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沿革
晉城市古稱建興、建州、澤州及澤州府。古代澤州地區（今晉城）將商人分為黑行商人和白行商人，黑行商人是從事煤炭和鐵業生產的商人，白行是除黑行以外從事商品生產和金融貿易服務的商人。白行商人又分為坐商和行商，坐商是在本地從事商品生產和金融貿易服務的商人，行商是走出本地從事生產和商品金融經營服務的商人。俗話說：“黑行興，百業興。”黑行的盛衰是澤州商品經濟和商人形成發展的重要基礎。作為晉商主要組成部分的澤州商人，主要指的是行商。從社會實際看，興盛數百年的商業家族，無不與行商有關。古澤州地處太行王屋兩山之間，植被茂密，雨量充沛，動植物眾多，礦藏豐富，開發較早。豐富的自然資源，悠久的開發歷史，為澤州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明清至民國以行商為主體的澤州府商人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在礦藏資源方面，對澤州商品經濟發展影響比較大的種類有三。一是鐵礦。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澤州就是全國最主要的產鐵中心之一。成書於戰國的《山海經》載，“虎尾山陰有鐵礦。”虎尾山，就是今天晉城市郊區太陽鎮的一座小山。古代，澤州府大陽鎮一帶，漫山遍野，地上地下，到處都是鐵礦。從春秋戰國直至清末，那裡的先民以采地上明礦冶鐵為主，清末才開始鑿井採礦。春秋戰國時使用的鼓索送風冶鐵技術，一直套用到民國時期。西漢時，那裡生產的陽阿劍獨步於時。不獨大陽，澤州府所屬五縣，鐵礦資源都很豐富。據《隋書·百官志》記載，北齊時，建州屬陽城縣固隆鄉白澗村設有冶鐵局，為北齊七大冶鐵局之一。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澤州高平郡冶鐵課稅30萬兩。（《澤州府冶·賦稅》）元時，澤州司侯司屬高平縣王降村設有專門管理鐵業生產的益國鐵冶。（《元史·食貨志》）“益國鐵冶在高平北十里王降村，元大德間於澤州司侯司高平置鐵都提舉司益國冶，管勾一員，副管勾一員，司吏二名，至正間廢。明洪武間，徙冶高平北二十里。永樂中，奉工部勘合，為爐冶事革罷。”（清順治十五年《高平縣誌·古蹟》）豐富的鐵礦資源，發達的冶煉技術，促進了生產生活用鐵器的生產，促進了鐵制兵器的生產，促進了鐵業生產的發展。
二是煤炭。澤州先民使用煤炭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先民們主要是使用露頭煤冶鐵。最遲至唐代，澤州先民已可於地下採煤。北宋時期，澤州高平郡煤炭廣泛使用於民間。“李昭遘知澤州，澤州陽城縣冶鑄鐵錢，民冒山險輸礦炭，常苦其役，為奏，罷鑄錢。”（《澤州府志·人物》）陳堯佐為河東轉運使，“以澤州府地寒，民仰石炭為生，奏除其稅。”（《澤州府志·人物》）由於品質優良，當時的都城汴梁廣泛使用澤州煤炭，遂使澤州煤炭日輸中州不斷。煤炭的開採使用，除本身的發展外，還促進了鐵業、硫磺等相關產業的發展。
三是硫磺。澤州府所轄各縣，鳳台、陽城、陵川具有豐富的磺礦資源，品質和儲量，以陽城為最。由於有硫磺做原料，早在唐代，陽城就是我國煉丹的主要地區之一。李白在《王屋山與孟大融》詩中寫道：“所期就金液，飛步登雲車。”王屋山即在陽城南部，詩中的金液即指硫磺，王屋山中的天壇山，向來為神仙道士嚮往的天堂。北宋以後，硫磺是火工的主要原料，硫磺的生產與銷售，受到歷代政府的嚴格控制，商民根據政府的公文開採冶煉，並將硫磺送到政府指定的地點。當地居民為了生活，有的將硫磺走私到與之相鄰的河南等地。硫磺還是重要的醫藥用物質。此外，銅礦、鋁礬土、銀礦、錫礦等，對澤州商品經濟的發展，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以鋁礬土為主要原料的陽城喬氏琉璃，從元至民國生產不斷，行銷大半箇中國，北京故宮的屋脊上，都有喬氏工匠生產的琉璃構件。他們生產的孔雀蘭琉璃構件，其生產工藝已經絕傳。]
在動植物資源方面，對澤州商品經濟發展影響比較大的有三。
一是桑蠶。古澤州地區是我國最早栽桑養蠶的地區之一。據民間傳說，黃帝的妃子螺祖在澤州陽城縣的桑林最早發現野生桑蠶，並進行人工栽培養殖，繅絲織布，穿線縫衣，死後，被人尊稱為紡織神。唐宋以後，反映澤州蠶桑的詩文不絕於史。清末民初，澤州府民間還栽種土桑，飼養土蠶，所抽的絲為黃絲。所繅黃絲，除鳳台、高平織綢外銷外，陽城、陵川、沁水則直接運到陝西西安和河南洛陽等地出售。從山東海邊開始的絲綢之路，經澤州府通往陝西、甘肅、西域，最終到達中亞、歐洲。
二是苧麻。苧麻又叫線麻。澤州府“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捐價值，貿易白銀，以供官賦。”（元郝經《罪言書》）由此可見，元時，澤州司侯司是麻布的主要產區，麻布的生產銷售，在澤州經濟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澤州陵川縣麻繩，斷爛從外向內，尤為船家所愛，陵川人遂將自己的麻繩鋪，從陵川開至沿海沿江的主要商埠。
三是藥材。澤州向為藥材的傳統產區，境內山大溝深，草茂林盛，藥材種類多品質好，遠銷河南、河北等地。與植物相伴生的馬、牛、羊、虎、豹、蛇等動物資源，或皮，或毛，或肉，或藥，都為澤州商品經濟的發展，增添了一定的基礎。豐富的自然資源為澤州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但要使自然資源變成現實的商品，並帶動澤州商人走出澤州，還得有其它條件相配合。這些條件，主要有三。
一是支移開中。北宋立國後，古澤州地區是國都汴京的北部屏障，太原以北就是邊關，北宋與契丹、西夏的長期對峙，邊關需要駐防大量軍隊，需要儲存大最軍需物資。為了保證邊關的需要，中央政府命令澤州所轄各縣，將所需交納的稅賦，折實後送往邊關，名為支移。程顥，字伯淳，北宋理學家，治平四年（1067）任澤州晉城令。“歲有近粟，例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民以為苦，顥擇富而任者，預使貯粟於所以待，費大省。”（《澤州府志·宦跡》）程顥所擇的富而任者，實際上就是當時的商人。這些商人糧賤時在邊關購買糧食，或於其它地方購買糧食運往邊關，並在那裡儲藏起來，等到州府需要交納時，再賣給各縣的官吏，或代其交納。金代政府繼承了宋代政府支移的政策。陵川龍巖寺是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寺現存的金大定十八年（1178）《重修龍巖寺碑記》載，該村村民支移，正值金國與西夏交戰，村民得佛主保佑，脫離險境，回村後重建佛寺。宋金的支移政策到了明代，發展為開中制度，商民於邊關納糧等軍需物資後，政府付給他們一定的鹽引，讓其在指定的區域銷售。在澤州府與所轄各縣兩級明清兩代的地方志書中，匠價銀的記載不絕於史。
三是澤州旱碼頭的確立。元朝統一中國後，全國大市場得以建立。元帝國的建立，溝通了江南與漠北的商品聯繫，重啟了東海與中亞歐洲的絲綢之路。山西澤州府東連山東，西達長安，與縱貫太行以東、太岳以西的兩條南北大道形成雙十字座。從山西澤州府縱貫南北，又是中原腹地至漠北的捷徑。馬幫不北上，駝幫不南下，外地客商到了澤州府，都要在這裡轉換交通工具，古澤州府城及其商道上的商鎮如沁水、陽城等，遂成為南來北往客商所攜商品的集散地，澤州府從事商品貿易的商人，也就順著這些商道，走向異方。這次晉商史料征編，我們徵集到三篇反映駝馬幫情況的史料，一篇是《先人馬幫憶事》，一篇是《民國時期的晉城駝行》，還有一篇是《沁水駝馬幫》。這三篇史料，都是作者採訪當地八九十歲的老人整理而成的，基本反映了明清至民國澤州府與外界商品交換的繁榮景況。
“民國時期，在高莊、趙位一帶的村民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要是立了冬，肉里生了蟲；要是立了夏，米糠漲了價。’現在人們一聽此言，多數一時不明其意，說白了，實際是反映駝行生意與當地居民的生活關係的。當時，澤州府鳳台城內的農民除了種地之外，大多數要靠給駝行綁馱賺錢謀生。一到立冬，駝行就進入最繁忙的季節，當地農民紛紛到駝幫幫工，掙錢補貼生活，家裡的生活條件得以改善，肉多得就生了蟲。一到立夏，青黃不接，糧食漲價，再加上駝幫進入一年最淡的季節，當地農民失去了掙錢的門路，糧食顯得越發奇貴。每當秋冬，以祁地、太穀人資本為主，大批從內蒙、晉北一帶出發的駝幫，滿載著口外出產的皮毛、藥材，絡繹不絕而來，在鳳台城外大小東關、七嶺店一帶落腳卸貨，補充草料飲水，又滿載著南方上來的茶葉、絲綢和當地出產的土布、瓷器、鐵貨等物迤邐北返。每當薄暮日落，‘叮噹叮噹’的駝鈴聲聲不斷，一隊隊的駝幫湧入駝行。這時，駝行里汽燈點得錚亮，趕駱駝的西北人把牲口依次趕入指定位置，讓駱駝臥下，由當地的幫工把馱解開抬下，放入預定的貨位，讓貨主認領。然後，西北人把駱駝趕入駝棚，或飼喂，或治病，或釘掌。”
以上這段文字，出自李方華先生的《民國時期的晉城駝行》。透過這段文字，我們對明清至民國古澤州府城作為商路旱碼頭的具體情況，當可窺其一斑。處於溝通東西南北商路的重要區位，又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傳統的手工技術所生產的產品，澤州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澤商的崛起，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二
通過對征編的晉商史料的分析，明清至民國時期的澤州府商人，主要由三部分構成。
一是支移開中制度形成的商人。宋金時期的支移，前文已有述及。商人將糧食等物資送到邊關後，政府拿什麼給商人酬資？這是一個歷史的謎團，晉商史料工作要取得大的進展，對這個問題必須給以儘可能的回答。陳安石，字子堅，河陽人，北宋時任河東都轉運使。當時，澤州府一帶私鹽興盛，為了扼制私鹽販運，“出鹽付民而俾之券，使隧所得貿易，鬻畢而券歸，私販為減。”（《澤州府志·宦跡》）也就是說，政府將食鹽專賣的證券頒布給商人，任其在指定區域銷售，賣完後，商人再將食鹽銷售的憑券交還給政府，以此來補償“貯粟於所以待”的“富而任者”，為明開中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實踐的基礎。政府授權下的食鹽銷售外，北宋時，澤州私鹽的販運也很興盛。院人是北宋時期的宮廷畫師，盤山是澤州天井關通往中州的必經之路。明人劉績在觀看宋院人畫盤山圖後，對太行山道的商人情況進行了描摹。“大車盤盤牽不住，小車碌碌推還去。上孤下孤日千回，不離太行山側路。吳鹽蜀米寒滿箱，鳥犍耳濕筋力強。商人重貨不畏虎，飯牛夜夜宿車傍。妻孥不須念行旅，橐中有金皆樂土。星餐露櫛逐隊行，但願利多無所苦。道傍往來多折軸，誰人肯戒前車覆？”（《澤州府志·藝文》）巨大的利益，誘使商人不避虎狼，夜宿道旁，星夜兼程。明清兩代，山西與陝西、甘肅為協餉區，山西澤州府商人或納糧於邊取得鹽引，或攜資貿易隨軍協餉，由此造成澤州府商人在西北陝甘和東南沿海做生意的特別多。張子仁，字型靜，明澤州府陽城縣郭峪鎮人，生於弘治十二年（1499）五月十三日，卒於嘉靖四十四年（1566）九月十二日。去世時，與子張純言：“男兒於天下事，直宜勇猛擔當，利害惟命。嘉靖二十九年（1551），地承上司文，令里甲買馬入邊，一時哄然，謂身家破敗系是。人欺我弱，勒我應命，我周鏇應役，卒辨事。使當時退縮央覓，不知費當幾何!”（《金石文獻·郭峪張家金石資料》）清初大小金川戰役時，澤州府商人王璇、牛元善、成莊四十八套院的主人王泰來等，都曾隨軍協餉。買馬入邊、貿易協餉的結果，造成了兩個結果。一方面，澤州府商人的足跡遠達陝甘川，西安、蘭州等地成為澤州府商人的主要活動區域，有的祖祖輩輩在那裡行商做買賣，許多人最終落腳在那裡，至死都沒有回到澤州府。由於條件所限，在西北的商人，生意真正做大的不多，這次征編，在西北一代做生意的山西澤州府商人的史料很少。另一方面，澤州府商人由此取得了從四川、湖北行銷茶葉和從蘆淮鹽場行銷食鹽的專賣權。王自振，字鴻宇，大箕楸木窊人。他“才氣奇邁，壯走鄴郡，營鹽筴。會懷慶寇攘，民多流亡，責課閭左，至兩丁辦一引，公私不支，自振力請歸商，民蘇，而商亦裕矣。”懷慶府，就是太行山腳下的今焦作一帶，向食解鹽。明末，李自成義軍遮斷了解州至懷慶的鹽道，政府要居民兩丁一引，自己解決食鹽問題，百姓犯難，在今洛陽一帶做鹽務的王自振，向銷淮鹽，挺身而出，代民解困，亦將自己的鹽務，做到了懷慶一帶。衛正身，字肖菴，澤州府鳳台縣大箕里人，“因鹺務寄居滄州，素抱忠義。國朝定鼎初，命大臣安撫來滄，有訛傳屠城者，逃匿甚眾，正身不避鈇鉞，挺身謁天使，復曲諭百姓，一郡貼然。”（《澤州府志·人物補遺》）明末清初，滄州是蘆鹽鹽運司署所在地，為巨邑。這次晉商史料征編，除輯得一些文獻外，其餘衛家資料無點滴，僅從以上資料，我們對衛家商賈的氣勢，當知一二。大箕里的王家和衛家相距不遠，且為通家世好，一營蘆鹽，一營淮鹽，他們的居所，就位於清化大道之旁。蘆淮食鹽的引岸，主要在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區，引岸具有繼承權，由此造就了具有數百年歷史的澤州商人，其主要生意，大多在東南沿海。
二是攜貨貿易形成的商人。是指依靠攜帶澤州傳統商品走出澤州與澤州府，並以經銷澤州商品為主要業務的商人。在長期經濟活動中，澤州商人打造了許多傳統名優產品，如大陽鋼針、晉城皮金、晉城玻璃器皿、陽城犁鏡、橫勝山犁鏡、侍郎崗鏵、禮義鑼鍋、鐵釘、鐵絲網、澤州頭帕、陽城天地罐、澤州紅果、陽城沁水的黃絲、晉城、陽城、陵川的硫磺等，這些產品，深受各地人民喜愛。澤州有些名商大賈，起初都是一般的農民，或本地的中小商人，為了謀生，或擴大自己的經營業務，攜帶本地生產的傳統產品，出外闖蕩。他們的經營業務，主要是經銷澤州的傳統名優產品，與家鄉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如明代經營鐵貨起家的陽城商人李思孝、經營鐵貨起家的高平趙家老南院的發財老爹、清中葉發家的鳳台陟椒劉家等。他們行商的首選地，一般是與太行山相鄰的河南河內地區，也有的向陝西一帶發展。到了河南後，或西上至湖北的襄陽、漢口，或西南至四川等省區，或向東向南至山東、安徽、江西、江蘇、浙江、廣東，也有的通過運河，向北至河北、北京發展。其中，尤以向東向南發展的最多，成就也最大，具有三四百年歷史的商家，其主要生意，大多在東南沿海一帶。這些商人經過一段長時期的經營，除繼續經營澤州的傳統產品外，也經銷當地或其它地方的產品。有的商人，如趙家老南院、侯大升老店、蘊泰號商號等，還利用當地的經濟資源和生產技術，從事商品生產。侯大升老店生產的香醋、蘊泰號生產的白酒，都成為當地名優產品。清初興起的皮金字號，皮金的加工生產全在澤州府鳳台，在外地設莊銷售。這種經營方式，在澤州商人中是很少見的。
三是隻身或攜貲外出形成的商人。明清兩代，澤州府在外的商人特別多，有些地區，如陽城的潤城三莊、鳳台的尹寨河、高平的石末等，成年男子，大部分都在外做生意。這些外出經商的人員，一般都是本地的貧苦農民，在很小的時侯，就隨本地在外做生意的人，到他們開設的商號做相公當學徒，學徒期滿後，大部分成了夥計，做得好的還可能成為管賬。有的學徒還成了掌柜，如民國年間趙家老南院的掌柜姬如海。有個別商人，機會好的話，還可成為東家，如民國年間安徽穎州府蘊泰號的創辦人霍蘊年。攜資外出經商的人一般是官宦的親戚朋友，他們隨著有權勢的官僚外出，在官僚的庇護下，大部分做著錢莊之類的生意。
清中葉後，與晉中商人相比，澤州府商人的發展勢頭有所減弱，除了由於澤州府商人沒有適時應變，拓展最具活力的票號業務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澤州府商人的落地生根。尹寨河環山堂是一個擁有200多年歷史的商業世家，從成都至漢口長江兩岸的主要商埠都有它的生意字號。清末民國年間，環山堂的主人無力掌控自己的商務，許多生意字號紛紛獨立，不再認其為東家。有些澤州府商人，隨著自己的商號，乾脆落藉到所在地。抗日戰爭開始後，由於政局的動盪，澤州商人在外的生意普遍受到影響。1945年，晉城市全境，也就是古代所稱的澤州及澤州府，獲得解放。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在外的澤州商人，或落籍所在地，或返鄉參加農業生產。建國後，隨著“一化三改”的推進，澤商與全國人民一道，進入了計畫經濟時代。
三
澤商在明清兩代長盛不衰，並造就了一大批存續達幾百年的巨商大賈，除了以上條件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條件，就是澤商在長期經商實踐中形成的商業文化。
在明清兩代的商人集團中，晉商和徽商是兩個重要的商人集團。支撐晉商的文化是關公文化，支撐徽商的文化是宋明理學。澤州商人是晉商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要歸依晉商文化，歸依關公文化，以求得晉商集團的庇護。此外，澤州商人還吸收宋明理學的有益成份，形成了關公文化與宋明理學相結合的，具有獨自特色的商人文化。這也就是澤州商人把自己看作是儒商的原因。中國古代是一個農業社會，商人的社會地位比較低。宋以後，隨著商人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商人與士農工一樣取得了四民的地位，商人家族的地位有所提高。李俊民是金代澤州陵川縣的著名狀元，他的兒子和侄兒都在洛陽一帶行商，並因行商有成，受政府招募做稅官。明清兩代，山西澤州府許多巨商大賈都與當地的官宦世家結為秦晉之好，百年之後都有朝廷大臣為他們撰寫志表。王重新是明清之際山西澤州府陽城縣郭峪鎮的巨商大賈，王家與黃城的陳氏家族就有姻親關係。王重新去世後，為其撰寫墓志銘的是刑部尚書、前吏部左侍郎兼內翰林國史院學士、奉敕纂修《明史通鑑》副總裁官、侍經筵的白胤謙。為其書寫墓志銘的，是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一級、前左春坊左諭德兼內翰林秘書院修撰張爾素。許多朝廷大臣出自商人之家，清刑部尚書張爾素就是郭峪商人張子仁的兒子。許多舉子功名無望後步入商界，民國時期山西省著名的金石家楊蘭階，年輕時就曾赴山東曹地吉隆典當鋪做學徒。最能說明明清之際商人家族與政治文化家族關係的，是陽城皇城村以陳廷敬為代表的陳氏家族。陳家以“德積一門九進士”著稱，是一個官宦文化世家。陳廷敬的高祖陳修，字宗慎，號柏山，從小習儒業。他的哥哥陳天佑中進士後，他也很想像哥哥一樣，在舉業上有所成就，但六舉不第，遂絕意仕途，退而鼓鐵。陳修的小兒子三益，也就是陳廷敬的四叔祖，“幼讀詩書，長事商賈，性質方正，頗善心計，客游燕豫間，負資累千餘金……後忽卒於衛輝逆旅。”（陳廷敬《故曾叔祖處士忠齋公墓碑》）如果沒有陳修、三益父子的商業成就，就沒有我們今天看到的皇城相府，也不會有陳氏家族後來的政治文化成就。有成就的商人，除重視對子弟的教育讓其科場成名外，還特別重視對其員工的教育，提高員工的文化修養。文化修養的重要內容，就是宋明理學。楊蘭階是澤州府陽城縣人，民國年間是山西省的著名書畫金石家。清末，他在山東曹地吉隆號典當鋪做相公，他的祖父臨死的時候，還要他做塾師的父親楊念先寫信，叮囑他“在外公事之暇，時藝、小楷務須留心，是亦收心之一助也。”（《金石文獻·楊念先示兒書》之一）商人對儒家文化的這種追求，非親見其書信，我們絕不敢相信。
在澤州商人的心目中，宋明理學與關公文化是合而為一的。“天地有正氣，道義斯配於兩間；人臣有精忠，綱常乃維乎百代。以故，封金掛印，富貴不能奪其心；取義成仁，威武尤難移其志，此漢壽侯所以嚴《春秋》之律道接文宣，振華夏之威功開武穆，當日扶兩川日月，迄今享億姓蒸嘗也。”（《金石文獻·司莊關帝廟創修碑記》）將關公目為接聖人之道、維百代綱常的英雄。“關聖大帝生漢末，籍解梁，幼而穎異，長而豁達。……執《春秋》大義猶是漢臣，視當代諸君原同孺子，辯君臣之分，嚴內外之防。夫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不在功名之鼎盛，而在道義之維持，即至流離失所之餘，猶以大義自責，而不肯少為遷就於其間。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稱大丈夫者，非夫子其誰與歸！”（《金石文獻·高平義莊鎮會館創修碑文》）將關公目之為實踐宋明理學，也就是儒家學說的楷模。
這次征編晉商史料，在陽城地郭峪村，我們還見到一通石碑，碑文內容是《關夫子覺世真經》，這通碑文，收入已出版的《郭峪古村碑文集》。看了這通碑文，我們對澤州商人如何將關公文化與宋明理學合而為一，並體現在自己的生活實際中，就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認識了。碑文說：“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重師尊；愛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鄉鄰；別夫婦，教子孫。時行方便，廣積陰功；救難濟急，恤孤憐貧。創修廟宇，印造經文；舍藥施茶，戒殺放生。造橋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難解紛。捐貲成美，利物救民；回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一切善事，誠心奉行。人雖不見，神已早聞；加福增壽，添子益孫。災銷病滅，禍患不侵；人物鹹寧，吉星照臨。若存噁心，不行善事；淫人妻女，破人婚姻。壞人名節，妨人技能；謀人財產，唆人尋訟。損人利已，肥家潤身；恨天怨地，罵雨訶風。謗聖毀賢，滅像欺神；宰殺牛犬，穢溺字紙。恃勢辱善，倚富壓貧；離人骨肉，間人弟兄。不信正道，奸盜邪淫；好惡奢詐，不重儉勤。輕棄功業，不報有恩；瞞心昧已，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誘愚人；托說升天，斂物行淫。明瞞暗騙，橫言曲語；白日咒誣，背地謀害。不存天理，不順人心；不信報應，引人作惡。不修片善，行諸惡事；官詞口舌，引人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蠢；殺身亡家，男盜女淫。近報在身，遠在兒孫；神明鑑察，毫髮不紊。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我作斯語，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戲侮吾言，斬首分形；有能持誦，凶銷慶聚。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有成。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禍雪銷，千祥雲集。諸如此福，惟善可致；吾本無私，惟佑善人。眾善奉行，毋怠厥志。”這哪裡是什麼《關夫子覺世真經》？分明是澤州商人的行為規範。儒家文化是重實踐的，從《關夫子覺世真經》，我們又得到了一次驗證。
澤州商人除理念方面的文化外，另外兩個方面的文化也值得我們關注。一是制度方面的文化，包括規範東家與東家和東家與員工分配關係的股份制，包括規範員工與員工分配關係的人身股份制，還包括各個商號的行規店矩。一是澤州商人在行商實踐中形成的知識經驗和文化活動成果。此外，澤州商人遮風避雨、經營業務、處理公共事務所依託的商宅會館，也是我們今天寶貴的文化財富。
產生背景
古代澤州府（晉城）在金元時期是金朝和宋朝，元朝和宋朝前線對峙的地方。當時冶煉技術發達興盛，工匠雲集。金朝實行頭戶州制度管理工匠，便形成了許多帶頭的村落。元朝實行匠戶制度管理工匠，便形成了許多帶匠的村落。這便是“九頭十八匠”的來歷。明清時期晉城工業發達，手工業工匠眾多，村莊以工匠姓氏為名的有馮匠、呂匠、馬匠、苗匠、復匠、郝匠、候匠、謝匠、武匠、岳匠、孟匠、孔匠、韋匠、金匠、左匠、牛匠、申匠、段匠，合稱十八匠。這些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晉城人有發達的冶煉業。在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代就盛行冶煉。明清時“九頭十八匠”聞名全國，“大德”鋼針暢銷海內外，“泰山義”剪刀名揚天下。大批鐵貨北上內蒙，南下廣東，西去甘肅，就連不起眼的鋼針都能遠出國門，賣到東南亞一帶。
明清兩代，山西是協餉區，澤州府商人攜貲攜物入陝甘協餉貿易，不絕於史。二是頭下軍州及匠戶制度的建立。金國是從部落制迅速發展成封建制國家的，在其封建制國家制度中，有濃厚的奴隸制痕跡。金代時，澤州是金國經濟最富庶的地區之一，也是金國與宋朝軍事對峙的前沿陣地，為了保證戰爭對鐵制兵器的需要，金國的奴隸主將領將各地的匠人抓來澤州忠昌軍，在這裡設立了頭下軍州。大元帝國與南宋對峙時，澤州又成了元與宋交戰的前沿陣地，元代的奴隸主軍事首領繼承了金代的頭下軍州制度，建立了匠戶制度，由此形成了晉城的九頭十八匠。九頭十八匠是異族統治者對漢族百工匠人殘酷剝削壓迫的產物，但對澤州鐵器手工業的發展，客觀上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明清兩代，匠戶不直接為封建政府服役，而是交納匠價銀。
是不是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造就了鐵器的成熟，塑造了千千萬萬的匠人，由此產生了匠村。這些或許是春秋時的兵工廠，沒有嚴格的考證，僅是我的假想。戰國時期興起的鐵范疊鑄、鑄鐵柔化等技術到西漢已成熟，成為冶鐵作坊的常規工藝，隨著脫炭工藝的出現，導致人們有意識的在高溫下炒、煉、煅。戰爭結束了，這些兵工廠要轉入民用打造生產。據考古冶煉業專家講，在長平戰場範圍內的鐵器達十三件，是很先進的鐵農具。南北朝建州所產陽城牗牘，即今晉城市陽城牗牘的冶煉最盛時犁鏡爐近百座，產品有五百多種規格，年產600餘萬件，除供應國內，還遠銷朝鮮、日本、尼泊爾、不丹。《中國實業志》記載，清代山西冶鐵中心僅澤州府鳳台牗牘，熟鐵爐業全地爐數約計百餘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