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特[中國工農紅軍高級將領]](/img/8/3be/nBnauM3X4QjM0IzN3cDOzkD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3gzL4U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李特[中國工農紅軍高級將領]")
人物簡介
![李特[中國工農紅軍高級將領]](/img/c/9bb/wZwpmL2cjN2IDO5ATOzkD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wkzLyA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李特[中國工農紅軍高級將領]李特（1902—1938），原名徐克勛，號希俠，曾名徐李特，乳名豹子，1902年出生於安徽省霍邱縣白廟鄉。隨父赴湘後，在長沙讀中學。
1921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預科班。他積極投入聲援唐山鐵路大罷工的鬥爭。1924年，中共黨組織李特選派到蘇聯學習。李特個頭不高，在蘇聯，同學們愛用英語戲稱“Little”，從此，他就改名“李特”。
1924年起，他先後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烏克蘭基輔軍官學校、列寧格勒軍政學院學習，兼做翻譯。1925年，李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在莫斯科的中共旅冀（河北在留蘇人員）支部負責人。
1930年秋，李特奉命回國。次年被分配到鄂豫皖蘇區工作，先後擔任彭（湃）楊（殷）學校教育主任、教育長，紅二十五軍副軍長，隨營學校、紅軍學校教育長。其間，李特為訓練部隊、培養軍事人才作出不懈努力。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李特為鄂豫皖、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為紅四方面軍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紅軍長征時，他任紅四方面軍副參謀長、紅軍大學教育長，隨右路軍行動。
1936年11月，李特擔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常委、西路軍參謀長；西路軍失敗後，與李先念等一起指揮西路軍餘部轉入祁連山打游擊。後在中央代表的接應下，進入新疆。
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從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被王明誣指為托派分子，於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慘遭殺害。
李特遇害58年後，1996年6月27 日，中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下發檔案，為其平反昭雪，追認其為“革命烈士”。
人物生平
李特，對於今天很多人來說已經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了。然而在紅軍時期，他卻是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曾任紅四方面軍參謀長、紅軍大學教育長、西路軍參謀長。在長征途中，李特奉陳昌浩的命令，帶人持槍追趕毛澤東，並對毛澤東出言不遜，阻攔中央紅軍北上，成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點。1938年初，李特在新疆迪化以“托派”罪名被殺害，從此沉冤半個多世紀。直到1996年，李特才被解放軍總政治部追認為革命烈士。
投身革命
1921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預科班。李特入學後專心讀書，平時沉默寡言，不事其他活動，甚至學校組織學生去泰山春遊，他在車廂里也只是看書睡覺。但是，當唐山掀起路礦大罷工的風暴時，他卻一反常態，積極投入聲援活動，並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這次鬥爭中，李特不僅表現出了敢於鬥爭的精神，而且很有組織能力，因而引起學校黨組織的注意。1924年，黨組織決定從唐山交大選派鬥爭中的積極分子前往蘇聯學習。李特喬裝打扮，肩負黨的使命，依依惜別培育他三年的學府，踏上新的征程。
李特個子矮小，在蘇聯留學期間，被大家以英語戲稱為“Little”。從此，他就以英語譯音改名李特。1924年秋，李特進入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者勞動大學學習。李特在校進步很快，於1925年由團員轉為中共黨員，並選為支部書記。同年底，馮玉祥派數百名學生到蘇聯學習。為了做好統戰工作，中共旅莫斯科部調李特、趙秀峰和另一名華僑，以當翻譯的名義到烏克蘭的基輔去做學兵工作。基輔中級軍官學校的中國班有32餘人，其餘是國民二軍的。李特到這裡主要是開展發展黨組織等政治工作，他同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聯繫，並經常向代表團負責人瞿秋白等匯報工作。李特在留學期間，發展了不少黨員。1926年師哲入黨，李特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之一。
1927年秋，李特被調到列寧格勒托爾馬喬夫軍政學院。這裡有中國學生10多人，除李特外，還有劉明先、劉伯堅、肖勁光、李卓然、傅鍾、曾湧泉、伍止戈、蔣經國等。他們在這個學院度過了三個春秋，於1930年夏畢業。
李立三為了實現他的“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主張，成立了行動委員會，並要在上海等大城市搞武裝暴動。為此，李立三把在蘇聯學習軍事的人員調回上海，搞武裝暴動的準備工作。李特等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於1930年秋離開莫斯科回國的。
長征路上
李特在鄂豫皖蘇區時，歷任英（山）六（安）霍（山）羅（田）商（城）中共特委委員、書記，鄂豫皖中央分局彭（湃）楊（殷）學校教育主任、教育長，紅二十五軍副軍長，隨營學校、紅軍學校教育長等職。在此期間，李特為訓練部隊、培養軍事人才，做出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績。由於蔣介石發動的對鄂豫皖蘇區第四次重兵“圍剿”，紅軍被迫撤離鄂豫皖蘇區進入川陝地區。1933年初，紅四方面軍進入川北，建立川陝革命根據地。1935年5月，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長征途中，李特歷任紅三十一軍副軍長兼參謀長、紅四方面軍副參謀長、參謀長。在1935年7月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會師後，紅軍部隊編為左路軍和右路軍，李特隨右路軍行動。
讓李特在黨史上備受指責的，是1935年9月11日他奉命去追趕率領紅三軍團、紅軍大學單獨北上的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等中央領導。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以後，由於張國燾堅持分裂主義，使長征中的紅軍面臨最嚴重的一次危機。張國燾到阿壩後就按兵不動，堅持要南下。9月9日，張國燾對紅軍左路軍下達了南下的命令，並致電中央，要右路軍也重新過草地南下。黨中央的北進和張國燾的南下之爭，成為牽動全局、影響紅軍命運前途的鬥爭焦點。當時，紅一方面軍的隊伍已經分散，紅五、九軍團在張國燾的左路軍里，紅一軍團困在甘肅迭縣俄界村。在就近的部隊中，黨中央能直接指揮的只剩下紅三軍團。此時，黨中央處在隨時都可能被張國燾脅迫的危險境地。
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針對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在紅三軍團駐地巴西召開了政治局會議。中央認為，再繼續說服等待張國燾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會招致不堪構想的後果。為了堅持北上抗日的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武裝衝突，也為了給整個紅軍開闢道路，黨中央毅然決定，迅速脫離險境，由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一部，組成臨時北上先遣支隊，迅速向在前開路的紅一軍團靠攏，之後與紅一軍團一起向甘南前進。
9月10日凌晨，毛澤東等率紅三軍團、紅軍大學出發。紅軍大學是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後，由紅四方面軍軍事學校和紅一方面軍幹部團聯合組成的，倪志亮任校長，何畏任政委，李特任教育長，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凌晨3時，紅軍大學接到由毛澤東和周恩來聯名簽發的出發命令。
在阿壩的張國燾得知毛澤東等率紅三軍團北上後，於凌晨4時致電中央，稱已得悉中央率紅三軍團單獨北上，表示“不以為然”，仍堅持南下，拒絕北上。接著，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派人給彭德懷送來親筆信，要求紅三軍團停止北進。彭德懷看了陳昌浩的信後交給毛澤東，毛澤東拿著信幽默地說：“打個收條給他，後會有期。”
陳昌浩從何畏那裡知道紅軍大學也跟著北上了，立即派紅軍大學教育長李特、紅軍大學秘書長黃超前去傳達命令，讓紅軍大學停止前進。李特帶人快馬趕來，追到紅三軍團後尾。他手下的幾個人高喊：“四方面軍的同志不要走了！”“不要跟毛澤東、周恩來他們走，他們是蘇聯的走狗，要把你們帶到蘇聯去！”“毛澤東、周恩來北上逃跑，投降帝國主義！”紅軍大學的學員主要來自紅四方面軍，接到命令便停了下來。
對李特等人的行為，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的廣大指戰員不予理睬。彭德懷很生氣，站了出來，出面與李特講理。這時候，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走在紅軍大學的前頭，在半山坡上一塊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來。
正當李特與毛澤東對峙的時候，原共產國際顧問、紅軍大學教員李德正好騎馬經過這裡，與李特發生了衝突。李特是留蘇學生，曾在列寧格勒學習過，李德也在蘇聯學習過，又是共產國際軍事顧問，因此兩人私交不錯，見面時一般都用俄語交談。李德見李特十分囂張，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馬頭，斥責他的分裂言行。沒說幾句話，兩人就動起手來。
莫文驊曾回憶了李特追趕毛澤東等人的細節。他說，李特第一個飛馬追趕中央，他一面用皮鞭抽打不願回去的紅四方面軍的幹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機會主義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會兒，李特和李德用俄語爭吵對罵。博古說李德罵李特為流氓，李特罵李德為赤色帝國主義。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書屋。毛澤東正在會見他的老朋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斯諾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問題：“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麼時候？”毛澤東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內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李特去追趕毛澤東等人，是奉命行事。在追上毛澤東後，李特出言不遜，態度傲慢，所以當時在場的楊尚昆、宋任窮等人對他均無好感。但當毛澤東曉以大義之後，李特沒有再為難毛澤東和中央紅軍，僅帶領部分紅軍大學中的紅四方面軍學員南下。然而這一次持槍阻攔紅軍北上，就為他後來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浴血河西
1936年11月，李特擔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常委、西路軍參謀長。1937年3月14日，西路軍轉移到康龍寺以南的石窩山一帶時，已不滿3000人。擔任掩護任務的紅三十軍，與追敵血戰竟日，第二六五團損失殆盡，第二六七團也遭受很大傷亡。李先念的指揮所，一度被敵騎兵從三面包圍，險些被敵人衝掉。
當晚，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在石窩山上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認為部隊“已戰到最後”，“只有設法保存基幹”。大家都明白，畢竟失敗已成定局，誰也無力挽回了。大家心裡都很悲痛，難過得說不出話來。
陳昌浩眼含熱淚，宣布了軍政委員會的決定：（一）徐向前、陳昌浩離隊回陝北，向黨中央匯報情況。（二）由李卓然、李特、李先念、曾傳六、王樹聲、程世才、黃超、熊國炳八人組成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李卓然任書記，李先念統一指揮軍事，李卓然負責政治領導。（三）將現有兵力和人員分為三個支隊，李先念、王樹聲、張榮（占雲）各率領一個支隊進行游擊活動。
很多書刊把西路軍左支隊衝出祁連山之前打的最後一仗——安西之戰的失敗歸咎於李特，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4月24日，李卓然、李先念等率領左支隊進至甘肅安西城南25華里處的石堡城，準備攻打安西縣城。此前，馬步芳已經判定紅軍“似將向嘉裕關外奔入安西、敦煌，西入新疆”，嚴令各路人馬尾追堵截。4月23日，駐防肅州的馬步康旅奉命派出一個團的兵力，於當晚進駐安西。原在石堡城向紅軍提供情報的商販，發現敵人增兵，便趕忙出城向紅軍報告。但西路軍多數工委委員一致認為，敵人不可能獲悉左支隊的行蹤和計畫，“增兵”之說有詐，商販可能是敵人派來的奸細。李先念是負責軍事指揮的，他決定仍照原定計畫當夜攻城。安西縣城面積不大，但城牆均系黃黏土築成，又高又厚，利守難攻。李先念、程世才將部隊分為兩個梯隊，於當晚從城東和城西發起進攻。但第一梯隊剛進至安西城東關，即遭守敵的猛烈反撲，山炮、迫擊炮、機關槍吼聲大作，火光遍地。第二梯隊向城西門進攻，也遇到敵人密集火力的壓制，幾次衝鋒均未成功。
紅三十軍政委程世才回憶說：“事實已經證明，那位老鄉（商販）的話一點不假，如果沒有一個旅以上的敵人，就不會有這樣的炮火，再堅持進攻，就必然要招致全軍覆沒的後果。我和李先念交換了意見，立即停止攻城，向通向新疆的必經之路——王家圍子轉移。”
攻打安西失利，主要原因在於未弄清敵情的變化，以為只有一個排的兵力在進行防守。李先念晚年曾為李特“洗冤”，他糾正說：“安西是我決定打的，不能說責任在李特。”
生死抉擇
1937年5月7日，400餘名西路軍將士到達迪化後，隨即整編為西路軍總支隊，對外稱“新兵營”。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黨代表組織領導下，從1937年秋季開始，總支隊利用蘇聯援助盛世才的軍事技術裝備，以蘇聯和盛世才的軍事教官為教員，開展政治理論學習。
李特隨著西路軍餘部退入新疆後，仍舊在一次辯論會上大罵毛澤東和中央紅軍，這次會議的參加者有陳雲。陳雲當場指出李特說的不對。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李先念傳》介紹，在新疆的西路軍餘部都被要求做了是否回到延安的選擇，李先念等人表態堅決要回延安，而黃超、李特等人則沒有選擇回去。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鄧發在迪化組織大家進行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學習，並就張國燾的問題作了長篇報告。這在西路軍同志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動。
但是李特和黃超兩人不同意鄧發對紅四方面軍和西路軍的否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久，李特和黃超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處死。兩人之死至今仍是一個謎：到底是誰下的命令，何人執行的？屍骨葬在哪裡？到今天也無從知曉。有人說他們是在蘇聯遇難的，有人不相信他們被殺。兩個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幹部，居然這樣不明不白、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沉冤昭雪
一些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將領並不認為李特是“托派”和反革命，對他評價頗高。
紅三十軍軍長李先念對李特很了解，他曾說：“李特、黃超是反革命嗎？不是！當時和彭（德懷）老總吵架只是在氣頭上。”
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說：“李特資格很老，在蘇聯留學。李特人很好，和人相處不錯。他心很細，考慮問題比較周到，作戰命令、訓練指示，大都由他起草。這個人很能吃苦耐勞。”
曾任紅三十軍政委、建國後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裝甲兵副司令員的程世才中將說：“李特政治上沒有問題，人很好，理論水平很高，革命很堅決，能吃苦耐勞。至於1935年9月，李特奉命去追趕黨中央、帶領一部分四方面軍回頭南下，說中央北上是機會主義，一些人說李特是反中央，這不能和張國燾一概而論。所以，徐帥、先念主席對李特的問題很關心，指示要把李特的情況查清楚。”
原西路軍直屬縱隊司令員、騎兵師師長，建國後曾任蘭州軍區司令員的杜義德中將說：“李特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擁護的，是非常忠誠於黨的人。在西路軍那樣困難的情況下，能夠帶領幾百人到新疆，就說明了這一點。李特早就應該平反了。”
原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一軍第九十一師師長、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徐深吉中將說：“李先念（從新疆）回到延安時對我們說，我離開新疆的時候，李特和黃超還到機場送行吶，以後就不見了，一打聽，聽說被殺害了。把他們說成是托派，那只是藉口。不管怎么說，李特和黃超不是托派，不是反革命。李特這個同志品質很好，理論水平比較高，平易近人，有學問。”
原紅四方面軍機要局局長、電台台長，建國後曾任武漢市委第一書記、中顧委委員的宋侃夫說：“在西路軍，李特在總部主管軍事方面的工作，在那樣艱苦卓絕的環境條件下，工作是很努力的，也是有貢獻的。西路軍打了敗仗，同李特沒有關係。我們離開新疆以後，把李特、黃超留下來了，後來聽說把他們當做反革命處理了。我和四方面軍的同志都談過，當時把李特當成反革命是冤枉的，應該平反，因為他是一位好黨員、好乾部、好同志。”
悲劇人生
在劉鄧大軍千里躍進、途經安徽省霍邱縣時，曾經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蹲在路邊，手裡拿著一條白布，上面寫著幾個大字：“徐克勛我兒歸來。”一般的幹部戰士是不會知道徐克勛是何許人也的，就是這位徐克勛的另一個名字也被歷史湮沒很久了，他就是紅軍將領－李特。
在1996年6月5日，中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下發檔案，為李特平反，說：“李特同志在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中，為鄂豫皖、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為紅軍的建設與壯大，作出過貢獻；參加長征、西路軍，英勇作戰、歷經磨難、經受了嚴峻考驗。” 李特在含冤死後的58個年頭時，獲得了烈士的追認。
那么，李特之死的來龍去脈到底又是如何呢？
莫文驊在《永不磨滅的回憶》中披露一段關於李特之於中央紅軍和毛澤東等人的關係，第一個是李特飛馬追趕中央，“李特一面用皮鞭抽打不願回去的四方面軍的幹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機會主義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會兒，李特和李德用俄語爭吵對罵。懂得俄語的博古說李德罵李特為流氓，李特罵李德為赤色帝國主義。”莫文驊的這段描寫在李德的《中國紀事》中也有所流露，根據莫文驊的記憶李德還提醒過莫文驊要注意李特的表現。
李特不僅不滿中央紅軍，還拉攏一方面軍的幹部，莫文驊回憶說李特拉攏他說：“象你這樣的幹部在四方面軍當軍級幹部也是可以的了。”莫文驊還談到這么一件事，“李特忽然嚴肅起來說：‘那么你是知識分子嘍，難怪不坦白承認錯誤!’我聽這話嚇了一跳。因為我知道張國燾歧視知識分子。在四方面軍，戴上知識分子的帽子是很危險的。”紅四方面軍裡面對於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一向嚴加監視，這點以後擔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的徐深吉深有體會，有一次，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傅鍾等幾個領導人聊天，徐深吉多嘴，說了一句：“牛頓也很有學問呢，他還發明了牛頓定律呢。”張國燾當時就愣了，說了一句話：“徐深吉了不得，還知道牛頓，你是不是要考考我們這幾個大知識分子啊？”多虧徐向前說話：“徐深吉都是問我知道的，他哪有什麼學問，赤衛隊隊員一個嘛。”於此可見，莫文驊的這個感觸還是有些道理的。
李特在追趕中央紅軍這方面給當時的主要領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李德在內，對李特均無好感。而當西路軍失敗以後，李特隨著西路軍餘部退入新疆後，仍舊在一次辯論會上大罵毛澤東和中央紅軍，這次會議的參加者有陳雲，陳雲當場就指出李特說的不對，但是，陳雲的態度相當溫和。
根據李先念編寫組編寫的《李先念傳》中介紹，（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在新疆的西路軍餘部都被要求做了是否回到延安的選擇，李先念等人表態堅決要回延安，而黃超、李特等人則沒有選擇回去。李特等人之所以沒有回去是否有向共產國際代表團告狀的企圖呢？不得而知。
不過，陳雲、滕代遠等人卻是在1936年12月初就出發準備救援西路軍，黃火青在他的回憶錄《一個平凡***員經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提及，陳雲等押送蘇聯支援西路軍的軍用物質一共步槍五萬支、重機關槍上百挺、火炮幾十門存在阿拉木圖，因為西路軍失敗這件事取消。從這件事上可以得知西路軍的啟動是得到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首肯的。
李特等人顯然是在王明等人到達新疆以後被捕的，李特被處決的時間是1938年初，王明離開新疆的時間是1937年11月，要求回延安的李先念等人是1937年11月回到延安的，或許，在王明等人回到延安之前，李特等人的命運被決定了。
張國燾《我的回憶》中談及這件事，說是王明主動告訴張國燾，李特、黃超等人經過審訊已被確認是托派，受到處決，至於何時王明同張國燾說起這件事，張國燾沒有作出交待，但是，應該說是王明回到延安不久以後，一種可能是王明在得知李特等人被處死的訊息後告訴張國燾的，一種則是王明早就知道李特等人必須受到處死，提前把結果告訴張國燾的。
不管哪一種結果，王明的“經過審訊”這句話倒是透露出李特等人應該受到嚴厲的刑罰，這點張國燾在回憶錄中也用“憤憤不平”的口吻加以判斷。（張國燾在鄂豫皖經常做這類處決托派的把戲，所以，一定知道其中的內里）
青史留名
1997年7月21日，李特的個人詞條被收錄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中。全書軍事人物僅收錄933位。每個人物的概括評語均經中央軍委審核並報中央政治局審批。李特的概括評語為“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
同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烈士名錄》、《中共黨史人物傳》均收錄了李特的個人事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