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概述
江陰在當時雖只是一個小小的縣城，但由於是江蘇學政的駐節之地，所以就成為江蘇的“文化樞軸”，而暨陽書院的資格、地位，也就相當於省城的書院了(近代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柳詒徵語)。而照現代
暨陽書院存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培養了眾多的人才，為江陰的教育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如今，昔日所謂的“大學研
盧文弨、李兆洛和暨陽書院
一個書院的盛衰，與院長密切相關。暨陽書院的興盛，盧文弨、李兆洛功不可沒。首任院長盧文弨開創了暨陽書院的學術空氣，但對書院的影響最為深遠的，則是盧晚年主講常州龍城書院時的弟子李兆洛。兩人學術上的成就，早有定論，不贅言(分別見《清史稿》的《儒林傳》和《文苑傳》)。俗話說：“經師可遇，人師難求”。確實，單憑所謂“經師”的豐富的學識，還不足以使學生傾心，更重要的是要有所謂“人師”那樣的高尚的人格，盧、李就是這樣的“經師、人師”。
盧、李師弟二人，都在中年就從官場中激流勇退，棄榮華富貴如敝屣，卻視學術如生命。盧文弨到了晚年，仍孜孜不倦地鑽研學問，絲毫不敢有所鬆懈。每天天剛亮就起床，“翻閱點勘，朱墨並作”，勞累了一天，直到天黑，才到庭院中散一回步，不一會，又挑燈夜戰，至夜半才睡覺。一年到頭，不管嚴冬酷暑，從不休息。
李兆洛在暨陽書院時，寒冬臘月，常常工作到半夜才睡覺，可明天一早就急著起床。弟子們愛惜老師身體，勸他不必如此自苦，李卻說：“晨氣清明，正好乾事。”他還興趣盎然在窗前寫了四個字“今日何成？”警示自己不要虛擲光陰。不過，他所認為的“成”，並不是像今人在官場、商場上所謂“事業有成”，而是“讀書有成”之“成”(追求真理)。
李兆洛一日之中，或釋難答疑或校隹誰書籍，或閱看文卷，或書寫信箋，或作字贈人，或接待客人，沒有一點休息的時間。友朋舊好都說他“用心”超過了限度，而李回答道：“吾不解所謂用心，吾為其所欲為者而已。”在李看來，讀書並不是手段，或用來獵取功名富貴，或用來自炫學問淵博；讀書就是讀書，讀書就是目的，如果真能為讀書而讀書(“為其所欲為”)，也許就真是到達了讀書的最高境界了吧。
在學術研究上，二人都嚴守道德規範，從不屈從權貴。如盧文弨校勘古書，常參考各種版本，擇善而從，往往引他書改本書，而不專主一種說法。有時還引用佛學書籍來參校，但此舉也會引起非議。曾於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八年先後兩督江蘇學政的謝墉(字金圃)，就責備盧不該將唐朝和尚玄應《一切經音義》的鈔本送給他這位學使，讓他為研究《說文解字》作參考。盧文弨立即回信反駁，既為自己，更為學術。開頭便說：“您嚴正捍衛道術，懷疑我晚年頹唐，而有棄儒從釋(拋棄儒學，皈依佛門)之意”。“棄儒從釋”這頂帽子的分量不輕，所以盧不得不加以解釋一番，接著，舉出歷代高僧在學術上的貢獻，指出從古到今也沒人懷疑過他們的學術成果，為什麼謝學使要對此書大加鞭撻呢？盧說：“歷來學者考正天文曆法，從不非議唐朝的一行和尚；研究書法的，不會遺忘隋唐的智永和尚；(音韻學)三十六字母，是由僧人從西域傳來的，舉世沒有想毀棄它的。學使大人為何偏偏對於此書，看作是毒蟲猛獸，而惟恐避之不及呢？”義正詞嚴地捍衛自己的學術立場，而一點也不顧及學政大人的臉面。
在生活上，二人都極為儉樸。薪水所余，都用來購書。尤其是李兆洛，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帷帳破了，也不肯換。甚至在遭到小偷的一次洗劫後，遂“身無兼衣”。作為一名正在培育無數英才的書院院長，除了身上穿的，竟然沒有多餘的衣服可替換，這在“只重衣衫不重人”的現實生活中，我們不禁更會覺得李山長的清廉是多么的難能可貴。
李兆洛平時用餐，總喜歡與書院弟子聚在一起，從不開小灶，當今師長能有幾人？有時書院僕人不慎，炎炎酷暑中，食物敗餒而變味，李兆洛竟一如平時，將餿飯敗菜咽下去，而從不責備僕人一聲。這些雖是小事，但也最能窺見一個人的大節所在。
二、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
李兆洛在書院以身作則，治院嚴格有方。當時，很多書院師生偷惰，因循苟且，針對這種情況，李兆洛作出了嚴格規定：“月課必鎖院面試，即刻繳卷。”即在院課生進行的是嚴格的閉卷考試，考試時間終了，即刻繳卷，而不能再象以前那樣不需在院面試答題，只要在規定的天數內在家完卷，或可以找槍手代作，或可以拖延時日。
李兆洛對教學工作極端負責，批閱試卷，十分認真細緻，哪個第一，哪個第二，總要反反覆覆幾個來回，才會定出最終的名次，得出公正的結果。
逢節假日，院長每次返鄉探親訪故，總跟書院學生約定歸院時間，從來沒有誤過一分一秒。
李兆洛還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能針對院中學子的不同情況，“各就性情所近，分途講授”。因為各人的愛好興趣不同，所以李山長對學生的要求並不強求一律，而是強調發展學生的個性，發揮學生的特長，讓他們各自研究自己喜歡的東西。
李兆洛在暨陽書院執教18年，培養的學子數以千計，眾多的門弟子中，如承培元的《說文解字》的研究，宋景昌的天文歷算之學，六承如、六嚴的地理學，都得到了李兆洛的真傳，他們都在各自愛好的學術領域中，發揮出自己的天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尤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李兆洛在傳授弟子們傳統文化知識的同時，也非常注重實踐，製作渾天球便是生動的一例。武秀才徐泰心靈手巧，在具體的製作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老師只要說出自己的想法，弟子便心領神會。徐泰製作天球模型的方法是這樣的：
用木頭先做成一個胚胎(框架)，外面用紙附上，並用豬血使木頭架子與附在外面的紙緊緊膠合在一起，再在外面塗上一層蛤蜊殼灰。等到模型乾爽後，便去掉裡面的木胚，整個外殼顯得堅滑輕利，便於鏇轉了。後來，弟子們各人自運巧思，分別製成銅球、銀球，精巧無比，達官貴人紛紛爭以重價購買。
象李兆洛師生這樣重視“形而下”的器的製作，重視實踐，在同時的其他書院中，恐怕是很少見的。
三、情同手足、義兼父子的師生關係
當李兆洛來暨陽執教時，離他老師盧文弨主講該院已有60年的光陰。
李在院中尋覓先師遺蹤，看到庭中花木多為先生60年前親手所植，感慨萬千。又聽說當年曾有先師親自手題“輩學齋”(意為師生共同切磋學問之地)一塊，透露出尊師重教的文化內涵，但如今卻遍尋不得，很覺悵惘。於是，李兆洛重新補寫了“輩學齋”匾額，還另題寫了一副楹聯：“薪木百年余手澤，文章幾輩接心傳”，決心要繼承老師的事業，代代相傳。
江陰人本就有尊師重教的傳統，自首任暨陽院長盧文弨離院後，就在書院的樓上設有他的牌位，按時舉行紀念儀式。李兆洛更是不敢怠慢，每逢祭奠之日，就率領院中弟子，恭恭敬敬地行跪拜大禮。
李兆洛慧眼識英才，培養貧寒弟子無數。宋景昌，在未入暨陽書院前，以拆字算卦餬口。有一次，書院月考，楊舍(時屬江陰，現為張家港市政府所在地)有位姓蔡的“鎮董”沒有來院應考，宋景昌不知怎么得到了蔡的試卷，就洋洋灑灑寫了一篇應試文章。等到公布考試成績時，蔡某的試卷竟得了個第一。剛好蔡某來院謁見李院長，李就大大誇獎了蔡某一番，蔡某茫然。事後，李院長知道是宋景昌代為捉刀，李是個愛才如命的長者，非但沒有責怪宋，反而讓宋拋棄舊業，入院深造。所有費用，都由李院長包了下來，“食之教之”，宋景昌幾年下來，全得真傳，成為名聞遐邇的大數學家，他的多種數學著作如《數書九章札記》等都流傳了下來。
李兆洛沿襲歷代書院的優良傳統，恪守職守，遵守孔子的古訓，真正做到了“有教無類”，對出身貧寒的讀書人尤為關懷，這在宋景昌和繆尚誥、繆仲誥兄弟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繆氏兄弟才學出眾，但家境十分貧寒，只能靠“設館訓蒙”，做“孩子王”來謀生。每逢暨陽書院月考，他只能借宿在無主的寺廟內，除一條草蓆，一條被子外，身無長物。李院長十分同情，立即伸出援手，命他們辭退蒙館，住進書院，並發給膏火(生活補助)，“食之教之”，讓他們在書院專心致志地鑽研學問。類似繆氏兄弟這樣受到書院資助的學子數不勝數。數十年後，繆荃孫主修《江陰縣續志》時，提到李兆洛，不禁感慨萬分地說：“李先生掌教書院時間最久，造成貧寒之士也最多。難怪今天人們還在念念不忘李先生啊！。”
四、李氏弟子卓然有成
李兆洛的弟子，日後在學術上有成就的，指不勝屈，下面就江陰籍弟子隨舉幾人。
承培元，能寫一手好文章，又精於篆刻，對古文字的研究有很深的功力。祁寯藻督學江蘇，在學署內重刻徐鍇的《說文解字系傳》(俗稱“小徐本”)時，聘請李兆洛主其事，李則命及門弟子承培元等參與訂正、校勘工作，摹寫了該書的全部篆字，書成後，承還寫有《校甚記》1卷存世。承的學問人品受到當時學人的肯定，如林則徐就很賞識他，特邀入幕，還贈送一聯：“許叔重《說文解字》，王伯厚《困學記聞》。”上聯誇獎承培元就像撰寫《說文解字》的東漢大學者許慎(字叔重)那樣精通文字學，下聯稱讚承培元又如撰寫《困學記聞》的南宋大學問家王應麟(字伯厚)那樣博學洽聞。承的傳世著作很多，《說文引經證例》24卷尤為著名。
六承如、六嚴兩人據說是明代方孝孺的後代，在暨陽書院得到李兆洛地理學的真傳。李的幾部地理學著作的撰寫，二六之功居多，如《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20卷就是與諸同門徐思鎧、宋景昌等，積10餘年的辛勞才輯成全帙的。
李兆洛掌教暨陽書院期間，江陰士子在科舉考試中也屢獲佳績：道光十二年(1832)，季芝昌，殿試第三名(探花)；十六年，夏子齡，會試第一名(會元)；十七年，鄭經，江南鄉試第一名(解元)，曹毓英，拔貢得七品小京官。後來，季芝昌、曹毓英先後官至軍機大臣。
歷屆鄉試中舉，每一科也總不少於四五人，而那些在歲、科試中，以經解詞賦出眾而得選拔貢、監的人數，更常是為常州府八縣之首，這在江陰的科舉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李兆洛主講暨陽書院18年(1823-1840)，是暨陽書院最為輝煌的時期。書院師生取得的學術成果，為清代的江陰教育史留下了光彩奪目的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