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社會救助思想與實踐研究(1949-1956)》主要講述了：作為一部史學專著，必須要以豐富的史料作支撐，並且要求作者具備紮實的史學知識和較好的理論水平，來進行歷史的梳理和分析。這本專著在這些方面是比較突出的。
該書運用了大量的檔案史料、報刊史料，口述史料，資料占有詳盡、豐富。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檔案史料的收集中，她還專程到北京、河北等地檔案館廣泛收集資料，為了獲得鮮活的口述史料，她也做了不懈的努力。在書稿中，她還特別把數字經過統計學深化處理，列表說明問題，這在以往相關研究成果中也是不多見的。
該書體現了作者較強的綜合分析能力。這得益於作者平時研究的細心、周密，和多方面的知識積累。交叉學科研究在當今學術研究中，是很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對所要說明和分析的問題進行多視角、多側面、多層面的全方位的描述和分析，使問題的論述更加全面、更加深入。該書就是利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對課題進行深入研究的一個成功範例。它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甚至於統計學等方法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社會救助思想與實踐研究(1949-1956)》中各顯其能，顯示了作者較為紮實的理論功底和較強的研究能力。
該書有明顯的理論提升。史學著作在論證過程中，不僅要有豐富的史料作支撐，最重要的還要進行深入的理論分析和提煉。該書較好地做到了這一點。其中比較明顯的一個特點就是整體研究與個案分析的有機結合。在全書總體設計和行文中，如何將二者有效結合，是當今一些學術研究成果中，沒有很好解決的一大難點。該書選取全國各地比較典型的個案，進行解析，在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再進行分析、歸納、總結、提煉，進行理論升華，既凸顯了個案研究的優點，又在個案研究基礎上進行總體分析，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理論色彩較濃是該書的一大特點。
整體研究與個案分析的有效結合，帶來了理論上的提升，更促進了書中觀點的創新。文中一些觀點屬於作者的原創，例如：認為當時的社會救助思想已經超越了傳統的社會救助理念；積極社會救助制度模式與革命性社會動員運行機制相結合，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社會救助的績效；成功的社會救助，要以良好的社會生態環境為背景等等。該書對社會救助成效的評價以及對社會救助與當時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關係的論述也有一定的獨到之處。
至於該書中其他一些令人信服的新觀點，限於篇幅，恕不贅述。當然，該書如果能再深入探討一下新中國成立初期國際環境的影響與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救助思想、實踐的關係，同時，再增加一些典型省、市的個案考察，就更為豐潤和全面了。總之，瑕不掩瑜，該課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社會史的研究空白，對深化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對於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更好地建立科學的社會救助與社會保障體系，均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較強的現實借鑑意義。
作者簡介
高冬梅，法學博士，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另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共黨史、中國近現代社會史等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在《中共黨史研究》、《抗日戰爭研究》等刊物上發表論文20餘篇，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等4項。
圖書目錄
序
緒論
一、問題的緣起
二、核心概念的厘定與解釋
三、相關研究的回顧、評述與本課題的研究目標
四、研究架構、路徑與方法
五、本課題的基本結構與重點、難點
第一章 1949—1956年中國弱勢群體概況及特徵
第一節 自然災害與災民面臨的生存危機
一、1949—1956年的自然災害
二、災民面臨的生存危機
第二節 嚴重的失業現象和失業群體的生活與心理問題
一、1949—1956年中國的失業現象
二、失業群體的生活與心理問題
第三節 近代中國遺留的社會問題與妓女、乞丐等群體的生活困境
一、娼妓的淵源與悲慘遭遇
二、乞丐現象及其游墮生涯
三、生理性弱勢群體的生活困境
第四節 弱勢群體的特徵
一、相對於當時其他群體而言的特徵
二、與其他時期相比，1949—1956年中國弱勢群體的特點與影響
小結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對弱勢群體及社會救助諸問題的認識
第一節 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社會救助思想的歷史考察
一、黨的成立和大革命時期的社會救助思想
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社會救助思想
三、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社會救助思想
第二節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救助思想
一、關於弱勢群體成因的思想
二、對弱勢群體社會救助工作必要性與重要性的認識
三、對社會救助內涵與外延的認識
四、對社會救助中主、客體權利與義務關係的認識
第三節 中國共產黨社會救助思想所體現的原則
一、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原則
二、政府與社會協同聯動的原則
三、積極救助原則
小結
第三章 社會救助制度
第一節 社會救助制度的確立
一、各類弱勢群體社會救助制度的確立過程
二、對社會救助制度確立原因及其特點的評析
第二節 社會救助制度結構
一、社會救助目標系統
二、社會救助規則系統
三、社會救助組織系統
四、社會救助設備系統
第三節 社會救助制度運行中的管理與動員
一、資金的籌集與發放
二、對社會救助工作人員的管理
三、社會救助中的社會動員
小結
第四章 政府救助
第一節 災民救助實踐——以河北省為例
一、救災的背景
二、救助工作的開啟與發展過程
三、具體做法及其得失
四、救助績效與特點
第二節 失業者的救助——以北京市為例
一、救助工作的演進
二、具體做法
三、救助績效
第三節 妓女群體的救助——以北京市為例
一、管制妓院，遏制娼業
二、封閉妓院，斷然禁娼
三、教育、救助妓女
四、娼妓問題成功解決的原因
第四節 乞丐群體的改造與救助——以北京市為例
一、強制收容方針的實施
二、收容所內的教育和改造
三、乞丐們的去向和救助績效
四、乞丐救助與妓女救助之異同
第五節 生理性弱勢群體的救助
一、對無家可歸，無依無靠及無生活來源老年人和殘疾人的救助
二、孤兒、棄嬰等特殊兒童的救助
小結
第五章 民間社會互助
第一節 家庭的互助保障
一、家庭依然是育兒養老的主要責任者
二、家庭互助保障觀念和方式的變化
第二節 慈善團體的慈善事業
一、歷史的梳理：新中國成立前後的慈善團體
二、慈善團體的走向與慈善事業的開展
三、慈善事業的特點及其式微的原因
第三節 國家主導下的民間互助共濟
一、節約與募捐
二、自由借貸
三、互助合作生產
小結
結束語
一、基本評價
（一）基於一般社會政策原則的評估
（二）巨觀歷史視野下的考察
二、社會救助與1949—1956年的中國社會
（一）社會救助與政治
（二）社會救助與經濟
（三）社會救助與社會、文化
前言
1949—1956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救助工作的開創時期。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把社會救助視為事關新政權鞏固、社會秩序安定以及經濟恢復與發展的大事之一。基於社會結構、制度是“造就”弱勢群體主要原因的認識，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把社會救助問題置於社會變革的巨觀變遷中予以關注，不僅將災民、失業者等群體作為救助對象，而且擺脫了傳統社會的倫理道德標準，將妓女、乞丐等群體都納入關懷的範圍。社會救助理念得到了新的詮釋，救助主體不僅包括政府，還包括全社會甚至弱勢群體自身救助路徑基本上是通過人的能力建設和改變生存環境進而實現弱勢群體自力更生的積極救助。
關注弱勢群體，開展社會救助，是今天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實行“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的一項重大社會工程。實際上，這一社會工程並非自今日開始，1949一1956年，中國共產黨、政府和社會各界為救助弱勢群體就已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努力，從而使社會救助工作在社會變遷中大有作為，在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鞏固新生的政權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其時所形成的社會救助理念對中國社會救助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很多開創性的措施在以後都得到了繼承和發展。當然，由於時代所限，當時的社會救助，無論是思想、制度還是實踐層面，都還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這又給我們今天留下了諸多值得反思的方面。
精彩書摘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對弱勢群體及社會救助諸問題的認識
研究1949-1956年的中國社會救助，需要從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對該問題的認識與實踐談起。因為“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生活的任何方面，國家的任何地區都不能不受到中央政府使中國革命化的堅定努力的影響。要考察中國社會的任何方面而不考察共產黨變革它的努力的來龍去脈，則是毫無意義的”。
而要全面深入了解與客觀評價黨和政府的社會救助實踐，又必須先從黨和政府對弱勢群體及社會救助工作的認識談起。正是黨和政府關於弱勢群體和社會救助工作的理念，決定了當時社會救助制度的選擇和社會救助工作的地位、實施的力度和成效。研究黨和政府對弱勢群體及社會救助工作的認識，是我們了解、分析與客觀評價當時社會救助制度與實踐的一把開門之鑰。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關懷民生”為念的歷史。為了民生，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一直致力於改造中國社會、解放勞苦大眾的革命鬥爭；全面執政後的中國共產黨則集中主要精力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以滿足廣大人民民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儘管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沒有從專業的角度論證過弱勢群體社會救助問題，但在他們解決社會問題、解放勞苦大眾、改造社會的巨觀構想，以及廣泛、系統的革命與建設實踐活動中，都蘊涵著一種弱勢群體社會救助思想。對於弱勢群體與社會救助的核心理念，即那些關係到社會救助全局性安排和戰略性決策的基礎性與關鍵性的問題，諸如有關弱勢群體的成因、弱勢群體社會救助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社會救助的內涵與外延，以及社會救助中主、客體間權利與義務關係等諸多方面，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體系；貫穿這個思想體系的是中國共產黨社會救助思想所體現的統籌兼顧、積極救助等一系列原則。從一定程度上講，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救助思想是一種全新視角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救助學說。
第一節 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社會救助思想的歷史考察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救助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黨成立後的整個民主革命時期逐步發展起來的，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社會救助思想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所以，要深入了解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社會救助思想，有必要回溯民主革命時期黨的社會救助思想產生和發展的歷史。
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社會救助思想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黨的成立和大革命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社會救助思想的萌芽時期；第二階段，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社會救助思想的發展時期；第三階段，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社會救助思想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時期。
一、黨的成立和大革命時期的社會救助思想
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就把馬克思主義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此後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分析中國社會、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指南。黨的成立和大革命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開始探索改造中國社會、選擇中國革命道路的時期，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一些社會救助思想開始萌芽。
要改造中國社會，需要先認識中國社會。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是什麼？馬克思認為，貧困的根源是生產資料的不平等戰有，生產資料的不平等占有又是由社會制度造成的。例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工人除了出賣勞動力，一無所有，這就形成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形成了支配與被支配、壓迫與被壓迫的生產關係。在這種生產方式下，生產資料所有者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使工人貧困化。在馬克思看來，只有通過徹底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才能最終解決貧困問題。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共產黨人把中國貧窮落後的原因歸咎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認為是其中的“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造成的，改造中國社會必須經過‘‘民主主義革命”。
弱勢群體是社會的一部分，上述關於中國社會貧窮落後根源的認識和改造中國社會的構想，同樣適用於弱勢群體，其中包含了弱勢群體社會救助思想的兩個方面：弱勢群體的成因——社會制度造就弱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救助途徑——通過社會革命救助弱勢群體。在黨的成立和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明確表述過自己的思想。如“五四”前夕，李大釗在《廢娼問題》一文中指出，妓女淪落是因為有一個“社會現象背後逼著一部分婦女不去賣淫不能生活的社會組織”；毛澤東也認為婚姻問題、自殺問題等社會問題“其罪惡的根源仍在於萬惡的社會制度”；共產黨人普遍認為，“中國無產階級遭受最殘酷、最嚴重的剝削和壓迫”，“貧苦農民幾千年來就遭受著封建地主的最殘酷的壓榨和搶奪”，原因在於“舊的社會制度”。而要救助他們必須得推翻舊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民主主義革命得依靠一定的社會力量來完成。要依靠一定的力量——某些群體進行革命，必須關心他們的切身利益。在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視野中，革命的最主要動力是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最容易成為且當時許多已經成為弱勢群體，所以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不久，就為弱勢群體的救助奔走呼號、搖旗吶喊，並對救助之法進行理論上的探討。這些群體包括失業工人、女工童工、城市貧民、農村貧農及鰥寡孤獨等。其中，最早是為救助失業工人呼籲。1922年8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擬定的勞動立法原則中提出“我等最低限度之要求，亦所應努力實現者”之一是“吾人夢想所不及的”“失業救濟與疾病保險”；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中，也提出中國共產黨目前的奮鬥目標之一是“改良工人待遇”，“保護女工和童工”，“保護失業工人”。隨後是對城市貧民和農村貧農的關注，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決議案》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中，中國共產黨不僅主張“供給並改良都市貧民之住宅，規定限制房租的法律”，“制定強迫的勞動保險法”，“救濟失業工人”，也主張“貧農由國家發種籽及農具”。在1924年1月《中共中央第四次對於時局的主張》中，中國共產黨向臨時國民政府和國民會議明確指出，對死傷工人要立保險法，對貧民，“要限制房租加租及建設勞動平民之住屋”，對災民要救災，要整頓稅收以“補助退伍士兵失業貧農及推廣教育之經費”，“為保障知識階層之失業及青年失學計，國家預算中，不得將教育經費移作別用”等等，救助理念中囊括了更為廣泛的社會救助對象。關於娼妓，早在“五四”時期，李大釗等人就超越了傳統的單純道德譴責，開始站在新的高度加以審視。認為娼妓制度的存在“侮辱人權背反人道”，意欲解放婦女，必須廢除“大失婦女在社會上人格的尊嚴，啟男子輕侮婦女、玩弄婦女的心”的娼妓制度；張太雷也曾撰文指出，廢娼裁兵決不是一個道德問題或法律問題，都是經濟問題，是一個很簡單的飯碗問題。秉承這種思想，中共三大正式將娼妓納入弱勢群體的範圍，關注廢娼運動。之後，廢娼成為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的主張。
由此我們得知，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對弱勢群體成因、社會救助對象作了探討，而且認為救助弱勢群體有兩種辦法，即社會革命與社會政策。但當時中國共產黨人對這兩種辦法不是等量齊觀的，認為社會革命是“根本解決”的途徑，如李大釗提出救助妓女，“根本解決的辦法，還是非把這個社會現象背後逼著一部分婦女不去賣淫不能生活的社會組織根本改造不可。”李達也認為：“社會問題的解決，就不能不借階級對抗的形式表現出來”，無產階級“要解決社會問題，自身若不取得政權，是不能達到目的的，這就是各國社會革命的由來”。而社會政策則被共產黨人認為“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
另外，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救助的重要性也作了闡釋。1925年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組成的“遊民無產者”，“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之一。這一批人很能英勇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1926年5月，《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的重要決議案》中表達了同樣的思想：“最窮苦的便是最革命的。”從中可以看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於社會救助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已有了一些初步認識，認為社會救助是很重要的工作之一，不僅涉及社會穩定，而且還涉及革命動力，即如果救助得法就可將社會救助對象轉變為奪取新政權的可資利用的革命力量。
總之，在黨的成立和大革命時期，關於弱勢群體成因、社會救助內涵外延等思想已經開始萌芽。
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社會救助思想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繼續探索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時期。隨著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開展，以及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一系列問題如革命道路、革命動力等認識的進一步深入，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救助思想得到發展。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成為中國共產黨社會救助思想發展中承上啟下的時期。
首先，中國共產黨繼承了以往對弱勢群體社會救助的一些認識。第一，認為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政府的統治“造成了普遍於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得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第二，城市失業者、貧民以及農村貧民、災民等也依然是中國共產黨關注的救助對象。只不過因處於農村的環境中，僅對農村根據地的災民、貧農及孤老病殘等群體進行了救助。第三，認為社會革命是解決弱勢群體問題的根本途徑，並在革命根據地開始了土地革命的實踐，但事實上在救助根據地弱勢群體的工作中，救災、救助孤寡病殘等群體的社會政策也被納入救助實踐。
其次，在根據地救助實踐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救助災民和孤寡病殘等農村弱勢群體的思想得到進一步豐富和深入。中國是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普遍貧困依然是當時中國的最大國情，這就使傳統中國以救災和濟貧為主的社會救助內容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仍然得以延續。但救助方式卻發生了變化。對於災民的救助，雖然同樣主張標本兼治，但治本之策，卻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開始創新：其一，初步提出了生產自救的思想，即“儘量把有生產能力的難民民眾切實調查，有計畫有組織地去分配他們生產，組織生產合作社”；其二，主張大力防災而不是救災。如中央蘇區政府“為了保障田地生產，不受水旱災禍之摧殘，以減低農村生產影響民眾生活起見”，積極倡導興修水利、植樹造林，以涵養水源和防治水土流失。至1934年，江西、福建、粵贛、閩浙贛四省修復水利工程10980座，新建水利工程892座；1934年瑞金和興國植樹993500株，福建蘇區植樹213800株、播撒木梓樹種1699斤。其三，主張變革生產關係。如主張通過建立勞動合作社、耕牛隊、犁牛合作社等勞動互助社組織、開展合作運動來彌補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不足。這更是前所未有的。治標方面，中國共產黨和根據地政府將傳統的急賑、調粟、墾荒、節約等消極救助措施都拿來為其所用。如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初期，對遭受“敵災”的老百姓，湘贛邊區政府“撥了二千銀元救濟”；1933年僅江西、福建、閩浙贛三省就開墾荒地260000擔田；在災荒期間各級政府和各民眾團體帶頭，“一切費用都要十二分的節儉”，開展節約運動；對缺乏種子、勞力的災民，蘇維埃政府提供幫助，其中，種子問題主要採取借貸和免費發放的辦法解決；等等。治標之策也集傳統之大成。
又如對孤老殘廢群體，1928年3月《中共中央通告第三十七號》規定“由鄉蘇維埃維持其生活”，具體辦法首先是分配土地，幫助解決生產資料，其次是由“蘇維埃政府實行社會救濟”，基本上主張單方面施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