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刻本

明刻本

換句話說,凡舊刻本中用這種古體字的,一定是明嘉靖朝刻本。 第二,同一時期所刻之書,也有黑口、白口相間之例。 明中期刻本有些有刻工姓名,如蘇州刻的一些書。

明代刻書概述

明代是我國雕版印刷業的繁盛時期,印刷技術有了較大的發展,發明了餖版、拱花,套印本和插圖本大量出現;印刷專用字型形成並廣泛使用;除雕版外,活字印刷 也得到了套用,木活字本、銅活字本也成為明本的一個特色;印刷地域、規模、品種都有較大的突破;線裝取代了包背裝,成為古籍的主要裝訂形式。明本書無論在 刻書地區、刻書形式、刻書技術、刻書範圍、民間書坊數量上等都遠勝於前代。流傳下來的明刻本以中後期作品較多,正統以前較少。
明刻本依然分官刻、家刻、坊刻幾種。官刻本中有內府本(包括經廠本)、國子監本以及其他中央機構和地方官刻的書帕本,還有介於官刻和家刻之間的藩府本。內 府本即皇家刻本,現存南京內府刻本尚有《元史》《大明律》《大誥》及續編、三編,等等。遷都北京後內府刻書由宦官掌握,即司禮監所轄經廠,刻印的書多為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等常見古籍,紙墨考究、書品寬大,但校勘不精,錯訛較多。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設國子監,以南京國子監刻書多且好。南京國子監 接受了元集慶路儒學和元西湖書院所存的書版,印書約二百七十餘種;北京國子監刻印不到百種,以經史為主,著名的有《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等。因而有 “南監本”和“北監本”之稱。明皇子皇孫受封建藩的有許多人,據統計有四十多藩府。他們喜好刻書,刻了約五百種書。藩刻本校勘精審、紙墨講究、刻印精良。 家刻、坊刻分布極廣,除江浙一帶和建陽仍書業發達外,北京、徽州、蘇州、湖州、南京等地也興盛起來。家刻有鄭氏兄弟刻業師宋濂的《宋學士文粹》,由同門劉 剛、林靜、方孝儒手書上版,字型精雅、版刻講究;蘇州陸元大翻刻宋本《花間集》;袁褧的嘉趣堂刻書也很多,傳世的有《世說新語》《六臣注文選》,吳縣黃氏 兄弟刻的《論語》《山海經》《水經注》等;顧春世德堂刻的《六子全書》,洪梗清平山堂刻的《清平山堂話本》等。後期大藏書家毛晉,其家刻書品種之多超過任 何一家坊刻,甚至超過北監,因毛晉的藏書處叫汲古閣,其刻本被後人稱為汲古閣本,最著名的為《十三經註疏》《十七史》。坊刻則大量的戲曲小說、醫書等通俗 讀物,北京岳家的《大字魁本全像參增奇妙注釋西廂記》上圖下文,建陽熊大木的《全漢志傳大宋中興英烈傳》、余文台雙峰堂刻的《新刊京本編輯二十四帝通俗演 義西漢志傳》,南京富春堂《編刻演劇十本》、文林閣也刻了《還魂記》《荊釵記》《繡襦記》等。

明刻本的特點與鑑別

明代各時期刻書略有不同,前期黑口白綿紙,中期白口仿宋字,後期白口長字避諱。

字型

明代刻書字型,前後期變化較大。大致可劃為三個時期,即明初、明中期和明晚期。
  • 明初

明初是指正德以前的一段時期。洪武至正德年間刻印的書,多是手寫上版的軟體字,個別人刻書雖有顏、柳、歐三家的餘味,但仍以趙體字為主。
明刻本
其中宣德、正統刻本,形似宋體,如正統間所刻的《漢書》,好利者常將其書口割裂,重加裝飾,冒充宋本。但若仔細觀察,就會感到形似而神不似。景泰間有些刻本,大多承襲元末字型和刀法,頗似元本。成化、弘治以及正德,仍是寫刻軟體,橫豎撇捺皆不呆板。1977年12月我在山東省圖書館和博物館看到的一些明刻本,以及1978年4、5月間在江浙各圖書館參觀時所經眼的一些明刻本,無論是官刻、私刻和坊刻,由於趙孟頫的身世、地位和高超的書法造詣影響所致,從明初至正德前後,其書法多宗趙體。當然,版刻上的趙字,也只是就大體而言,至多也只能說是某些方面像。經廠內設有“中書房”,專司代寫書籍敕文。“中書房”的人員,都是從聰明穩重的太監中選出的。這些人必須經過學習和訓練才能應職繕寫。他們寫字所臨摹宗法的,大都以趙孟頫為準。所以要看比較標準的趙體字,明代的經廠本是典範。
  • 明中期

明中葉是指正德、嘉靖、隆慶和萬曆前期。
明刻本
屈萬里和昌彼得先生在《圖書版本學要略、鑑別篇》中說:“正德中葉以後,覆刻宋本之風漸盛。”關於明中葉時期的字型,我認為:自正德開始,不論是復刻或者新雕,都極力仿南宋的浙本,改用歐體,但又和南宋的浙本不一樣。南宋浙本的歐體是書寫體,很逼真,從藝術上講似乎比嘉靖的方板整齊要美觀一些。今天印刷廠最常用的宋體字,就是從嘉靖本這種字型發展而來的。至於稍前的正德字型,一般地說來,比嘉靖本要厚重點。稍後的隆慶本則比嘉靖本更方整,從而向萬曆本字型過渡,個別的嘉靖本字型除方板整齊外,還用古體字,即把小篆楷寫,如許宗魯刻的《韻補》、《呂氏春秋》等。換句話說,凡舊刻本中用這種古體字的,一定是明嘉靖朝刻本。
明刻本
明朝自朱元璋時起,就以四書五經為國子監的必修課程,並明令全國府州縣學及閭里私塾,都要以孔子所定經書教導諸生。還規定八股取士制度,確定八股程式,並規定士子只能依朱熹的注釋加以闡述。這樣就把整個的學術思想桎梏在狹小的天地里了。與此同時,在文學方面則由楊士奇、楊榮、楊溥為代表的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的“台閣體”,和以李東陽為代表的“茶陵詩派”統治文壇。他們的詩文雖然空洞無物,極其平庸,但對當時人們的影響極大。明朝前期刻書風格之所以百餘年間變化不大,正是這種社會思想長期僵化的曲折反映。然而明代社會發展到弘治、正德時期,統治階級已十分腐朽,社會政治更趨腐敗,文化學術空氣更加沉悶,整個社會蘊育著一場變革的風暴。從文壇開始,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後七子”打出文學復古運動的旗幟,向統治文壇多年的“台閣體”和形式主義的八股文取士法展開了猛烈的衝擊,形成了一股聲勢浩大的社會潮流。這種文學上的復古運動,影響了整個社會風氣,反映在刻書風格上,也一洗前期舊式,全面復古。文學上的復古是復漢、唐之古,刻書風格上的復古是復宋之古。宋代是我國雕版印刷史上的黃金時代。宋代的刻書,保存著許多唐五代舊本的面貌,版刻刀法剔透,白口大字,端莊嚴肅,古樸大方,被歷來的版刻家尊典範。明代正德以後,特別是嘉靖一朝,無論是官私雕刻,不但把宋元舊籍照樣翻刻,而且在版式風格、款式字型上亦全面仿宋。翻開嘉靖時期所刻的書,絕大多數都是橫輕豎重、方方正正的仿宋字,並且紙白墨黑,行格疏朗,白口,左右雙邊,頗有宋版遺韻。前後七子之後,雖有歸有光、王慎中、唐順之、茅坤等“唐宋派”、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公安派”、以及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先後起來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復古運動,但他們實質上卻是推崇宋代的一些大家,繼續給刻書上的全面復宋鳴鑼開道。故嘉靖至萬曆近百年間,刻書風格雖也時有不同,但從總的方面看卻都是白口仿宋字。字畫橫平豎直撇捺直挺,整齊嚴謹,起落頓筆有稜角,字形方正,成為真正的方塊字,但和真正的宋本相較,尚缺乏流利主動之態,只能說是相似,而神髓已經失去。此類刻本,可以正德間江陰朱承爵朱氏文房所刻《樊川詩集》,嘉靖間袁嘉趣堂所刻《世說新語》、顧起經奇字所刻《王右丞詩集》作為典型代表。
  • 明晚期

晚期時期,神宗當政為時最久,在位48年,刻書多,傳本也多。從萬曆時起,字形變長,則完全脫離了宋浙本的風貌,稱為長宋體,顯得更加呆板。這種橫輕直重的長宋體可以《沈氏弋說》作為典型。現在印刷用的宋體字基本上在萬曆時已定型。另外萬曆時還出現了另一種新的刻書風格,即所為的寫刻本。本來,雕刻印刷沒有哪一本不是寫了再刻的,但從嘉靖、萬曆時起,刻書字型日益整齊規範化,形成了一種與普通書寫不同的專用刻書字型,這時重新出現用普通書寫的字型來刻書,又成為一種新鮮事物,因此後人稱之為“寫刻”。凡寫刻的書稱為寫刻本。這種寫刻本的字型,仍然是趙體,不過不象明初的趙體那么肥健,而是瘦削流利。有部分家刻本和坊刻本,特別是安徽、金陵、建陽所刻的民間通俗讀物,字多行書上版,婉轉秀麗,生動活潑,傑出的代表有陳仁錫刻的《陳白楊集》、《石田先生集》,趙均所刻《玉台新詠》,金陵世德堂刻本《西遊記》,董其昌刻的《王文恪集》,繼志齋刻本《雷轟薦福碑》,杭州書坊胡文煥刻的《格致叢書》等。天啟以後,字形一般益覺拙笨,沒有什麼體式,俗稱匠體。可在杭州地區又出現了一種新的方體字,它不象萬曆時的方體字那樣肥,而變為更長更瘦,使人一看有清朗顯目之感。可以堂策監本《先秦諸子》、沈鼎新花木齋《九子》、吳在南京刻的《孫樵集》、《劉蛻集》為代表。這種新的方體字一直流行到清代前期。

紙張

明刻木用紙情況,胡應鱗在《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中說:“凡印書,永豐綿紙上,常山柬紙次之,福建竹紙為下。綿貴其白且堅,柬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如柬,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同黧,音lí,意色黑而黃)脆,刻又舛訛,品最下而直(值)最廉。”“余他省各有產紙,余不能備知。大率閩、越、燕、吳所用刷書,不出此數者。燕中自有一種,理粗龐質臃腫而最弱,久則魚爛,尤在順昌下,惟燕中刷書則用之。”“惟滇中紙最堅……其堅乃與絹素敵,而色理疏慢蒼雜,遠不如越中。”
胡應鱗談的,僅就紙的產地而言,如就原料而言,則苦竹齋主在《書林談屑》中說:“明刻用紙,亦分黃白兩類,白紙復分白棉與白皮。白棉紙色純白,質堅而厚,表面不如開花之光滑。白皮紙白中微帶灰黃,頗似米色,不如白棉之細密,亮處照之,嘗見較粗之纖維,盤結於簾紋間。黃紙復分黃棉與竹紙。黃棉與白棉略同,而色帶灰黃。竹紙則類多脆薄易碎,故藏書家購求明版,必以白紙為貴。又有所謂黑棉紙者,余所見明馮天馭所刻《文獻通刻》及嘉靖刻薛應《四書人物考》兩書用之,其色灰白,似經薰染。蓋明人喜翻刻宋元舊槧(qiàn,書的刻本),書法版式,一仍其舊,黠估即將紙色薰染,冒充舊刻出售,非精於鑑別者,不易辨識也。”明初時候雖然還有少數黃白麻紙,但主要的還是用黃、白棉紙、竹紙、羅紋紙、毛邊紙、毛太紙。一般說來,官刻本、家刻本多用白棉紙。白棉紙顏色潔白,質細而柔,纖維多,韌性強。白棉紙在南方又稱皮紙,是嘉靖朝刻書用紙的一大特點。黃棉紙呈黑黃色,韌性稍差。嘉靖以前所產棉紙比較細薄,隆慶後就略顯粗而厚,用棉紙印書就大為減少。若按時期來分,明初多用白麻紙和黃麻紙,用竹紙的極少。明中葉多用白棉紙,間有用竹紙者。但明代竹紙,簾紋只一指寬,與宋元竹紙全不相同。晚期多用竹紙,且易脆易破,時間久了,一翻就掉小的片子。除竹紙外,間有用棉紙、毛邊、毛太紙者。陝西刻書晚明時期大多還用棉紙,這一點與其他各省皆不相同。時代仍和宋元時期一樣,偶爾也把錢糧冊子紙反折過來,利用空白的背面重新印書。
明代還生產一種防蠹紙,紙呈紅色,俗稱“萬年紅”。只要將該紙裝在圖書扉頁、封底等處,就能防蟲。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明崇禎四年(1631)刻的《夢溪筆談》,就是因為襯有這種防蠹紙,至今仍完好無損。明代所謂的白綿、白皮、黃綿等皆屬於樹皮紙。明經廠本《道藏》所用的白邊四紙,黃連四紙、藍毛邊紙、黃毛邊紙、白戶油紙,都屬於竹紙類。明代紙的品類雖然很多,不外乎就是樹皮紙和竹紙兩種,且價格差別也很大。

版式

《中國版刻圖錄》所載明本100種,從洪武三年內府刻本《元史》至成化二十年張習刻本《雁門集》均為黑口。下逮弘治,間出白口,始弘治十四年江陰塗禎刻本《鹽鐵論》。此後,白口黑口已無規律可尋,從這兩點可以看出:第一,同一地區所刻之書,有黑口白口相間之例。第二,同一時期所刻之書,也有黑口、白口相間之例。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從洪武起,經建文、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等十一朝,圖書版本一般都是四周雙欄、粗黑口,少數為細黑口。經廠本行寬字大,開本也大,官刻本、私刻本皆仿效,所以經廠本也是粗黑口的楷模。從弘治、正德起風氣逐漸改變,以宋本為模範,黑口變為白口,個別書出現左右雙邊、上下單邊。版心上刻字數,下刻刊工,有時將書寫上版人的姓名也刻上,卷末書尾或序目後邊也多刻有牌記。葉德輝《書林余話》下謂:“大抵雙線白口多宋版,單線黑口南宋末麻沙本多有之。至元相沿成例。明初承元之舊,故成弘間刻書尚黑口。嘉靖同多從宋本翻刻,故尚白口,今日嘉靖本珍貴不亞宋元,蓋以此也。”言簡意賅,所言甚是,不僅對宋元版口進行了概括,也是對明初、明中葉版式黑口、白口的一次總結。萬曆以後,仍然是白口為多,黑口為少,單欄雙欄兩樣都有,無甚突出。最突出的是把書名刻在魚尾上,魚尾下則刻卷數。這種情況由嘉靖上至正德只偶爾為之,再往上,絕對不見。有時在卷首著者署名的次行,刻上明×××校一行,這種情況在過去比如嘉靖時期雖已有,但到萬曆以後才大盛。並且這時還開始在古書上加刻小評點。除建陽坊刻本還保留書牌子而外,從萬曆後開始以內封面代替書牌,一般分三行,中間一行大字刻書名,右行頂格刻×××著或×××鑑定,左行下方刻×××堂藏板之類。

墨色

明代刻本同宋元本相比,用墨稍差,早期和中期刻本還好,萬曆以後,多用煤煙和麵粉代替墨汁,成本倒低,但煤煙易於脫落,有時一個字、一行字或一段文字,要么是一團黑,要么是把字印得模糊難辨。故毛春翔先生在《古書版本常談·明刻本》中針對用墨的弊端大發感慨,這種代用墨水,煙煤易於脫落,書葉成為大花臉。明季刊本,往往見之惡異常,令人一見生厭。惟萬曆年徽版書,墨色有極精者,如所見《淮南鴻烈解》、程幼博《墨苑》、方於魯《墨譜》之類,真所謂墨色青純,可愛之至。”

裝潢

明初的刻本還有蝴蝶裝的,如洪武三年刻的《元史》即是。一般通行包背裝,內用紙捻釘之,封面好的用青綠綾面,普通則用青綠紙面。現在寧波天一閣藏書中多明代地方志和登科錄,幾乎都是包背裝。若以時代而論,嘉靖以前多包背裝,至萬曆時才逐步變為線裝。線裝一般只打四個孔,叫“四眼針裝”,厚一點的書有時在上下角各多打一個孔,叫“六眼針裝”。明和清前期無論“四眼”或“六眼”,中間的三段總是長短平的,清中期起,最中間的一段縮得比上下兩段短一些。近代則縮得更短。

諱字

明朝前後七子掀起的文學復古運動,雖然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沒有多少可取之處,但就衝破文壇桎梏,活躍學術空氣,改變因循守舊等局面而言,是有積極意義的。到李贄者出,則更打出離經叛道的旗號。與此同時,農民起義也此伏彼起,終於匯為不可抗拒的潮流。而統治階級對社會思想更加嚴格控制,對人民反抗鎮壓更加殘酷。明末三個皇帝興起避諱皇帝御名、嫌名的舊習,正是加強思想鉗制和強化封建統治的具體方映,折射在刻書風格上,又出現了諱字。

序跋題識

明中期以前建本少見刻書序跋題識,多有牌記。嘉靖前後,有的在版心下方刻有牌記。萬曆以後牌記幾乎不用,出現了內封面,一般分三行,中間一行大字刻書名,右邊一行頂格刻纂著者,左邊一行下方刻某某堂藏版一類詞。汲古閣本常附有毛晉跋語,較易識認。
明中期刻本有些有刻工姓名,如蘇州刻的一些書。
明初經廠本都加圈斷句,初印本往往在每冊首頁上端鈐印朱文“廣運之寶”大方印。
明代從萬曆以後開始在書上刻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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