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駝道之“南三線”、“北三線”
晉商駝道晉商駝道，是指萌芽於先秦、雄始於漢魏、漸勃於唐朝邊貿開放、崛起於宋遼澶淵之盟、興盛於明清時代和衰落於民國時期，曾經至少2000多年客觀存在於中國大陸地區，由占據獨特的區位優勢——亦即位於“中原農耕文明”與“草原遊牧文明”接合部的山西商人，勇走天涯，世代薪火相傳，以駱駝作為主要交通工具的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古商道。晉商駝道說到底，源自以雁門關為標誌的古代中國農耕民族與草原民族的經濟互補，亦即先秦以來文獻均記載的“通商互市”。
“晉商駝道”，是山西商人將古代中國的官道、驛道和自辟商道“以珠串鏈”的系統工程，是對當時技術可達的各種交通線路和運輸工具的綜合運用——在江河湖泊用木船、縴夫，草原沙漠用駱駝，崎嶇山路用騾、馬、驢、腳夫、雞公車（獨輪車），以及在平原地區用駝隊、馬車、騾車、牛車和驢車，但無疑駱駝是其中馱運路程最長、貢獻最大的（資料表明：晉商運貨從大運河北上至徐州中轉向西到陝州和從長江等北上至賒旗店中轉到孟津或陝州，過黃河之前和過黃河之後均已主要用駱駝）。因此，掀起歷史的帷幕，把晉商所開拓的漫漫古商道，稱之“晉商駝道”為宜。
“晉商駝道”的命名，終於史詩般地揭示了先秦至民國被塵封至少2000多年貫穿長城南北和長江南北，而不是僅限於明清時期500年輝煌的晉商真貌全史。
據郎加明考證，晉商駝道大致可有“南三線”駝道和“北三線”駝道之分，其主要樞紐為“一關、一店、三口”：即北有山西代州（今代縣）雁門關、南有河南賒旗店（今社旗），以及山西右玉殺虎口（俗稱西口）、河曲黃河渡口（亦稱西口）和河北張家口（俗稱東口）。從空中鳥瞰，“南三線”駝道和“北三線”駝道，在全國呈“川”字形，正好象徵和寓意晉商駝道是古代中國川流不息的物資流、資金流和信息流大動脈，是名符其實的經濟走廊和流動文化。
· “南三線”：即東線（浙江、江蘇中經河南至山西）為晉商絲綢駝道、中線（江西中經湖北、河南至山西）為晉商瓷器駝道、西線（湖南、湖北中經河南至山西）為晉商茶葉駝道；
· “北三線”：即晉商東北駝道、晉商華北駝道和晉商西北駝道。人所共知的“走西口”，就是指晉商從雁門關走出內長城之後，便分為三路：或至黃花嶺棋道地經張家口遠赴東北駝道，或至黃花嶺棋道地經右玉殺虎口遠赴華北駝道，或至廣武經河曲黃河渡口遠赴西北駝道。當年，著名晉商代縣東章人王庭相（大盛魁大掌柜，生於1815年，卒於1898年）、祁縣喬家堡人喬致庸（復盛號財東，生於1818年，卒於1907年）等到蒙古、俄羅斯經商，走的是華北駝道。而盪氣迴腸的原生態情歌《走西口》所唱的內容，只不過僅是“北三線”晉商駝道上的一段小故事而已。
晉商和晉商駝道的發源地
古代中國是一個“重士輕工，重農輕商”的社會，各行各業的次序為“士、農、工、商”，“商”是排在最後一位的。所以，在史書、地方志、小說、詩歌、詞賦、醫典等的記敘里，常常不是帝王將相，就是才子佳人，極少論及商人。
儘管如此，對晉商在古代文獻中卻多有記載——如左丘明所著的周朝史書《國語·晉語》中說：“（晉文公）輕關易道，通商寬農。”又說：（晉都）“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即晉國在春秋時期已經成為“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史記·貨殖列傳》語）的諸侯國，出現了“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管子·輕重甲》語）的商賈階層。也就是說，在先秦時期，山西的商貿情景便為：“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贊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漢朝《漢書》里，則用“贊擬王公，馳名天下”來形容戰國時的晉商猗頓，並說他是靠經營畜牧和販鹽起家的。其後，漢朝的王烈、隋唐的武士彠、五代後周的李彥躡、宋代的張永德、明朝的張四教、王現、王瑤、薛纓、清代的范毓濱……都是史書中閃爍過的晉商身影。
明代謝肇淛在《五雜俎》里描述道：“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指徽州），江北則推山右（指山西）……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可見，晉商在古代已突顯於全國各行各業，使歷朝史學家對山西經濟活動作為一種特殊現象和對山西商人作為一種特殊人才，均進行了“冰山一角”式記錄,連日本連日本學者宮崎市定也考證認為，中國最早的商人應該是山西商人。
據此，我們可以認為，晉商是萌芽於先秦、起始於漢魏、漸勃於唐朝邊貿開放、崛起於宋遼澶淵之盟、興盛於明清時代和衰落於民國時期，即使從秦漢計算起，晉商和晉商駝道也有2000多年的歷史。換句話說，當地處“中原農耕文明”與“草原遊牧文明”交匯處和碰撞點的山西，出現第一支行商駝隊時，其實晉商駝道也就開闢成形了，後來不過是逐漸延伸的更長和擴展的更廣而已。
晉商的四個優勢和四段輝煌史
· 由絕對優勢（即有與無）贏得的食鹽業輝煌史——食鹽在古代是戰略物資。春秋至明清時代，晉南解州、絳州、蒲州（今永濟）、聞喜一帶商人，利用解池天然產鹽的絕對優勢，一直向豫、魯、冀、甘、陝等地馱運湖鹽，到明朝時又通過“開中法”取得了官方經營食鹽的“引”（配額），其後將積累的資金對外投資，一度壟斷了兩淮（包括揚州、淮安）的海鹽市場，並挺進到四川自貢和雲南祿豐的井鹽產地。
· 由比較優勢（即多與少）贏得的絲綢業輝煌史——與絲綢之路的開闢同步，在兩漢、魏晉和南北朝時期，晉東南潞州（今長治）、澤州（今晉城）商人，就近把當地生產、頗有名氣的潞綢（古小說《隋唐演義》、《金瓶梅》、《三言二拍》里均有記述），經長安（今西安）馱運西域。可是，當隋朝大運河修通、因氣候溫潤而更具比較優勢的蘇杭絲綢發展起來後，潞綢便主要是進貢朝廷、協餉軍需和在產地周邊銷售。從清朝中葉至民國時期，大多數晉商反而從蘇杭採購絲綢運銷“北三線”駝道沿線地區了。
· 由區位優勢（即彼與此）贏得的糧布業輝煌史——自趙國北境修“國牆”和秦朝大規模修長城始，到明清時期，占盡區位優勢史曰“地邊胡”的雁門關里的代州、忻州、崞縣、五台、定襄商人，面對敵對雙方“兩糧”（軍需糧食、民需糧食）、“兩布”（軍需棉布、民需棉布），以及“兩油”（軍需食油、民需食油）、“兩器”（軍需銅鐵器、民需銅鐵器）為核心物資的巨大市場需求，“近水樓台先得月”，或官許的“通商互市”，或民間的“走私貿易”，實際運行的“太陽下駝隊”和“月亮下駝隊”，都始終閃射著黃金白銀的璀璨光芒。直線距離雁門關65公里的五台山300餘座寺廟的修建成功，不僅是朝廷出資、施主布施和僧尼化緣，而且關南商幫是捐輸過大量銀兩的。
· 由競爭優勢（即高與低）贏得的金融業輝煌史——一個區域商業文化的形成，有一個從單一行業向綜合產業、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的邁進過程。自先秦至明初，在“晉南商幫”和“關南商幫”的雙重影響下，原本屬於“經濟窪地”的祁縣、太谷、平遙、榆次、介休人，在明清兩朝，特別是清朝時期，終於以“先商貿，後金融；先做強，後做大”的策略，鑄就競爭優勢，成為晉商中的後起之秀。他們同關南商幫一起與時俱進，使縱貫“南三線”和“北三線”的駝道上，絡繹不絕地行進著運銷茶葉、糧油、絲綢、瓷器、食鹽、食糖、漆器、玉石、藥材、皮毛、棉布、五金等各色商隊，並將錢莊、當鋪、票號以及牙行、鏢局開遍天涯海角。
代州：山西誕生晉商的大生態環境縮影
在許多人的浮泛印象和不少文字記述中，晉商作為一個商業大群體的出現，是由於山西山多地少和物產有限，只好迫於生計外出經商，這與某些人所言徽商產生原因是“六山三水一分田”的描述，是何等的相似！好像古代安徽的徽州地區、山西的晉中和關南地區，似乎比現代以色列的自然條件還要差、新加坡的人口密度還要大！
為此，我們不妨以代州為例，剖析一下“為什麼這裡會出大量的晉商？”
代州，古為代國，今稱代縣，位於世界文化遺產五台山與歷來兵家必爭之地雁門關之間的河川盆地，是國務院公布的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以及著名導演張繼剛執導的舞劇《千手觀音》的故事發源地。史載，古時地處邊陲的代州，早在漢朝初年，商人便與匈奴“通關市”；曹魏時期，商人與鮮卑“通胡市”；北魏時期，從中原經代州到蒙古大青山的商道始見雛形；唐朝，山西商人與突厥邊貿“互市”；北宋時期，山西商人與契丹“通商互市”；明清時代，山西商人更把晉商駝道一直延伸到異國他鄉。所以，在一定意義上說，古代州就是山西之所以能夠誕生晉商的大生態環境縮影。
晉商遺蹟、民諺與生活習慣
證明一個地方的文明長短，應有三重證據：文獻資料；考古發現；現存建築、器物和雕塑。我國現存古建築70%以上在山西，山西是名副其實的中國古代建築博物館——從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以來的城池關隘、宮廷府第、橋樑堤壩、街亭市樓、樂樓戲台、名居宅院，以及摩崖石窟、寺廟觀庵等應有盡有。
雁門關是軍旅、佛旅、商旅的戰略樞紐
“天下九塞，雁門為首”；“得雁門而得天下，失雁門而失中原”。在古代，雄居“中原農耕文明”與“草原遊牧文明”之間核心區域，由代州直接統轄的的雁門關，是“軍旅”、“佛旅”和“商旅”三路交集穿行，由精銳部隊嚴防死守的“鎖鑰重鎮”。也可以說，雁門關是晉商駝道上間諜之戰和貨幣戰爭的前沿陣地。史料記載：西漢時，漢武帝就曾親自派遣一個名叫聶壹的晉商，以經商的名義由雁門關出發，到長城外匈奴的地盤“深度游”，又做生意，又當間諜，進行軍事偵查，不久漢軍便對匈奴開始大規模征伐。
縱觀歷史，在必經雁門關的“三旅”中，在隋唐之前，是“軍旅”最盛；從唐朝開始，是“佛旅”為盛；在唐興邊貿和宋遼澶淵之盟之後，是“商旅”和“佛旅”、“軍旅”同盛。
川字形晉商駝道的始終與路線圖
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桐油、竹製品產於長江以南地區，金屬器物、工藝品、樂器、糧食、布匹、棉花、顏料、鹽、糖和食油產於長城以南地區；而長城以北地區以及蒙古、俄羅斯、朝鮮、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阿富汗、伊朗等，正好需要這些物品。反之，中國長城以北地區以及蒙古、俄羅斯、朝鮮、阿富汗、伊朗等，所生產的牛、羊、駝、馬、皮革、氈子、毯子、羊絨、馬尾、人參、香料、玉石、玻璃器皿等，則又是長城以南地區所需要的。所以，雙方的互補性強和商機巨大。
對此，極具商業眼光又能吃苦耐勞的山西關南人和晉中人，便以駱駝為主、馬匹為輔組成駝隊，開始了艱辛的貨物長途販運生涯，逐漸設貨棧、拓商號、建旅店，特別是還在湖北、湖南一帶收買茶山，從而形成產茶、購茶、制茶、運茶、銷茶的完整產業鏈。當晉商完成原始積累後，出現“專業化分工”——一部分人繼續從事“貨通天下”的商貿業，擴大經濟規模和地域版圖，緊緊掌控運銷網路；另一些人則專事“匯通天下”的金融業，即到國內外像北京、天津、武昌、江寧（今南京）、上海、濟南、青島、煙臺、保定、承德、南寧、漢中、雅州（今雅安）、打箭爐（今康定）、蘭州、涼州（今武威）、迪化（今烏魯木齊）、哈爾濱、奉天（今瀋陽）、瓊州（今海口）和庫倫、恰克圖、莫斯科、聖彼得堡、東京、神戶、橫濱、仁川、新義州、加爾各答……辦錢莊、做典當、開票號，進行投資和資本運作，直至執大清國金融之牛耳。
晉商駝道的歷史意義和價值
晉商是曾與猶太商人、威尼斯商人齊名的世界三大商群之一，晉商駝道是與絲綢之路、茶馬古道比肩的中國對外貿易三大古商道之一。成功必須一個系統，失敗只需一個要素。雖然說晉商駝道是祖祖輩輩、千千萬萬以血緣為紐帶、以家族為依託的山西商人對祖國的服務創新，但正如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紅樓夢》中所言“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晉商駝道作為一種歷史存在，已隨古代中國國之氣運的興衰而興衰。不過，晉商駝道的歷史意義和價值，卻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