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滅商2年後，武王病死，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攝政。武王的另外兩個弟弟管叔和蔡叔心中不服。他們散布流言蜚語，說周公有野心，有可能謀害成王，篡奪王位。周公聞言，便對太公望和召公爽說：“我所以不顧個人得失而承擔攝政重任，是怕天下不穩。如果江山變亂，生民塗炭，我怎么能對得起列祖列宗，和武王對我的重託呢?”周公旦又對將要襲其爵，而到魯國封地居住的兒子伯禽說：“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論身份地位，在國中是很高的了。但是我時刻注意勤奮儉樸，謙誠待士，唯恐失去天下的賢人。你到魯國去，千萬不要驕狂無忌。”。相傳他推行井田，制禮作樂，建章立制，主張“明德慎罰”。其言論見孔子的《尚書》等篇。內涵
韓非《梓材》：“先王既勤用明德”。
《洛誥》：“公稱巫顯德”。
《無逸》：“皇自敬德”。
《多方》：“罔不明德慎罰”。
周統治者之所以大講“明德”、“敬德”，就是因為他們認識到“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即天是不會把大命給予不謹慎修德之人的。在周人看來，周革殷命，他們從殷人手裡接過了天命，獲得了治理天下的合法寶座，其因乃在於文、武二王能以德配天，這就是《毛公鼎》所說“不顯文武，皇天宏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一語的含義。天眷有德，這是周人特有的觀念，其中也可以說蘊含著“天命靡常”的意思，“天命”乃依統治者有德與否為轉移，這當然是一種“靡常”（無常）的現象了。因此，對統治者來說，只有持之以恆地謹慎修德，才有望保住“天命”，成為天下的君主。
明德是道德教化，是正面引導，是不會產生負面影響的。刑罰則是懲罰手段，體現了統治者“惡惡”之心。其與教化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如果不在適當限度內使用，往往會產生相反的社會效果，使民積怨，以至於威脅到統治者的政權。“慎罰”即是認真地對待刑罰，在合理的限度內使用刑罰，使刑罰達到預期目的、避免事與願違的結果的一種主張。其慎用刑罰的基本要點，一是要慎重斷案，不濫用刑罰，提倡罰當其罪，要十分謹慎地使用“中罰”，用刑不可偏重，也不可偏輕，要使刑當其罪。二是在定罪量刑時，要區分故意與過失，慣犯與偶犯，這在古代思想史上，無疑是一大貢獻。三是注重教化.周公認為使用刑罰並不是單純為懲罰人，而是為了勸民為善，防止犯罪。“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把“德”，與“刑”，結合起來，對後世儒家“德主刑輔”，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可以說，儒家的禮治、德治、人治思想，德主刑輔、先教後誅、寬猛相濟、刑罪相稱等思想大都發端於周公。
“明德”與“慎罰”雖然作為為政手段一起使用，但兩者並非同等重要。“明德”是核心關鍵，“慎罰”是輔助手段。以德化人，教而後刑。在弘揚教化、謹慎刑罰問題上周公有如下主張：
第一，罰與教必須統一於德的基礎之上。周公認為教化與刑罰的目的都是勉勵人民立德，如商湯代夏，以至帝乙，“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教化是為道德教化，是以教化者首先須有“德”，因而《尚書》之“明德”首先強調君王之德。“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如果當權者自己行為不端正，怎能去端正別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者以德治國，老百姓就會心悅誠服，如同眾星環繞於北極星周圍一樣，四方之民自然會歸附少他。“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堰。”當權者的作風好比風，老百姓的作風好比草，風往哪邊吹，草就往哪邊倒。只要統治者能以德行事，老百姓自然就會好起來。所以，為政者自己要起到表率作用，以身作則，勵精圖治，居安思危，自己率先循禮守法，上行下效，法令才行得通。
第二，先教後殺。周公認為在教與刑並用的情況下，應當先以教化，給人以改過自新機會。如經過教化仍犯，則為故犯，須以刑懲之。如在“群飲”問題上，周公認為，商人飲酒以至於喪國，周人應以此為戒，經過反覆教育，而仍“群飲”者，則“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因為周人群飲，是明知故犯，且危及政權。商人“湎於酒”則“勿庸殺之，姑且教之，有斯明享”，因為商人有群飲的習慣且不以此為罪，故先教之而不殺。
由來
文王眼點是人事，而不是天命。遠在三千多年以前，周公就明確提出“天不信”和事在人為的思想，應該說這是一種很卓越的見解。
周公正是從這種見解出發，提出了“明德慎罰”的主張。他在《康誥》中說：“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意思是，文王為政，能夠崇尚德政，慎用刑罰，不侮鰥寡，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以顯示於民。他又說：“告汝德之說於罰之行”，言“明德”就在“慎罰”之中。這樣，他就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把“德”與“刑”結合起來。
思想的影響
“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主張代表了西周初期統治者的基本政治觀和基本的治國方針。這種主張的提出，不僅解決了為什麼商湯可以伐桀、武王可以伐紂的理論問題，而且為西周社會的發展確定了基本的方向。
這種法律思想的形成，說明當時的統治者在政治上已趨成熟。這一法律觀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在這種觀念指導下，西周統治者把道德教化即“禮治”與刑罰鎮壓相結合，形成了西周時期各種具體法律制度和“禮”、“刑”結合的巨觀法制特色，使這一思想深深紮根於中國政治政府中，被後世奉為政治法律制度理想的原則與標本。
漢代中期以後，“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主張被儒家發揮成“德主刑輔，禮刑並用”的基本策略，從而為以“禮法結合”為特徵的中國傳統法制奠定了理論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