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李祜湖南祁陽人，1917年出生在長沙,祖籍祁陽潘家埠龍溪村。父親李幼文，曾經留學日本，與宋教仁相交。熊希齡是他的內親，民國初年熊出任內閣總理，曾邀他入閣，他卻謝絕不往。他一生飄泊異鄉，後來經商，因不善經營，臨死時家產所剩無幾。李祜隨父住在北京多年，說得一口標準的北京話。曾任湖南教育廳長多年的朱經農是他的舅舅，朱、李兩家來往密切。
李祜在父母的影響下，自小認真讀書，對我國的古典文學發生濃厚興趣，也像他父母一樣，不願從政，而選擇以教書為職業。1930年代末考入湖南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留校任教，並在雲麓中學等處兼課。1953年8月全國高校院系大調整，他被安排到湖南師院中文系，先後擔任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他在嶽麓山下生活、工作數十年，是地地道道的麓山學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被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而被揪斗。1966年9月22日，他和夫人羅琪用一根繩子縊死在家中。
李祜的姐姐李祁，1902年生於長沙，“五四”後不久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她寫的詩詞，受到徐志摩等名家的賞識，還在學生時代，就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畢業後，考取官費留學，在英國牛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成績斐然，受到同行們的稱許。歸國以後，她曾在湖南大學、國立師範學院、浙江大學擔任外國文學教授，講授英國文學，對拜倫的詩和狄更斯的長篇小說，研究尤為深入，深受學生歡迎。她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1948年又當選為“國大代表”，對共產黨頗多誤解和疑慮，解放前夕去台灣大學教書。後來又經香港去美國，在幾所大學裡教書，成為頗有名氣的教授。她與弟弟李祜年齡相差15歲，在一起生活的時間很短，但感情甚好。可政治傾向不同，於是一個去了美國，一個留在新中國。
李祁的著作，在台灣出版的有《李祁詩詞集》（1975年出版），大陸出版的有《李祁詩詞全集》（1989年）。李祜沒有活到他姐姐的詩詞出版。
二
我同李祜雖系同鄉，又同姓一個李字，卻沒有多少來往。記得起來只有兩次：
一次是順便向他問了一個什麼問題；一次是反右時他主筆寫了一篇批右的文章，把我的名字列在五名作者之中，發表後他客客氣氣給了我五元稿費。我們年齡不同，地位不同，專業不一樣，住處也不在一個村子，所以沒有什麼接觸。但是我知道他政治上很進步，正在爭取入黨。1956年黨的大門突然向知識分子敞開，宣稱入黨是知識分子的光榮歸宿，在全國範圍里吸收了一大批年紀較大的高級知識分子入黨。他是我校高級知識分子中較早入黨的一個。入黨後，他理所當然地成了中文系的副主任，在系主任韓罕明1958年調往新籌建的湖南大學之後，他便成了湖南師範學院中文系實際上的主要負責人。
李祜深知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社會關係複雜，加上姐姐李祁留居美國，屬於有海外關係的人，要取得黨的信任不易，所以處處謹言慎行，生怕出錯。他上課的講稿，都寫得詳詳細細，分析有根有據，決不亂髮議論，人們評價他的講課是“紅旗飄飄”，可以作為樣板。平時李祁來信他都上交組織審查，過“苦日子”時李祁從國外寄來奶油、餅乾、肉罐頭等，他都在收到時立刻送給黨的領導檢查，當著他們的面拆封。給李祁的信，他寫好後即交領導審查，什麼話該談，什麼事該講，他都向黨組織請示。他是一個處處依靠黨，聽黨的話，忠誠黨的事業，把一切都交給黨的好黨員！他知道在階級鬥爭非常複雜的中文系，不依靠黨是要犯大錯誤的，他沒有犯錯誤的本錢，所以他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強迫自己百分之百地按黨的指示辦事。
中文系是我院教學力量最強，也是政治情況極為複雜的一個系。教師中老人較多，在“左”風颳得很緊的時候，每次運動中文系幾乎都是重點。反胡風，抓走了“胡風分子”彭燕郊，搜查了嫌疑分子汪華藻，侯懷沙“畏罪自殺”；肅反時，孫工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周鐵錚被捕判刑；拔白旗時馬宗霍被批鬥，拂袖而去了中華書局。反右時羅皚嵐、周秉鈞、汪華藻被劃為右派……李祜作為中文系的主要負責人，多多少少負有責任是肯定的；對周鐵錚、周秉鈞、王石波等人被捕和被批鬥也同樣負有責任。
周秉鈞、周鐵錚、王石波和李祜的年齡不相上下，當時他們都是中文系中年教師中的佼佼者，教學與科研的骨幹。周鐵錚被捕一案，迄今令人不解。據說此人是一個書呆子，只知讀書、教書、寫書，是楊樹達最得意的門生，最佳的學術接班人。楊先生想將他的大女兒嫁給他，大女兒不肯，嫌他是書呆子，但最後還是把自己的二女兒嫁給了他。周鐵錚是個不問政治的學究，曾經追求過他的女朋友，代他報名參加了一個學會性質的“健新學會”。這本不是一個什麼大不了的政治問題，我院外語系的老師譚順詢，也是其中的成員。奇怪的是譚順詢並未受到任何追究，而周鐵錚卻為此付出了代價。楊樹達先生1956年去世時，就在追悼會後，省委宣傳部某部長對楊的三個兒子說：“周鐵錚隱瞞反動歷史，本應嚴肅處理，看在你們父親楊老先生的面上就不處理了。”但不到一年，周就被劃為右派兼歷史反革命，判刑三年，發配到西湖農場勞動改造。他的妻子為了子女的前途，同他離了婚。王石波先生對我說是李祜很生氣地動員她離婚的，王對此很不理解，甚而懷疑李祜別有用心。
周鐵錚在勞改中表現良好，提前獲得釋放，並在農場就業。1965年回到長沙後在一家街道工廠，靠磨鏟子維持生活。1978年元月2日，他已半身不遂，在勉強用火鉗夾藕煤時，不幸把破棉褲露在外面的棉花燒著了。等到被人發現時，他已被燒得焦頭爛額，氣息奄奄了。因無錢住院治療，第二天就離開了人世。他是一個水平很不錯的語言學家，他編寫的“現代漢語講義”，得到普遍的認可，是當時高校使用最廣的教材之一。如果再多活一兩年，趕上胡耀邦大刀闊斧地平反，他不僅死不了，而且還會成為一位人們爭著要的碩導、博導，像周秉鈞、王石波先生後來那樣。
周鐵錚先生一案，有許多問題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不少人至今存疑。
三
李祜執行“左”的知識分子的政策不遺餘力，是不可否認的，但他終究只是政策的執行者，他自己也是左的路線的受害者。
1966年8月8日，“文革”十六條剛剛在中央電台反覆廣播，嶽麓山下就掀起了“革命”高潮。大字報形成海洋，從廣場、大馬路、教學樓一直貼到了老師們的家裡，封住了老師們的家。接著就是抄家，新、老至善村的老教師們的家，幾乎沒有一家沒被抄，手錶、手飾、金銀財寶、銀元美鈔，都在抄沒之列，翻箱倒櫃，無所不抄。一兩百教師的家剛被抄完，就被押到各自的系科，聽候“革命小將”的發落，大多數人被掛上“黑鬼”牌子，關進了“牛棚”。
全院被關進各系“牛棚”的高達數百人。李祜也是其中之一。中文系關押27人，為全校各系之冠，李祜一身二任，既是“走資派”又兼“反動學術權威”，置身其中，自屬理所當然。
令人不解是李祜為什麼那么軟弱，那么經不起考驗。“黑鬼”牌子剛剛戴上幾天，他就請假回家清理東西，一進去就不再出來，站在外面的“革命小將”等得不耐煩了，進去一看，李祜和羅琪正套在一根繩索上，吊在門框上。解下來搶救，已經無濟於事：他們死去了。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卻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
有人說羅琪沒有獨立生活能力，一見李祜掛著“黑鬼”牌子，要帶她去住“牛棚”，她便要上吊自殺，李祜舍她不得，就和她一起自殺了。另一說是他們被從未見過的“革命”嚇死的。
當時李祜患有嚴重的心臟病和高血壓，靠藥物維持。被關進“牛棚”以後，得不到應有的藥物治療，身體極其虛弱，上食堂買飯菜的力氣都沒有，只好請人代買。
他是1966年9月14日被集中關進“牛棚”的。關進後不幾天，紅衛兵就勒令他搬家，說他夫婦倆住一套間太舒服了。9月22日晚餐後，他向監督人員請了個假，回家清理東西好搬家。獲準以後，由人押著回到家裡，他馬上寫下一紙“絕命書”和一封“致系革籌”的信。當天晚上他就和夫人羅琪自盡了。
這是1972年12月20日院革委會的平反材料說的，但沒有公布李祜留下的絕命書和他致系革籌的信的內容。因此李祜在絕命書和信中說了些什麼，至今不為人知。
外面的高音喇叭還在反覆播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六條，嶽麓山下就傳出幾起自殺身亡的訊息，繼李祜、羅琪夫婦自殺之後，化學系的魏璠也自殺身亡。她不是懸樑，而是吞食化學毒劑。化學系老師接觸有毒物質的機會多，服毒自殺比較容易。她是一位獨身女老師，四十來歲，心高氣傲，是在“掛牌”之後進“牛棚”之前自殺的。她又是我來嶽麓山下見到的化學系第二個自殺者，前一個是德高望重的二級教授、師範學院第一副院長林兆倧先生……
改革開放以後，李祜、魏璠等都得到了平反。假若他們地下有靈，也應感到欣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