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導演]](/img/5/483/nBnauM3X1EDN5MDM3UTM4QzM5ETM4kTO2EDMwADMwAzMxAzL1EzLyM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朱文[導演]")
簡介
朱文朱文，男，1967年12月生於福建省泉州市。1989年畢業於東南大學動力系，獲工學學士學位，大學期間開始詩歌寫作，1991年開始小說寫作。1994年辭去公職，現為自由作家。
著有詩集《我們不得不從河堤上走回去》，小說集《我愛美元》、《因為孤獨》、《弟弟的演奏》，長篇小說《什麼是垃圾，什麼是愛》等。為20世紀90年代青年作家代表人物之一。
1998年，他發起主持了一次名為“斷裂”的活動，向全國73位青年作家發出問卷調查，促進文學界對現存文學秩序進行反思。
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觸電”，寫過的電影劇本有《巫山雲雨》、《過年回家》、《火車，火車》、《海南，海南》等。由朱文自編自導的電影《海鮮》，在９月剛剛結束的威尼斯電影節上獲“評審團大獎”。
朱文永遠是個異類。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不在江湖中”。
如今他的小說已經和方文山的歌詞、崔健的搖滾樂一起收錄到了大學課本之中，朱文怪不好意思的，“那時還年輕，寫起來肆無忌憚，那些東西還是不適合給孩子們讀。”人到中年，朱文突然變得安分起來。曾經的他，還和作家韓東、畫家毛焰一幫南京文藝圈的哥們混過，“那絕不是為了交流創作，就是為了吃喝玩樂。”而現在的朱文，戒了六年煙，結了三年婚，不開車，不喝酒，平時愛遛狗、爬山、喝普洱，他決定讓自己“活得明白”。
在《小東西》的結尾，主演毛焰和托馬斯在一起喝的就是普洱茶。毛焰告訴托馬斯，這普洱茶不是二十年的，也不是十五年的，而是十年陳的，老外托馬斯回答道：“十年，butgoodenough!”這便是朱文對友誼的註腳。“我喜歡一切帶有時間痕跡的東西。俗話說，三生修得同船渡。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碰到一起，講究的是因緣。”
幾乎所有採訪者都會問朱文一個同樣的問題：作為一個非科班出身的藝術家，你的創作到底來源於何處？朱文每每都會給他們兩個字：“天賦”，緊接著再加上一句“雖然我討厭使用這個詞。”的確，1994年之前，他還是南京一家國企的鍋爐工程師，他在刊物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既不是小說，也不是詩，而是一篇關於鍋爐結構設計的專業論文。由於父母在“文革”期間受到了巨大的打壓，“思想活絡”的朱文從小就讓他們擔驚受怕。學理科，是父母的要求，安分守己地靠手藝吃飯，那是他們對他的期許，卻沒想到朱文還是走上了藝術這條道路。
要是在不開機的時候，朱文的作息是很正常的。“甚至有點老齡化”。他一般六七點鐘就起床，拉起他家那隻才五個月大的金毛狗，下樓去散步，“我是我家小區花園的最大受益者”。於是，一路上，小說家朱文會遇到各種閒散的保姆和老人，他邊遛狗邊端詳著他們，故事早已在腦海里縈繞不去。“通常，我的腦子裡就有十個故事，那你就讓它們漂浮在那裡，並不理會它們。就等著看哪一個故事迫使你把它寫出來。”
現在，總有人會要求朱文提煉一下自己這僅有的三部作品，來談談它們共同的主題。每當這個時候，朱文總是會回到自己的原點。“以前以為自己拍《海鮮》，那純粹是種偶然，後來想想，卻是必然。我老家靠海，爺爺爸爸都曾當過漁夫，靠海吃飯。我成長在內陸，從小別人家都吃淡水魚，我家卻總是吃冰凍海鮮。我一直很奇怪這到底是為什麼，原來，一切都流淌在你的血液里。《海鮮》帶我回到海邊，《雲的南方》帶我來到山那邊。我所有的藝術，一貫的意願都是想擺脫萬有引力。
經歷
朱文1998年，他發起主持了一次名為“斷裂”的活動，向全國73位青年作家發出問卷調查，促進文學界對現存文學秩序進行反思。
1990年代中期開始“觸電”，寫過的電影劇本有《巫山雲雨》、《過年回家》、《火車，火車》、《海南，海南》等。由朱文自編自導的電影《海鮮》，在2001年9月的威尼斯電影節上獲“評審團大獎”。
關於朱文的電影，其實我們知之甚少。
比如《海鮮》，比如《雲的南方》——《海鮮》連盜版碟都沒有，《雲的南方》曾在中央台的某個頻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播放過，而且據說是在深夜。
朱文本身也很少談自己的電影。他在這方面，有惜字如金的意思。
他很少出現在媒體，但他也不神秘。至少，他沒有把自己打扮得很神秘。他可能要比過去胖一點，衣著普通，一臉和藹笑容。他不倨傲。他出現在清華南門的某個咖啡屋裡，戴著一頂帽子四處張望。這時候，他有點像他過去的青春期，張望著，逡巡著。這就是朱文，非常具體，身形高大，但是無法繼續了解他的前史和未來。任何一個熱愛過文學的青春期的文學青年都有可能熱愛過朱文十年前的小說。《什麼是垃圾，什麼是愛》、《我愛美元》以及《人民到底需要不需要桑拿》，他的小說那么特立獨行，極度個人化，荒謬而滑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那是所有人的青春期嗎？
朱文的敏銳在於，他比任何一個人更快速地記載，並且，迅速放棄了寫作的營生，投向他更熱愛的電影。就像1994年，一個持有兩千噸級司爐證、擅長在圖紙上雄圖偉略的傑出工程師，突然打算離開這個遊刃有餘的崗位（也有傳說是被開除的），開始不靠譜的寫作生涯。他知道自己天生是一個作家。他現在又要證明他天生是一個導演，他不認為陳凱歌、張藝謀是天才導演，因為他們都沒有原創性，只依賴於攝像和劇本。他的自信是經過驗證的，所以並不令人生厭。
曾經的叛逆青年
朱文早先參與編劇的電影《巫山雲雨》、《過年回家》早已被很多人所熟知。而《小東西》是朱文繼《海鮮》《雲的南方》之後執導的第三部電影，由於種種原因，他的電影都沒得到大範圍的公映。外界對朱文新作品《小東西》的評價是：虛構，現實，武打，外星人等種種元素。在朱文眼裡，“這部電影在我三部電影中是最簡單輕鬆的，但是花了最長的時間，前後用了三年。”
無論是當年向傳統文學發起的“斷裂”行為，還是朱文詩歌、小說里所透露出來的氣質，朱文給人的印象，就是他在不斷書寫他自己，他的反抗、憤怒。
朱文說，他不厭其煩地寫那些小人物，只是在重申一種自由，這種自由，在他年輕的時候，它體現為一種對抗，一種憤怒；但現在，朱文變平和了，雖然朱文疏遠依然。“他只是變得善於在憤怒與制度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在作家韓東印象里，“從未見過朱文暴跳如雷，和人惡語相向。即使是在和心懷叵測的評論家們面對面的交鋒中，他也始終面帶微笑，挖苦中不失調侃，和對方的惱羞成怒形成了極強的反差。”
朱文表示，像“傻×”這樣的詞並不像很多人理解的那樣粗鄙，而是中性的，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習慣和當時一種情緒的表達。所以，他說，愛情，你真像一泡屎，用叛逆和顛覆來掩飾他對更美好事物的嚮往。因為大家都知道，朱文有一個漂亮女友，叫金子。
為自由離開南京
1989年，朱文從東南大學力學系畢業，分配到國家重點工程華能南京電廠籌備處，而後成為機組控制室的司爐，操作控制一個巨大的鍋爐，並且是三班倒，他就利用中間休息的時間寫作。經過五年時間的創作，1994年，朱文辭去公職。再後來，他離開南京去了北京，有一段時間，因為父母和一些朋友都在南京，朱文要在兩個城市跑。
朱文說，經過多年的爭取，他自己的力量已變強大。
朱文並不是個很喜歡鬧的人，即使因為拍電影，需要和人打交道，也沒能改變他和別人之間那種很簡單的關係。早先，他甚至會和韓東一起在大街上看來來往往的人群，並對其中的女性評點一番。但有一天，他還是捨棄了這份樂趣，離開南京去北京。
朱文發現，南京有很多朋友，他沒辦法安靜下來。“北京太大了，要找什麼人一起玩不是那么容易。”現在，更多的時間，朱文會呆在北京郊區的家裡，也基本不跟什麼人說話。朱文否認這是一種孤僻，他說，跟女朋友跟家人當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難忘大廠生活
朱文有一篇小說《到大廠到底有多遠》，描述了去南京郊區大廠時的一段坐車經歷，冷峻而又溫情，在其眾多小說中並不是很起眼，但後來卻被很多評論家一再提及。
很多人認為，朱文開闢了寫小說的地理概念，自他以後，不少作家都喜歡在其作品中描繪身邊的公交、街道等等，並作出對生活看似冷靜的剝離。他的《段麗在古城南京》《達馬的語氣》都堪稱是其中的經典。那些熟悉的南京地名和日常生活，雖然僅僅作為一種疏離的背景出現，但這正體現了朱文作為一個異鄉人對南京的特殊情感。
“那時有大部分時間在全國到處亂跑，但在南京大廠工作的那五年對我整個的影響實在很重要，走到哪兒，別人還是會習慣說這是從南京出來的作家。只是，我不喜歡那種重複性很強的事情，我很喜歡電廠的工作，因為它有價值感，每天都在創造財富，但重複……5年對我來說已經是極限了。”
寫有那么多關於南京的小說，已在國際影壇贏得不少聲譽的朱文並沒有忘記南京這個地方，他表示，在適當的時候，用電影來展現對南京的所思所想並不是不可能。
評價
本質性作家
朱文南京有一個著名的詩人作家圈，他們作為一個團體的名字叫做“他們”，這撥人是韓東、朱文、於小韋、丁當、吳晨駿、劉立桿、魯羊以及年輕一輩的曹寇、趙志明等人。朱文當年在工廠當鍋爐工，在三班倒之餘拚命寫作。
到1999年為止，朱文總共寫了80萬字，覺得自己寫得夠多的了，自那後再沒寫過一個字。直到現在，他的聲名也遠沒有達到大眾化的程度，小說的印量很小，一直不太容易買到，愛好者們以在論壇上傳貼其小說並交流看法為樂趣，可以說朱文是作家中的作家，在寫作圈內具有相當大的力場，他的寫作影響了一批人，不少年輕作家如李紅旗、李師江等都自承深受其影響。
朱文的寫作深入了每一個人的存在狀況，他以高度的耐心與熱情去描述吃喝拉撒、無目的的遊蕩、突如其來的意外，展示生活中最百無聊賴、最微不足道、最容易被我們自己忽略的瑣屑細節，陌生、荒誕，然而這又正是我們所熟悉而又麻木不仁的。他說，“無聊之處見真知”。
他的筆下有無聊而躁動不安的年輕人，有壓抑了大半輩子的老年人，有破罐子破摔的藝術圈女性，他不替他們辯解，也不對他們作出評判，他尊重並理解這些人，讓他們自主地在各種關係和命運里浮沉，在迎面而來的誘惑和打擊前，或是一再被羞辱，或是偶然地重獲尊嚴。
朱文曾說，“一個好的小說家講述的每一個故事首先對他自己而言必須是必要的，它只能來自你誠實敏銳的心靈。寫出一個你的能力可以達到的最高級、最完善複雜的故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寫出應該寫出的與你有著血肉聯繫的那個故事。我把後一類作家叫本質性作家。我很難接受還有另一類作家”。現在他補充說，本質性寫作的意思是要回到源頭，回到最初的感動。他拒絕讓那些貌似深刻、貌似博大的因素滲入到寫作中，他說，“對一個嚴肅自律的作家來說，他最糟糕的作品裡也有著隸屬於他本人的當時的最緊張的心靈焦灼”，寫作是一個自我溝通過程，與自己的心靈共同生活。他還說，“我精神上對寫作的需要遠遠甚於寫作對我的需要”。
這樣的態度體現在他的小說里，他的小說有一種直面並深入現實與心靈的精神品質，獨立並強悍，不討好不避諱，不自我感動也不試圖感動、憐憫他人，像一個挖土機一樣看準地方直接挖掘下去，入木三分又勢不可擋。他的語言酣暢淋漓，飛揚，恣意，興之所至，讀起來非常痛快。
徹底地拋棄既有的標準，向許多事物發起進攻，必定要遭到很多人的反擊，1990年代中後期，《我愛美元》出來後，朱文被人稱為“流氓作家”。《我愛美元》並不算朱文最好的小說，但因為其激烈的反叛姿態而成為他最出名的作品，它寫的是“我”帶著父親找小姐的事情，這部小說幾乎讓朱文的父親身敗名裂，朱文由此深感這種老是寫“我”的方式很有禍害。
從自我到不太自我
在朱文十餘年的小說生涯中，其作品有一個明顯變化，就是早期的小說往往以“小丁”即“我”為主角，圍繞“小丁”的心理情緒和遊蕩行為而展開，主觀性很強，有很多“小丁”的直接獨白。而在後來的小說中，“我”通常成了旁觀者，目擊他人的掙扎、放任或沉淪，“我”不再處於中心位置。這個轉變很重要，一般認為他後來的小說更成熟，敘事更精湛，視野更廣闊。
早期的小說有《去趙國的邯鄲》、《弟弟的演奏》、《我愛美元》以及《什麼是垃圾，什麼是愛》等作品，這些小說都打上了主人公“我”即小丁的強烈印跡，小丁——一個叛逆、懷疑、喜歡四處晃蕩尋找刺激的年輕人，他的內心被虛無感包圍，處於極度的焦灼之中，他質問、憤怒、尋求、忍受，跟自我左衝右突、不得安寧。《什麼是垃圾，什麼是愛》中，小丁向父親問了一個憋了很久的問題，“你已經活了那么大歲數了，為什麼不想到去死”。我還記得幾年前看到這個地方時所受的震驚。
“我”還會置身事外般成為另一個我的旁觀者，身心分裂。《弟弟的演奏》中，“我”被迫與臉色臘黃、切除子宮的女上司欒玲保持令人噁心的性關係，“在激情喪失的盡頭，我沒想到厭惡也能成為另一種激情”，這時欒玲要求中止這段歷時兩年多的罪惡關係，“但是我不答應，我堅持著，我要看到自己欲望的界限”，“我知道我的熱情沒有方向，沒有結果，沒有意義”。也許這種熱情便是加謬所說的“荒謬的激情”。
這樣的自我關係是異常緊張的，這樣的寫作方式對於寫作者而言意味著非同一般的殘酷，在如此激烈的對撞中，寫作者很難全身而退。所以韓東說：“朱文的方式就是要不斷地回到自己，把自己當作了一條道路、一座橋樑，流淌於天上地下的‘精神之流’將從此經過，傷及自身。這樣的寫作是獻身性的。但不因獻身的意義而變得悲壯，同時他也是堅實而痛快的。”
朱文後來的小說更願意講故事，不再跟自我周旋，與早期的相比，寫作變得明快、收放自如；語言也更加酣暢，有一瀉千里之勢。有兩篇已經成為了寫作圈內的經典，它們是《段麗在古城南京》和《胡老師，今天下午去打籃球嗎》，都收入了朱文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達馬的語氣》中。段麗，一個混跡於藝術圈內的女人，被一個無恥的畫家騙走了愛情和金錢，她試圖懷上他的孩子，在躲往鄉下的時候被追上，腹部被一陣猛踹，從此後段麗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濫貨。
《胡老師，今天下午去打籃球嗎》的故事是這樣的，年輕時的胡老師在打籃球時認識了范紅，最後碰見時范紅的眼神有些異樣，後來范紅跳河自殺，她留下的私生子小強被胡老師夫婦收為養子，之後經歷了愛人病故、兒媳出走、兒子離家，胡老師一個人帶著孫女小蘭過活，小蘭越長越像范紅。“想到了范紅，我就想到了籃球，就想到了三年困難時期，就想到了我久已淡漠的壓抑。我多次做夢又夢見自己在球場上奔跑，夢見球場上那一次次短暫的身體接觸。人是多么軟弱呀，尤其是像我這種行將就木的人，我根本沒有力量去對抗那隻已經在鐵籠子裡被禁錮了幾十年的野獸。在小蘭十三歲那年，我終於做出了那件令人不齒的事情，並以此否定了自己不足稱道的一生。”他這才明白當年范紅看他的最後一眼，那正是已埋伏好的命運。
可憐又可厭、破罐子破摔的段麗，和一生多難、被命運絆倒的胡老師，這些在生活中受盡傷害和羞辱的男女，在朱文的筆下，終於獲得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他說，“他們不是什麼特殊的人，他們就是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