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本社會,指智力作為劃分社會階層的重要因素,一個人的智商越高,他的收入和地位就越高,智力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出身、性別、族群和信仰等傳統的階層分界線,如現在的美國社會。這個世界上的技術工作越來越多,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也越來越多。聰明人吸收知識的能力強,從事技術工作也更出色,所以他們會在教育和工作體系中脫穎而出,形成統治整個社會的高智商階層,也就是智本社會。
特點
比起以往按其他標準選拔精英的社會,智本社會是最不壞的一個。因為人才選拔對國計民生至關重要,直接影響到各個領域的國家競爭力。根據查墨瑞和另一位智商專家林恩(Richard Lynn)提供的數據,東亞民族的平均智商至少不低於美國人,甚至還高出一兩分。考慮到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如果我們的鐘型曲線與美國人的相似(也就是高智商群體在總人口中的比例相同),中國擁有的聰明人就是美國的四倍,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龐大的智慧型儲備庫。
可惜,由於經濟條件和政策失誤,中國巨大的腦力資源長期沒有得到有效利用。直至八十年代末,社會上還存在著腦體倒掛的問題,所謂“搞飛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所幸最近三十年平穩運行的高考制度和九十年代初開始的市場改革,已經讓中國初步擁有了一套相對合理的人才選拔機制,政治、經濟和科教領域的人才結構也得到了調整和改善。智本社會的雛形已經初現中國。反觀美國,由於上世紀六七年代高等教育部門的持續擴招,受過本科教育的美國人在同齡人中的比例到八十年代就基本不再增長了。能跟上大學課程(尤其是理工科課程)的合格學生為數有限,可大批智商不高的美國人都讀完了四年本科,這對個人、家庭和國家都是一種投資損失。
既然腦力儲備面臨枯竭,美國的策士們就思忖著“拿來主義”。我的一位美國教授希爾(Christopher T. Hill)專治科技政策,他在一篇題為《後科學時代》(Post-scientific Society)的文章中指出,聰明人是一國的自然資源,現在許多國家都有條件進行科學研究,讓這些聰明人發揮潛力,而成本也比美國人低得多。如此一來,科技人才就不再是美國的比較優勢,美國應當到其他國家了解別人的創新和發明,拿回來加工改良,為我所用。當然,目前山姆大叔的科技實力稱冠全球,這一觀點有待商榷。不過此文卻暗示了一種前景,即中國有可能從出口廉價勞動力的製造業經濟轉型到出口高價值腦力的創造型經濟。事實上,中國已經在出口腦力,比如大批薛涌這樣的高學歷移民。只不過他們連人帶產品一道遠銷美國,沒能計入中國的GDP統計數字。
影響
《鍾型曲線》由心理學家Richard J. Herrnstein和政策研究專家Charles Murray在九十年代初聯手推出。前者在該書出版不久即告仙逝,後者是一位極具爭議的學者。
“鍾型曲線”是統計學裡“常態分配”的形象說法。拿身高打比方,中國男性的平均身高約為170厘米,大部分成年男子的身高都離平均值不遠,只有少數人具有姚明或潘長江那樣的個頭。如果我們以身高為橫軸,人口為縱軸,中國男性的身高分布圖就呈現為一條中間高窄,兩端低粗的鐘型曲線。
同身高類似,人類的智力水平也按正態曲線分布。智力僅指數學、空間和語文三種認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唱歌跳舞,跑步打球,交朋識友之類的本事都不應該包括在內。智力高的人集中在智商分布圖的最右端,同時也在占據了階級金字塔的最上端。
大學教育
中國的科教機構應當大力開展智商研究,為未來的經濟轉型提供政策依據。中國的大學錄取率,已經達到56%左右,結果智商平均線附近的孩子也能進入大學。大學錄取率只是高中生考入大學的比例,並非所有適齡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即所謂的“毛入學率”。事實上,中國嚴格的中考制度已經淘汰掉了一半成績不佳的考生,高考又淘汰了四分之一,最後就剩下20%左右的適齡人口接受高等教育。這裡的“高等教育”使用寬口徑定義,包括各種成人、電大和自學考試的專科教育。如果只算本科教育,中國的毛入學率遠低於美國,仍屬於精英教育。智商一般的學生即使存在於大學校園內,也不會太多。
大學生失業主要是由於擴招幅度快於就業機會增長造成的。近些年中國大學畢業生猛增,可相應的白領職位只有少許增加,因此引起了高端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失調。與薛涌所言相反,擴招政策實際上有助於緩解失業壓力,因為一部分高中學歷的待業青年現在轉入大學就讀。假使高教部門沒有擴招,中國很可能擁有更大規模的待業青年,而且絕大部分都是高中畢業生。
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擁有相同的智商分布。很遺憾,像各地居民的身高一樣,智商在一國範圍內分布並不均勻。有位叫Satoshi Kanazawa學者曾經根據SAT標準化考試成績(類似我國的高考分數)估測了美國各州人口的平均智商,結果發現薛涌所在的麻薩諸塞州高達110分,而密蘇里州還不到80分。城市人口的平均智商應當明顯高於農村人口,因為城市就比例而言集中了更多的高智商人口。再則,高智商群體具有強烈的“自我選擇”(self-selection)傾向,他們比智商一般的人更有可能從落後地區遷徒到發達地區。今天占人口45%的中國城市居民,很多就是以前的農村精英,或是他們的子女。況且,除了北京上海等直轄市,中國高考制度在其他省區一視同仁地錄取城鄉考生,並沒有特別照顧省級城市。儘管直轄市不公平地占據了大量升學指標,農村大學生比例下降主要不是錄取政策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