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義介紹
新權威主義在中國作為一個政治思潮產生於20世紀80年代後期，當時，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近十年，但改革遇到了一系列必須解決而又甚難解決的問題。80年代初開始的改革主要是圍繞著經濟上的分權與擴大企業經營的自主權而展開的，但從一開始就涉及到調整政企關係、轉變政府職能等方面，因此必需進行相應政治上的改革。1980年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開展提供了綱領性的指導。但是，因為恢復被“文革”破壞的經濟的需要，政治改革始終沒有深入展開。80年代中期，政治改革被提到前台，但在改革之初就遇到種種問題：①一些官員利用手中權力，和投機的商人結合，倒賣市場緊缺物品，哄抬物價。②在對地方分權的過程中，地方財政能力不斷擴張，但中央財政能力卻不斷縮緊，地方政府大行地方保護主義，地方“諸侯割據”嚴重，中央無法從全局控制經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在80年代後期出現了物資緊缺、社會混亂的局面。當時流傳著這樣一個順口溜：“十億人民九億商，大家一齊騙中央。中央也不怕，來個大漲價。漲價不太好，肥了大官倒。老百姓一看著了急，存款急忙往外提。提了存款還不算，搶購風潮全國漫。中央一看生了氣，趕忙強調新秩序”。正是那種混亂局面使得人們對改革出現了疑慮，中央也試圖通過加強集權來整頓，穩定社會經濟秩序。
改革了10年之久的中國，不得不再一次重新思考經濟、政治的發展。二者在現代化中的關係如何？政治民主化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發展戰略？這些問題使中國思想文化界再度活躍，知識分子對中國政治、文化發展的熱情再次被激發起來。1988年左右，中國思想界出現了一場以“新權威主義”為論題的爭論。新權威主義者在理論上援引亨廷頓的政治學說，在實例中則援引東亞四小龍等權威政體國家在“二戰”後通過專家治國促使經濟騰飛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民主化的發展策略，認為中國正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必需以經濟市場化為前提，而中國的經濟市場化只能在集權下才可以加速發展，因此中國需要政府的權威和集權。反對新權威主義的（稱為“民主派”），認為中國改革遇見的財政困難、通貨膨脹等許多問題是政治改革中必然的，出現這些問題正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下的負面後果，因此中國必須改變政治體制，進行民主化，在政治體制的改革下推動經濟發展。在九十年代以後，新權威主義在新的背景、新的問題下繼續發展。
代表人物
南派：蕭功秦
北派：吳稼祥、張炳九
兩派堅持的基本主張相近，但也有區別。
北派傾向於認為，西方行之有效的企業自由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是可以經由行政手段，人為地、快速地挪用到中國來，以取代現行的舊體制。根據這一思路，通過建立某種新權威，以排斥這種阻力，並強制地迅速地推行西方企業自由制度，是完全可行的。人們曾形象地把這種觀點稱為“刺刀下的商品經濟現”。
南派新權威主義認為，簡單地、漫不經心地搬用西方的自由市場制度或民主政治體制均會導致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嚴重脫序。其認為，北派新權威主義只是激進的經濟自由主義的一個變種。南派新權威主義的矛頭是針對政治上與經濟上的激進主義的。它視己為新保守主義。
理論依據
近代中國變革史上的“新保守主義”政治哲學
指的是這樣一種思想理論，它認為，變革過程必須保持歷史變遷的連續性，為此，必須在新舊制度、規範與秩序之間，尋找某種積極的中介與槓桿，並在這一意義上重新肯定傳統價值體系、意識形態與權威政治形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意義與作用；新保守主義主張在這一基礎上，漸進地推進中國的近代化。
新保守主義改革觀的基本思路是，力求建立某種過渡性的機制，誘導社會機體內部各種微觀因子的“活化”與發育，使之成為“嫁接”外來的制度的內源性基礎。
新保守主義變革觀，是一種主張在尊重傳統秩序的歷史連續性的基礎上的、漸進現代化的思想理論或理念。自二十世紀初期以來，嚴復、梁啓超、康有為與後期的章太炎，都可以看作是在與近代激進主義論戰過程中出現的最早的新保守主義者。
就其反對激進主義與肯定傳統而言，這種主張無疑具有保守性，就其具有現代化導向而言，更具體地說，就其具有現代市場經濟與中國未來民主這一目標導向而言，它又具有現代性，因而屬於近代變革思潮中的一種類型。
政治模式的選擇與國民性相互協調
蕭認為傳統中國幾千年的自然經濟與專制傳統培育出了一種非自主性的社會人格或國民特性，也就是一種奴性，國民處於一種垂直隸屬的身份性人際關係的包裹之中。這種國民性與傳統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是相一致的。
而現代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體制則是根基於自主性的人格特性，人們相互之間是一種平等的契約性人際關係。
從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演化，如果將現代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直接嫁接到非自主國民性之上的話，其結果就是導致社會全面失序。因此，應該建立一種過渡性權威，加強社會整合。
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礎在於自主性人格及社會結構的分化和多元化，這在我國現代化過程中，只能通過過渡性的權威來鎮制非自主個體的無序化傾向，並經由發展市場經濟培育新型人格來實現。
亨廷頓對變革社會的秩序的研究
亨廷頓認為在處於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由於社會逐漸開放，社會結構開始出現變遷，社會動員擴大，人的自主意識覺醒，人們對改革的期望值隨著改革的進行日愈膨脹，而國家制度和整合機制的變革卻相對滯後，滿足不了人們被調動起來的欲望和訴求，因而民眾中產生了一種相對挫折感，並引發彌散性的不滿情緒，導致社會失序。對此，加強中央權威的力量也就成為一個迫不得已的選擇。
第三世界某些國家的實踐
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在現代化中的權威政體被新權威主義者用做例證來比附中國的現代化。蕭認為，一個傳統社會的現代化，存在著兩種彼此相對的過程。一力面是市場化世俗化力量對傳統社會結構的離析化和瓦解的過程，另一方面是約定俗成的價值核心對社會進行整合的反向過程。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個持續的張力。東亞國家的成功就在於其通過權威政治維持了兩個過程之間的動態平衡。
而中國與這些東亞國家在文化觀念，或社會價值核心上存在著相近之處，都是處於儒家文化圈內，有著悠久的專制傳統，這構成了東亞諸國的價值核心。由此出發，中國可以借鑑他們的權威政治。
主要主張
民主政治在市場經濟充分發展後才能真正建立
新權威主義者普遍認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市場經濟長期發展的產物。市場經濟的發展確立了契約性的人際關係，而民主政治從根本上說就是這種契約性關係的延伸；同時，市場經濟的發展還促進了社會結構及社會利益的分化，促進了社會的多元化；市場經濟還促進了一個強大的中產階層的形成，這也是民主得以建立的前提。
在我國，原來的全能主義政治包納了整個社會，權力自上而下流動，人格特徵是非自主的，束縛在權力的一貫體系之中；並且，人是同質性，不存在社會利益的分化。初步進行的經濟改革已經稍微改變了這種局面，但距離現代民主政治的要求來說，還差得遠。因此，我國當前缺乏實行民主化的條件，民主應緩行，有待於繼續完善其條件。
需要建立強有力的有現代化導向的權威政治
在舊體制向現代商品經濟秩序和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需要建立強有力的有現代化導向的權威政治來協調整合社會秩序，並引導現代化進程。
（1）新權威主義定義
新權威主義：它是後發展國家的舊體制走向解體或蛻變，而新型的民主政體又無法運作的歷史條件下，由具有現代化意識與導向的政治強人或組織力量建立起來的權威政治：一方面，達種權威政治由於具有明確的現代化變革導向，而不同於傳統專制政治，另一方面，出於它具有強制性的、高度組織化的行政軍事力量與權威意志，作為其穩定社會秩序、推行其現代化方針的基礎，因而又不同於民主政體。
作為一政治實踐，其特徵：A治國者在經濟上必須具備一定的現代化導向；B這種權威主義在政治上憑藉龐大而有效的官僚體制及強有力的軍事力量，作為自上而下地進行鐵腕統治的基礎；C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權威主義，對西方的資本與先進的技術、文化採取開放的政策；D在意識形態與價值觀方面，新權威主義政治往往藉助於傳統的價值體系與符號，作為凝聚全社會成員的精神支撐點；E其合法性並非立基於某種終極性的價值原則之上，而是立基於政治實效，尤其經濟發展。
蕭將新權威主義視為第三世界非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的政治模式選擇，而不用它來指稱中國的政治模式，而把它叫作“後全能體制”，這是由改革前的全能主義政體向現代民主制轉變的過渡性政體。但這“後全能體制”與新權威主義只是在產生的時代背景上有其差別，實質是一致的，前者不過是新權威主義政體的一種特殊類型。其具有上述新權威主義政體的一般特徵。
蕭認為，當前我國的新權威統治下的社會已經存在了有限的多元化；意識形態領域仍然保持著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符號，但已不在具有原來的平均共產主義的目標意義，已經揚棄了教條意識形態所體現的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政治神話”，主要通過國家機器與鎮制性的權威作為政治整合的基礎，並力求以“經濟實效性”來獲得國民對政權的同意；我國當今的權威政治保留並繼承了全能主義政治的大部分政治資源，並運用這些政治資源作為工具，來完成中國向市場經濟秩序的平衡過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現代化中的現行政治體制，具有遠比拉美與東亞處於現代化過程中時的權威主義國家更強的巨觀控制能力，具有更有效的對突發事件與危機的處理能力，以及對風險形勢的承受力與適應力。
由於我國否定了激進主義的變革，而建立了新權威主義政體，同時經由國家權威的一系列努力，國內原教旨左派政治勢力消退；自由派知識分子溫和化；新一代青年更看重實效性價值，表現出非政治化；由於知識分子非政治化，下層民眾沒有了精神導師，因而其訴求也與政治絕緣，而走向具體化、世俗化。總之，蕭看來，社會各階層都被市場經濟世俗化了，沒有了80年代的政治激情及社會政治關懷和理想精神。
（2）新權威主義政治的必要性
新權威主義政治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具有其合理性，這取決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條件。
在後發展國家內部，雖然已經出現了一些民族資產階級以及自主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之間也存在著契約性的利益交換關係，但是，以利益互補與交換為某礎的契約性關係形成的社會有序性，或稱之為“市場秩序”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對社會經濟與政冶秩序進行整合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現代化的發展與進步不得不求助於強大的國家力量，通過強人政治的有效統治，來維繫整個社會政治秩序的整合與安定，以便為經濟發展以及中產階級的發育、成熟與壯大創造一個比較穩定的外部環境。如果人們把工業國家強有力的市場機制的力量稱作整合社會秩序的“看不見的手”，那么，我們可以把後發展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新權威政治，稱之為在創造“看不見的手”的過程中的“看得見的手”。
蕭認為，在現代化過程中舊制度破壞，而新制度尚未確立的背景下會出現一種“軟政權”現象。指的是開發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行政命令貫徹能力的退化、行政實施效率的低下和法律規則被任意破壞而引起的綜合現象。因此，他認為，現代化過程中應特彆強調硬政權型的政治權威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有效調控能力的極端重要性，以次來擺脫軟政權現象。
從後發展各國現代化的歷史來看，還存在“分利集團”這樣一種現代化發育過程中的“腫瘤’。由於市場發育的程度較低，市場吸納從國家垂直控制下分離出來的資源的能力遠不及享有傳統特權的既得利益集團吸納這些資源能力。以分權讓利、放鬆控制為主要手段的變革速度越快，分利集團化的腫脹速度也就越快。對於這種轉型期病症，也應通過強大中央權威來遏制。
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新權威主義雖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僅僅是第三世界後發展國家在早期現代化的持定歷史階段的一個特殊的政治形態。因此，這是現代化過渡時期的權威主義。當市場契約化的力量已經足夠強大，人民對民主政治的追求不僅僅是一種道義感的滿足，不僅僅是一種用來對專制進行鬥爭的手段時，即當市場經濟的發展使民主已經成為不同的利益群體用以協調、綜合彼此之間的利益的手段時，權威政治也將結束其歷史使命而壽終正寢。這時，民主政治已經成為使市場機製得以運轉的政治基礎，而社會的發展又完全依賴這一基礎的穩定與有力的運轉，那么，民主政治的時代也就真正成熟。
對於處於現代化中的後發展國家來說，新權威主義“是一種禍害”，因為其強調家長式的權力運作方式，摒棄了對於權力的監控，很可能導致權力的濫用和腐敗，並且，處於現代化過程早期的後發展國家的新權威主義還可能蛻變到專制的道路上去。但這又是“一種必要的禍害”，因為，人們應該理性地認識到，實現民主政體的條件在這些國家確實是先天不足，它無力解決這些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所必須解決的一系列複雜問題。因此，尤其是對這些國家的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一種頗為痛苦的兩難選擇。這種兩難性將不得不貫穿早期現代化的整個過程。
新權威主義最終指向現代民主政治
（1）推動新權威主義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過渡的推動力在於：
A處於變革初始階段的後開發中國家在現代化潮流衝擊下的危機感，是第一推動力。這雖不足以使權威主義的執政者去推進民主化，但足以使他追求有限程度的經濟現代化變革。B變革達到一定程度後，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會發生現代化的轉化，民眾會對統治者提出新的立基於民主的合法性要求。C隨著經濟變遷所引起的社會結構變遷的深化，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的社會分化將形成強大的民主訴求，推動政治的民主化轉向。在各社會階層中，蕭尤其注重獨立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與市民階級之間形成的聯盟的力量，他認為，這一力量的不斷擴大，將能越來越有效地防止權威政治的腐化、權力的蛻變與向專制政治的倒退。
在後發展國家的權威政治中，強人政權、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三者之間存在一種十分微妙的三角關係。強人政權要發展經濟，就要依靠中產階級；另一力面，中產階級的現代化意識的培育，又來源於知識分子對現代文化的傳播與對民主價值的追求，中產階級要保護自身的利益，也不得不藉助於知識分子的力量。最終，在各種力量的相互均衡與較量中，在這種以經濟發展、社會分化產生的民主力量的壓力與衝擊下，權威政治逐漸地向民主政體過渡。
（2）蕭區分了兩種民主觀念，實際上就是兩種實現民主的道路：
其新權威主義所認同的是“契約性民主”：這是市民社會與市場經濟同步發展的歷史產物；市場經濟的發展培育出一種契約性的人際關係，在此基礎之上產生了這種民主；其具有妥協、寬容、現實主義、政治靈活性等特點；契約性民主的前提有：市民階層的發展、現代教育的普及、輿論傳播渠道的發展及通暢、權威合法性認知的一致性等。
契約性民主是一種經驗性民主，與此相對立的是一種“泛道德主義的民主”。中國產生契約性民主現實條件不具備，而專制的腐敗又使人們習慣於把民主當作一種實現道施政治與道德抗爭的工具，這種民主觀念實際上就是人的一種主觀願望和理想設計，而不具有現實可操作性，容易演變為政治激進主義的烏托邦幻想。
（3）實現民主的道路
契約性民主是經驗性的、漸進式的。要實現民主，基本路徑應該是：以解決直接面對的問題為主，通過“就事論事，點滴改良”的方式，來解決中國民主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步步為營，循序漸進，穩紮穩打，緩進待機，從中逐漸開出一條新路來。這是一種包含著保守主義與經驗論哲學智慧的、自覺排斥建構理性主義的烏托邦社會工程設計的思考路徑。它滲透著一種對理性建構設計的懷疑主義精神，但它卻不拒絕經驗中的試錯，而是努力通過這種走小步。這是一種以直接應對現存問題為導向的試錯模式。是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改革試錯模式在政治領域的延伸。推進這種民主，要把握幾個原則：有用性、可行性、可控性、安全性、合法性。
對激進主義的批評
蕭所描繪的知識譜系是建立在激進與保守對立的二元圖式基礎之上的，這個二元與他對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劃分一致。根據其激進與保守的二元劃分法讓中國近代以來的政治運動及知識分子與政治活動家站了隊。他認為自己是保守的、經驗的，因而是現實的。而任何激進主義不僅不現實，還會導致災難。
他認為，存在著三種類型的激進主義：
A心態上的激進主義。在變革過程中，人們往往根據自己主觀上對舊體制和舊秩序的厭惡感、以及強烈的中外文化落差而產生的危機感與焦灼感，來確定改革應該具有的速度、幅度、與廣度。而現實的可行性，條件的成熟與否往往並不在人們自覺的理性考慮範圍之內。
蕭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改革思路與戰略選擇的幅度，與人們心理上的焦慮感成正比，而不與現實條件的成熟程度成正比，它就很難避免現實中的失敗，儘管失敗的方式與代價並不相同。
B制度主義的激進主義。在忽略西方政治與經濟制度得以有效運作所必需的條件的情況下，把簡單地引入這種制度作為推進中國現代化的基礎。
蕭的新保守主義主張所持的“有機社會觀”認為，社會機體內部各種文化因子與制度都是相互依存而結合在一起的，每一個因子都是以其他因子的存在和支持作為自己生存與發揮功效的前提條件。被強行移植來的制度與原有的社會因子無法對接，從而會導致嚴重的脫序與滑坡效應。
C法國大革命式的唯理主義的激進主義。有感於傳統秩序之惡劣殘酷的人會求助於某種烏托邦式的理性設計來規劃優良的社會狀態，進而試圖通過激烈的革命鬥爭來將其實現。
蕭指責他們脫離了社會的實際條件，會導致秩序崩潰與種種災難性的歷史後果。
蕭認為，各種激進主義的政治主張和運動根基於其浪漫主義的精神品質，浪漫主義當然有其真實的一面，因為它對自由的渴求，它的道德激情，均表現了人的本質、人的生存的深層目的；浪漫主義對理想的追求，煥發了人們在平庸生活中無法想像的超凡的力量。然而，浪漫主義忘記了人的有限性，因此，它得以對現實進行藍圖設計的前提是不真實的。其次，建立在這一不真實的基礎作出的行動，也是無效的。第三，由於它把不可能性描繪為實在的可能性，它所追求的只不過是一種純粹的願望投射，因而它必然是軟弱的，它帶給人們的，只能是一種無情的、冷冰凍的幻滅感。
蕭所批評的激進主義、浪漫主義不僅是政治改革的，經濟領域裡的激進主義也是其反對的對象。
蕭對於中國80年代曾出現的激進改革思路予以批評：
當代中國的改革在世界範圍內的市場文明的示範作用的刺激下，具有改革導向的政府運用革命時代繼承下來的革命權威的合法性資源與組織資源，通過引入市場制度以培育市場機制，來擺脫全控體制並實現現代化的新政運動。這種力求通過大幅度地引入市場制度來培育市場機制的改革思路，蕭稱之為“制度決定論”，即剛才說的“制度主義的激進主義”，其特點是，認為可以通過直接搬用現成的市場型經濟制度來形成市場型的經濟機制和秩序。
他認為此種思路只會導致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一方面，它忽視了這樣的事實：西方已開發國家行之有效的各項經濟制度，是在西方異質文明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自然發展形成的。它們在西方經濟生活中之所以能充分發揮種種效益，乃是有著—系列複雜的內隱或外顯的條件的支持和配合。而在中國現實中缺乏這些支持性條件，被引入的市場制度無法產生規範秩序與約束人們的經濟行為的實效；另一方面，舊的計畫體制又因為改革而被人為地取消，在這種“舊者已亡，新者末立”的狀況下，便會出現新舊體制與制度均無法約束人們的社會經濟行為的“改革型脫序”或“失范”狀態。
陷入此危機後，蕭認為改革會出現兩種惡性循環。
其一，失范性經濟危機與要求更為激進地加速市場化與多元民主化的社會思潮之間的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激進的制度決定論導致失范後，人們會認為這是制度變革不徹底所致，因而會推進更激進的制度變革，蕭認為我國改革中出現的“改革的問題必須經由改革來解決”這種思維即是其反映，而被蕭嘲笑為“火上加油可以滅火”。
其二，失范性危機與政府權威及其效能的急劇衰落之間的惡性循環。由此，80年代末中國改革陷入困局，更加劇了各社會思潮之間的衝突及社會利益的分裂及對立，最終導致了政治動盪。
新權威主義的改革主張
蕭提出了十六字改革方針：步步為營、穩紮穩打、循序漸進、緩進待機。以誘導型制度植入為基礎，以溫室型制度植入為補允，培育市場型交換與生產關係的內部發育，根據其發展成熟程度持續地進行新的制度植入，這樣就可以實現中國社會內在的可現代化因素與制度植入之間的良性循環，直到條件最終成熟時，水到渠成地植入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整合型制度，那時，中國的現代化起飛才真正具有了實在的基礎。具體包括這樣幾點：
（1）從歷史文化中尋求改革的政治智慧。
提倡漸進，反對革命式思維、破壞性思維，並主張反思五四以來激進的反傳統導致的文化斷裂等消極影響。
（2）社會紐帶的契約化是衡量變革的重要尺度。
（3）主導性權威是培育契約性社會關係的關鍵
政治權威的作用在於啟動市場化改革、防止社會經濟失序、消除腐敗等“軟政權”現象與分利集團勢力的惡性膨脹。
這種權威的合法性是以實效為基礎的合法性，這種實效主要表現在經濟改革及發展。
（4）反對激進的政治休克療法。
政治與經濟的二元分立
新權威主義建立在社會內部政治系統與經濟系統彼此獨立的二元化結構上的，過渡性權威主義的政權基本上是有限政府，政治上的集權並不影響，而且有時還有助於經濟系統的開放性和自由化。
政治集權對於經濟市場化、自由化的意義在於依賴中央權威“從經濟生活中拉出政治干預的有形之手”，以有形之手培育無形之手。
弊端的清醒
蕭對新權威主義的論述明顯地可以區分為兩個階段，80年代後半期，其主要論述的是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總體性思路，即政治集權，經濟自由；而到了90年代，隨著經濟自由化、市場化改革的深入，社會經濟出現了諸多嚴重的弊端，蕭轉而強調對軟權力化、分利集團等問題的對治，在此基礎上繼續其權威政治論調。
對權力的監督缺位
新權威主義預設了一個強力的權威，而沒有重視對其加以監督，因而權利容易引發腐敗等問題。處於轉折時期的中國即存在著一種固有的制度性缺陷，那就是有效監督機制的缺位，它與改革中出現的“軟政權化”與“分利集團化”這些深層次矛盾相結合，就會導致滲透性的全局性糜爛和失序。
監督缺位的原因大體上有以下這些方面。
第一，八九之後，出於政治穩定的需要，主政者為了防範激進自由派與政權反對者利用大眾傳媒與結社，來對現存政治秩序提出挑戰，不得不加強對傳媒的控制，以此作為對八九年政治參與爆炸的反制性措施，此外還採取了一系列辦法來限制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對政治穩定形成的壓力。
更為嚴重的是，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與經濟連續20年的擴張，使官員與分利集團利用制度上的缺陷與權力地位所提供的條件來獲取不當利益的機會，遠比過去改革以前要多得多。
其次，由於歷史與文化的影響，中國城市農村的勞動階層雖然人數眾多，但沒有自主維護自己利益與實行對社會有效監督的傳統，不構成制衡腐敗的實質性力量。
第三，掌握道德批判的話語權的知識分子，在前述觀念世俗化過程中，也日益喪失了社會批判者的功能。
權力腐敗的惡果
權力腐敗既是一種惡劣的現象，又是更為嚴重的惡果的肇因。這個問題若處理不當，會引起兩種惡性循環：
A低政治參與與結構性腐敗之間的惡性循環，表現為“低參與——高腐敗發生率——強權威控制——低政治參與——高腐敗發生率”；
B“低參與”與“高兩極分化”之間的惡性循環，是指：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合流，形成強大的分利集團，共同支配並享有有限的資源，導致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兩極分化；
C地方政治“蘇丹式政權”化，“後全能體制”的剛性導致權力集中，參與缺失，監督不力，權威政治下的官僚利益已經出現凝固性與內封閉性。“蘇丹式政權”的特徵為：權力完全私人化；權力行使的任意性與無規則性；通過私人網路來進行統治。
D由於以上諸多因素，最終可能導致中國的權威政治出現一種“軟危機”，這不同於走向體制崩潰的“硬危機”，“軟危機”的特點是：體制與秩序在形式上會仍然存在，但整個社會卻處於實質上的無政府狀態，有令不行，有法不依，土皇帝當道，這些因素甚至將有可能成為一種退化的了制度體系的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一旦出現這樣一種退化性的結構陷阱，即使再從事民主制度建設，就會面對更大的困難。並且，達到某一程度，腐敗綜合症就無法通過體制的內部更新克服。
價值關注
1.崇尚強人式權威力量，這是其一切主張的前提。
2.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經濟發展至上。
這是新權威主義政治的合法性基礎；也是其構建的向現代民主政治轉變的必需前提。
3.極為關注社會秩序，至少在現階段絕對高於人的自由權利。
4.其也關注個人自由，但自由在此僅指經濟自由。並且，這種經濟自由並非因為其是個人的自由權利而受到新權威主義者支持，而是因為其工具性、手段性意義。
新權威主義的焦點即：通過政治強權來發展自由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