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青運動

新知青運動

知識青年,簡稱知青,廣義泛指有知識的青年,一般指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特定歷史時期的稱謂,指從1950年代開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為止自願或被迫從城市下放到農村做農民的年輕人。新知青運動是指從2008年起中央組織的高校畢業生到農村任職的活動。

(圖)新知青運動新知青運動
從2008年開始,中共中央組織部決定,用5年時間選聘10萬名高校畢業生到農村任職。在此之前,遼寧、江蘇、北京等地已試行此政策多年。大學生下鄉目的是讓知識服務鄉村,同樣面臨城市的就業壓力,且帶有行政意味,因此把當下的大學生“村官”被稱為“新知青”,畢業生到鄉村任職就被稱為“新知青運動”。

歷史

(圖)上山下鄉上山下鄉

歷史上的上山下鄉指的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後期,中國共產黨組織大量城市“知識青年”離開城市,在農村定居和勞動的政治運動。

真正有組織、大規模地把大批城鎮青年送到農村去,是在文革後期,毛澤東決定給紅衛兵運動剎車的時候。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鄉運動大規模展開,1968年當年在校的國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後來被稱為“老三屆”),全部前往農村。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繫在一起。

區別

兩次“知青運動”無法類比,“上山下鄉”是強制性色彩濃厚的政治動員,而“新知青運動”雖也有政策性激勵,但一些大學生帶著“改造鄉村”的理想化情結自願“上山下鄉”。

政策

(圖)到西部去到西部去

由自發湧現的微觀現象上升到國家計畫,新知青的戰略意義,無疑來自新農村建設、基層政權鞏固、就業壓力緩衝等多重需求。

由政府推動的一攬子計畫正掀起新一輪知識青年“下鄉”熱潮。2009年4月21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共中央組織部教育部財政部、共青團中央聯合下發了《關於統籌實施引導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基層服務項目工作的通知》將此前各部委出台的“三支一扶”計畫、“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工作”“特崗計畫”“西部計畫”進行了一次全面“整合”。

此次統一的政策包括:按崗位統一生活補貼標準,統一各項保險,統一各項計畫的服務期滿就業的政策等。決策者希望藉助此次“統籌”形成一股政策“合力”,拓寬出口,推動大學生服務基層工作的進展。

下鄉計畫

(圖)新知青運動新知青運動

在一個嚮往城市的年代,將人才拉向農村的道路並不容易。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地的政策性嘗試從沒有間斷過。

2003年初,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畢業生就業問題時,由共青團中央建議的“志願者服務西部計畫”被正式推出,當年,中央財政支持500萬,選派6000名志願者赴西部農村,同時也鼓勵各地制訂地方的西部計畫項目。

“到西部,到基層,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2003年,200多名首批志願者在北京中華世紀壇舉行了隆重的宣誓出征儀式。培訓,學唱志願者歌曲《到西部去》,以及宣誓和出征儀式,使這項計畫從一開始就帶有“理想”色彩。

從2003年至2009年,西部計畫的分項目已達到11個,為農村輸入各種知識人才10萬人次。2009年,團中央將派遣到西部基層服務的計畫上升到1.5萬,志願者服務期也由1至2年調整為1至3年。

共青團中央志願者工作部副部長侯寶森說,早在1996年,團中央聯合有關部委實施青年志願者扶貧接力計畫,通過公開招募、自願報名、集中選派、定期輪換的方式,選派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到中西部貧困地區開展教育、醫療衛生、農業科技等方面的志願服務。

顯然,西部計畫的探索,為後來一系列“知識下鄉”政策提供了借鑑。

2005年開始,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的實施意見》,提出國家鼓勵青年到基層就業。隨後,多個部委陸續出台“下鄉”項目:教育部牽頭組織“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畫”、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組織“三支一扶”(支教、支農、支醫和扶貧)計畫。

2008年,中組部牽頭組織的“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工作計畫”將“知識下鄉”推向高潮。該計畫提出,用5年時間選聘10萬名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

據不完全統計,僅2009年度,各部委的下鄉計畫總數已達到十幾萬人。

相對於中央的強力推出,地方的嘗試更早一些。中國農業大學大學生“村官”研究課題組長、中國農業大學教授胡躍高說,早在1995年,江蘇省最先開始招募大學生擔任農村基層幹部。1999年南通市如東縣為解決大學生資源閒置與農村建設亟需人才矛盾,公開招考了88名大學生村官。同年,海南和浙江省也相續推出大學生村官計畫。

據《2009年度中國大學生“村官”發展報告》統計,到2008年底,全國在任大學生“村官”總數已達13萬人以上,分布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約80%的縣與縣級市。北京市實現了村村兩名大學生村官。

胡躍高認為,地方的試點沖開了改革開放以來知識分子回流農村的另一個渠道,但仍未擺脫其實驗性質。各部委的分項計畫將知識青年下鄉由“星星之火”推成了“燎原之勢”。

就業

就業壓力與農村精英流失的“剪刀差”成為新知青政策的現實背景

(圖)新知青運動新知青運動

2008年底,教育部在連續多年作出“就業形勢嚴峻”的判斷後,再次發出了“2009年更嚴峻”的重要提示。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09年《經濟藍皮書》中稱,2009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611萬人,比2008年增加52萬人。大學生就業被普遍認為進入30年來最艱難的時期。而在4年前,這一數據只有338萬。

早在2003年上半年,大學畢業生就超過了200萬,加上SARS的影響,學生就業壓力驟增,志願者服務西部計畫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推出的。

“當時團中央給中央領導提建議,由中央財政給予支持,從2003年起,在畢業生中招募一批志願者去西部鄉鎮一級服務,樹立到西部去的導向,並藉此推動畢業生轉變就業觀念。”侯寶森說,中央決定實施該計畫,並在隨後幾年連續推出了一系列促進計畫。

在嚴峻的就業形勢面前,在連續實施了10年的教育產業化之後。政府開始發揮巨觀調控功能,嘗試用行政、財政的手段,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以解決就業難題。引導大學生到基層就業和鼓勵自主創業,成為最時興的思路。

中國人民大學2006年的一份對應屆大學生的調查表明,超過57%的人認為“大學生村官計畫”是就業壓力下的選擇,17%的人把農村當作磨練自己的舞台,對農村懷有感情,想紮根農村的有24%。

與就業壓力相對的是農村精英匱乏的現狀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中國村社發展促進會秘書長、農業部農村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余展認為,一方面大學生相對過剩,另一方面農村急需人才,輪流下鄉顯然為解決就業提供了新思路。政府對“三農”投入的增加,也為“新知青”創造了客觀需求和起碼的資助條件。

出路

(圖)新知青運動新知青運動

2006年,正當北京的大學生摩拳擦掌欲在農村一展身手的時候,較早推行“大學生村官計畫”的海南省卻在這項計畫實施7年之時宣告失敗。

海南省1999年啟動“大學生村官”計畫,其中,定安縣臨高縣昌江黎族自治縣東方市文昌市儋州市三亞市等市縣都先後組織招聘過一批“大學生村官”。但由於地方財力不支、少編缺編、缺乏配套機制和社會保障,至2006年,選拔計畫工作已陷於停頓。

出生於80後、90後的大學生已經不再是單一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身上具有了明顯的利益驅動因素:待遇吸引、優惠政策等。余展說,“經濟利益的考量成為了他們行動的源動力。”

作為中央機關的下放幹部,余展在農村當過兩年生產大隊長,他說,當年知青下鄉是靠著行政命令和政治理想鼓舞下的被動流動,並未給農村帶去革命性的生產方式,並以知識青年幾乎全部返回城市而告終。

余展認為,海南村官計畫的破產,一方面有財力支撐條件的制約,另一方面還有退出機制的不健全。知識分子下鄉多有服務期限,一般規定在2到3年,因此退出機制和通道建設,往往決定了政策的可持續性。

“決定可持續性的來自合理的激勵機制。”余展認為,在緊張的就業壓力下,新知青“下鄉”更多是一種被動選擇,真正吸引他們的是對服務期滿後工作前景的預期。

2009年4月底下發的《關於統籌實施引導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基層服務項目工作的通知》規定,從2009年起,到鄉鎮事業單位服務的高校畢業生服務滿1年後,在現崗位空缺情況下,經考核合格,即可與所在單位簽訂不少於3年的聘用契約。“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縣及縣以上相關的事業單位公開招聘時,應拿出不低於40%的比例,聘用服務期滿考核合格的高校畢業生。”

顯然,中央已試圖拿出更多的行政資源解決新知青的“出口”問題,但在行政資源有限的背景下這樣的“出口”能有多寬,未為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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