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閌著四十卷本
〖春秋集注(高閌)〗四十卷。
南宋高閌撰。閌字抑祟，浙江鄞縣人，少通經史大義，紹興初以上舍選賜進士第，召為秘書省正字，累官國子司業，時大興大學，閌奏宜先明經術之學，皇帝從其奏請，中興以後，學制多閌所建明，除禮部侍郎，被劾出知筠州，卒謚憲敏，學者稱息齋先生，尚著有《鄉飲酒議》等書。此編前冠樓鑰序，稱閌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家食累年，略不以事物自攖，日有定課，風雨不渝。是高氏自家居以後，晚年精力，盡用在此書中。
以程頤《春秋傳》為本，故書前仍冠程子原序，其說則雜采唐宋諸家，融以己意，所引舊論則不復標舉其姓名。書中大旨雖遵從程子《春秋傳》，但一些具體觀點卻多有不同；並且，對程子之說亦時有匡正。如程子據漢薄昭與淮南王書有“齊桓殺弟”之語，遂認為齊子糾為弟，齊桓公為兄；高氏則仍用《左傳》、《公羊傳》、《□梁傳》外加《史記》、《荀子》諸書所記，雲子糾、小白都是襄公之弟，子糾為長，為當立，持論絕不依阿牽就，務存門戶之私。其他如解衛人立晉，解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解取濟西田諸條，皆深符《春秋》經義。其解“及向成盟於劉”云：凡因來聘而盟者，必在國內，劉是王畿的采地，豈有來聘魯而遠盟於劉者？蓋下文有“劉夏”傳者以為春夏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姜於齊”文同，故誤增“於劉”兩字；又如以“州蒲”為“州滿”之文等諸多觀點，都足以備一解，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惟隱公九年“會防”之防在山東古琅邪華縣東南；十年“取防”之防在山東高平昌邑縣西南；文公十二年“城諸及鄆”之鄆在成陽姑幕南；成公四年“城鄆”之鄆在東郡稟邱縣東，但高氏卻都將其混為一談，指為一地，則未免疏於細考。此書在宋儒同類著作中堪稱上品，作者既能廣集前人舊說，又不為其所囿，在研究中堅持以己見為主，使此書具備了較高的學術價值。至於書內所載經文，多從《左氏》，而間亦有從《公》、《□》者，對待三《傳》的態度並不獨尊崇一家，貶棄其他二家。原書久佚，其文惟散見於《永樂大典》中，《四庫》館臣按次自《大典》中輯出，排比薈萃成編。《大典》原缺者，則采各書所引閌說補之，終使其首尾完具，復為全帙。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為十四卷，館臣以其篇負繁重，重分作四十卷。《宋史·藝文志》則著錄為《春秋集解》，而《永樂大典》實作“集注”，與《直齋書錄解題》同，近人宋慈抱《兩浙著述考》亦著錄為“集注”，是“集注”為宋本原題。
有《四庫全書》本，清閩覆本及今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等傳世。
南宋張洽著十一卷本
〖春秋集注(張洽)〗十一卷。
南宋張洽（1161一1237）撰。洽字元德，號主一，江西清江人，嘉定進士，歷袁州司理參軍、知永新縣、通判池州，有治績，後為白鹿洞書院山長，選好學之士，日為講說，汰其不合格者，清查學田，使書院廢而復興；端平初，除直秘閣，主管建康祟禧觀，卒諡文憲；少從朱熹學，博覽群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本旨，尚著有《春秋集傳》等書。端平元年（1234），朝廷知洽居家著書，遂命令臨江軍守臣，以禮延請，齋紙札謄寫以進，是為此書。既上而洽卒，其書充付秘閣。書前有自序，亦即進書狀，自言於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詳考細究，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傳》。既而又因此書尚屬粗備，復仿先師朱熹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為《集注》云云。此亦是撰書之大旨。朱熹《朱子語錄》深駁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張洽推崇師說，以春為建子之月，與《左傳》王周正月義吻合。並且，張氏比較全面地繼承了朱熹“格物致知”和“即物窮理”的唯心主義思想，將其貫穿於本書的始終，每文立義皆要深究所謂的本旨，因此，其所註解遂每每難與經義相合。後儒就此對張洽多有駁難。如宋儒車若水《腳氣集》即謂，《春秋》一書，質實判斷不得，除非起孔子出來說當時之事，與所以褒貶去取之意，方能徹底明了，張氏作《集注》，便是質實判斷，實在難得《春秋》之要領。因張氏之學出於朱熹，故明代洪武中，以此書與胡安國《春秋傳》同立學官。
到永樂年間，胡廣修《五經大全》，其說專主胡氏之《傳》，科場用為程式，此書遂見廢不行。有《通志堂經解》本及《四庫全書》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