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先生簡介
熊十力(1885—1968)著名哲學家,新儒家開山祖師。 原名繼智、升恆、定中,號子真、逸翁,晚年號漆園老人,漢族。清光緒十一年農曆正月初四日(1885年2月18日)出生,湖北省黃岡(今團風)縣上巴河張家灣人。幼時在家隨兄讀書,14歲從軍,1905年考入湖北陸軍特別國小堂,在校期間,加入武昌“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等反清革命團體,武昌起義後參加光復黃州活動,後赴武昌,被任命為湖北軍政府參謀。1917年赴廣州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失敗後,決意專心從事哲學研究。先後在武昌文華大學、天津南開中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任教。全國解放後,以"特別邀請人士"身份參加首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後被選為全國政協、二、三、四屆委員。1968年5月23日因病在上海逝世。
著有《新唯識論》、《原儒》、《體用論》、《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釋》、《乾坤衍》等書。其學說影響深遠,在哲學界自成一體,“熊學”研究者也遍及全國和海外,《大英百科全書》稱“熊十力與馮友蘭為中國當代哲學之傑出人物”。
熊十力有二女一子:長女幼光,在北京航空學院退休,次女再光,現在上海居住。其子,曾就讀西南聯大,後在上海船舶研究所任職,已去世。其子有二子二女,兩女孩名分別為"原"、"儒"。而二子各育一女,名為"明心"、"明宗";以喻後輩對老人的紀念。據說其曾孫女熊明心是上海復旦哲學系碩士生,現免試經推薦去德國深造。
梁漱溟先生簡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蕭名、漱溟,後以其字行世,祖籍廣西桂林,出生於北京,蒙古族。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梁漱溟受泰州學派的影響,在中國發起過鄉村建設運動,並取得可以借鑑的經驗。
兒子:長子:梁培寬,次子:梁培恕。
梁氏原是元朝宗室梁王貼木兒的後裔,出身於“世代詩禮仁宦”家庭,早年頗受其父梁濟(巨川)的影響。青年時代又一度崇信康有為、梁啓超的改良主義思想。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同盟會京津支部,曾熱衷於社會主義,著《社會主義粹言》小冊子,宣傳廢除私有財產制。二十歲起潛心於佛學研究,幾度自殺未成,經過幾年的沉潛反思,重興追求社會理想的熱情,又逐步轉向了儒學。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師,後升為教授,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闡發其“東方精神文明論”和新儒家思想,在學術界頗有影響。1924年,他辭去北大教職,到山東菏澤辦高中,又創辦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發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大意》、《鄉村建設理論》等著作,推行鄉村建設運動。1925年任山東省立六中(今菏澤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擔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今廣雅中學)校長,他將廣雅精神提煉為“務本求實”四個字,並成為延續至今的校訓。1931年在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抗戰活動,曾在重慶北碚辦勉仁書院。1939年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1940年,參加發起“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次年赴香港辦“民盟”刊物《光明報》並出任社長。1946年,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並代表“民盟”參與國共兩黨的和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四川北上,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1950年後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孔子研究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等職。 1955年,由於批評當時的農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後主要在家從事理論研究,發表了《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等著作。八十年代後期,以九十多歲高齡仍然著文、演講,繼續宣傳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與山東鄒平有著不解之緣,在遺囑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於鄒平,現梁漱溟紀念館坐落於鄒平一中圖書實驗樓。
馬一浮先生簡介
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更名浮,字一浮,又字一佛,號湛翁、被褐,晚號 蠲叟、蠲戲老人,紹興長塘(今屬上虞)人,現代著名國學大師。幼習經史,16歲應縣試名列榜首。1899年赴上海學習英、法、拉丁文。1901年,曾與馬君琥、謝無量在上海合辦《二十世紀翻譯世界》雜誌,介紹西方文學,1903年6月,赴美國主辦留學生監督公署中文文牘,後又赴德國和西班牙學習外語。1904年東渡至日本學習日文。1911年回國,贊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傳西方進步思想。辛亥革命後,潛心研究學術,於古代哲學、文學、佛學,無不造詣精深,又精於書法,合章草、漢隸於一體,自成一家。蔡元培曾邀請赴北京大學任教,但因為對於現代教學體系的不認同而未能成行。蔣介石許以官職,均不應命。抗日戰爭爆發後,應竺可楨聘請,任浙江大學教授,又去江西、廣西講學。1939年夏,在四川籌設復性書院任院長兼主講。抗戰勝利後回杭,1953年任浙江文史館館長。1964年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是第二、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會特邀代表。精詩詞,書法多山林氣,篆刻崇尚漢印。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釋哲一代宗師”之稱,主要有《太和會語》、《宜山會語》、《復性書院講錄》、《爾雅台答問》、《爾雅台答問繼編》、《朱子讀書法》、《老子道德經注》、《蠲戲齋佛學論著》、《馬一浮篆刻》、《蠲戲齋詩集》等。所著後人輯為《馬一浮集》。
評論
以上三位之所以能被後人尊稱為“三聖”,除了他們博大精深的學術成就外,更重要的是他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高風亮節與道德操守吧。在民族危亡的時刻,他們堅決地固守著中華民族的文化本位,自覺地延續著儒學傳統並發揚光大。抗戰爆發以後,面對民族危亡、禮崩樂壞的局面,新儒家三聖心懷憂憤地走出書齋、走出心齋,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教育,試圖以教育作為復興儒家文化、挽救道德人心的最後的搏擊;他們立書院、傳經典,在暗夜裡點亮傳統的明燈,將一腔真情傾注在中華文化的存亡續絕上。他們在文化上是傳統的堅決捍衛者,但他們在政治上又是激進的民主主義鬥士。熊十力曾直接參與了辛亥革命,梁漱溟親自主持實踐鄉村建設,他們身體力行為祖國的自由民主復興而奮鬥。在生命的後期,他們不為強勢的主流意識形態所左右,不為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所撼動,不附和權勢,不阿世取容,不降志辱身,不揭發他人,亦不自穢自誣,頑強地守住自我人格的尊嚴,為後人樹立了光輝的道德榜樣。王康說,在這點上,這三位先生們的道德,給我們留下的精神遺產,甚至超過了他們的學問。 三位先生同被推崇為現代新儒家“三聖”,其實三人性格不同,生平遭遇不同,學術思想也不盡相同。陳星《隱士儒宗馬一浮》引徐復觀評價說:“熊先生規模宏大,馬先生義理精純,梁先生踐履篤實。”在個人性格上,“馬先生含蓄溫存,宅心固厚;熊先生抉發痛快,動輒罵人;梁先生既是駱駝又是獅子,平時誠恕,關鍵時能作獅子之吼”(P28)。在學術上,馬一浮融匯中西,讀書最多,所得於心極為深沉,但是偏於隱逸,述而不作;熊十力思維勇猛精進,著作甚多,極為自信,而學養陶鑄涵泳稍遜;梁漱溟既有堅貞之定力,又能切實實踐,敢於擔當社會責任,人格意志堅強,然而當滄海橫流之際,“名士少有全者”。大抵三位先生皆有心貫通中西學術,所得所失當然可以討論,然而他們道德人格之堅守,實在值得後來人的崇敬與景仰。譽為“三聖”,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