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日日春協會、性別人權協會為主的“支持性工作者勞動權派”（目前成立“保障性工作勞動權聯盟”），認為性工作是工作，性工作者、性消費者，及周邊從業人員都不應處罰.1997年9月，為抗議陳水扁廢娼，台北市數十名公娼，花帽蒙面上街，爭取工作權，要求除罪罰，使台灣社會首次認真面對性產業複雜且牽連甚廣的公共政策問題。 她們的抗爭，持續了12年。2009年6月15日，台灣決議由縣市政府公投決定設定紅燈區，並將性交易“除罪化”。但由於民意紛爭，“紅燈區”很快再次被叫停。
廢娼台灣妓女的罪與罰
在台北萬華區龍山寺附近小巷內，幾家“茶室”里，坐著不分年齡，濃妝艷抹的小姐，細肩帶、小短裙、捲髮，在紅艷艷的燈光下，顯出幾分妖艷姿色，明里她們是坐檯小姐，暗裡全套服務。至於附近廣州街昏暗的的走廊上，站街流鶯隨意拉客，她們與男客很有默契地比劃，談妥價錢之後就走。 自從1997年時任台北市長陳水扁廢娼之後，她們就這樣躲躲藏藏地接客，躲避一般人異樣的眼光，更躲避喬裝尋芳客的警察或線民。與這些地下性工作者不同，台北市數十名前公娼，於1997年陳水扁廢娼之時，便挺身而出，要求回復性工作者工作權。 台灣“行政院”門口，由14個民間社團組成的“反性剝削聯盟”，正公開反對台灣“內政部”規劃性交易專區的政策提案。 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兩名女子，突然“撲通”一聲，向正在抗議的台灣女人聯線秘書長蔡宛芬下跪，要求婦女團體代為爭取性工作權。蔡宛芬趕忙捏緊手提包，當場拂袖而去。 此時，台灣媒體的“黑炮筒”架滿周邊。兩名女子，隨即相擁痛哭，並高喊：“這叫什麼婦女團體？”“爭取了12年回到了原點。” 花布蒙面，抗議女子，在台灣早已是一個符號。這代表著她們曾是台灣公娼，來自台灣的性工作者權益團體——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該協會成立於1999年，前身是台北市公娼自救會、大同區公娼自治會。 2009年6月12日，台灣“內政部”在委託台灣學者完成性工作者除罪化研究後，在 “行政院”人權小組會前會，決議未來將由縣市政府公投決定設定性交易專區，並將性交易“除罪化”，區內娼、嫖與經營者都不罰，但區外皆罰。 “除罪化”、“設定紅燈區”，政策風向的轉換間，讓這些抗爭了12年的性工作者看到了希望。 她們要工作權。
廢娼公娼的抗爭
台灣性產業始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直到陳水扁上台才真正取消“公娼”。 1997年9月，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選擇了以“強力掃黃”為訴求，浩浩蕩蕩掃蕩所謂的色情產業，迫使數百家台北市酒店暫時關門。接著，依照挑軟柿子原則，陳水扁想廢除日薄西山、沒人關注的台北市公娼。 1956年，國民黨政府頒布“台灣省娼妓管理辦法”，實施公娼檢驗制度，同時並取締私娼，在劃定的特定區域內，對性交易“業主”及“娼妓”發放限量執照，及以劃定“落日條款”，規定營業牌照不得繼承、轉移，所有人死亡後，營業牌照自然消失。在1997年時，興盛時期的上千名公娼只剩128名。 陳水扁的“廢娼”政策，讓這個原本屬於禁忌的議題，原本屬於社會底層從來沒有過發言權的一群人，瞬間打破沉默，一下子從被動、挨打的局面，反過來爭取自己的權利，告訴大眾，她們是台北市政府核准發牌的“公娼”，應有工作的權力。1997年成立的台北市公娼自救會，會長官秀琴、副會長麗君，與公娼姊妹發動200多場抗議，一路“娼影隨行”追著阿扁，最後甚至成為陳水扁連任市長失利的原因之一。馬英九繼任台北市長後，依法行政復娼緩衝兩年 廢娼抗爭，開啟了台灣妓權運動。支持公娼運動的人士在1999年成立民間團體“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持續推動“性工作除罪化”，以及打破“性道德污名”運動。她們發動了近500場以上街頭抗議活動，每逢大選、台北市長選舉前，一定會以遊行向各黨候選人施壓，要求先廢除“社維法”罰娼條款。原來在角落不被看見的、被扭曲的性工作者，開始在各種公共空間，包括在對政客的抗議行動中出現。她們召開五次娼妓國際會議，把全球最經典的性產業政策模式帶到台灣討論，將性工作者演唱歌曲錄製成CD、拍攝性工作者紀錄片、將公娼館“文萌樓”成功轉化為文化古蹟?? 當性工作者現身於主流媒體，通過上千條新聞，和數萬名社會各界人士面對面溝通後，越來越多的市民也更了解性工作的真實樣貌，並把層次複雜的問題釐清 “公娼鬥士官秀琴，基隆投海身亡，日日春’姊妹不捨”。 2006年8月17日，被稱為“官姐”的她，只在台灣媒體版面上“復活”了一天。報導這樣寫道：1997年，台灣第一位公開現身、高喊“我是公娼，我要工作權”的女性“官姐”，因改做私娼後生活艱困債務纏身，在基隆跳海自殺身亡。 自殺的不止是官秀琴。在1997年陳水扁廢娼之際，一位公娼阿玲因房貸繳不出來，又不敢做私娼，投河身亡；其間因就業困難的前公娼，有兩名割腕，兩名吞服安眠藥
禁娼背後的數百億性產業
根據統計，目前全台僅51名合法公娼，但日日春協會粗估至少有10萬名地下性工作者，年產值數百億元，可見其需求度。在台灣“內政部”宣布各縣市得以設立性交易專區之後，全台25縣市首長，卻只有雲林縣、屏東縣、宜蘭縣這三個窮縣的縣長贊成。 反觀一般民眾，樂見其成者居多數，經過各方媒體的問卷調查，大抵半數以上都贊成此議，畢竟有效管理的性交易專區，總比台北市廢娼之後，弱勢的流鶯亂竄、警察亂抓，但有錢有勢的酒店、按摩店、理容院、應召站等色情業者隨意高掛艷幟，甚至流入住宅區來得好，民眾唯一在乎的是：“紅燈區千萬不要設在我家後院。” “紅燈區”再次放行訊息，讓過去台北市華西街及歸綏街紅燈區周邊的店家，在經濟寒冬里感到點溫暖。廢娼後，他們生意瞬間清淡，如果未來成立專區，他們樂見性產業回到這些沒落的紅燈區。反正這些小吃店、美容院、服飾店的老闆已經習慣與性工作者、老鴇、尋芳客相處，彼此相互捧場，各做各的生意。就像一位在歸綏街擺小吃攤的業者說：“性交易，不過就是討生活嘛，以前這裡的妓女被客人欺負，老鴇都叫警察來趕人，附近的兄弟有時候也會過來幫忙一下，我們大家都相處很好啦。”
雖說台灣的法律明文禁止性交易，但實際上，廣義的性產業在台灣早已行之有年，到現在已經形成相當多元且分工細緻的非正式產業。依照“特種營業”法規，在台灣經營酒家、酒店、KTV、三溫暖、茶室等是合法的，前提是在這些場所內沒有被抓到直接從事性交易。但是性交易極有可能隱藏其中。不管是在商業區的飯店、賓館、還是巷弄間的住宅，台灣的性交易更集中地以應召站、經紀公司、娼館、按摩店、護膚店等型態，早已低調地存在著。 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罰娼條款的規範下，弱勢的性工作者常面對警方的取締與壓迫，甚至爆發過警員向私娼索賄、白嫖的醜聞，讓她們的生存更加陷入困難。多年來一直站在妓權運動第一線上的前公娼官秀琴，即因此於三年前投海身亡，其他因抗議廢娼政策或廢娼之後生計無著而自殺的公娼，更是無法一一道盡。 凡此種種，讓妓權運動者與性工作者更加強力主張“性工作除罪罰化”，同時也引發台灣社運團體的對立。
一派是以日日春協會、性別人權協會為主的“支持性工作者勞動權派”（目前成立“保障性工作勞動權聯盟”），認為性工作是工作，性工作者、性消費者，及周邊從業人員都不應處罰，但可在營業形態、勞動體制、地點場所進行務實有效的配套管理。 另一派由早年推動反色情、救雛妓的勵馨基金會、婦女救援基金會等組成，認為性交易不能是一種職業，更反對性產業（目前已經結合其它團體組成“反性剝削聯盟”）。
反性剝削聯盟
這些團體原本主張廢娼，但在性工作者自己站出來說話後，她們改變說法，同意可以不罰娼，但法律應改為罰嫖，及繼續將業主、媒介等罪罰化。 但是，“反性剝削聯盟”現階段訴求的後果仍舊讓性工作者活在污名歧視中。日日春協會負責人說，罰嫖等於罰娼，性消費者不敢上門，就是要讓性工作者活不下去 反性剝削聯盟“反性剝削聯盟”在台灣“行政院”前召開記者會，反對設立“性專區”。他們指控性交易的實質內涵是一種性剝削，倘若全面合法化，將導致性剝削更為嚴重。他們甚至將“成人性交易”與人口販運相聯繫，卻始終拒絕與“性工作者”對談，讓兩者之間形成強大的壁壘。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就認為，政府設立專區無濟於解決性交易的問題，只會讓人口販子更加猖獗，還有性病傳播、幫派、毒品等社會問題亦將無限延伸。 與之看法兩極，以“日日春協會”為主導的“保障性工作勞動權聯盟”則對“反性剝削聯盟”的發言頗不以為然，他們在6月12日率眾到“內政部”抗議，批評台灣“內政部”非但沒有執行此計畫的時程以及相關配套，對專區外娼嫖都罰的政策規劃也為德不卒。
公娼和私娼
珊姨，16歲那年，父親生意失敗而依《票據法》被法院收押，亟需一筆錢把他保出來，她便以長女的身份扛起家計而下海，經朋友介紹來到台北，把自己以29000元台幣賣給娼妓經紀人，一賣就是四年。 兩年後，珊姨剛滿18歲，就被經紀人安排到歸綏街公娼館接客。當時規定年滿18歲，通過健康檢查，並由父母親自來警察分局蓋章，才可以領取公娼牌照，但有配偶的女性及養女都不得領取。 過一晚就有8400元入賬，但卻全入了經紀人口袋。當時剛好正逢北投廢娼的緩衝期，警察抓得很緊。
由於是合法營業，這個風化區並沒有黑道保護、警察勒索的問題，但的確不乏像珊姨這樣因家計而“自願”賣到娼館的女孩。她們與自由公娼不同的是，經紀人或保鏢盯得很緊，無法檢選恩客。珊姨回憶說，她做到後來“技術”純熟，一小時便解決14個客人。根據歸綏街文萌館的前老闆所說，自由妓女通常一天只接8、9個，不願意接的都得由被賣的妓女照單全收。 由於是公娼，客人必須帶保險套，遇到無理客人還可以報警處理，而且定時接受健康檢查，得到不少保障。珊姨做公娼時，都在胸部貼ok繃，不讓客人碰，客人如果想要親吻她，她便一拳揮過去，維護僅存一點身體自主權。 在公娼館時，珊姨遇到不錯的老鴇，第一天接客一次50元，3天后整個風化區便調漲到70元，原本和經紀人說好接一個客人她可以抽5毛錢，調漲後老鴇便為她爭取到一個抽1元，雖然當時經紀人十分兇惡，偶爾還會打她，但因為老鴇的袒護，日子雖然過得很苦，她還是咬著牙一個客人接著一個客人地乾過來，4年之後她就自由了，但當時父親出獄後身體多病無法工作，弟妹嗷嗷待哺，家計全落在她一人手上，只能毫無退路地繼續從娼。
禁娼後
本來珊姨的日子還過得去，與娼館三七分賬下來，也存了一些錢，幫助弟妹完成學業、成家立業之後，正想過幾年繳完房貸後退休，沒想到陳水扁來個廢娼。隨著1997年的廢娼，歸綏街公娼館的紅燈籠一個個熄燈取下，大多數店家均已搬遷，如今這不算寬的小街道一片蕭條。 這讓珊姨頓時手足無措，警察也從原本的保護者變成天天站崗監視者，嫖客也不再按照原本制訂的規則來嫖妓，拒帶保險套、白嫖，甚至暴力相向皆有之，而原本每周三定期的性病檢查、每兩個月抽血、半年照X光等免費體檢也全部取消，讓這些原本持有合法營業牌照，得以安心執業的公娼，一夕之間喪失了所有的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