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跡
朱紹曾喜歡讀刑獄辦案的著作,且擅長處理疑難案件,他在浙江秀水縣、孝豐縣任知縣時已經以此聞名,當時浙江如有重大疑案,巡撫常把他請到杭州參與審理。正因為如此,他對《棠陰比事》情有獨鍾。
藏書
朱紹曾對《棠陰比事》的掌故非常了解。譬如其中有篇《江分表里》,那個主人公“江某郎中”是誰?歷來無人知曉,可他不但知道其名江鎬,還能詳細地說出他的簡歷。他對吳訥的改編有所不滿,如書題“比事”兩字,在吳本中無從落實,變得文不對題了。其實,“棠陰比事”的“比事”,取自漢代大儒的《決事比》,“比類以期其合,推類以盡其餘”,具有舉一反三的作用,怎么能嫌其“相類復出”,並且改變其體例呢?但他對《棠陰比事》之前的其他兩本書,即五代和凝父子的《疑獄集》、宋代鄭克的《折獄龜鑑》也頗為推崇,說三本書都是好書,各有特色,不可或缺,但《棠陰比事》更是汲取前人著作成果而取得的綜合性新成果。
朱紹曾在1849年夏天得到了《棠陰比事》的宋版本,它是著名藏書樓“傳是樓”的收藏品,輾轉落到他的手裡,經他反覆研究確認是件珍品,就慷慨解囊,影刻雕版,將它重新付印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