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目錄
瞧，他們走來了(代總序)
自序
第一編 “新文學”的終結
“新文學”的終結
跨出“五四”：我們需要超越的精神
“回歸”想像和“下降”史觀
——“新文學”的終結問題的思考
大歷史下的文學想像
“純文學”討論與“新文學”的終結
優雅的崛起：中國文學的新空間
現實的轉變和中國想像的重組
第二編 新世紀文學的展開
揮別百年：中國的新生
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學
全球化的文化挑戰
“中等收入者”與文學想像
迷亂閱讀：對“七十年代作家”的再思考
超越焦慮之旅
“新少年寫作”的意義
“跳舞”的啟示：“欲望話語”的崛起
長篇小說之二00三：困惑中的生機
煙雲過眼又十年
——十年來中國文學閱讀的轉變
認同的挑戰
革命的再想像
中產化和青春化：新的閱讀空間
“暢銷書機制”與“小眾化機制”
第三編 追問的延伸
說《帝國》
文化研究與中國現狀
外國文學的“中國性”：我的個人的記憶史
反思“經典”
——後殖民與文化研究的挑戰
追問人類的精神
——《布爾加科夫文集》的啟示
一本特別的書
——寫在《哈扎爾辭典》出版之時
“寫作的倫理”與“閱讀的倫理”
第四編 閱讀的路徑
梁曉聲的意義
李大衛的幻想生涯
斯妤作品的意義
傾訴與記憶
——《離異的人》的價值
《無字》：生命的痕跡
胭脂?帝國?消費時代的唯美尋求
如花時代
中國夢的片斷
青春的褶皺與期望
對於國家的承諾
溫舊夢寄遐思
——《白門柳》的文化關懷
遊戲時代瑰麗想像的展開
日常生活的再追問
傳奇自有力量
傳奇文學的再興
《米香》的故事
“凡人”或“聖人”：在“新新中國”回望
在邊緣思考”
跋：理解中國與闡釋中國
——張頤武的思想文化批評理路
文摘
書摘
實際上，九十年代的“後新時期”的一個明顯標誌就是“新時期共識”面臨著挑戰，從有關“人文精神”的討論到有關“後現代”、“後殖民”的討論都涉及了對於“新時期共識”的反思。它的有效性已經受到了質疑，知識分子一方面已經開始“邊緣化”，不再處於社會結構的中心，而開始出現了大眾文化主導的新的結構。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內部也開始出現一系列根本的分歧，這些分歧正在擴展。對於“新時期共識”的反思來自兩個方面。首先，“新時期共識”必須回應和說明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為何在“個人共識”沒有充分展開的情況下，(當然這裡的實際的情況也非常複雜，在基層民主、民間文化空間的營造方面也有相當進展)經濟和社會生活取得了巨大發展的問題。“個人共識”也無法回答“冷戰後”全球化過程中，民族國家的利益爭奪和本土化的趨向仍然異常活躍和強勢的問題。西方式的普遍性顯然沒有辦法解決這一問題。其次，發展帶來的消費主義的要素，也給文化巨大的衝擊的震撼。如何面對“消費主義”帶來的新的日常生活形態成為九十年代的“後新時期”文化的關鍵。對於消費的不同的看法使得“新時期共識”在“發展共識”上面臨挑戰。“新文學”話語和文學制度開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這裡的標誌首先是王朔的崛起。
八十年代後期，王朔的崛起開始於文學領域，以一種“頑主”的姿態在內部對於“新文學”秩序進行某種否定，但仍然是“新文學”話語內部的人物。但進入“後新時期”，王朔的活動顯然超越了“新文學”的話語的限度，以一種以“消費”為中心的大眾文化向“新文學”話語進行否定的高調姿態出現。從《渴望》的流行到《編輯部的故事》的轟動效應，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之後的最早期的馮小剛的“賀歲片”，王朔在大眾文化中的影響是九十年代的一個傳奇。他將“消費”合法化，將大眾與精英對立的合法化的行為成為九十年代知識分子內部分裂、“新時期共識”破裂的導火索。對於王朔的評價問題成為知識分子的不同文化傾向的爭議的關鍵之點。有關王蒙的《躲避崇高》一文中有關王朔評價引起的分歧變成了“新文學”話語受到衝擊的標誌。
九十年代的兩場重要的討論，也就是“人文精神”的討論和“後現代”、“後殖民”問題的討論實際上都是將對於中國在“後新時期”發生的歷史變化的意義的分歧擺上了台面。這裡的問題在於如何看待“消費”和日常生活的超越啟蒙話語的變化。這裡面臨著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理解九十年代的消費性的潮流；二是如何理解大眾文化的崛起。其實當時爭論的雙方實際上都超越了“新時期”的“發展共識”和“個人共識”，也開始超越“現代性”的宏偉的敘事。這裡兩類知識分子的不同選擇實際上都是“新文學”面臨挑戰的徵兆。
一部分知識分子強調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和“消費”時代給中國帶來了異常巨大的危機。他們要進行一場“抵抗投降”的崇高的聖戰以捍衛“新文學”話語的神聖性。他們決心對抗性地面對全球化和市場化帶來的社會後果，認為這種消費的浪潮和中國加入全球化的浪潮會導致危險。他們試圖在中國語境中彰顯自身的對抗性的形象。他們對於消費文化和中國的日常生活的改變抱有極度悲觀的態度。在這裡他們其實也從一個側面超越了“發展共識”，認為經濟的發展的負面效果會導致人的“墮落”。這並不是“五四新文學”的思路，而是一種在捍衛“新文學”的旗幟下的一種背離和偏移。他們對於“個人共識”的激情肯定其實也導向了一種對於“個人”的理解的偏執。
另一種知識分子則試圖理解新的時代。在對於批評理論和中國文化現實的闡釋中對於“消費”和中國的爆發性的經濟成長作了相對平和的分析。在理解消費和中國人民的改善生活的願望的同時也試圖進一步闡釋文學的“邊緣化”問題和大眾文化的崛起。這種思路也力圖超越“現代性”話語的局限，在對於“後現代”和“後殖民”的理論闡發中找到新的文化圖景的描述。
其實，在今天看來，九十年代的我們過於簡單地理解了消費文化，認為它只有負面的作用。當時似乎認為，消費話語和新的大眾文化的出現僅僅是“放棄”甚至是“背離”了“五四新文學”的理想，因此無法滿足中國人的夢想中的期望。批判和否定者認為消費和大眾文化是完全消極的，而這種文化的認知和闡釋者也認為它乃是一種歷史的潮流，而將理解放在了它的必然性和它對於人們的多種選擇的可能性的實現等方面的闡釋中。實際上從今天的態勢來看，消費和大眾文化對於中國具有更積極的意義：一方面為消費者提供了多元的選擇，為他們的人生提供了許多可能性。另一方面，消費欲望的激發為中國人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大眾文化的活力也提供了全新的選擇，為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和平崛起”提供了基礎和條件。實際上歷史的某種弔詭之處在於，“新文學”話語追求的民族崛起的“強國”夢想卻意外地在一種對於“新文學”話語來說極為世俗和平凡的消費與大眾文化的語境中實現了。革命、鬥爭和痛苦所準備的歷史條件，正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後新時期”文化的以消費和大眾文化為中心的語境中才整合為新的未來的中國所需要的前景的。正是依靠九十年代“後新時期”的世俗的文化語境，中國展現了全球化和市場化帶來的歷史機遇和無限的可能性。
消費和大眾文化所激發的各種可能性其實給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發展新的機會。今天情況已經越來越清晰，中國今天的變化已經說明了過去的發展的相當的正當性。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新文學”話語的持續的衰落已經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在消費性話語和大眾文化的衝擊之下，“新文學”的話語和制度在九十年代已經面臨巨大的危機。這種危機的標誌有兩個方向：首先是文學內部的“鴛鴦蝴蝶派”的復活和像張愛玲及金庸這樣的作家的“經典化”。其次，則是新的大眾文化對於“新文學”話語的持續的衝擊和擠壓。這一階段，中國業已進入了全球化和市場化的前期的所謂“後新時期”，“新文學”話語的影響和支配作用已經減弱，但它仍然由於消費話語和新的大眾文化尚不能提供中國的新的遠景而作為高端的理想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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