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學經歷
方休，1918年出生，原名方修，字仲年，曾用名劉斯達、王世林、方世林等，上海寶山區（縣）城廂人。少時在寶山（縣立）淞陽國小讀書，1927年隨父到天津生活，入私立扶輪國小、法漢中學（均為法語教會學校）。
1933年返上海，入震旦大學預科，後轉入上海民治新聞學院（即民治新聞專科學校）。1935年底，方休積極參加了中共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先後參加“上海學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因積極投身“一二九運動”，方休在上海遭國民黨軍警搜捕，不得已逃往武漢，在武漢《壯報》做實習記者，繼續宣傳抗日。1936年底，因“思想左傾”在武漢被捕，後經民治新聞專科學校校長顧執中等人出面營救，被保釋出獄。
抗日戰爭時期
1938年1月，方休在皖南岩寺，經魯自誠、黃誠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3月參加新四軍，先後任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宣傳科長、（皖南）南嶺三區敵後工作組組長、服務團學習隊副隊長。
1939年，隨著日軍步步西進，皖南銅陵、繁昌等地的民眾自發組織起許多抗日武裝，其中較大的一支是由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共、後與黨失去聯繫的章嘯衡領導的“銅陵游擊大隊”。經新四軍政治部民運部曾如清等人聯絡，章嘯衡迅即表示“願意歸隊編入新四軍”。
此事被國民黨獲悉，竟無理指責新四軍“破壞兵役法”，下令解散該游擊大隊並要“法辦曾如清”。新四軍政委項英同志迫於國民黨壓力，遂將曾如清調回軍部，並將其秘密送往蘇南陳毅部隊迴避之。但三支隊領導譚震林據理力爭，認為在敵後的抗日游擊區不搞武裝的游擊隊不行，擴大部隊更沒有錯。
據此，1939年6月，譚震林任命方休為銅陵沙洲工作組長兼游擊大隊政治教導員，後又增派傅紹甫擔任該游擊大隊副大隊長，加派多名連排幹部，使其得以繼續擴充、發展。1940年10月，銅陵游擊大隊成建設制編入新四軍三支隊，方休亦返回，任新四軍三支隊政治部民運科長。
1941年1月皖南事變，方休隨軍部北移，不幸被俘。他先與戰友李鐵飛關押在同一監室，後二人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為由，說服一戴眼鏡的國民黨看守，尋機逃出。因方休堅持攙扶腿部負傷的李鐵飛一起行走，致二人又被川軍144師俘去。
在解送上饒集中營途中，方休再與戰友相約，在被押解至一路口時，相約大喊一聲，分頭逃跑。雖有戰友復被抓獲，但方休與戰友駱友諒成功逃脫。二人相伴，化裝乞食，輾轉月余，終返回江北新四軍七師十九旅駐地。經旅政治部審查，恢復組織關係。
此時，方休與其他許多脫險歸隊的同志一樣，迫切希望前往新四軍陳毅、李先念的老部隊，但七師政治委員曾希聖等同志找方休談話，指出：“你對皖南情況較熟悉，應留在條件更加艱苦的皖中、皖南地區”。稍後，方休被任命為七師十九旅政治部統戰科長，後又調師部調研室任調研科長，實際是在曾希聖同志處作秘書。
1942年初，方休再度被派往敵後，先後任中共“宣當”縣委書記、“宣當蕪”（今安徽宣城、當塗、蕪湖交界處）工委書記。在領導宣當蕪地區的抗日鬥爭中，方休依靠民眾，戰勝各種困難，建立、擴大了抗日武裝，積極為新四軍六師、七師輸送有生力量，為恢復宣當敵後抗日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
1945年1月，因其是知識分子兼有敵後武裝鬥爭經驗，蘇皖區黨委書記江渭清同志調派方休擔任蘇皖區黨委南京市特派員。到任後，方休即組織南京城內蘇皖區系統的地下黨員，進一步展開秘密鬥爭。
例如，根據上級指示，方休通知張傑、周蘭等地下黨員在江寧縣方山組成一個指揮中心，準備配合新四軍攻打南京（該計畫後被放棄）；組織地下黨員姜秀英（又名石軒）、王嘉猷等，在南京城內散發傳單，廣泛調查日偽軍駐地、人數、武器、彈藥、堡壘等軍事情況送至根據地。
1945年9月，隨著日寇投降以及國民黨機關的逐步“還都”（從重慶搬回南京）， 南京地下黨員王嘉謨幾次找到其他掩護職業，方休都未予批准。直至1946年3月，王嘉謨設法找到市政府“工務局”公務員這一掩護職業時，方休才予批准。此後，王嘉謨即利用這一職業為掩護，在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機關中逐步建立起黨的秘密組織。
1945年10月，方休還領導了南京市的“反甄審”運動，這次運動以“國民政府先後撤至武漢、重慶，拋下的南京市民和學生並不都是‘偽市民’、‘偽學生’”為行動綱領，動員民眾特別是南京的大學生，堅決抵制國民黨藉口對市民和學生“全員甄審”，以趁機查處並懲治進步市民、進步學生的圖謀。
1945年12月，在“反甄審”運動取得階段性勝利的基礎上，方休又要求（南京）中央大學王嘉猷等一批中共秘密黨員、進步學生（未讀到大學四年級），積極報考上海復旦、上海交通大學等高校，目的是：完成學業並避開南京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盯梢、追查，以保護黨的青年骨幹力量。方休也幾次明確指示，要求已上了黑名單、遭到國民黨特務緝捕的地下黨員厲恩虞等人，或轉往蘇北根據地，或暫避上海。
解放戰爭時期
1946年5月，華中局決定成立新一屆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統一領導南京幾條線的黨組織，陳修良任書記，劉峰為副書記，方休任市委委員兼城南區委書記。其時，方休把姜秀英同志的母親和自己的愛人唐淑芸（地下黨員）接來，在南京組成了一個家庭，繼續積極、穩妥地發展黨員，為南京地下黨的發展壯大做出了應有貢獻。
1948年1月，方休調中共上海局“外縣工作委員會”（書記張執一），任杭嘉湖工委書記。同年3月，“杭嘉湖”與“凇滬”工委合併，方休任淞滬杭嘉湖工委書記，其主要任務仍是組建游擊隊、策劃武裝鬥爭，準備迎接華野大軍過江。
1948年5月，方休因叛徒出賣，在上海市區被捕，因人證物證俱在，不得已承認了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但為保護我南京、上海地下黨組織，方休謊稱自己是從華東野戰軍剛剛派至江南，我南京、上海地下黨組織沒有因方休的被捕而遭受一絲一毫的損失。
方休第三次被捕判刑後，被關押在蘇州“陸軍監獄”。入獄後的方休擔任了監獄地下黨支部書記，領導獄中難友展開絕食等項鬥爭，繼續與敵展開周鏇。
1949年1月，李宗仁接替蔣介石上台“代總統”，並提出“國共和談”試圖阻止我軍過江，中共中央則針鋒相對提出“嚴懲戰犯、無條件釋放政治犯”等八項主張。渡江前夕的1949年4月，在中共上海局書記劉曉的直接領導和策劃下，方休被上海地下黨用金條“贖出”。面對嚴刑拷打和種種利誘，至出獄，方休始終拒絕填寫“自首書”。出獄後即被上海黨組織轉移至松江養病，並立即恢復了黨的組織關係。
全國解放後
上海解放後，1949年6月，方休任華東局政研室城市研究組副組長，同年9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私營企業組組長。1950年4月，華東軍政委員會和上海市軍管會聯合組成上海市“公共房屋管理委員會”，陳毅、黎玉等為常務委員。下設辦公室，方休為辦公室第一主任、陳乃昌為第二主任。
面對百廢待興、政策複雜的大上海種種房產問題，方休協助華東局、上海市領導辦理上海房管會一切日常事宜；組成檢查工作隊，檢查上海各機關、部隊、團體使用公共房屋情況情況；該辦公室還組成了“審查組”，審查應接管而未接管，應歸還而未歸還的房屋案件及一切房產糾紛案件，並組成研究組，研究外僑在滬房地產的保護事宜。
1950年11月，方休調任中共上海市委秘書處副處長，1951年11月，調任上海工具機廠黨委書記兼廠長。1953年，在華東工業部汪道涵同志支持下，方休在國有大企業中積極試驗黨政分開的“一長制”，並主動辭去了“黨委書記”一職，專心從事廠長工作。但不久，上海工具機廠的“一長制”試驗，即遭嚴厲批判，方休調任華東局財委第一基建處副處長。
1954年9月，方休調任上海市政工程設計院院長（該院我國最早成立的市政設計院之一，現名“上海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1956年，方休奉調進京，任城建部（後改建工部）給水排水設計院（第一）副院長。1958年反右運動後期，方休因為重用技術幹部和知識分子，又被錯定為“支持右派分子向党進攻”，在報經中央監察委員會批准後，建工部黨組決定給予方休“留黨察看二年，撤銷（一切）行政職務”的處分。1960年，方休恢復黨籍，1962年（降級）擔任建工部給水排水設計院技術室主任、建工部城建局城建處處長。
文革前夕的1965年，在建工部副部長汪少川的支持下，方休被派往建工部第七建築工程局（在甘肅），代表建工部參與了工人成建制改編為“基建工程兵”的試點工作，遺憾的是，基建工程兵的改編工作尚未結束，即遇到文化大革命爆發。1968年8月，方休因“叛徒”、“特務”等莫須有罪名，死在了甘肅造反派的批鬥會上。
1979年，報經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核准，國家建委、國家建工總局、國家城建總局等單位，為方休1958、1968年的兩項冤案，同時平反。其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