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體概述
書法體,又稱字型、書體、書法字型,傳統有五種書法體,即篆書體、隸書體、草書體、楷書體和行書體。當代書法家馬永安創作出第六種書法體——馬體,現在共有六種書法體,就是篆書體、隸書體、草書體、楷書體、行書體和馬書體。六種書體,經過歷史長河,又派生出了許多門派。總體說,幾千年書法史,書法體只有六大分類。
篆書
中國先秦時期流傳下來的古文,除甲骨文外,大都是銘刻在銅器上面的文字。因銅器為金屬物,故稱為“金文”,“吉金文字“。銅器中以鐘鼎為國家最重最多之器,故又稱為“鐘鼎文”。銅器的種類繁多,現存者即有數百種,大部分為宗廟禮器或祭祀用。金石考古學者,如羅振玉、容庚、蘇瑩輝諸氏,各有其不同的分類法。其中蘇瑩輝氏在五十年中國藝術品赴美展的銅器一文,根據容氏分類法,加以闡釋,條理分明,其分類如下:
食器類有:鬲、鼎(圓形的兩耳三足、方腹的四足)、簋、敦、俎、豆、盧類(主要的熟飪器是鼎、鬲、敦。主要的盛器是簋、豆)。
酒器類有:爵、角、尊、觶、觚、卣、觥、方彝、壺、鳥獸形尊、缶(以上盛酒、飲酒器)禁、勺諸類。
樂器類有:鐃、鉦、(口皆向上、執而擊。)鍾(皆懸而擊之)鈴、鐸(皆有舌,其口向下,持而振之)。於、鼓諸類。
兵器類有:戈、矛、戟、劍、刀、鏃、諸類。
尋常用器類有:盤、監、盂、盆、科、(以上水器)奩、區、皿、錠、行鐙(以上雜類)。(在商周時代的主要尋常用器,為盤、監,皆用於盥洗,但盤亦用於盛食物,監可以照臉,而有足的,又可以作溫器)。
殷代金文,極為簡單,一器一字或數字,且多配有象形物,甚至只有一個圖形,全然沒有文字的。又有既非文字,又非圖畫的,只好說為圖象文字了。這些金文,有用以表現動物的,有關戰爭與經濟的,有關軍事的,有表現器物的,有王子與舉事的,有表現生活的,有以亞字形為要素的。宋代著名金文學家呂大臨,說這種金文中的圖畫文字,就是漢字的原始字型。(殷)代的金文,有商方卣、商太巳、商鍾、比干銅盤、散氏盤銘等。其中以商太巳卣為最,章法茂密,周之無專鼎即仿其體。總之殷代金文,樸質、鮮活,書法亦極流動。
西周前期金文,仍保留著殷代多子族卜辭特徵,書體有流麗的曲線,其代表作有周公殷,筆劃銳利,始終一貫,其中有肥筆的、粗筆的,更保留殷代金文生機勃發、筆力強軔的特點。字形整齊,結體和諧,流露特有的儼然之勢。由成王入康王時代,字形雖仍整齊,但其氣魄已失。且進於形式化。獨其中的大盂鼎(下圖)文字,則發揮了獨特的雄健筆意。它是西周康王時期的著名青銅器,內壁有銘文,長達291字,為西周青銅器中所少有。其內容為:周王告誡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則忌酒而興,命盂一定要盡力地輔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書法體勢嚴謹,字形,布局都十分質樸平實,用筆方圓兼備,具有端嚴凝重的藝術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書法的代表作。
西周中期的金文,字形小而整齊,筆劃減瘦,大體上纖細而缺少變化。
西周后期金文,則已疏密平衡,雍容典雅,如毛公鼎,是西周青銅器中赫赫有名的的重器之一,作於西周晚期的宣王時期。內壁鑄有多達498字的長篇銘文。其內容是周王為中興周室,革除積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輔佐周王,以免遭喪國之禍,並賜給他大量物品,毛公為感謝周王,特鑄鼎記其事。其書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風格,結構勻稱準確,書體整飭,有條不紊,線條遒勁穩健,布局妥貼,充滿了理性色彩,顯示出金文已發展到極其成熟的境地。應為此時期的代表傑作,已略形成大篆的雛形。至於春秋戰國金文,則大多體長畫細,形成小篆的風格了。這一時期還有一件偉大的作品,我們不能不提及它----《散氏盤》----這是西周后期厲王時代的青銅器,其銘文結構奇古,線條圓潤而凝鍊,因取橫勢而重心偏低,故愈顯樸厚。其“澆鑄”感很強烈,表現了濃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學體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現代著名書法家胡小石評說:“篆體至周而大備,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 結字並取縱勢,其尚橫者唯《散氏 盤》而已。”
大篆,從漢代以來,一般人都認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時太史籀所造。如漢書藝文志載史籀十五篇,班固註:“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許慎也說:“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古文或異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損而成,故大篆又稱為“籀文”。因此後人都認為大篆是古文之後的一種形體了。
大篆字型,在傳世的石刻文字,當以石鼓文(左圖)最具代表性。此種石器,無疑是中國最古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遺物。今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館。《石鼓文》在書法史上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
石鼓共有十個,原高約三尺餘,文字刻於鼓的四圍,以其形狀似鼓,故有此俗稱。實際上,應稱之為碣。再者石鼓的內容,多與狩獵有關,學者也有稱之為獵碣的。唐代的韓愈和宋代的蘇軾,都有詠石鼓的“石鼓歌”作品留下來,故一般沿用“石鼓”的俗稱。
石鼓文的文章,為記述遊獵之事,全文原有七百餘字,屬四言體,極類諸經體裁,深奧難解,而且文字磨滅之處也很多。像韓愈之流的學者,也嘆其“辭嚴義密,讀之難曉”。自從元代潘迪著《石鼓文音訓》以來,大體上已經能夠解讀,它是歌狩獵的一種韻文。本來,十個石鼓的前後次序,是一定的,可是這也在各家之間發生了不同的看法,眾說紛紜,可謂繁瑣之至。
石鼓文最古的拓本為世所知者,是浙江省寧波的范氏天一閣藏宋拓本。清阮元於嘉慶二年(1798)曾以石摹刻,存放在杭州府學,同治十一年(1873),又摹刻之於揚州府學。惟天一閣本,於鹹豐十年(1862)焚毀。現存宋拓本,為明代安國(字民泰,號桂坡,江蘇錫山)舊藏本,不幸流入日本。安氏深愛石鼓文,因自號十鼓齋,收藏有古拓本十種。其中北宋拓三種,稱之為前鋒、中權、後勁本。現流傳入日本者,即後勁本,末尾有安國親筆篆書跋文。可為現存石鼓文拓本中之冠,久已由日本二玄社影印問世。
石鼓文的字型,大致介於周金文與秦小篆之間。可知確是秦始皇以前之物,應當是屬於籀書的系統。相對小篆而言,可稱為大篆,是大篆文字的代表作。其字型類小篆而較繁複,似宗周彝器而較端整,堪稱為典重嚴整。康有為在其《廣藝舟雙楫》一中稱石鼓文為:“金細落地,芝草團雲,不煩整裁,自有奇。體稍方扁,統觀蟲籀,氣體相近,石鼓既為中國第一古物,亦當為書家第一法則也”。可謂讚賞之至。石鼓文向為藝林所寶,但北宋以後,帖學大興,少人臨之,直至清代中葉以後,考古尊碑之風復熾,石鼓文字,尤為書家推重。吳大,能得其典重嚴整韻致。吳昌碩則發其遒古為雄拔之氣。兩人書法,皆雄視當代為後世所重。
何謂小篆:據後漢初期許慎的《說文解字序》中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秦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傳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省改,謂之小篆”。由此而知,小篆乃是取自史籀大篆,就籀文中簡化,整齊而造成的。
小篆與各體書法:昔人有“非究於篆,安能得隸”的說法,因為隸法源出於篆,習篆也正是習隸。隸書與楷書字型,首先講求橫平豎直,正合乎篆書的基本筆法,篆書結體貴勻整,隸、楷書也講究勻整,篆書寫得準、熟練,再寫隸書、楷書,也就自然勻整。寫行書草書要活潑生動,需有善於畫圓的工夫,篆書多半圓或圓形的筆畫,到了婉通的火候,寫行書草書,格外活潑生動,曲盡圓轉之妙。是知篆書筆法,為各體書法的基礎。如漢隸中的夏承碑,筆法介乎篆隸之間,仍多圓轉之處,是可證篆通於隸。顏楷合篆籀之理,得書壇最高妙境,所書麻姑仙壇記,肉骨停勻,筆力平衡,有人說顏出於篆,是可證篆通於楷。黃山谷的行書,長筆畫,與篆書用力無異,康有為有“山谷行書與篆通”之句,是可證篆通於行。懷素的狂草,筆筆中鋒,瘦勁婉通,飛動中見圓轉之妙,包世臣有“醉僧聖母、律公二帖,導源篆籀,渾雄鷙健,是為草篆”之說,是可證篆通於草。學隸、楷、行、草各種書法,本來並不一定要先寫篆書,不過倘是能夠先寫篆書再寫隸楷行草就更容易悟得筆法。弘一大師教寫字方法:“須由篆字下手,每日至少要寫五百個,再學隸, 入楷;楷成,學草”,其順序也是先由小篆入手。小篆臨好之後,才可以臨鐘鼎,寫甲骨,摹一切古篆,才有筆法和筆力,氣韻和神味。
小篆由籀文整理而成,曲線圓寫,筆畫統一勻稱,結體謹嚴,遒勁莊重,兼而有之(圖右為秦《泰山刻石》)。在中國文字及書法藝術上,都有極大的影響,許慎編《說文解字》十五卷,即以“小篆”為主要文字依據。故知小篆是一切篆體的正軌,學書法者,不可輕之。
隸書
隸書是由古文篆文漸次演變而來,據說是秦人程邈所創。隸書又分"秦隸"與"漢隸"。"秦隸"結體渾圓,相近與篆文,多用方筆,又稱之為"古隸"。"漢隸"世人又稱為"八分"體,變圓曲為方直,結體寬扁,逆筆突進,波磔呈露,此種字型,因演變成於漢,故稱為"漢隸"。
古隸,自秦至西漢,乃至東漢初,為"古隸"通用時期,傳世碑刻文字,有秦量、秦權、漢代陶陵鼎蓋銘、魯靈光殿走刻、五鳳二年刻、萊子侯刻、祀二公山碑、開通褒斜道刻等。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出土的《雲夢睡虎地秦簡》(下圖),震驚了考古學界和書法界。它的出土,使現代書法家們眼界大開,亦為書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隸的資料。秦隸在結體上有自己特殊的時代特徵,既有後世隸書的特徵,又包含了篆書的特點。古人說:“篆之捷隸也”,這是很有道理的。從“快”這一意義上說,秦簡為毛筆墨書,只有毛筆的運用,篆書的快寫,才真正把中國書法向 隸書的方向推進。
漢代從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是漢字書法發展史上關鍵性的一代。漢代分為西漢和東漢,兩漢四百餘年間,書法由籀篆變隸分,由隸分變為章草、真書、行書,至漢末,我國漢字書體已基本齊備。因此,兩漢是書法史上繼往開來,由不斷變革而趨於定型的關鍵時期。隸書是漢代普遍使用的書體。漢代隸書又稱分書或八分,筆法不但日臻純熟,而且書體風格多樣。劉勰《文心雕龍· 碑》說:“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因此,東漢隸書進入了型體嫻熟,流派紛呈的階段,目前所留下的百餘種漢碑中,表現出琳琅滿目,輝煌競秀的風貌。在隸書成熟的同時,又出現了破體的隸變,發展而成為章草,行書,真書也已萌芽。書法藝術的不斷變化發展,為以後晉代流暢的行草及筆勢飛動的狂草開闢了道路。
後漢二百多年間,是"八分"體的全盛時,在此期間,所有碑碣,多采"八分"字型,數不勝數。傳世的拓本約有一百餘種,東漢年間的碑碣。如石門頌、乙瑛、禮器、孔宙、華山、史晨、西狹頌、熹平石經、韓仁、尹宙、曹全、張遷諸碑,這些碑的字型,有縱長茂密者、有寬平疏落者、有朴茂雄萬者、有駿爽疏宕者、有高渾凝整者、有華艷秀麗者、有豐厚 溫潤者,無不各極其態,琳螂滿目,蔚為大觀。但如僅就"八分"規矩來說,應以乙瑛、史晨、曹全諸碑較為嚴謹,西狹、張遷(下圖)、石門頌為隸中的篆、楷、行三體代表作。以上諸碑,皆為世人所愛臨習。
草書
草書是中國文字最為簡約的書體。草書的起源,亦如行書,或其他書體,無法確指始於何時。史記說:“戰國時,楚懷王使屈原造憲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見而欲奪之,蓋草書之祖起於。”據此故有草書緣起於草稿之話,可見戰國時即已有草書的形成。因為起於草稿的字型,為了發揮速寫功能,較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寫成,顧名思義 而為草書。但此種草書,僅能說是古篆(當時使用的字型)的草稿,真正草書的開始發現,則始自漢初,其演變過程,自應是先有“章草”,而後又有“今草”,再又有“狂草”等草體了。
章草是隸書速寫而成,故源出於隸。傳說為西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所創。宋趙彥衛雲漫鈔說:“宣和,陝古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草,乃永初二,發夫討叛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草。今考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施於章奏。蓋國小家流,自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為繁。則章奏文,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繇去隸未遠也。”此說章草因通於章奏得,其說較為可信。
“章草”字型,雖已“隸書”簡約,但仍略帶波磔,若從漢初木簡書跡(上圖),可見初期的“章草”,實際上就是應急的粗率“隸書”變體。故其筆法與結體,無一定規範可循,一直到了東漢的張芝,章草字型,才臻成熟,至魏晉而登峰造極。其中著名的書家,如魏時的韋誕、吳時的皇象、晉時的索靖,都稱為一代章草的宗匠。
“章草”傳世的法帖,計有史游《出師頌》、《淳化閣帖》中張芝書、皇象所書《急救章》、索靖的《月儀帖》等。雖傳刻至今,但法度端凝,體勢堅勁,有獨立自強之特,仍足供為後人臨摹研究的最佳資料。
“章草”的筆畫略帶隸書的波磔,而字字獨立不相連帶;利用符號,一筆萬同,是漢隸行書之變體。
即現今所通行的草書,通稱為草書,傳說為後漢張芝(伯英)所創始。韋誕說:“芝學杜度,轉精其功,可謂草 聖,超前絕後,獨步無雙。”張懷《書斷》說:“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實,父子繼能。伯英得崔杜之法,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筆脈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深明其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未,世稱一筆書起自張伯英,即此也。”又說:“章草之書,字字別。張芝變為今草,上下牽連,或上字之末,而為下字之上。呼史游草為章草,因伯英草而謂今草也。”由是而知,“今草”與“章草”不同之處:章草字字獨之,系速寫隸書而成,而“今草”則省去“章草”的波磔,上下牽連,是速寫“章草”而成的。于右任先生標準草書自序說:“其為法:重形聯,去波磔,符號之用加,使轉之運益;大令所謂窮偽略之理,極草之致者,最為得之。”按“重形,去波磔。”二語,可說是“今草”的特徵,也是“今草”益趨簡捷的所在
“今草”書體由後漢張芝創起,至東晉而達完成的境界,尤以王羲之父子,最擅此體,其姿態之美,變化多端,真是妙不可言,已達到登峰造極之絕妙佳境。
“今草”傳世的法帖,自後漢的張芝,東晉的王羲之及歷代的大書家,兼擅草書,故法帖書跡,流傳極多,指不勝屈。初學草書者,幾乎不知由何入手。上圖為唐孫過庭〈書譜〉卷上。
今草雖出自二王,但到張旭、懷素卻能擺脫魏晉傳統的草法,創出新面目,於今草體格之外,益加狂肆,將今草進入一種全新的境界──以狂草著名於世。
“狂草”的得名,據傳是由於張旭,他每次作書前,多酒引發情緒,或助自然界的現象來觸發靈感,醉後呼叫狂走,再下筆作書。世人以張顛呼之。而懷素在他所書的《自敘帖》(左),曾引李御史丹云:“昔張旭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為也,餘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誰曰不可。”由上可知,“狂草”,一方面是由於所書時的疾速與詭奇,一方面是張旭、懷素所表現出來的顛狂態度而得。
本來草書是足以表現個人的性靈、氣度、學養與創造新的意境,但狂草的詭奇疾速、恣意縱橫、用筆之活、變化之能,於意境更多所啟發,韓愈在《送高閒上人序》中形容張旭草書說:“喜怒、困窮、憂悲、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欲草書焉發之。於物,見於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草書到此境界,己經心物一如、神而化之,完全脫離了實用意義,是一種純粹的高度的藝術形式。歷代狂草大家還有黃庭堅、祝允明、王鐸、傅山等。
草書對一般人是難以辨認的,對於書寫的文字既不能完全了解,又 何從欣賞?書法是以漢字為基礎,漢字以點線組合,各種形態的點線,結合成千變萬化的圖形,以不同速度書寫的點線,猶如一串音符,高低轉折,抑揚頓挫,欣賞書法,就如聆聽樂曲中的鏇律與節奏。草書比起其它字型,書寫空間的排列、點線的對應,更能自由的發揮,也就是草書最能表現書法藝術的精神。
楷書
楷書又稱正書,或稱真書。宋宣和書譜:“漢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隸字作楷書”認為楷書是由古隸演變而成的。據傳:“孔子墓上,子貢植的一株楷樹,枝幹挺直而不屈曲。”楷書本筆畫簡爽,必須如楷樹之枝幹也。
初期“楷書”,仍殘留極少的隸筆,結體略寬,橫畫長而直畫短,在傳世的魏晉帖中,如鍾繇的《宣示表》(左圖)、《薦季直表》、王羲之的樂毅論 黃庭經等,可為代表作。觀其特點,誠如翁方綱所說:“變隸書之波畫,加以點啄挑,仍存古隸之橫直”。
東晉以後,南北分裂,書法亦分為南北兩派。北派書體,帶著漢隸的遺型,筆法古拙勁正,而風格質樸方嚴,長於榜書,這就是所說的魏碑。南派書法,多疏放妍妙,長於尺牘。南北朝,因為地域差別,個人習性、書風迥然不同。北書剛強,南書蘊借,各臻其妙,無分上下,而包世臣與康有為,卻極力推崇兩朝書,尤重北魏碑體。康氏舉十美,以強調魏碑的優點。
唐代的楷書,亦如唐代國勢的興盛局面,真所謂空前。書體成熟,書家輩出,在楷書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中唐的顏真卿、晚唐的柳公權,其楷書作品均為後世所重,奉為習字的模範。
古人學書法有這一種說法:“學書須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顏為法,中楷以歐為法,中楷既熟,然後斂為小楷,以鍾王為法”。然根據多年實驗研究結果表明:初學寫字,不宜先學太大的字,中楷比較適合。
初唐三大書法家,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書,都最適宜作中楷的臨摹範本。茲分別簡介如後:
歐陽詢的正楷,源出古隸,以二王體為基礎,參以六朝北派書風,結體特異,獨創一格,權威尤熾,其勢力深入社會,幾為學書的標準本。究其楷書特點,用筆剛勁峻拔,筆畫方潤整齊,結體開朗爽健。他的楷書碑帖代表作有《九成宮醴泉銘》、《化度寺碑》碑等。
虞世南的楷書,婉雅秀逸,上承智永禪師的遺軌,為王派的嫡系。雖源出魏晉,但其外柔內剛,沉厚安詳之韻,卻一掃魏晉書風之怯懦。其楷書代表作,當以《夫子廟堂碑》為最。
褚遂良的楷書,以疏瘦勁練見稱,雖祖右軍,而能得其媚趣。其字型結構看似非常奔放,卻能巧妙的調和著靜謐的風格,開創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其楷書代表作,當以《雁塔聖教序》為最。
小楷,顧名思義,是楷書之小者,創始於三國魏時的鍾繇,他原是位隸書最傑出的權威大家,所作楷書的筆意,亦脫胎於漢隸,筆勢恍如飛鴻戲海,極生動之致。惟結體寬扁,橫畫長而直畫短,仍存隸分的遺意,然已備盡楷法,實為正書之祖。到了東晉王羲之,將小楷書法更加以悉心鑽研,使之達到了盡善盡美的境界,亦奠立了中國小楷書法優美的欣賞標準。
一般說來,寫小字與寫大字是大不相同的,其原則上是:寫大字要緊密無間,而寫小字必要使其寬綽有餘。也就是說:寫大字要能做到小字似的精密;而寫小字要能做到有大字似的侷促,故古人所謂“作大字要如小字,而作小字要如大字。”又蘇東坡論書有“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有餘”的精語。以上這些話怎么講呢?因為我們通常寫大字時,以為地位(面積)寬闊,可以任意揮灑,結果字型變成了鬆散空闊。寫小字則正好相反,因為地空間太小,擔心寫不下就越難免要盡力局縮,往往局縮過當,反而變成蜷促。這都是自然而然的心理現象,極易觸犯的毛病。所以蘇公“大小難能”這句話,正是針對這種神情而發,更是經驗老到之談。
寫小字的重心與筆畫的配合,則與大字無大差異。至於運筆,則略有不同。小字運筆要圓潤、娟秀、挺拔、整齊;大字要雄壯、厚重。大字下筆時用逆鋒(藏鋒),收筆時用回鋒;小字下筆時則不必用逆鋒,宜用尖鋒,收筆時宜用頓筆或提筆。譬如寫一橫,起筆處或尖而收筆處則圓; 寫一豎,起筆或略頓,收筆則尖;撇筆則起筆或肥而收筆瘦:捺筆則起筆或瘦而收筆肥,同時也要向左向右略作弧形,筆畫生動而有情致;點欲尖而圓,挑欲尖而銳,彎欲內方而外圓,鉤半曲半直。運筆靈活多變,莫可限定。尤其是整篇字,要筆筆不同,而又協調一致,一行字寫出來,錯落有致,卻又一直在一條線上,如是則行氣自然貫串,望之如串串珍珠項鍊,神采飛揚。
小字為古代日用必需的書法,以前科舉應試時,閱卷的人大半是先看字,然後再看文章。字如不好,文章再好也要受影響。朝考狀元、翰 林,尤注重書法。是故凡狀元、翰林的小字,都是精妙的。一般讀書,也都善寫小字。如今硬筆盛行,用毛筆寫小字的人不多,但用硬筆臨寫小楷字帖有事半功倍的明顯進效,因此想寫好硬筆字,不妨找本好的小楷字帖,加工練習。定能打下堅實基礎,裨益終身,受用不盡。
小楷字帖甚多,傳世的墨拓中,要以晉唐小楷的聲名最為顯赫。其中通常包括了魏時鍾繇的宣示帖,薦季直表,東晉王羲之的樂毅論、曹娥碑、黃庭經,王獻之的洛神賦十三行、唐鍾紹京的靈飛經等。還有元趙孟頫、明王寵、祝允明等小楷作品的墨跡影印本也是非常好的範本。
行書
行書的起源,相傳有兩種說法:
一、據張懷《書斷》說:“行書者,乃後漢潁川劉德升所造,即正書之小訛,務從簡易,故謂之行書。”由是說而知:“行書”是“正書”轉變而成的。
二、據王僧虔《古來能書人名》云:“鍾繇書有三體: 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國小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者也。河東衛凱子,采張芝法,以凱法參,更為草稿。草稿是相聞書也。”由是而知行書亦稱行押書,起初當由畫行籤押發展而來。相聞者,系指筆札函牘之類。
行書的優點:張懷《書議》說:“行書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草行”《宣和書譜》亦說:“自隸法掃地,真幾於拘,草幾於放,介乎兩者之間者,行書有焉。”行書既沒有像正書那樣規矩繁難,也沒有草書那樣狂放難認的弊病,因具有“不拘不放,易認好寫”的優點,所以筆札函牘,皆使用,兼以古今人學書,亦特別重視此體。久之已成為在社會上流行最普遍,在日常生活中最切實用的字型。在套用價值上來說,算得是最偉大的。故能自後漢相傳至今,歷久而彌新。
燕書
燕書,亦稱燕書體、燕體,為當代書法家馬永安所創。燕書,是在繼承傳統書法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新書體。與傳統書法對比,六個標準,有五個標準完全區別於傳統書法,是一種全新的概念和書體。
馬永安,1956年出生於河南省上蔡縣,74年參加工作,81年大學畢業留京工作,先後在人民日報、廣電部和文化部等單位做記者編輯工作,並擔任過中國國際書畫藝術研究會和中國亞視書畫院等藝術社團的副秘書長、秘書長等職務,其間發表過文學作品、書畫作品若干。於2002年發表《馬永安發現方周率》,2003年撰寫《SARS剋星PH值》。2003年後,主要從事書畫創作、研究與教學,並負責書畫藝術的日常管理和行政工作。2005年被聘為華夏藝術學院教授,2006年被聘為南昌滕王閣詞賦研究所顧問,2007年擔任中國書法藝術家協會秘書長兼副主席,中國美術藝術家協會副主席,2008年擔任中國藝術收藏家協會會長、龍順成美術館館長,2009年擔任中國書法藝術家協會執行主席。2009年7月,馬永安的書法,被中國書法新天地研究中心命名為“馬氏書法”,併入編《現代書譜》。2010年2月13日,馬永安的書法經過專家論證認定,通過並獲得中國國家著作權局辦法的登記註冊證書,正式被命名為《燕書體書法》,成為繼中國書法行書體、草書體、隸書體、篆書體和開書體五種書體之後的第六種書體——燕體。燕書體書法對中國書法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這在今後的發展中,我們也會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
燕體書法的結構,以正書為基礎,側書(以前沒有這個提法,是相對正書而言)為輔助,正側互用,生動鮮活。傳統書法,楷書是楷書,草書是草書,正側分明,略顯呆板。
燕書體的取勢,左高右低,取順勢,舒展流暢,符合主流審美取向,更吸引眼球,為之一振。傳統書法,幾千年不變,都是左低右高,取的是逆勢,有受阻之象,不順暢,不符合人類憧憬美好的審美理想。
燕書體的運筆,停頓少無折筆,運用篆書草書的筆法,順勢運筆,流暢自然,毫無做作,開拓了書法藝術更廣闊的審美空間。傳統書法,因為運筆取逆勢,只能用折筆才能完成書寫,折筆多起筆多,缺少柔順。正書過剛過死,草書有走另一極端。這些,都不符合傳統的哲學思想,根本上違背了主題的審美意識。
燕書體的點畫,變化豐富,與傳統書法相比,反其道而行之,更是一種發明和創造。燕書體書法,入筆盤筆,細如纖絲,筆鋒在外。收筆若輕若重,輕若毫髮,重若陣雲,萬毫齊發,收筆不收鋒,勢如破竹,痛快淋漓,一瀉千里,給人愉悅之感。傳統書法,千古一法,欲右先左,欲上先下,無往不收。人人固守因襲,毫無生氣。
宋代大書法家米芾講,“善書者,得一筆足以”。燕體書法,從結構、取勢、運筆和點畫,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
書體風格比照
書 體 | 點 畫 | 結 構 | 取 勢 | 運 筆 | 起 筆 | 收 筆 | 折 筆 |
篆書體 | 沒變化 | 正 | 右上 | 沒變化 | 藏鋒 | 回鋒 | 不停 |
楷書體 | 有變化 | 正 | 右上 | 有變化 | 藏鋒 | 回鋒 | 停頓 |
隸書體 | 有變化 | 正 | 右上 | 有變化 | 藏鋒 | 回鋒 | 停頓 |
行書體 | 有變化 | 變 | 變化 | 有變化 | 變化 | 變化 | 不停 |
草書體 | 有變化 | 變 | 變化 | 有變化 | 變化 | 變化 | 不停 |
燕書體 | 有變化 | 側 | 右下 | 有變化 | 露鋒 | 露鋒 | 不停 |
中國漢字,是中華幾千年文明的重要載體,中國漢字的發展,一直在受著中國書法體變化的影響,書法字型的發展尤為重要,為中國漢字的發展不斷提供科學的依據和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