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背景
公元17世紀時,明清移祚所造成的社會政治生活動盪對中國繪畫史的演變亦不無影響。清初出現了一批所謂“遺民”畫家,畫風大都“奇僻幽深”,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所謂“四僧”——八大山人、石濤和漸江,而其中尤以八大山人和石濤聲名最著。八大和石濤兩人均為明皇室後裔而遭遇了家國破亡之難,這種獨特的生活經歷不可能不對他們的靈魂產生極大的衝擊,並在他們的藝術作品中打上一定的烙印,八大山人的畫尤為明顯。
作品賞析
人們一提及八大山人的畫,往往立即想起八大山人的作品中出現的一些形貌十分怪異的禽魚等動物形象。這些藝術形象又往往令人聯想到“憤世嫉俗”之意,或“不寧與哀思”的情味。正如鄭板橋所說八大的畫為“橫塗豎抹千千幅,墨點無多淚點多”,“淚點”是指其憂傷情感的表露;而“無多”的“墨點”,則是指八大山人的畫中所用“筆墨”形式的高度簡潔與精煉,甚至可以說,他的“筆墨”已簡到不能再簡的地步。八大山人能在一大幅畫面上寥寥數筆便勾勒出一條魚或一隻鳥,但形態變化十分豐富。他的某些存世精品之作,即使是內行的觀者也幾乎很難去找出其中可以取消的贅筆,同時也很難構想其中何處還能多加一筆。清代書畫評論家秦祖永曾說:“八大畫以簡略勝”,可謂切中肯綮。這個特點又不限於他的花鳥畫,在他的山水畫中同樣能見到。《春山微雲圖》頗能代表八大的山水畫的“簡略”風格——它源於董其昌又自成新格,其中的“皴法”亦已被簡化到了不能再簡的地步。
中國繪畫史上,自北宋的一些畫家和哲人提出了“不求形似”的美學原則之後,數百年來,許多畫家大都在這個極富現代精神的觀點感召之下進行著卓有成效的實踐。經過了長期積累而到明末清初,遂產生了一個質的飛躍—明末的徐渭和董其昌在花鳥畫及山水畫領域均進行了變革。在這個基礎上,繼踵而起的是清初畫壇風起雲湧又蔚為大觀的“四僧”及“四王”等極具現代情味的藝術思潮。這兩大畫派雖然風格迥異,但美學實質卻無分軒輊。一個最根本之點,即在於他們都已明確意識到“筆墨”的“獨立”品性。在他們的作品中,不論描摹的是花鳥還是山水——即“畫什麼”的問題,已退居於次要地位(“不求形似”);而“怎樣畫”——畫家的個性化的“筆墨”,才是畫幅上的真正主角。這種“抽象美”的藝術形式之中蘊含的正是畫家胸中奔涌的“自我”精神,也就是石濤一再申說的“我自發我之肺腑”之真意。但八大山人卻從不愛發議論,只願埋頭作畫。
然而,近一個世紀以來,人們對自家民族的繪畫因缺乏研究而導致認識模糊,有些人簡單地把它認作“封建落後”的文化而否定之;但當代有識見的西方學者卻已認識到明末以來的中國畫所具有的現代藝術品性,有人甚至把明末的董其昌和他們西方的“現代藝術之父”塞尚相媲美。那么,如果把清初的八大山人等人比美於現代西方畫家如馬蒂斯或畢卡索等,亦未嘗不可。八大山人繪畫的藝術水平及價值,較西方現代繪畫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近年來,明清繪畫逐步被人認識到其優越的藝術品位而不斷升值,這是十分正常的;但它同西方一些現代繪畫已達到千百萬美元的價位相比,仍處於小巫見大巫的可憐境地,卻又是不正常的。
作者小傳
八大山人(1626-1702),俗家姓朱,名耷(音大),江西南昌人,明宗室弋陽裔孫。明亡後出家為僧,法名傳綮,字個山,又號雪個,別號又有驢屋驢等,最後號八大山人,遂以此名於世。八大山人工詩文書法,他的繪畫,花鳥、山水俱能,尤以花鳥為長,而山水更別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