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zúchǎn
明朝中葉後，隨著工商業活動的增多，族產中又增添了諸如店屋、生息銀兩和墟集等項目。許多家族通過出租經商店屋和管理墟集來籌集家族經費，增殖家族財產。據連城《新泉張氏族譜》記載：“先祖原構店鋪，編列天、地、人、和四號，上手出租於人，歸大宗永遠管業。正月十四日收租，不得推前越後。”福建省泰寧縣杉易鎮（今城關）歐陽氏，清朝中期有店房71棟，每年收租錢180餘千文。連城四堡鄒氏家族，於乾隆年間（1736-1796年）曾公議設立公平墟，開墟集後，“墟場墟租，勝公房子孫分收圩租一半。敷公房禮崇公、禮衡公、雄公、希孟公、永生公五公子孫收圩租一半。”（連城四堡《鄒氏家譜》卷24《祠產》）上杭傅姓曾開蛟洋集場，李氏開新坊集場，“向各鋪販收租，向官交糧，其地只為貿易用，不準外姓築造店屋。”（民國《上杭縣誌》卷2《建置志》）舊時莆田涵江最初的居民號“十福首”，先後在下徐新宮埕建二座天后宮，其祭業主要靠店房租和田租。當地黃氏，每年除在農曆三月初三日，花一筆錢“祭海”外，仍獲得一筆可觀的收入。以上這些情況反映福建族產內容的多樣化。但就族產的基本內容看，仍應首推土地田產，即通常所稱的“族田”。
族田
族田，又稱祭田、蒸嘗田、社田、祠田、義田、香油田、書燈田以及公役田、輪班田、橋田、渡田、會田、福田等，名目極其繁多。唐宋時期，各類族田便已見諸史志和族譜記載。從明中葉到清末民初，各家族的公有財產（特別是族田），經過幾百年經營和積累，猶如滾雪球般急劇增長。如福建省連城縣四堡鄒氏家族，至清代道光年間（1821-1850年），僅租佃出去的族田，每年地租收入有穀米400餘石，錢租近10萬文，建甌祖氏家族，到清末，各類族田田租收入達7000餘筐；建陽米氏家族的總祠堂族田，每年租谷收入500餘擔；建陽陳氏家族，清末僅祭租總額達2000餘擔；順昌上洋謝氏家族，歷代累計提取祭租3000餘筐。（陳支平《近500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62頁 福建人民出版社）民國時期，族田收入仍很可觀，永泰同安村張氏家族，族田租谷收入最豐時也達5000餘石。泰寧縣大田鄉有一塊13畝多的“書田”，稱“百石丘”，專供鄉中讀書人耕種、補貼之用。該鄉因此大田而得名。
蓄奴
大量族田的購置，以及每年繁多的祭祖儀式，都需要一定數量的勞動力以供役使。於是一些大的族姓從明清到民國年間，曾有蓄奴現象出現。華安仙都一帶各大姓，大都保留著蓄奴陋習。當地人將由外地遷來而淪為大姓奴僕的小姓之人，稱為“客戶”或“客戶仔”。客戶與族田伴生，也成了大姓族產的一部分，可以任憑役使。其所耕種的土地，全都是各大姓主家的族田。客戶租一畝田，每年要交納600斤租谷，占總產的60%。因此大姓族田、祠產的收入，相當部分是通過奴僕耕種、索取其勞動產品的大部分而獲得的。1949年後，隨著族產、族田的消失，仙都的蓄奴現象也消亡了。
族產的套用
族產主要用於建祠修墓、纂譜聯宗、辦學考試（俗稱“儒資”）、迎神賽會、門戶應役、興辦公益事業（如修水利、修路橋、設渡、設茶亭等）以及與外族的民事糾紛、訴訟甚至械鬥。其中以祭祠開支為最大。除上述開支外，族田收入還用於賑濟貧困。這部分族田俗稱“義田”。建陽《重修黃文甫公族譜》稱：“義田，以給子孫之貧不能婚葬者。”龍巖《劉氏族譜》道：“一族之人，不論貧賤貴富，立義田認賑之，發粟帛以助之。使族中聰明特達之英雄不至久辱泥塗。”此外，動用族產開設義倉、社倉濟族人，也不絕於記載。這些可算是弊竇叢生的家族制度下的良俗。
由族長總管
族產作為族內日常事務的開銷歸家族所有，不屬任何一房，除由族長總管（但非族長財產）或再由其指派專人管理外。一般情況下，通族共有的田產，都是採取董事、經理制的管理方法，並受家族的共同監督。長樂曾氏家族規定：“秋、冬二祭。次日早飯後，族房長、宗子祠政，必須齊集祠中，料理數目。”（長樂縣《惑恩村曾氏族譜》宗祠規條）一些家族還採取分班經理制，由各房輪流管理族產收入，武平《李氏宗譜》就有春祭分班辦祭的條目。1949年後，土地公有化，族產不復存在。但涉及房產和山林糾紛時，一些宗族活動盛行的地方，仍有依當年族產為據者，這對社會生活產生負面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