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人物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1943年生於美國的印第安納州，1967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後在劍橋大學從事研究工作，曾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經濟學教授。
1969年，年僅26歲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魯大學聘為經濟學教授。1979年，他獲得了美國經濟學會兩年一度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該獎項用於表彰對經濟學作出傑出貢獻的40歲以下的經濟學家。1988年起他在史丹福大學任經濟學教授，自1993年開始成為柯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團的主要成員，並且從1995年6月起任該團主席。1997年起任世界銀行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現任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2001年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美國經濟學家喬治·阿克洛夫、麥可·斯彭斯，因為對信息經濟學發展的突出貢獻，共同獲得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斯蒂格利茨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信息經濟學的創立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所倡導的一些前沿理論，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已成為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標準工具。他是世界上公共部門經濟學領域最著名的專家。他所著的教材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包括十分暢銷的本科教材《公共部門經濟學》（諾頓公司）和與安東尼·阿特金森合著的《公共經濟學講義》等。他編著的新版《經濟學》推翻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並形成自己的框架，被譽為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西方經濟學教材。1987年，他創辦的《經濟學展望雜誌》降低了其他主要經濟學雜誌所設立的專業化障礙。
斯蒂格利茨在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後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市場經濟的特徵是高度的非理性和不完整性。舊的模型假定信息是完美和理想的，但即使很小程度的信息不完整也能夠導致很大的經濟後果，用通俗的話說就是‘一些人知道的比另一些人多。’”
斯蒂格利茨的理論創新在於他提出了現代經濟學最優理論的非均衡量。斯蒂格利茨運用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分析了傳統經濟理論的缺陷，指出，標準新古典模型中有關信息的假設是一個嚴重的失誤，因為在標準信息假設中，輕微的不均衡變化將徹底改變標準模型的所有重要結論，在現實生活中，不僅個體蒐集、吸收和處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信息的傳遞是有噪音的和不完全的，同時人有時會犯錯誤也是合理的現象，這一切都是經濟運行分析的前提。描述經濟運行僅僅局限於運用價格機制是遠遠不夠的，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價格機制實現帕累托效率的有效性與普遍性是值得懷疑的。因此，新古典模型並不能為市場體制的選擇提供理論指導，一旦將信息不完全性引入分析之中，就很難得出市場是有效率的推論。
斯蒂格利茨將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備市場引入，進而批評了以新古典模型為基礎的蘭格－勒納－泰勒定理在描述市場社會主義特徵方面的種種錯誤理解和誤導。指出，其關於競爭市場經濟的推論存在兩個重要缺陷，即它沒有理解市場經濟框架的不充分性並錯誤地鼓吹了市場社會主義的可行性，它所提供的僅僅是一種與潛在效力相距甚遠的經濟模型。
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備市場基礎上，斯蒂格利茨提出了新的模型並描述了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經濟運行。斯蒂格利茨的模型不僅為洞察市場經濟運行拓寬了理論視角，而且為在轉型經濟中的體制設計和政策選擇提供了有啟發性的思路。
斯蒂格利茨是美國較年輕的一流經濟學家，他在經濟學領域是一個有創意並富有挑戰性的學者。在其(經濟學)一書中，他提出了要“超越馬歇爾和薩繆爾森”，推翻新古典綜合派體系。他在總量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公共財政、發展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等領域頗有建樹。主要著述有：<競爭、激勵與風險理論)(與F.馬修森合作，1987)，(政府經濟學)(1988)，<國家的經濟職能)(1989)，《不完全與非對稱信息的福利經濟學》(1993)，<信息與經濟分析)(1993)，《農戶與城市居民：稅收、價格與經濟發展的負擔》(與R·薩合作，1993)等。
中國情況
陷入怪圈
為何中國陷入“斯蒂格利茨怪圈”？ 就中國而言，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資產市場出現流動性“洪災”的時候，實體經濟還存在流動性“旱情”。
原因分析
中國不斷增長的貿易順差和快速積累的外匯儲備成為世界經濟不平衡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口結構和慣性的工業化戰略導致了結構性和體制性的高儲蓄，金融抑制進一步造成了對外資和美國金融市場的過度依賴。
為何中國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
總結和反思過去30年的增長路徑，可以看到，痼疾之一，是消費的體制性抑制與增長對投資與出口拉動的過度依賴。
中國投資與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可以上溯到1950年代形成的工業化戰略。通過價格剪刀差將農業剩餘轉移到工業部門的工業化戰略強化了中國的二元經濟 結構，帶來嚴重的“三農”問題；後者造成了工業化的勞動力低成本優勢和投資拉動經濟成長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工業化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剛性又進一步導致工業 化戰略的剛性。
30年來的經濟體制變革，延續了計畫經濟中的政府主導和投資拉動型增長模式，但實現了政治經濟高度集權的體制向政治集權、經濟分權體制的轉變。中央 和地方兩個層面的趕超衝動與地方政府的政績競爭導致民生抑制、市場分割和產能過剩；開拓外部市場成為這種增長模式持續運行的必要前提。而地方經濟多頭對 外、無序競爭又進一步強化了中國出口產業的短期成本優勢。
中國製造業的螞蟻雄兵打敗了已開發國家製造業的衰老大象，中國出口占世界的份額不斷上升。出口規模快速擴張帶來兩個負面效應：通過對已開發國家就業崗位的擠壓導致西方國家的全面恐慌和強烈反彈；嚴重透支了國內的資源環境、居民的教育健康和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基礎。
痼疾之二，與經濟的快速增長相比，中國本土金融市場的發展相對滯後。
由於金融業的國家壟斷經營和市場經濟基礎性制度的缺失，我國金融業和本土資本市場的發展是相對滯後的，未能充分發揮動員國內儲蓄、促進投資的有效形 成和配置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各級政府以優惠政策吸引和利用外資，導致外國資本對國內儲蓄的部分替代，也導致了外國資本和國有資本對民營資本的兩頭擠壓， 造成了中國有效率的企業組織的不足。中國大規模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和股權投資，同時又對外大規模投資美國國債，以企業產權交換對美國財政部的債權實際上反映 了中國有效率的企業投資主體的缺失。
痼疾之三，在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上存在一定的偏差。
中央與地方政府在財權和事權的分配上存在不平衡和不對稱問題，而且中央政府出於對地方政府信用的擔憂而限制地方政府發行債券的融資權利，忽視了通過 市場約束機制培育地方政府信用的重要性，導致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意願和能力下降，吸引外資的無序競爭，以及對土地財政的日益依賴。
此外政府的稅收收入過度依賴於企業經營活動相關的間接稅和直接稅，而土地和自然資源的租金則未能通過適當的稅種予以徵收，不僅導致資源環境的透支性消耗、生產性經濟活動受到抑制，而且會鼓勵土地和礦產資源的私有化和資產泡沫的泛濫。
除去上述缺陷之外，中國與眾多開發中國家一樣，在金融開放過程中，由於經驗不足和國際環境的複雜性，在資本賬戶開放、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制度選擇等政策組合問題上陷入困惑之中。
探討解決
迫切需要探討的主要問題在於：
反通貨膨脹是僅考慮CPI，還是也應該考慮資產價格？
通貨膨脹以CPI指數為主要的衡量指標顯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消費製成品的供過於求狀態很大程度上成為成本推進和需求拉上型通貨膨脹向最終消費品傳遞的阻力，以CPI作為通貨膨脹的主要指標會使貨幣政策的反應過於遲緩。
另外全球的流動性過剩更多通過熱錢的流動反映在各國資產泡沫上，而金融危機又多以泡沫破滅為特徵，因此防範金融危機顯然需要貨幣當局監控資產市場價格。
曾經的英雄後又淪為罪人的格林斯潘在其回憶錄中討論過這一問題。他在次貸危機發生前好幾年已看出資產市場泡沫的問題，並提出了非理性繁榮的說法，試 圖進行調控，因無效果而退縮。他提出三點理由為自己辯護：一是美國的法律未規定美聯儲有監督、調控資產價格的職責；二是資產泡沫的界定十分困難；三是調控 資產價格導致實體經濟衰退的經濟和政治風險過大。
就中國而言，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資產市場出現流動性“洪災”的時候，實體經濟還存在流動性“旱情”，如何通過金融深化促進真實經濟發展，同時避免資產市場過度的泡沫膨脹，是中國面臨的重要挑戰。
如何避免國際投資者通過通貨膨脹時間差進行套利？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開發中國家已經普遍接受芝加哥學派貨幣主義的通貨膨脹目標製作為貨幣政策的操作規則。但是，這一政策規則在開放條件下是否具有 合理性就值得懷疑了。因為資本賬戶開放場合，一國的通貨膨脹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全球流動性的供給，而全球流動性供給的最大部分是由美聯儲投放的。美聯儲大規 模印製鈔票，讓美國政府和企業在海外以極低的價格購買外國的商品和企業產權，由於流動性的投放和通貨膨脹之間在國內有9-18個月的時滯，在全球範圍理應 有更長時間的時滯，因此在流動性擴張和泛濫的過程中，最先獲得流動性的投資者就能獲得最大的收益。
在這個過程中，開發中國家政府出於對出口部門的保護（這個部門作為既得利益集團和拉動經濟成長的功臣在政府決策中具有很強的話語權）和對匯率浮動的 恐懼心理（人們對不熟悉的東西總是心生恐懼）而堅持對資源價格的管制和對匯率的干預。這使外國投資者享受投資品價值低估和匯率低估的雙重好處。開發中國家 推行貨幣政策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客觀上就為美元的流動性泛濫和美國投資者通過通貨膨脹時間差實現套利提供了更多的空間。
由於美元是國際貨幣，而美國又以對外投資和貿易赤字方式輸出通貨膨脹，因此當美國通過進口渠道再輸入通貨膨脹時，全球的流動性或過剩美元已經泛濫成災，這個災就是可能瞬間破滅的全球資產和資源泡沫。
人民幣要不要盯住美元？
華爾街資深預測分析家Peter D. Schiff對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動機作出分析：“幾乎每個月，美國政府或國會議員會呼籲中國放棄緊盯美元的固定匯率制，以使人民幣升值。類似的行為是 純粹的政治表演，是在虛張聲勢。我可以肯定地講，他們私下裡是不希望中國實行浮動匯率制的。中國是美國國債的最大買家。中國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為了維持 人民幣對美元的固定匯率。此外，中國還是美國最大的廉價消費品的來源地。既然如此，為什麼美國還要求中國提高出口到美國的消費品價格和針對美國國債的利率 水平呢？顯然這樣做的結果只會導致嚴重的經濟衰退。此外這還會讓中國產生一種逆反心理。對美國政客來講，除了大選之外，他們最擔心的想必就是中國放棄盯住 美元的固定匯率制。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要求中國這樣做呢？原因就在於，中國以為屈服於美國的壓力是一件很沒有面子的事情。如果美國要求中國繼續盯住美元 的話，想必中國早就放棄這一匯率制度了”。
蒙代爾則在各種場合主張中國應該堅守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並認為中國採取浮動匯率制度可能會面臨一場災難。
我們究竟應該聽誰的呢？在分析國際大家的見解時，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美國的大投資家，比如索羅斯、羅傑斯、Schiff等人的意見往往與美國的大經濟學家（斯蒂格里茨除外）大相逕庭，其實誰更代表美國的國家戰略利益，誰的話就更值得推敲玩味，而不應照單全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