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
劉德軍2010年年11月13日開始，來自河北興隆縣榆樹溝村農民劉德軍為玉田縣大安鎮個體運煤戶王海做押車小工，每天工資120元。
2011年1月16日，河北農民工劉德軍為討回3200元工資，毅然喝下劇毒農藥。
2011年1月29日21時許，在醫院里挺了13天的“服毒討薪”農民工劉德軍心臟停止了跳動。
工資數額
劉德軍的妹妹劉莉說，哥哥清醒時交代拖欠工資為3200元。但王海卻矢口否認：劉德軍幹了不到兩個月，6420元工資，除去零碎支取的生活費，最後只剩下1520元。
依據新的勞動契約法規定，沒有與職工簽訂勞動契約要給予雙倍工資，王海要給劉德軍3040元工資。但是直到劉德軍咽氣時，經玉田縣大安鎮墊資160元，加上王海拿出的3040元，3200元錢才交到了劉德軍的妹妹劉莉手裡。
各方說法
王海
據王海說：“1月14日，劉德軍押車途中，我打電話詢問這車裝了多少，劉德軍說裝了100噸，比預計少了10噸。我說"你裝那么少，得扣你錢"。劉德軍說"我不幹了"。我說"你不幹了，還要不要工資"？劉德軍說"你不給我工資，我就死你們家"。之後，貨車司機岳軍打來電話說"劉德軍從豐潤縣下車走了"。15日，劉德軍到我家要工資，我不在家，我妻子讓他改天來。”
劉德軍
劉德軍說：“1月16日下午，我帶著事先買好的百草枯農藥去找王海要工資，王海說我死了給雙份工錢。我才喝藥的。”
王海同村村民
臨時到王海家串門的村民張小營說：“我沒有聽到王海說"死了給雙份工錢"的話。”
玉田縣勞動監察保障大隊
王海沒有工商登記，是自由人，所以勞動監察保障大隊管不了。
派出所
"我們和局裡刑偵部門和法制部門溝通過了，這是他自己喝的藥，也沒人灌他，不是公安機關管轄的案件，不是刑事案件。"參與辦案的大安鎮派出所所長胡清華稱，派出所認定，這是一起民事案件。大安鎮派出所案件調查報告的第一段最後一句話寫著："王海與劉德軍屬於僱傭與被僱傭的關係。"
朋友和前僱主
劉德軍的上一任老闆天津薊縣廢品收購站的王慧英，與他共事了8年。王慧英說："他一直在我這乾，他性格挺開朗的一個人，一聽說他喝藥了，剛開始我都不相信。"劉德軍曾經有過一個女朋友，10年前離他而去，留下一個女兒。王慧英曾問過他為什麼不娶媳婦兒，他說沒錢，怕耽誤了人家。在家人和朋友眼中，劉德軍是一個有責任感、大方、樂觀的人。
他的鄰居楊鳳祥也是農民工。楊鳳祥回憶說，劉德軍心胸特別坦蕩，有點事都能容忍過去。在這裡，不簽契約然後根據口頭協定去工作的，很普遍，甭管當地外地人全是這樣。
當地政府回應
一、全力解決劉德軍的醫藥費。二、副縣長帶隊到醫院看望劉德軍。三、公安機關對該案件深入調查。
評論
據北京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調查，一個農民工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資，完成所有程式，除政府成本和法律援助成本外，農民工維權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種花費，花費時間至少11～21天；折合誤工損失550元至1050元。
從法治角度看，農民工“服毒討薪”，“以命討薪”，使法律很尷尬，因為它折射出來的是正常討薪成本太高或渠道不暢，說明法治生態受“污染”，執法手段很“疲軟”。目前欠薪事件不斷發生，表面上看是相關法律不夠“堅挺”，可根子則是執法手段剛性不足。《勞動法》對用人單位的違約處罰條款非常具體，也頗有力度，法院對拒不執行判決的債務人有權強制執行，執法部門如果能夠嚴格依法辦事，拿出“殺氣”，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是有保障的。
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救濟乏力，相關職能部門不作為。本來，行政體系內，有勞動部門、工會組織，他們拿著納稅人的工資，職責就是維持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如果他們都擔當起各自的職責，為農民工撐腰、維權，許多欠薪問題就可以通過行政手段加以解決，而不必再進入司法程式，浪費農民工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增加他們的痛苦指數，同時也浪費寶貴的司法資源。
農民工討薪難，也讓我們看到了農民工在參與社會經濟活動過程中的弱勢地位，以及他們為了得到原本天經地義的勞動所得而不得不走極端的現狀。其也足以窺見我們的經濟運行環境距離真正的市場經濟有多遠。反過來，也可以預見農民工欠薪問題的解決之路有多長。
因此，只有儘快出台保護農民工權益的專門法律法規，儘快研究制定專門的農民工權益保障法，從制度上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建立一種長效的機制，並使制度的健全、法律的約束能夠真正到位，讓“不敢欠薪”、“欠不起薪”成為經濟法則，到那時，農民工才無需自己用各種極端的方式去討薪，使他們在獲取勞動報酬過程中多一些欣慰指數，少一些痛苦指數[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