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我還年輕吧，有時覺得自己和六七十歲的老人談不來。”雖是一句玩笑話，卻讓記者感覺到86歲的朱傳榘有股不服老的勁兒。不久前，朱傳榘再次從美國來到北京，接受採訪的朱老聲音洪亮，激情昂然，一頂棕色鴨舌帽是他的招牌式裝扮，看上去頗為時尚。他自信地告訴記者：“我還能再乾50年！”
朱傳榘是一個永不服輸的人，事事都要做得比別人好。在其人生履歷表上更是留下了一串串閃光的印跡―――美國BTU國際部董事兼總裁辦公室高級顧問，斯坦福研究院董事兼總裁辦公室高級顧問，哥倫比亞國際公司主席，王安電腦公司高級科學家。
朱傳榘認為，自己之所以在耄耋之年，擁有旺盛的精力和敏銳的思維，完全得益於“激情”。“激情就像初戀的感覺，就是長生不老藥。”朱傳榘獨到的人生體會，也許就是他保持年輕不老的秘訣。
朱傳榘非常鍾情北京的小吃，但吃得極少、極慢，基本不沾葷腥兒，而且他說自己遵循孔子“食不言，寢不語”的教導，用餐時極少說話。
朱老是個極好動的人，非常喜歡旅遊，世界各地有特色的景觀幾乎都去過，有的甚至不止去一次。朱老認為，旅遊不僅能滿足好奇心，增長知識，而且能促進身心健康。比如，到海濱旅遊可以使人心曠神怡、排解憂愁；高山地區則空氣污染小、負離子數量多，利於老年人休養生息。2000年，81歲的朱傳榘聽說西班牙的古根海姆藝術博物館造型奇美、結構特異、建築材料新穎，便不辭勞苦地專程前去參觀。
2005年，朱傳榘聽說博物館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就又跑去參觀，回來後興奮地說：“確實如此，一個國家要想發展，必須要有眼光，一個人要想保持年輕，就不應該因循守舊。”
夕陽漸把細部隱去，一切被暈染得柔和而安寧；但朱傳榘的不老精神卻讓你感覺每天都是新的，而且從未老過。
朱傳榘先生簡歷
朱傳榘，1919年生於天津，1939年赴美留學。1946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與其他五人研製成功世界上第一部計算機（ENIAC），獲得電子和電氣工程師協會(IEEE)的“計算機先驅獎”（IEEE Computer Pioneer Award）。曾任美國BTU國際、斯坦福研究院（SRI）董事兼總裁辦公室高級顧問、哥倫比亞國際公司主席、霍尼威爾信息系統公司（Honeywell Information Systems）副總裁、王安電腦公司高級副總裁、阿爾貢（Argonne）國家實驗室高級科學家等職。在中國，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科學院榮譽院士、中國工程學會高級教授、上海交通大學校委會委員、榮譽教授以及南開大學、山東大學等校榮譽教授。現居波士頓附近。
197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方毅代表黨和政府會見了朱傳榘夫婦。他心直口快、一針見血地向方毅副總理談了一系列對國家發展的建議，包括“引進來，走出去”、“培養有國際經濟競爭觀念的高級公務員和企業經理人才”等。
此後數年裡，鄧小平、王震、萬里、江澤民、李瑞環、朱�基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相繼會見過朱傳榘夫婦。
近年來，朱傳榘經常到內地大專院校及非營利組織推動公益事業，被人譽為公益“傳教士”。他曾在母校上海交大設立“朱傳榘英文獎”，後來又推動在上海交通大學成立中國最早的商學院，並設立“朱傳榘精神文明獎”。
附：朱傳榘為《朱傳榘與中國改革開放》一書所寫的自序（摘錄）
1943年，我娶了美國妻子，建立了家庭，加入了美國國籍，過起了完全美國式的生活。從那時起，我開始了在電子計算機領域中的漫長職業生涯。我參與了第一個電視台WPTZ和第一台電子計算機ENIAC的設計與製造，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在美國一家藍籌股公司擔任高管職位的中國人，在美國原子能委員會所管轄的芝加哥大學阿爾貢國家實驗室有著高級科學家的頭銜……
1970年我與榮智珍再婚。她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大實業家榮鴻元（溥仁）先生的長女。榮鴻元先生是榮氏家族叔伯大排行的長兄。那是我生活工作經歷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年。
今天，回想起68年前我給父親的信中比較孔夫子和西方哲學家時說的話，感到當時的頭腦是那樣簡單，對中國的了解是那么少。孔子曾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孔子關心的是社會中的人怎么才能過得幸福和諧。在科學上有這樣的說法，最簡單的往往是第一流的。從這個意義來講，孔子是有著科學的思維方法的賢哲。
…………
回顧我從1940年抵達美國直至1978年第一次回國的38年間，我經歷了世界上的一場工業革命，參與研製了世界上第一台電子計算機的整個歷程。但是，我為中國做了什麼呢？在我離開祖國的這38年間，我的家人怎樣地被揪斗，中國老百姓遭受了多少苦難，又有多少人亡命天涯，而我卻在過著安逸、奢華、充滿名望的生活。我知道，現在該是我報答祖國的時候了。
1978年, 我59歲。
那年底，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先生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和掌舵人。
智珍深知我思念祖國，勸我回國看看。當時, 美國到中國沒有直飛航班機，唯一的航線要途經歐洲、近東和印度再到北京，要花將近3天時間。……我們於1978年10月8日到達北京。智珍的四嬸（榮毅仁夫人）在機場迎接我們。
從各地參觀訪問三周后，當我們回到北京時，方毅副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我們。
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我選擇了社會科學和科技發展政策作為我為之貢獻的領域。於是國家科委和社會科學院成了我活動的中心。科委的趙東宛、宋健、吳明瑜、鄧楠和楊培青等，以及社科院，還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馬洪、李泊溪和王慧炯等都曾在一起工作。
1980年10月，通過趙東宛和吳明瑜的安排，我見到了鄧小平先生。他的一句話令我感觸很深。他說，共產黨犯了很多錯誤，欠人民很多，我們必須向中國人民還債。我被深深地感動了，下決心從此要為中國的改革事業貢獻我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