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簡介
明倫大典編纂歷程
《明倫大典》編纂歷經4年，前後經歷4個階段。首先是方獻夫創編纂關於大禮儀文獻之端。其中涉及對禮儀的爭端，出現了主張禮儀派和廢除禮儀派之爭。
嘉靖皇帝3年，經歷“左順門事件”以後，嘉靖皇帝逐漸明白了禮儀枝節，稱孝宗為皇伯考，稱自己的父親為皇考，為進一步證明大禮儀重要性以及明證禮儀辨別是非，就要求方獻夫編纂的《大禮奏議》刊布天下。但此時，方獻夫發現自己原來編纂的《大禮奏議》與嘉靖皇帝要求刊布天下的禮儀思想的初衷有出入，資料性不足，存有缺陷，於是嘉靖又任命心上任的禮部尚書席書在方獻夫文稿基礎上，編纂《大禮集儀》，繼續敘說大禮儀的重要性和合理性。
嘉靖4年12月，席書輯成《大禮集儀》6卷，以《大禮奏議》為藍本，在大禮儀思想領域有所深化與發展，但鑒於當時政治的複雜性以及主張大禮儀思想派自己內部之間認識上的偏差以及主張大禮儀的論點、論據的差異性，又出現分化，於是對《大禮奏議》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就如何取材、慎重對禮儀人員的區域劃分等，席書規定以嘉靖3年2月張傯、桂萼等奉召進京為限，編纂為《大禮集儀》。嘉靖5年12月，何淵上疏攻擊席書，認為《大禮集儀》沒有將世廟之議包括在內，建議修一部《大禮全書》。由於當時何淵正以世室儀受知於嘉靖，而張傯等正阻止世室引起嘉靖不滿，因此，《大禮全書》立即引起嘉靖的重視，得到嘉靖皇帝的批覆，改《大禮奏議》為《大禮全書》。
嘉靖6年（1525）正月，《大禮全書》6冊初稿報呈嘉靖，嘉靖招集內閣，要求將《大禮全書》更名為《明倫大典》，並賦予《明倫大典》新的內容，又讓《明倫大典》發回重新編纂，又經歷歷時一年，嘉靖7年6月修畢，嘉靖皇帝親自為《明倫大典》作序，刊布天下，至此編纂修訂禮儀大典一事終於塵埃落定。
史書意義
《明倫大典》刊布天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平息了儀禮之爭。《明倫大典》標誌著以嘉靖皇帝為首的儀禮派的暫時勝利，是具有典型政治意義的勝利。《明倫大典》這部作品，畢竟是從商周、春秋戰國以來，第一次對禮儀教育方面進行的一次全面的梳理和回顧，參閱了大量的史略知識和文獻資料，借鑑了“四書五經”的《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和《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以及後來稱謂的《十三經註疏》等的精髓思想，從中汲取對弘揚自己執政地位，傳承對自己有利的儀禮文明，倡導維護統治理念的輿論導向，所以，是一部史料價值較高、研究明朝政治發展變遷脈絡的主要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