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天津市津南區委常委、津南區副區長
李樹義，男，1955年10月生，漢族，天津市人，1974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4年12月參加工作，中央黨校大學文化。歷任海軍雷達兵戰士、學員、技師、政治處幹事，海軍南海艦隊航空兵、政治部宣傳處幹事，天津市津南（南郊）區委辦公室幹部、綜合信息科副科長，天津市津南區委督查室副主任，天津市津南區委辦公室副主任，天津市津南區政府辦公室副主任、主任。現任天津市津南區委常委、津南區副區長。
離休幹部
日偽時期，高邑全縣論亡。在方圓僅222平方公里的高邑縣境內，敵人竟修築長了百餘里縱橫交錯的馬路8條，炮樓14座。以趙廣、許占亭、趙載南三大漢奸為首的漢奸集團，助紂為虐，氣焰十分囂張。因此高邑號稱是“治安模範縣”。但是日寇作夢也不會想到，就在他們眼皮底下，在距日偽縣警備大隊部僅一箭之遙的西南關，就住著一位冀西民訓處派出的敵工人員李樹義。李樹義，又名李清，高邑縣城西南關人。1913年出生，離休前為煤炭工業部第一工程大隊直屬醫院院長，現住河北省邯鄲市離職休養。
他自幼家貧，天資聰敏。其父是聞名遠近數縣的一位拳師，性情豪放，急公好義。李樹義少年時代是在淒風苦雨中度過的，家中經常靠典當借貸度日，每到年底，債主塞門。其族叔李塾樂，是高邑縣最大的地主兼商人，也是他家最大的債主。為了生存，每到年終其父經常攜他登門磕頭以求寬限。這種屈辱，使他幼小的心靈受到了難以癒合的創傷，初諳世事，他就萌生了“長大了一定要為窮人辦點事”的念頭。
當他念完私塾後，恰好學費低廉的高邑縣簡易師範學校成立，他便進入這所學校繼續求學。這時正值日本帝國主義開始發動侵華戰爭，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東北淪亡，國難當頭。禍國殃民的國民黨反動當局，實行“攘外必需安內”的不抵抗主義。這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各地工人罷工、學生罷課，抗議怒潮風起雲湧，強烈反對當局的賣國投降政策。這時師範學校的進步青年教師郭嘉章(高邑縣早期的共青團員)、侯步文(保定完縣人，早年河北農學院肄業)等，經常在課堂上講時局，遣責當局的投降主義、失敗主義，宣傳共產黨抗日救國的主張。在課下經常傳播一些進步書刊給學生。李樹義從此開始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對中國共產黨也有了初步認識。
這先進的理論，革命的思想，如同寒夜裡的明燈，照亮了他前進的方向。當畢業時，他已逐漸從一個勤奮好學、正直愛國、疾惡如仇的青少年成長為一個關心時局、關心民族存亡、痛恨投降賣國的國民黨反動腐朽統治的進步青年。簡師畢業後，他就在家鄉當國小教師。期間，，他同高邑縣西街人楊清源(國小教師本縣早期共產黨員)取得了聯繫。在楊清源的啟發和影響下，李樹義開始了革命活動。他同進步青年夏佩蘭、高警鐘、李勝男三人在一起散發了許多共產黨的宣傳品，其中有一次還把傳單貼到了縣衙門口。稍後，他又發起組織了“挽難通訊社”，並一度出版發行了高邑縣地方小報“冀南新報”，他還投稿“天津新聞社” “益世報” “商報” “申報”等多種報紙，揭露地方國民政府的腐化墮落，聲援上海北平等城市的愛國學生運動，呼籲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1935年6月， “華北事變”後，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離開北平南下時，途經高邑稍事休息，李樹義以“記者”的身份隨國民黨縣政府頭目陳閩儒登車採訪。他直截了當地問道： “日軍步步緊逼，族危亡在即，不知道政府作何應付?”何只作支吾搪塞。李樹義在這次親眼目睹了這位國民黨上層人物之後，心中十分苦悶，更覺得民族危亡當頭。 “國之興亡匹夫有責”他憤然辭掉“教書匠”的飯碗，決心投筆從戌，直接參加到抗日救國的隊伍中去。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民黨的國防軍如潮水般途經高邑沿平漢線南撤，國破家亡的危機迫在眉睫，滿懷抗日救國志的李樹義，憂心似焚四處奔走呼號。他同進步青年學生郭澧出資購買大槍四枝、手袍一支，又去作國民黨縣保全隊大隊長凌恆的工作，勸他把這支武裝留住，成立抗擊日軍保衛家鄉的義勇軍。開始時，仿佛一切都順利，國民黨縣長陳閩儒表示願意當“後援會”的會長，並答應縣政府供應局也參加，改稱供應部。但是到1937年9月侵華日軍剛到石家莊，這伙平日作威作福的官僚老爺，就置全縣人民於水火不顧，攜眷棄城南逃。悲憤之餘，李樹義和郭澧去贊皇牛山溝一帶看地勢，計畫攜槍進山打游擊。但是在1937年10月13日，高邑淪陷的當天，郭澧在家人的脅裹下，舉家南下。他只好獨自一人帶大槍四支，趕兩輛馬車護送雙親及家人等，隨著逃難的人群，在隆隆的敵機轟炸聲中撤到贊皇境內。他到贊皇后，就去孤山牛山溝等地四處尋找八路軍游擊隊，幾經周折，終於在這年年底去贊皇黃北坪找到了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騎兵團，從此以後他便投身到抗日救國的洪流。
1938年春天，他從冀西民訓處幹部學校(校長楊秀峰，副校長吳硯農，政治指導員邊疆)培訓畢業後，留冀西民訓處工作。在那兒他先後做過交通，秘書和外事工作， (當時的外事工作指同友軍及下屬各縣的聯絡)。
這時在冀西民訓處里，有許多北平的學生，其中組織部副部長程式蘭(女)是北平地下黨員，她的老師馬獻圖(即馬識途)也是地下黨員，屬北平地下黨城工部崔月犁領導。 (馬識途解放初在嫩江省任省委秘書長時，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為了同北平地下黨取得聯繫，同時也由於根據地內急需購買印鈔紙等緊缺物資，1938年冬天，一專區(原先稱冀西民訓處)專員岳一峰派李樹義去北平接關係。一番準備之後，他很順利地到達北平，在城西區二龍壇王爺佛堂23號(即程式蘭家中)同馬識途會面。又通過高邑鄉紳暴竹全在北平的關係，搞到了印鈔紙，順利完成了任務。這是他第一次當地下交通員，也是他做地下工作的開始。
1940年7月，他按岳一峰的指示，回到家鄉專門從事地下工作。其任務是繼續負責同北平地下黨的聯繫；給根據地購買急需的緊缺物資，如幣紙、藥品、縫紉機等；收集日偽的軍事動態情報；傳遞散發宣傳品。這是一項極其危險的工作，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他赤膽忠心，捨生忘死，忍辱負重，一直堅持到1946年6月，出色地完成了各項任務。
在這期間，他先後護送馬識途一家五口及數名北平民抗先隊員青年學生等，到根據地工作，這些青年中有多名在全國解放後成為黨的高級幹部，如馬列(馬識途的長子， 曾任周恩來總理的外事秘書，駐蘇代辦，駐匈大使)。這時根據地內經濟狀況十分艱難，過往人員的食宿路費等，都需他自行籌辦。為了解決困難，同時也為了掩護他經常去北平的行蹤，他學著做買賣，有時帶一些山貨進北平，有時買一輛舊腳踏車帶走，變賣物品後從中取利。有時還需用這點簿利，救助北平的一些地下黨人。儘管他百般努力，家中也經常是捉襟見肘。1944年冬天，他甚至變賣了衣物，去接馬老太太等四人來根據地接受任務，為確保途中安全，仍為他們四人購買二等火車票。他利用同鄉好友劉席珍開診所的有利條件，虛擬了一個“利民診所”的地址，通過這個通訊地址，為根據地購買了許多藥品，同北平方面的信件也都由劉席珍代轉。因這個虛設的地址只有郵局的兩個關係人韓彩章和傅XX知道，所以一直很安全，從未暴露。
為了做好軍事情報工作，他發展了多名可靠的工作關係。其中有在偽軍中當書記員的張新祿。 (原高邑縣國民黨縣政府建設科長張士彥之子)，由他定期地把敵人的口令送出，到高邑解放時，張新祿還帶出了大槍20支、手槍10支。還有偽縣政府電話室的趙同科，也提供了大量的關於日偽動態的情報，並且在我軍進城日寸，完整地保留了通訊器材。尤其是在1943年11月有一天下午，李樹義突然接到了在高邑火車站作材料供應的李從壁的報告說：剛剛有數百名日軍在火車站下車，這伙敵人每人的，左上兜上都綴有一顆白扣。他們要求尋找一名熟悉贊皇縣去土門、野草灣、百草坪路線的嚮導，又說明晨出發，要求備齊六天的給養等等。他接到這個訊息後，立即想到敵人是企圖向分區及地委領導機關搞突然襲擊，深感事關重大，當機立斷由劉北九連夜奔波將情報及時送到了分區司令部，使我方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及時地進行了轉移和疏散，並且派部隊在贊皇長沙村附近進行了阻擊，打死打傷日軍100多人，保衛了首腦機關的安全，事後受到了分區領導王遠芬秦基偉的通令嘉獎。
在這六年之中，他兩次身陷魔窟，受盡折磨。第一次是在1942年9月，遭日本憲兵隊逮捕。敵人首先擺下了酒席，企圖收買他。當憲兵頭子問他： “聽說先生是可以做大事的，為什麼不與大日本做事?”時，他堅定地回答：“我是中國人，愛我們的國家，不願做國人所不齒之事!”敵人惱羞成怒，頓時撤去酒席，對他進行嚴刑拷打，棍棒和鞭子，象雨點般打在他身上，轉眼間身上的衣衫就被打成碎條，鮮血淋淋。這時，敵人又把他綁在長條板凳上，灌涼水壓槓子，幾次昏迷後，又被涼水噴醒……，無論敵人怎樣折磨，他抱定了為民族解放犧牲性命的決心，堅守秘密。十幾天以後在家人和組織的營救下，敵人不得不安把他“無罪釋放”。1945年9月，在高邑解放的前夕，他又遭漢奸出賣而被捕。當時日本天皇已宣布無條件投降一月有餘，國民黨忙著網羅人馬攫取勝利果實。這時，一位對李樹義的地下活動有所覺察自稱是“汪精衛的國民黨”的人，認為邀功受獎的時機己到，竟去告密。喪心病狂的漢奸高邑縣偽警備隊大隊長許占亭，未經任何審訊，就將他投入死囚籠(俗稱霸王籠)。在牢籠里，李樹義回想自投身抗日後的經歷，為自己能夠在民族解放事業中貢獻力量而欣慰，面對漢奸賣國賊，他大義凜然，視死如歸，每天在牢籠里大唱抗日歌曲。1945年9月20日午飯後，他敏銳地覺察到了敵人的慌亂，又聽見城西方向有槍聲，想到一定是八路軍兵臨城下了。於是高興地大聲喊到： “聽見了沒有?八路軍來了!高邑就要解放了!漢奸賣國賊的末日到了!”他怒斥看守說： “快打開鎖把我們放了!你在這兒等死等著當漢奸嗎?”他的英雄氣概震攝了那位偽軍看守，終於用顫抖的手打開了牢籠。
由於工作的需要，李樹義與許多社會關係複雜的人，乾偽事的人有交往。如暴竹全(本縣南塔影人，鄉紳，七·七事變前，曾在孫家莊中街警察所當警官，其三子繩武投身抗日)，趙載南(本縣西良莊人，原國民黨縣政府商會會長，偽縣知事，偽警察局局長)，火車站站長蘇XX，傳教士瑞典人桑扶義，他幼時的老師偽商會會長李宗周等等。尤其是1944年在第五次“強化治安”期間，他經上級批准，打入偽新民會。這使許多不了解內情的人產生誤會，把他當作偽職人員，對此他一直忍辱負重。1946年，當國共兩党進行和平談判，各地選舉人民代表時，高邑縣人民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對他的入選提出疑問，縣長李卓識不得不出面澄清。在全國尚未解放的形勢下，因身份已暴露他請求離開高邑，從事他一向熱愛的醫生職業。1946年7月，經上級批准調往剛剛解放的六道河煤礦醫院當醫生。從此以後，他杏林耕耘40年，與煤炭工人結下了不解之緣。在社會主義建議時期，他先後主持了北戴河和臨潼兩座中國煤礦工人療養院的建設，擔任過臨潼療養院平頂山特區總醫院，煤炭部第一建築工程隊直屬醫院的院長，直到年近古稀才離職休養。
星移斗轉，光陰如梭，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祖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李樹義從一個意氣風發的青年變為耄耋老人。他一生對祖國對人民忠心耿耿，對工作兢兢業業，生活艱苦樸素，他襟懷坦蕩兩袖清風。每一個熟悉他的人，無不尊重他熱愛他，但他至今未加入中國共產黨。每當有人問及這點時，他總是認真地說： “我一直在努力，如果我去世後，黨組織認為我合格的話，希望能被追認為中共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