無定形的，它具有多方面含義，一切由某種共同觀念、共同利益和目的而結合起來的個人的組合都可以稱為社會，因而對它們也應作出多元的解釋。但究竟作何解釋，完全取決於人們在特定條件下的特定需要。從這種歷史觀出發，他反對人們認識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並反對按照這種認識進行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主張按照特定的、具體的需要，去解決一個一個特定的、具體的社會問題。這實質上就是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主張那種連資產階級也能接受的點滴改良。
哲學與教育杜威非常重視教育和哲學的關係，甚至把哲學看作是“教育的普通理論”、“廣義的教育學說”。他認為,教育是人類生活所必需的,而思想和學習是人用來適應生活要求的工具,人為了生活而思考,所以哲學也是一種生活工具。掌握生活工具要通過教育，教育好象是實驗室。哲學的種種理論可以在其中經過一番試驗，使之成為具體的。杜威一生的哲學活動從沒有與其教育活動分開，他的教育活動也以沒忘掉工具主義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