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MalcolmGlad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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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類
——不一樣的成功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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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序羅賽托之謎
“那裡的人們都能活上一大把的年紀才死去。確實如此。”
第一部分機遇
第一章馬太效應
“凡是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第二章10，000小時的標準
“在漢堡，我們必須連續演出8個小時。”
第三章天才的煩惱（第一部分）
“如果你遇到的是一個真正聰明的小孩，那就完全沒有必要知道他的IQ是多少。”
第四章天才的煩惱（第二部分）
“通過長期談判，終於答應繼續試用羅伯特。”
第五章喬·弗洛姆的三節課
“瑪麗的一刻鐘。”
第二部分傳承
第六章哈蘭，肯塔基州
“像男人一樣消逝，就像你哥哥那樣！”
第七章造成飛機失事的民族理論
“機長，氣象雷達為我們提供了很大幫助。”
第八章稻穀種植與數學測試
“誰不一年到頭一天到晚地幹活，誰的家庭就不能致富。”
第九章瑪麗塔的契約
現在我所有的朋友都畢業於KIPP
結語一個牙買加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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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羅賽托之謎
“那裡的人們都能活上一大把的年紀才死去。確實如此。”
Out·li·er：局外人，與眾不同之人；名詞
1：離開主體或者相關本體的東西；
2：一個在數值上能與其它樣本顯著區別開的可觀察到的統計量。
1．
地處亞平寧山脈的羅賽托·瓦爾弗特里（RosetoValfortore）屬於義大利福賈省，位於
羅馬的東南方，距離羅馬一百多公里。這個保存著中世紀風格的小城，環繞著一個面積很大
的中心廣場。正對著廣場的，是馬切斯宮（PalazzoMarcheasale），這是當時的大地主薩吉斯
家族（Saggesefamily）的宮殿。穿過一道拱門，便進入了卡米尼教堂（theMadonnadelCarmine）
——為卡米尼聖母而建。沿著山坡狹長台階的兩側，是一排排兩層的蓋著紅瓦的石頭房屋。
幾個世紀以來，羅賽托這些“義大利老鄉”（paesani）不是在周圍山上的採石場工作，
就是在山谷的梯田種植，每天早上步行四五英里到山下，傍晚，經過一天的跋涉之後又原路
返回山上。他們的生活是艱辛的。小城的居民大字不識，生活貧苦，經濟條件的改善，似乎
遙遙無期，直到19世紀末，大洋彼岸的另一大陸進入羅賽托人的視野，才給他們帶來了新
的機遇。
1882年1月，11位來自羅賽托的義大利人——10個成年男子和一名男孩——張帆航向
紐約。初到美國，他們在曼哈頓義大利城（Manhattan’sLittleItaly）桑樹街（MulberryStreet）
一家酒館的地板上睡了一夜。隨後，他們便向西部地區挺進，甚至來到賓夕法尼亞的班戈城
（Bangor）以西90英里之外的採石場尋找工作。隨後幾年，又有15個來自羅賽托的義大利
人來到美國，其中一部分也在班戈城以西的採石場落腳，加入先前到達同胞的行列。這些移
民回到羅賽托之後，又點燃了當地人來到新世界的希望，很快，一群一群的羅賽托人收拾好
行囊，奔向賓夕法尼亞，形成移民的大潮。僅在1894年，就有1200個羅賽托人申請來到
美國，把世輩生活的村莊，留在身後。
一些羅賽托人開始在一個布滿岩石的山坡上購買土地，這個地方通過一條只能通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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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馬車的街道和班戈城相連。他們沿著山坡狹窄的街道修建了一排一排的兩層的紅瓦的石頭
房屋。他們修建了一個教堂，並且命名為卡米尼教堂；他們把這條主街道命名為加里波第大
道（GaribaldiAvenue），加里波第是統一義大利的英雄。起初，他們把這個小城稱為“新意
大利”，但很快又改成羅賽托，因為這裡的居民幾乎都是來自義大利羅賽托這個村莊，這樣
稱呼才名副其實。
1896年，一位年輕富有活力的牧師接管了卡米尼教堂，他就是帕斯夸里·德·尼斯科
神父（FatherPasqualedeNisco）。德·尼斯科在這裡開創了一個新的精神世界，設定了不少
節日。他鼓勵本地居民清掃街道，在自家面積寬敞的後院種植洋蔥、豆類、瓜果、馬鈴薯和
果樹。他提供種子。這個小鎮開始了新的生活。羅賽托人開始在自家的院子裡養豬以及種植
葡萄樹，自己釀製葡萄酒。接著，他們又建造了學校、公園、女修道院和一塊墓地。在加里
波第大街兩旁，開始出現了小商店、麵包房、旅店、酒吧。隨後又湧現了十二家以上的製衣
廠，從事服裝貿易。緊鄰班戈城的是較大的威爾斯城和英格蘭城，緊接著是有名的德國城，
這意味著——在那個英國人、德國人、義大利人的關係弄得比較僵的年代——住在羅賽托的
只能是羅賽托人。在20世紀初的幾十年里，如果你在賓夕法尼亞的羅賽托城的街道上漫步，
你聽到人們所說的只有義大利語，不僅如此，這裡的人們所說的語言，是義大利福賈南部羅
賽托城的地地道道的方言。賓夕法尼亞的羅賽托，只是義大利羅賽托的一個縮影，是一個不
為周圍社會所知的“世外桃源”——如果不是因為一位名為斯圖爾特·沃爾夫（StewartWolf）
的人，羅賽托也許依舊不為外人所知。
斯圖爾特·沃爾夫是一名醫生，任職於俄克拉荷馬大學醫學院的沃爾夫主要研究胃的
消化功能。他曾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農場度過一個夏天，這裡距離羅賽托很近——即便如
此，他對羅賽托也鮮有耳聞，因為羅賽托的居民一如既往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即便是鄰
近的城鎮居民都對羅賽托知之甚少。“有一個夏天，我們來到這裡——是在20世紀50年代
左右——當地的社會醫療機構邀請我去做一次演講，”沃爾夫在多年之後的訪談中說道，“演
講結束之後，當地的一名醫生請我喝啤酒，喝酒的時候，他對我說，‘你知道，我從事醫療
行業已經有17年了。我醫治過很多病人，但我發現，從羅賽託過來的病人，很少有65歲以
下的人有心臟病。’”
沃爾夫覺得很驚訝。在20世紀50年代，預防和治療心臟病的降膽固醇藥物和侵入性
治療方法都還沒有出現。心臟病成為美國人生命的一大威脅。在65歲以下的死亡者中，心
髒病是致死的首要因素。一般來說，作為醫生，是不可能不會見到心臟病死亡病例的。
沃爾夫決定展開調查。他得到了俄克拉荷馬大學的同事和他的一些學生的支持。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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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了羅賽托死亡居民的死亡證明，盡最大努力收集死者生前的資料，他們分析了死者的醫
療記錄，探詢了死者的用藥記錄和家族歷史。“我們非常忙，”沃爾夫說，“我們打算做個初
步的分析。我們的研究從1961年開始。當時小城的市長對我說，‘我所有的姐妹都可以給你
做幫手。’他有四個姐妹。他說，‘你可以住在參議廳里。’我說，‘如果這樣，你又到哪裡召
開參議會？’他說，‘沒事，我們可以把會議往後順延一下。’他的那幾個姐妹為我們提供午
餐。我們搭了一個很小的棚子，我們可以在裡面提取血液，做心電圖。我們在這待了四個星
期。隨後，我們和這裡的一些比較有威望的人士進行了交談，他們讓我們整個夏天都住在學
校裡面。我們邀請了所有羅賽托的居民進行了測試。”
結果令人驚訝。事實上，沒有一位年齡在55歲以下的羅賽托居民死於心臟病或者有心
髒病的跡象。65歲以上的人當中，羅賽托居民因為心臟病死亡的幾率，還不到全美國心臟
病死亡率的一半。實際上，在30歲至35歲的羅賽托居民中，各種原因致死的死亡率，也遠
低於原先的預期。
沃爾夫的朋友，同樣來自俄克拉荷馬大學的社會學家約翰·布魯恩（JohnBruhn）也幫
助沃爾夫，參與了這項調查。“我雇了一些醫學專業的學生和社會學專業的畢業生，讓他們
去採訪當地的民眾。在羅賽托，我們一家一家地拜訪，和21歲以上的每一個人交談，”布魯
恩回憶道。雖然時間已經過去了50多年，但一說起這次發現，布魯恩的語調中依舊透露出
驚奇不已的感情。“那裡沒有自殺者，沒有酒鬼，也沒有吸毒的癮君子，很少見到犯罪行為。
這裡任何人都不曾有什麼福利。我們以為這裡會有一些胃潰瘍患者，結果沒有發現一例。那
里的人們都能活上一大把的年紀才死去。確實如此。”
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沃爾夫發現的羅賽托這樣的地方——這是一個與日常經歷的地方
與眾不同的所在，一般的規則在這裡不再適用。羅賽托的居民屬於與眾不同的人（outlier）。
2．
沃爾夫首先想到的，是羅賽托人有著從“舊世界”沿習過來的特別的飲食規律，這使得
他們比其他美國人的身體更健康。但他很快發現事實並非如此。他們喜歡用豬油做飯，而不
是像過去在義大利一樣，食用更有利於健康的橄欖油。通常，義大利比薩是加了食鹽、油，
或者加上一點土豆、鳳尾魚、洋蔥的薄薄的麵餅。但在賓夕法尼亞，比薩卻是加了香腸、意
大利香腸、義大利臘腸、火腿和雞蛋的生麵包。義大利脆餅和義大利taralli鹹餅乾一般都是
為聖誕節和復活節準備的；但在羅賽托，這裡的居民一年到頭都吃這些。當沃爾夫從營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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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分析羅賽托人的飲食習慣時，發現幾乎有41％的食物都屬於容易使人發胖的食物。
在這個小城，你很少看到有人一大早就出去練瑜伽或者是小跑6英里。賓夕法尼亞的羅賽托
人抽菸很兇，很多人在和肥胖病做抗爭。
如果飲食和身體鍛鍊不能解釋他們長壽的原因，難道是因為基因的原因嗎？羅賽托人是來
自義大利同一地區的“血統純正”的群體，沃爾夫於是想到，是不是他們擁有抵抗疾病的獨
特的能力。因此，他開始搜尋生活在美國其他地區的那些羅賽托人，看他們是否也擁有非常
棒的健康狀況，就像賓夕法尼亞的同胞一樣。但結果並非如此。
接著，他又把思路集中在羅賽托人生活的這塊區域。是不是有什麼東西使得生活在賓夕
法尼亞這塊丘陵地區的人，比其他地區的人更健康？緊鄰羅賽托的兩個城鎮是班戈城和拿撒
勒（Nazareth），班戈城就位於山腳下，而幾英之外，就是拿撒勒。它們的規模都和羅賽托
不相上下，這裡生活著的同樣是辛勤勞作的來自歐洲的移民。沃爾夫把兩個城鎮的醫療記錄
梳理了一遍。在年齡超過65歲的人當中，因為心臟病造成的死亡率，班戈城和拿撒勒都高
於羅賽托三倍。這種解釋宣告失敗。
最終，沃爾夫開始意識到，羅賽托人健康的秘訣不是飲食，不是鍛鍊，也不是基因或者
方位。羅賽托人健康的秘訣就在羅賽托自身。當布魯恩和沃爾夫漫步在這個小城的時候，
他們終於找到了答案。他們看到羅賽托人喜歡互相串門，經常可以看到羅賽托人在大街上停
下來用義大利語言拉家常，或者邀上好友在自家的後院聚餐。他們發現，在這個城鎮的社會
結構中，家庭鄰里之間的關係非常親密。他們看到了生活在一個屋檐下的眾多家庭和家庭的
祖孫三代，長輩在這裡受到家人特別的尊重。在卡米尼教堂，他們看到教堂如何使得聚集在
這裡的人們是那么地融洽平和。在這個不到兩千人的小城，他們發現的獨立的市民團體就有
22個。他們了解到，在這裡的社團，人人平等，社團鼓勵那些富有的人士，拋開他們成功
的虛浮的一面，去幫助那些非成功人士克服生活中的挫折。
為了讓義大利南部的本土文化植根於賓夕法尼亞東部的這塊丘陵，羅賽托人發展出了一
個強大的、能夠自我保護的社會結構，這使得他們免於受到現代社會的衝擊。羅賽托人之所
以健康長壽，是因為他們獨特的根源，是因為他們自己在山丘上建設的這片小天地。
“我記得第一次來到羅賽托的時候，看到祖孫三代一起用餐，看到很多麵包師；在大街
上，人們來來往往；有些人則坐在門廊上聊天；白天，穿著工裝的婦女們在磨坊里忙碌，而
男人們則在採石場忙碌著，”布魯恩回憶說，“這真是奇妙極了。”
你可以想像，當沃爾夫和布魯恩把他們的發現，首次向醫學界披露的時候，會受到多少
人的質疑。在討論會上，他們沒有像同行那樣，引用一長串的數據和複雜的圖表，去分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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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類型或者生理學機能，相反，他們滔滔不絕地講述人們在大街上嘮家常以及祖孫三代同住
一個屋檐下的種種神秘而又奇妙的益處。當時的傳統觀念認為，長壽的原因在於一個人自身
——也就是說，取決於各人的基因。一個人是否長壽取決於個人的行為習慣——我們的飲食、
鍛鍊、我們的醫療條件。沒有人想過健康還和社團（community）這個概念相關。
沃爾夫和布魯恩試圖說服相關醫療機構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思考健康和心臟病預防的相
關問題：他們必須讓那些人明白，如果僅從一個人的行為決策方面孤立地看待其健康問題，
那么必將誤入歧途。他們看待問題的方式必須超越個體。他們必須明白，他或者她秉承的習
慣，其中很大部分來自於他們的親朋好友，來自於其家庭生活的城鎮。他們應該對那些認識
到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以及對我們有著深刻影響的我們周圍的人們的價值的觀點，心存敬意。
就像沃爾夫幫助我們理解健康的根源一樣，在《卓越者》中，我們也將一同理解什麼是
成功的根源。
8
第一部分機遇
第一章馬太效應
“凡是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新約·馬太福音25:29》
1．
2007年5月一個和煦的春日，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的溫哥華，兩支曲棍球勁旅梅迪辛哈特
猛虎隊（MedicineHatTigers）與溫哥華巨人隊(VancouverGiants)在這裡爭奪本屆曲棍球紀念杯賽
的冠軍。加拿大青少年曲棍球聯賽是世界上最優秀的青少年曲棍球聯賽之一，而猛虎和巨人又是
其中的兩支勁旅。未來的體育明星就從這裡誕生——這些球員都只有十七八歲，從學會走路開始，
他們便學會了滑冰、控制曲棍球圓盤、射門。
加拿大國家電視台轉播了這場比賽。溫哥華街頭巷尾的路燈燈柱上，處處掛滿了紀念杯賽的
宣傳橫幅。門票早已一售而空。球場的冰面上鋪著鮮艷的紅地毯，球賽的報幕員興高采烈地向觀
眾介紹觀看比賽的達人顯貴：首先是英屬哥倫比亞省的省長戈登·坎貝爾，接著，在鋪天蓋地的
掌聲中出場的是這個時代最著名的曲棍球球星高迪·赫威——“曲棍球先生！”報幕員扯高嗓門
介紹著高迪·赫威，“女士們先生們，曲棍球先生！”
接下來的60分鐘，兩支球隊奉獻了一場攻擊性十足的精彩比賽。第二局剛開局，溫哥華巨人
隊的馬里奧·布林奇內克射門，球反彈入網，巨人隊取得領先。第二局快結束的時候，猛虎隊獲
得扭轉戰局的機會，得分高手達倫·赫威快速揮桿打門，敲開了巨人隊的守門員泰森·塞克斯史
密斯把守的大門。比賽進行到第三刻鐘，溫哥華巨人隊進行反擊，並且打進了決定比賽勝負的進
球——那一刻，猛虎隊的守門員失望透頂——而溫哥華巨人隊則第三次獲得了冠軍。
比賽一結束，得勝的一方和他們的父母歡呼著走進更衣室，來自全國各地的體育記者也緊隨
其後。空氣中混雜著各種氣味：雪茄的煙味、香檳的酒味以及曲棍球鞋的汗味。其中一面牆上掛
著手工書寫的橫幅：“勇於拼搏”。巨人隊的主教練唐·海耶斯站在房子中央，眼光里閃爍著勝利
的喜悅。“我為這些小伙子自豪，”他說，“只要在更衣室看看，你就會知道沒有誰不是全身心地
投入比賽。”
加拿大的曲棍球匯聚了世界上最優秀的運動員。在加拿大，很多剛剛進入幼稚園的的小孩，
便已經處於曲棍球“入門級”的水準。此後，不同年齡階段，有不同級別的賽事。每個級別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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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都會對運動員進行詳細的審查評估，優秀者即可獲得晉升下一級別比賽的機會。超過15歲的
運動員可以參加青少年聯賽，青少年聯賽又分成了四個級別。社區聯賽（houseleagues）主要是
娛樂性質的比賽；青少年B級聯賽是由加拿大鄉下一些小球隊參加的比賽；青少年A級聯賽比
B級聯賽高一級，而甲A聯賽是這個金字塔式聯賽的最高一層。如果你能在甲A聯賽中衝擊紀
念杯賽，那意味著你站在了最高一層的制高點。
這是很多體育運動培育未來之星的重要方式。歐洲和南美培養足球運動員，以及奧運會挑選
運動員都是這種模式。事實上，傳統音樂體制音樂人才的選拔，世界芭蕾人才的挑選，培訓未來
科學家和知識群體的教育體制，他們的人才培育方法也如出一轍。為了發現最優秀的人才，他們
還非常年輕的時候，我們就撒下大網，竭盡所能地發現他們培養他們。
你自己也許無法“買通”通往曲棍球甲A聯賽的道路，但你的父母能做到，你的祖父能做
到，或者你的家族能做到，即使你生活在加拿大最北邊省份最偏遠的一個角落，都有可能“買通”
這條道路。假如你具備曲棍球運動的潛質，散布各地的曲棍球球探就肯定能發現你；假如你有志
於投身這項運動，這種聯賽模式也一定會回報你。球員的成功取決於其個人的價值——對球員的
相關評價自然就相當重要，但對球員的評價最終還是取決於他的成績和能力——而不是他人的成
績和其他無關的依據。
事實果真如此嗎？
2.
這是一本談論那些與眾不同之人的書，這些與眾不同的男人或者女人，他們的成就超越了常
人。在每章的前面部分，我會給大家介紹形形色色的天才：商業大亨、搖滾歌星和計算機黑客；
我們將向您揭開著名律師成功的秘訣，如何從糟糕的飛行員中甄別出佼佼者，並且向您解釋為什
么亞洲人在數學方面能取得卓越的成績。然後進一步審視我們身邊的那些卓越者——他們嫻熟的
技術、過人的才幹和充沛的幹勁是怎么來的？——我最終得出的結論簡單明了：我們以前對成功
的理解常陷入誤區。
我們過去對成功者的關注都是些什麼？我們總是想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們是什麼
個性，他們的才智如何，他們的生活方式怎樣，或者他們是否擁有什麼天賦。我們認為他們之所
以能成為頂尖高手，完全是因為他們的個人稟賦。
每年都會出版一些億萬富翁、企業家、搖滾歌星等社會名人的自傳。自傳裡面主人翁的故事
彼此相似：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誕生了我們的英雄，他磨練自己的美德，發揮自己的天賦，
10
他不斷奮鬥，最終取得了成功。《聖經》裡面的約瑟夫，他被自己的兄弟出賣，成為奴隸，最後
卻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成為埃及法老不可或缺的臂膀，權力顯赫一時。在19世紀的作家霍雷肖·
阿爾傑（HoratioAlger）的著名小說里，一名出生於紐約貧民區的年輕小伙子，憑藉自己的勇氣
獲得了巨額財富。傑布·布希（JebBush），其祖父是華爾街大銀行家、美國參議員，父親是美
國總統老布希，兄弟是美國總統小布希，但在談到這些身份對他經商的影響時，傑布·布希卻說：
“我覺得這些都是不利因素”；在競選佛羅里達州州長的時候，傑布·布希一再聲稱自己是“白
手起家者”。當我們考量成功時，總有一本尺子植根於我們內心，這把尺子一味強調成功人士個
人的努力，很少有人對這種觀點提出質疑。
“昂起你們的頭！”多年以前，羅伯特·溫思羅普（RobertWinthrop）在為美國獨立的大英雄
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Franklin）的雕像揭幕的時候向聽眾們說：“仔細看看一個人是怎樣
白手起家的：他沒有顯赫的身世，也沒別人的什麼資助；在不向所有人開放的早期教育中，他沒
有任何的優勢——而現在，教育向你們所有人敞開懷抱；在他早期的雇員生活中，他幾乎就是生
活在商行中的僕人，但是，在世的時候，他能夠在眾王（Kings）1面前站立，死後，他的名字被
世人永遠牢記。”
我希望您讀過《卓爾不群》之後能夠明白，這種解釋個人成功的觀點並不準確。人們並非真
的一無所有。從出生開始，我們就擁有一定的稟賦和資助。能在眾王面前站立的人，好像完全憑
借他自己的能力，事實上，總有潛在的優勢、非凡的機遇和文化傳統令他們獲益，使得他們更努
力的學習或者工作，使得他們的世界與眾不同。我們成長的年代和成長的地域各異。我們生長的
文化氛圍和祖先們遺留下來的東西對我們取得成就的影響難以想像。僅僅問那些成功人士都是怎
樣的一個人是不夠的，換而言之，我們只有知道他們來自何處，才能真正揭示為什麼有的人沒有
獲得成功，而有的人卻成功了。
生物學家經常講生物體的“環境適應學”：森林裡長得最高的一棵橡樹，之所以能夠長得最
高，不僅僅因為長成這棵橡樹的種子最堅硬；還因為沒有別的樹木遮蔽它的陽光，因為樹木周圍
的土壤肥沃而深厚，當這棵樹還是幼苗的時候，沒有野兔咬啃它的樹皮，也沒有伐木工人在這棵
樹木還沒長成參天大樹的時候來砍伐。我們知道所有的成功人士都來自一粒堅硬的種子，但我們
是否知道照耀他的陽光，知道他們植根的土壤，知道他們能夠幸運地躲避野兔或者伐木工人的遭
遇？這不是一本專注於一棵大樹的書籍，這是一本放眼整片森林的書籍——曲棍球運動是這本書
的絕好的起點，因為要了解一個運動員為什麼能夠站在曲棍球世界的頂峰——的的確確是一件—
—看起來容易實際上很複雜的事。其實，這種分析完全可以說是陌生的。
1出自《聖經·列王紀》，這裡比喻富蘭克林不畏強權。——譯者注
11
3.
下面是2007年梅迪辛哈特猛虎隊註冊球員的名單。仔細瞧瞧，看看您能否發現其中的一些奇
怪特點。
號
碼
姓名位置左手/
右手
身高
（英
尺）
體重
（磅）
出生日期出生地
9布倫南·博施中場右5’71701988.2.14薩斯喀徹溫省馬騰斯維爾市
11斯科特·文斯登中場右6’12011988.1.4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西岸市
12科爾頓·格蘭特左邊鋒左5’91751989.3.20亞爾伯達省斯登德特市
14達倫·赫威左邊鋒左61821987.1.21曼尼托巴省St.安德魯斯市
15德里克·多薩特右邊鋒左5’111781986.12.20薩斯喀徹溫省金德斯利市
16戴納·托德中場右5’101681987.1.10亞爾伯達省紅鹿市
17泰勒·斯維斯騰右邊鋒右5’111801988.1.15亞爾伯達省科克雷那市
19馬特·勞倫中場右6’01841988.3.2曼尼托巴省尼帕瓦市
20凱文·安德薩特左邊鋒左6’01811987.412亞爾伯達省梅迪辛哈特市
21傑瑞德·紹爾右邊鋒右5’102071987.9.12亞爾伯達省梅迪辛哈特市
22泰勒·恩尼斯中場左5’91551989.10.6亞爾伯達省埃德蒙頓市
23喬丹·斯克馬特中場右6’01811990.4.11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秘申市
25傑克布·羅蒙右邊鋒右5’81661987.1.27斯洛維尼亞哈恩斯諾維奇
28布雷頓·卡梅倫中場右5’111701989.1.26亞爾伯達省迪茲博利市
36克里斯·史蒂文
森
左邊鋒左5’101971986.8.20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道森克里
克市
3果登·鮑爾溫後衛左6’52051987.3.1曼尼托巴省溫尼伯湖市
4大衛·肖勒馬克後衛左6’11951987.3.7亞爾伯達省埃德蒙頓市
5特雷弗·格拉斯後衛左6’01871988.1.22亞爾伯達省科克雷那市
10克雷斯·拉塞爾後衛左5’111771987.3.2亞爾伯達省卡羅琳市
18米切爾·紹爾後衛右6’32051987.8.7美國明尼蘇達州斯達特市
24馬克·伊舍伍德後衛右6’01801989.1.31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阿伯茨福
12
市
27肖納·布朗後衛左6’11891989.2.20亞爾伯達省石原市
29喬丹·邦德法德後衛右6’32301988.2.9亞爾伯達省勒狄克市
31賴安·霍法德守門員左5’111651989.6.29薩斯喀徹溫省拉諾市
33馬特·科特賴守門員右6’21891986.4.27亞爾伯達省勒狄克市
看到了嗎？但願您不會覺得詫異，因為多年以來都沒人注意到曲棍球運動員的年齡問題。事
實上，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有一位名叫羅傑·巴恩斯利的加拿大心理學家注意到這種年齡相
關（relativeage）的現象。
有一次，巴恩斯利在南亞爾伯達省觀看萊斯布里奇野馬隊（LethbridgeBroncos）的曲棍球
比賽，這是一支甲A聯賽的球隊，與溫哥華巨人隊、梅迪辛哈特猛虎隊處於同一級別。他的妻子
保拉，以及他們的兩個孩子一同觀看了這場比賽。就像您觀看比賽那樣，他的妻子瀏覽完出場球
員的名單，之後準備開始觀看這場比賽。
“羅傑，”她說，“你知道這些年輕人都是什麼時候出生的嗎？”
羅傑肯定地回答說：“他們的年齡都在16歲到17歲之間，所以他們應該都是在60年代後期出生
的。”
“不，不，”保拉繼續問，“他們是什麼月份出生的？”
“我起初認為她瘋了，”巴恩斯利回憶說，“但我還是再仔細看了一遍，她的發現令我大吃一驚。
大部分球員都出生在1月、2月和3月，無論出自哪種原因，這都令人難以置信。”
回家之後的那個晚上，巴恩斯利儘可能地收集了許多職業曲棍球運動員的出生日期，結果他
發現了同樣的規律。於是，巴恩斯利、他的妻子和他的一位同事對安大略青少年曲棍球聯賽的所
有球員進行統計分析，得到的結果還是如此：1月份出生的球員在人數上占有壓倒性優勢，遠遠
超過其他月份出生的球員。排在第二位的呢？2月份。第三位的？3月份。巴恩斯利發現，在安大
略曲棍球聯賽中，1月份出生的球員人數幾乎是年末12月份出生球員人數的5.5倍。巴恩斯利又調
查了著名球隊中所有11歲和13歲的球員——這些球員將來是巡迴賽的中堅力量，結果依舊如此。
他又調查了曲棍球國家隊，結果仍舊毫不例外。越是調查，巴恩斯利越是相信，他發現的現象絕
非偶然，而是加拿大曲棍球運動一項鐵的規律：如果你觀察曲棍球運動的那些佼佼者——那些卓
越者中的卓越者——無論何時，你都能夠發現，1月至3月出生的球員比例為40％，4月至6月出生
的球員比例為30％，7月至9月出生的球員比例為20％，10月至12月出生的球員比例為10％。
“我從事心理學研究許多年，還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明顯的例子，”巴恩斯利說，“你用不著
13
去做統計分析，瞧一下就知道。”
回顧梅迪辛哈特猛虎隊的例子，你是否發現，25名球員中，有17名球員出生在1月份、2月份、
3月份或者是4月份。
以下是紀念杯賽決賽前面兩個進球的現場解說，只不過這次，我用球員的生日代替了球員的
名字。結果，這段解說的內容聽起來不再像是加拿大青少年曲棍球冠軍爭奪戰，反倒像是一群有
著星座符合，出生在摩羯座、寶瓶座和雙魚座的青少年，進行的一場陌生的體育宗教典禮活動。
“3月12”開始逼近猛虎球網的一側，把球傳給隊友“1月4”，後者把球傳給“1月
22”，“1月22”回傳給“3月12”，“3月12”冷靜地把球射向猛虎守門員“4月27”。“4月
27”封堵了這次打門，但球回彈到了溫哥華隊“3月6”附近。“3月6”打門！雖然梅迪
辛哈特的後衛“2月9”和“2月14”俯身救球，但已經回天乏力，“1月10”懊喪無比。
“3月6”破門得分了！！！
現在，讓我們欣賞下一個進球。
梅迪辛哈特開始反擊。猛虎隊的主要得分手“1月21”帶球從右路下底，他停下來
轉身調整，躲避溫哥華防守隊員“2月15”的回防。“1月21”憑藉嫻熟的技術，把球傳
給隊友“12月20”“12月20”反手傳球，球輕鬆過掉對方防守球員“3月17”，傳給了
“1月21”，“12月20”向對方的“3月17”聳聳肩——喔！過得這么漂亮，真是抱歉！“1
月21”得球後順勢打門！溫哥華的後衛“3月12”俯身救球，但已經無能為力，丟球後
的溫哥華守門員“3月19”面無表情。“1月21”破門得分！！！他高舉雙手慶賀，他的隊
友“3月2”高興得跳到了他的背上。
4.
事實上，一年中的前三個月並沒什麼特別的魔力，這種現象也與占星術無關，其中道理其實
很簡單。在加拿大，曲棍球聯賽法定的註冊時間是1月1日，這意味著，一個9歲的男孩必須是在1
月1日之前滿了9歲，才可以進入9歲以上曲棍球聯賽，也就是說，一個在1月2號就已經10歲的男
孩，他可以參加聯賽，而在同一年的12月份之前還沒有滿10歲的男孩，卻只能暫時晾在球場一邊
——這個年齡正是發育的青春期，12個月的差距會給他們成長中的體質造成不同的影響。
14
這就是加拿大，這個地球上曲棍球運動最為狂熱的國度——教練從那些小有名氣的球隊為曲
棍球巡迴賽挑選球員——隊員年齡都在9歲至10歲之間挑選，當然，他們最希望從那些具備年齡
優勢的球員當中發現天才球員。
一個球員如果能有幸進入曲棍球巡迴賽，他將獲得什麼？他會擁有優秀的教練，更出色的隊
友，一個賽季50到75次的出場機會，而不是像“社區聯賽”一樣，一個賽季只有20次的出場機會，
他的比賽時間增加了兩到三倍。起初，他的優勢或許並不明顯，但只要他是一塊好料子，通過良
好的培訓和有針對性的練習，他就能證明自己是真正的優秀者，當他13歲或者14歲的時候，他就
很可能被選進加拿大曲棍球聯賽，從這裡，他將走進更為頂尖的聯賽。2
巴恩斯利認為，在球員篩選、人才分類和區別培訓三個環節，無一例外地存在馬太效應。假
如你從球員年齡很小的時候便確定誰優秀誰較差，假如你要從“平庸者”當中挑選出“佼佼者”，
假如你要為“佼佼者”的訓練開小灶，那么，你最終會把機會留給一小部分球員，這些球員的出
生日期最為接近法定註冊時間。
但在美國，橄欖球和籃球運動都不存在這類現象。有意思的是，這兩類運動不存在球員篩選、
人才分類和區別培訓的問題，結果，很多年幼的小孩，雖然體質上處於弱勢，但依舊和那些比他
或者比她更為成熟年長的人同場競技。但棒球運動卻存在這類問題。在美國，非學校棒球聯賽
（non-schoolbaseball）的法定註冊時間是7月31日，結果聯賽中，8月份出生的球員遠遠多於其他
月份出生的球員（數字令人驚訝：在2005年美國棒球聯賽中，有505名球員出生在8月份，7月份
出生的球員只有313人）。
歐洲足球的組織模式和曲棍球、棒球的模式非常相似——球員的出生日期呈現出一邊倒的
趨勢。在英國足球聯賽，球員註冊的法定時間是9月1日，在前幾年的英超聯賽中，有288名球員
出生在9月份至11月份，僅僅136名球員出生在6月份至8月份。國際足球規定的註冊時間，一貫是
8月1日，在一屆世界青少年足球錦標賽中，有135名球員在8月1日之後的三個月出生，僅僅22名
2加拿大曲棍球球員的選拔機制非常完美地闡釋了社會學大師羅伯特·默頓（RobertMerton）著名的“自我
實現的諾言”(selffulfillingprophecy)理論——“起初，一個錯誤的概念······引致新的行為，使得最初的
錯誤概念轉化成‘正確’的事實。”在9歲或者10歲的孩子中，誰最具有稟賦？加拿大人在這個問題上犯下
了錯誤，他們挑選的“佼佼者”常常是一年當中年齡最大的人。這些挑選出來的“球星”們的成功結局，
似乎也證明了他們最初的人才評定機制是正確的。正如默頓所說：“這種看起來無比成功的自我實現的諾言，
保證了最初錯誤不可撼動的支配地位。最初錯誤的鼓吹者會拿出已成為事實的成績，來證明他從一開始就
是正確的。”
15
球員出生在5月份、6月份和7月份，現在，國際足聯青少年錦標賽的註冊時間調整成了1月1日。
讓我們看看2007年奪得世青賽冠軍的捷克斯洛伐克世青隊的出場球員名單。
下面是一份似曾相似的名單：
球員出生日期位置
1傑科夫·馬賽爾1988.1.01中場
2魯德克·弗雷季奇1987.1.03守門員
3彼得·喬丹1987.1.05中場
4傑克布·多納里克1988.1.12後衛
5傑克布·馬瑞斯1987.1.26中場
6米切爾·赫德1987.1.27後衛
7馬雷克·斯特雷斯蒂克1987.2.01中場
8傑雷·瓦雷塔1988.2.14中場
9簡·西門內克1987.2.20後衛
10托馬斯·奧克雷斯特克1987.2.21中場
11雷特克·彼得1987.2.24守門員
12奧德里奇·馬祖奇1989.3.15後衛
13奧德里奇·庫得拉1987.3.26中場
14馬瑞克·蘇奇1988.3.29後衛
15馬丁·芬尼1987.4.16中場
16盧布斯·卡蘭達1987.5.20中場
17托馬斯·皮考特1989.5.26中場
18盧卡斯·庫邦1987.6.22後衛
19托馬斯·西拉1987.6.24後衛
20托馬斯·弗雷斯特克1987.8.18守門員
21托馬斯·米科拉1988.9.26中場
在國家隊的集訓中，捷克隊的教練組或許可以勸告夏季中期之後出生的每一位球員，他們
完全可以收拾行李回家，沒必要留在國家隊。
16
曲棍球和足球畢竟只是一項運動，參與的人數不多。但在其他非常重要的領域，這種偏見
依舊頑固地存在著，例如教育領域。一年之中，比入學月份晚一些出生的同一入學年齡的兒童，
他們的家長常常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從幼稚園領回家：理由是，對一個五歲的孩子來說，他很難和
比他早幾個月出生的孩子相處。但是大部分兒童家長想當然地以為，不管自己年齡偏小的孩子起
初處於怎樣不利的地位，這種劣勢最終都會在幼稚園改變過來。但這僅是一廂情願。這將又是一
個曲棍球怪圈。一個學年中早期出生的兒童比晚期出生兒童的這點優勢，始終都會存在。從這時
始，這些孩子就被貼上了傑出者、非傑出者，他們或得到鼓勵或受到冷遇，這種不同的待遇將長
時間存在。
最近，兩位經濟學家——凱利·貝達德（KellyBedard）和伊莉莎白·杜伊（ElizabethDhuey）
——曾對參與TIMSS（國際數學和科學評測趨勢的簡稱，每四年對全球青少年進行一次數學和科
學能力的測試）的青少年的出生月份和其測試成績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她們發現，在四年級的
學生中，同一年齡出生最早的孩子比出生最晚的孩子，成績高出4到12分。杜伊認為這種差別“影
響深遠”。這意味著，兩個智商相等的四年級小孩，他們在入學註冊的時候，雖然年齡相同，但
因為出生月份存在差異，如果出生較早的小孩能夠獲得80分的測試成績，那么比他出生晚的小孩
測試的成績就可能只是68分。這種成績上的差距可決定了誰能夠贏得更好教育的資格，誰將被淘
汰。
“這就好像是體育運動，”杜伊說，“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就依據個人能力被劃分了類別，例
如誰擁有閱讀的天賦，誰擁有數學特長。所以，在一個人很小的時候，當他在幼稚園和一年級的
老師觀察他的能力時，他的老師常常會被其年齡優勢蒙蔽。教師們常常會把年齡較大的學生劃到
優等生裡面，這些優等生能學到更多知識，第二年，優等生的地位保證了他們的成績更為優秀，
再過一年，同樣的優勢可能保證他們進入拔尖學生的行列。在我們考察的國家中，唯有丹麥沒有
這類現象。他們的政策規定，不能對10歲之前的孩子進行優等生或者普通生的劃分。”換而言之，
丹麥的教育體制，必須在消除掉孩子的年齡差別之後，才進行選拔。
隨後，杜伊和貝達德又對大學生進行了統計分析，她們的發現如何？在美國四年制的大學
中——這裡擁有美國最好的高等教育——每個年級同一年齡但出生相對較晚的學生人數所占的
比例不到11.6%。最初年齡帶來的差異到此時依舊沒有消除掉，還繼續發揮影響。成千上萬在起
點處於劣勢的學生步入大學的時候顯示了他們的差異——而處於中間層次的學生——卻不存在
這類現象。1
1很多社會現象都能夠和年齡相關性聯繫起來。例如，巴恩斯利和他的兩個同事便發現，在那些有自殺傾
向的學生中，很大部分是在學年後半年出生的學生。他們認為是由於這些學生較差的成績導致其心態消沉。
17
“說起來真好笑，”杜伊說，“我們隨意決定的註冊時間，竟然造成了這樣深遠的影響，真
不可思議，卻沒人注意到這些。”
5.
讓我們再反思一下曲棍球運動和出生日期與成功之間的關係。
曲棍球的事例告訴我們，那種認為最好的、聰明的人幾乎不用吹灰之力就能取得登峰造極的
成就，這種想法實在太單純了。沒錯，那些擁有一定職業水準的曲棍球運動員當然比你我都具有
這方面的天賦。當是他們也是一出生就走了大運，他們一開始就有機遇惠顧，這種機遇不是掙來
的，不是理所當然中的。這種機遇在他們的成功歷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著名的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RobertMerton）曾把這種現象稱為“馬太效應”。《新約·馬
太福音》裡面說：“凡是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也
就是說，成功者能夠獲得更多的機會，從而能變得更為成功。稅收愈減免，富人獲利愈大；教育
愈優越，受到的鼓勵愈多，優秀的學生愈優秀。9歲和10歲的孩子越是年齡偏大，越是擁有最好
的教練，最科學的培訓。套用社會學家的術語，成功是“累積效應”（accumulativeadvantage）
的結果。職業的曲棍球運動員在起點上，只是比他的同齡人表現得稍微好一些。在起點上的這一
點區別使得之後的差別越來越大，此後，這種刀鋒效應又引起區別的進一步擴大——就這么一步
一步地，讓一位曲棍球運動員成為了一個出類拔萃的人。但他並不是一開始就是一個出類拔萃的
人，他起初只不過比他人稍強一點罷了。
年齡相關性造成的另一個令人沮喪的結果就是，我們力圖挑選最卓越者的體制並不是很有效。
我們儘早設立明星聯隊以及天才培訓計畫的初衷，是建立最好的體制，避免天才從我們眼皮底下
流失。但我們再看看捷克共和國足球隊的名單，便會發現這裡沒有7月、10月、11月或者12月出
生的球員，只有兩名球員分別出生在8月和9月。下半年出生的球員寥寥無幾，不是被人們視而不
見，就是游離在球場之外。捷克運動人口中的一半天才已經被浪費。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年輕的捷克人，你喜歡運動，但很不幸，你出生在下半年，那么，你會
怎么辦？你當然不會選擇足球。這種運動的出牌方式不適合你，所以你應該選擇另外一項捷克人
喜歡的運動——曲棍球。但是且慢（我想你已經猜到了幾分其中原因）！這是2007年排在世界第
五位的捷克青少年曲棍球隊名單。
但是，與體育運動比起來，這種現象並不是很明顯。
18
號碼球員出生日期位置
1大衛·凱文頓1987.1.03中場
2吉瑞·蘇奇1988.1.03後衛
3麥可·科拉基1987.1.12後衛
4吉克布·沃基塔1987.2.08後衛
5吉克布·金得1987.2.10後衛
6麥可·弗洛林克1098.2.17中場
7馬丁·漢贊1987.2.20中場
8托馬斯·斯沃伯達1987.2.24中場
9吉克布·塞尼1987.3.05中場
10托馬斯·昆德卡1987.3.10後衛
11加洛斯勒夫·波頓1987.3.26後衛
12H·O·波茲維爾1987.4.22後衛
13丹尼爾·里科斯1987.5.5中場
14大衛·庫切季達1987.6.06中場
15沃勒得米爾·紹伯卡1987.7.02中場
16吉克布·科沃1987.7.19守門員
17魯卡斯·沃切1987.7.20中場
18吉克布·沃倫奇克1989.8.15中場
19托馬斯·玻斯比斯爾1987.8.25中場
20奧得里金·佩維里奇1987.8.31守門員
21托馬斯·科納1987.11.29中場
22米切爾·雷彼克1988.12.31中場
從上表可以看出，對於出生在一年最後一個季度的人來說，他同樣可以放棄曲棍球運動。
我們列舉了這么多關於成功的事例，你從中看到了一些門道嗎？由於我們過於把成功放在個
人身上，使得其他人喪失了出人頭地的機遇。我們制定的很多規則阻礙了一些人可能獲得的成就。
我們早早就斷定某些人難成大器。我們對那些成功者心存敬畏；對那些失敗者卻不屑一顧。我們
大部分人因此變得逆來順受。我們在判斷誰能成大事誰不行的時候，常常忽略了我們能扮演的角
色到底有多重要——我在這裡所說的“我們”，指的是社會。
19
如果我們擁有更多的選擇權，就會發現法定註冊時間對起步者非常重要。我們可以依據球員
出生的月份，把曲棍球聯賽分成兩組或者三組，讓球員分到合適的組，然後再從各組挑選優秀球
員組建明星聯隊。如果那些在年底出生的捷克和加拿大球員擁有公平競爭的機會，那么，能夠入
選捷克和加拿大國家隊的球員人數就會增加一倍。
學校同樣能夠這樣做。中國小可以讓1月、2月、3月和4月出生的學生組成一個班，夏季出生
的學生組成一個班，秋季出生的學生組成另外一個班。這樣能夠讓處於同一發育水平的孩子共同
學習共同競爭。這種方法看起來比較複雜，管理起來並不容易，實際上這種方法不僅不會增加額
外的資金成本，並且能為那些在教育體制下常處於劣勢地位的人——他們自身並沒有什麼過錯—
—搭建一個發展的平台。這種方法能讓我們輕而易舉地管理評價機制——不僅僅局限於運動領
域，正如我們前面論述的，只要是與此相關的領域都能這樣做。但我們卻無動於衷，原因何在？
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我們總以為一個人的成功僅與其個人的稟賦有關，而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周
圍世界——以及我們所謂的社會訂立的規則——則與成功毫不相干。
6.
在紀念杯賽決賽之前，高迪·溫斯登——他的兒子斯科特是梅迪辛哈特猛虎隊的隊員——站
在冰球場的一側，談論他的兒子。他戴著梅迪辛哈特隊的棒球帽，穿著梅迪辛哈特隊的黑色T恤。
“當他還是四五歲的時候，”溫斯登回憶說，“他和他的弟弟出去散布，手裡也拿著曲棍球桿揮來
揮去。他們能在廚房地板上從早到晚地玩曲棍球。斯科特對曲棍球一直都非常著迷。在未成年人
的曲棍球比賽中，他一直擔任球隊主力。當他初出茅廬的時候，他就已經在頂級球隊踢球。”溫
斯登的情緒顯得有些緊張激動：他的兒子即將面臨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場比賽，“不管是怎樣的結
局，他都需要拼盡全力。我為他感到驕傲。”
激情、天分、勤奮，所有這些都是獲得最大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但還有另外一個因素沒有
說及，那就是溫斯登什麼時候開始覺得他的兒子在這方面的能力超過同齡人的？“你不知道，在
同齡人當中，他處於老大的位置，他身體特別棒，在很小的時候，他便掌握了得分的訣竅。他是
同齡人中的佼佼者，是球隊的隊長······”
同齡人中的老大？是的，斯科特的生日是1月4日，1月1日之後的這三天對希望成為優秀曲棍
球運動員的人來說，是絕對合適的出生時間。他是幸運者之一，假如，那時候的曲棍球體制制定
者一時興起，把加拿大曲棍球註冊時間推遲到年底，那么，他就可能只是一個坐在看台上欣賞紀
念杯賽的球迷，而不是站在冰球場上的球員了。
20
21
第二章10，000小時的標準
“在漢堡，我們必須連續演出8個小時。”
1．
1971年，密西根大學新落成的計算機中心正式開放，那是一座坐落在安娜堡比利大道（Beal
AvenueinAnnArbor）的低矮建築，淺褐色的磚牆，前部鑲嵌著顏色暗淡的玻璃。學校巨大的主
機存放在一間刷成白色的房子中間，乍看起來，像是學校教師的陳列館，“就像最近一部電影《2001
太空漫遊》的場景”。主機一旁是幾打鍵盤穿孔機——那時候需要通過它向計算機終端輸送指令。
這便是1971年的美妙場景。當時的密西根大學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計算機科學研究項目，在計算
機中心的歷程中，它所在的白色房間接待了成千上萬的學生——其中最為有名是一位略顯笨拙的
青年，他的名字叫比爾·喬伊（BillJoy）。
喬伊進入密西根大學的時候，恰逢這座計算機中心正式開放。他當時16歲，瘦長身材，頭髮
拖把似的凌亂。在底特律城外的北弗萊明哈姆中學，他的同班同學公認他是“最用功的學生”，
說他是一個“沒日沒夜玩命的人”。喬伊原來的理想是做一名工程師或者數學家，但正式開放的
這座計算機中心讓這位新生變得猶豫起來——他被計算機中心迷住了。
從那時起，計算機中心變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一有機會，他就編寫電腦程式。他得到一份
能夠和研究計算機科學的教授一起工作的機會，整個夏天，他都埋頭在計算機編程中。1975年，
喬伊進入史丹福大學伯克利分校讀研究生，從這時起，他更是深深沉迷在計算機軟體開發的世界。
在博士論文答辯的時候，他開發出一項運算特別複雜的飛行程式——當時正如他的一位崇拜者所
寫的那樣：“他的主考官們都為他的發明感到震驚，大家都認為這是一件‘即便是上帝都覺得不
可思議的事’”。
喬伊和一些軟體設計師合作，重新編寫Unix系統，Unix是美國電報電話公司（AT&T）開發
出來的，在主機上運用的程式系統。喬伊編譯的系統非常好用。它之所以用起來方便，實際上是
因為世界上數百萬計算機的作業系統都變得能夠兼容——現在依舊這樣。“你只要在你的Mac地
址表上輸入相關命令，在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它的編碼”，喬伊說，“我還記得25年前在鍵盤輸入
命令的情形。”當您上網的時候，您是否知道是誰編譯了這種程式，使得您能夠瀏覽網際網路？是
喬伊。
走出伯克利的喬伊參與了矽谷太陽微系統公司（SunMicrosystems）的創辦，在計算機技術革
命中，太陽微系統公司扮演了其中一個極關重要的角色。在這裡，喬伊又重新編寫了另一種程式
22
語言——Java——他繼續著他的神話故事。作為矽谷資深人士，喬伊受到了包括微軟的比爾·蓋
茨等知名人物的敬重。他被人們稱為網際網路領域的愛迪生，正如耶魯大學的計算機專家大衛·格
蘭特所說：“比爾·喬伊是現代計算機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天才比爾·喬伊的故事被人們翻來覆去說過多次，人們得到的啟發也大同小異。這個世界純
粹是一個有才幹的人展現自我的世界。計算機世界和以往的人際關係網路不同，在人際關係網路
中，你想獲得發展必須依靠金錢和人脈。而計算機世界是一個開放的大世界，所有參與者僅僅依
靠他們的才幹和造詣就能得到肯定。最卓越的人在這個世界就能夠取得勝利，喬伊無疑是其中的
佼佼者。
如果我們不看曲棍球和足球運動員的情況時，我們會認為這種觀點理所當然是準確的，這個
世界是一個有才幹的人展現自我的世界。但如果我們把才幹看成是一個人能力、機遇和他在某方
面具備的絕對優勢的結合體時，我們的觀點就不一定和前面的相同。
在現實世界中，特別的機遇對一個人的影響，是不是遵循同樣的模式？讓我們再回頭看看比
爾·喬伊的故事。
2．
幾乎每個時代的心理學家都在不斷探索你我多年來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便是：
是不是真有先天的才能？答案很顯然：有。不是所有出生在1月的人，最終都在職業聯賽打球。
只有一些人能走到這一步——他們擁有這方面的天賦。成就是天賦與後天儲備結合後的產物。然
而，這種觀點存在的問題是，心理學家越是深入考察天才們的人生經歷，越是發現天賦的作用越
來越小，而後天儲備的作用卻越來越明顯。
首先對天才展開爭論的案例，是在20世紀90年代，心理學家K·安德斯·埃里克森（K.Anders
Ericsson）和他的兩個同事在柏林的頂級音樂學院做的一個試驗。在學院一些教授的幫助下，他
們把學院學習小提琴演奏的學生分成三個組。第一組是學生中的明星人物，具有成為世界級小提
琴演奏家的潛力，第二組的學生只被大家認為“比較優秀”，第三組學生的小提琴演奏水平被認
為永遠不可能達到專業水準，他們將來的目標只是成為一名公立學校的音樂教師。然後，所有學
習小提琴的學生都被問及一個問題：在你的一生中，從拿起小提琴開始，你練習過多少個小時？
所有的人，三個組所有的學生，都開始回放已經過往的時間——差不多都是從5歲的時候開始。
在開始學習小提琴的幾年裡，每個人練習的時間幾乎都是一樣——每周大約2～3個小時。但是到
8歲左右，差別開始顯現出來。一個班級最為出色的學生練習的時間開始多於其他學生：9歲的時
23
候每周6小時，12歲的時候每周8小時，14歲的時候每周16小時，這樣一步一步增加練習時間，一
直到20歲的時候，他們還在不斷練習——他們的練習具有明確的目的和個人的思想，從而表演得
更為出色——這樣的練習每周超過30個小時。實際上，到20歲的時候，這些卓越的演奏者已經在
他的生命中練習了10000個小時，與這些卓越者相比，那些比較優秀的學生練習的時間是8000
個小時，而那些未來的音樂教師，他們的練習時間只有4000個小時。
隨後，埃里克森和他的同事又在鋼琴業餘演奏者和專業演奏家之間做了比較。得到的情形一
模一樣，鋼琴業餘演奏者在童年時期，每周練習的時間從來沒有超出過3個小時，到20歲左右，
他們練習的全部時間大約是2000個小時；與他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專業演奏家，他們每
年都會有計畫地逐步增加自己每周的練習時間，在他們20歲左右，練習鋼琴的全部時間達到了10
000個小時。
埃里克森和他同事的研究，讓人們驚訝地發現，在卓越者中並沒有“與生俱來的天才”——
如果和其他人一樣僅練習很少的時間，任何一位音樂工作者都不可能成為佼佼者。他們也發現很
少有“勞而不獲者”，一個比他人更勤勉工作的人，不會僅停留在一個較高的水準，而會尋求更
大的突破。埃里克森和他同事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個人擁有進入頂級音樂學校的實力，那么，看
他是否比其他人更勤勉，就能斷定他是否能從學生中脫穎而出。那些最為卓越的人，不僅比他人
勤勉，而且，他們非常非常地勤奮刻苦，這不是一般人能想像的。
也就是說，一定程度的緊張練習對那些能夠肩負重要使命的卓越者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他們需要一遍一遍研習專業技能。事實上，研究者們都認為，卓有成效的練習時間必須達到10000
個小時，這真是不可思議！
“這項研究的結果表明，一個人的技能要達到世界水平，他的練習時間就必須超過10000個
小時——任何行業都不例外，”神經學專家丹尼爾·利瓦廷（DanielLevitin）寫道，“無論是作曲
家、籃球運動員、作家、滑冰運動員、鋼琴演奏家、棋手，還是作案屢屢得手的慣犯，對他們的
練習時間進行統計的結果，一次次毫不例外地都得到10000這同一個數字。10000個小時相當於
每天練習3個小時，或者一周練習20個小時，或者是10年的練習時間。當然，這並不能解釋為什
么有些人的練習時間遠遠超過其他人。然而，不需要花費多少時間練習，一個人的技能就達到世
界水準，目前還沒有這樣的案例。可以看出，長時間的練習能讓人腦吸取各種技能信息，保證一
個人成為專家。”
即使我們眼中的天才，他們的成功也是如此。莫扎特，例如，這位著名的音樂家6歲就開始作
曲。但是，心理學家麥可·豪（MichaelHowe）在他的著作《解讀天才》（GeniusExplained）
裡面卻說道：
24
在成長為作曲家之前，早期莫扎特並不讓人覺得超凡脫俗。他早期的作品都是在父
親的幫助下完成，在父親的指導下取得進步。沃爾夫岡1小時候的許多作品，例如鋼琴
和管弦第七協奏曲，幾乎都是在其他作曲家幫助下完成的。當然這些協奏曲只是莫扎
特音樂生涯的起點，直到21歲之前，莫扎特才創作了被世人公認為傑作（莫扎特第9、
17號鋼琴協奏曲）的作品：從這時開始，莫扎特開始了十來年的協奏曲作曲家生涯。
另一位音樂評論家哈諾德·勛博格（HaroldSchonberg）甚至認為，莫扎特的音樂生涯實際上
“發展遲緩”，在經過了20多年的作曲鍛鍊之後，才創作了他最偉大的作品。
象棋大師的成長也需要10年以上的時間（只有西洋棋的傳奇大師鮑比·菲舍爾[Bobby
Fischer]例外，他只用了9年時間，就進入了頂尖棋手的行列）。10年意味著什麼？它是10000個小
時的艱苦訓練。對那些取得偉大成就的人來說，10000個小時是個魔幻般的數字。
捷克和加拿大這些國家的球隊隊員名單中顯現出來的令人迷惑的現象，也可以用上面的觀點
來解釋。在這些名單中，幾乎沒有人出生在9月1日之後，這看起來或許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你也許會認為，在捷克曲棍球和足球運動員中，那些能力超凡的運動員憑藉自己的努力，即便在
下半年出生，他們依舊可以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進入頂尖行列，即便他們出生較晚。
但是對埃里克森和其他反對把天賦放在首位的人來說，是不大可能出現這種意外驚喜的。那
些雖然滿了8歲，但出生較晚的天才，之所以沒能選進明星球隊，是因為他們年齡偏小了。由於
年齡偏小，他們失去了一些額外練習的時間，結果便是，在曲棍球職業聯賽考察球員的時候，他
們沒有機會衝擊10000小時的練習記錄——在他們的運動生涯中，由於練習時間低於10000個小
時，他們的技能便無法達到頂尖競技水平的要求。即便是莫扎特——歷史上最偉大的音樂天才—
—也不能跨過10000小時這項練習記錄。練習不是讓你一次就把事情做好，而是幫助你做得越來
越好。
有意思的是，10000個小時會是一段非常漫長的時間。如果不是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如果
你不堅持，就不可能達到10000個小時的訓練標準。你需要有好的父母，他們能鼓勵你支持你；
你不能太貧窮，因為如果你為了達到目標，不得不分出一部分時間去做兼職，那么一天之中剩下
的時間就會很少。事實上，大部分能夠達到這個標準的人，他們都需要一些特別的安排——例如
進入曲棍球聯賽的全明星球隊——或者是有某種特別的機遇，使得他們能達到10000個小時的訓
1莫扎特的全名是沃爾夫岡·阿馬德烏斯·莫扎特（W.A.WolfgangAmadeusMozart）。——編者注
25
練標準。
3．
我們還是回到比爾·喬伊這裡。那是1971年，他高高的身材，略顯笨拙，年齡是16歲。他是
數學天才，是麻省理工、加利福尼亞理工、沃特盧大學等高校青睞的那種學生。“當比爾還很小
的時候，他就非常強烈地想了解他不知道的任何事情的任何方面”，他的父親，威廉說，“我們盡
自己所能地回答他。當我們也不知道時，我們就讓他自己看書。”在參加美國大學本科標準入學
考試（SAT）那一年，喬伊的數學測試取得了非常優秀的成績。“並不是很難”，他平淡地說，“時
間很充裕，我檢查了兩遍。”
他多才多藝。但這不是唯一值得我們考慮的要素。事實上不用考慮。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最
重要的一步，他完全被比利大道那幢毫不起眼的建築迷住了。
20世紀70年代初期，一台計算機差不多有一間房子那么大，那時候的喬伊還在學習編程。當
時一台計算機的價值超過100萬美元——那是20世紀70年代的美元——但在當時，計算機的功率
和記憶體遠不如你現在用的微處理器。那時的計算機非常少有，即使你知道哪裡有電腦，你也很難
有使用它的機會；一旦你有機會使用電腦，你幾乎就得把全部時間用在電腦上面。
並且，編程本身就是一項枯燥乏味的工作。何況當時的計算機編程是通過在紙板上“打孔”
的卡片來完成，每一條命令都是通過打孔機上的鍵盤在紙板上打下印記來識別。每一項複雜的程
序都需要上百張——即便不是上千張——那樣的卡片，累積起來的卡片堆得高高的。一旦輸入一
項程式，你就必須在堆積如山的卡片和計算機主機之間不停穿梭，把編好程式的卡片送到電腦操
作員那裡。由於電腦在一個時間點上只能處理一項命令，因此，電腦操作員會給你的程式編號，
編程的結果什麼時候出來需要看你前面有多少程式在運行，也許你幾個小時都等不到編程的卡片
回到你手裡，甚至一整天都等不到。要是你的程式犯了一個細小的錯誤——即便只是印刷上的錯
誤——那么你就必須帶回自己的卡片，清除這個錯誤，整個程式又得重新開始。
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想成為編程專家並非易事。的確，想在20齣頭便成為這方面的專家幾乎
不大可能。如果你在計算機房，每個小時只有幾分鐘的時間“編程”，那么，你又怎么能夠擁有
10000小時的編程訓練？“用紙板編程，”一位電腦專家回憶那個時代說，“並不能真正教會你怎
樣編程，只能教你如何校對，教你如何培養自己的耐心。”
直到20世紀60年代，編程的難題才得到解決。計算機的能力不斷加強，這使得計算機能夠同
時處理多項指令。計算機專家認識到，如果重新編寫計算機作業系統，改進後的計算機可以同時
26
處理數百個任務。這意味著，程式設計者再也不需要把一摞摞的計算機卡片送到計算機操作員那
里。你可以構建多個計算機終端，用一根電話線把所有的終端連在主機上，這樣每個人都可以編
寫程式——線上上——並且是同時編寫。
讓我們看看當時的歷史文獻是如何描繪分時系統的優勢：
這不僅僅是一項革命，並且是新的起點。忘掉操作員，忘掉卡片，忘掉漫長的等待，
在分時系統下，你可以坐在你的電傳打字機前面，輕敲出程式命令，很快，結果就能
傳回到你這裡。分時系統是互動式的：你很快就能得到程式的回應，讓你繼續輸入命
令，在你輸入命令的時候，計算機就能處理前面的命令，告訴你處理的結果，從而真
正做到“實時操作”。
這時候，密西根大學來得正是時候，因為密西根大學是全美最先使用分時系統的大學之一，
分時系統在當時被稱為MTS（密西根分時系統）。1967年，出現了分時系統的最初版本並開始運
作。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期，密西根大學建立了強大的計算機體系，計算機中心能夠滿足上百個
人同時編程的需要。“在上世紀60年代後期，70年代初期，我找不到任何一個地方能像密西根大
學那樣，”構建密西根計算機系統的先鋒人物麥克·亞歷山大（MikeAlexander）說，“或許麻省
理工能比得上，還有卡耐基—梅隆大學、達特茅斯學院能與它不相上下，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
到其他地方了。”
這對1971年秋季進入安娜堡分校的比爾·喬伊來說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但他並不是衝著計
算機來到密西根大學的，此前他在中學的時候也從來沒有接觸過計算機，他只是對數學和工程學
感興趣。但是在他剛剛入學的時候，計算機編程就迅速占據了他全部的心思，他重新發現了自己
——真是幸運的巧合——一個17歲的少年發現了一個能隨心所欲編程的地方，當時，這樣的地方
世界上少得可憐。
“你知道計算機卡片編程和分時編程的區別在哪？”喬伊說，“這就好像通過郵遞方式下棋和
即時下棋之間的區別。”編程不再令喬伊覺得沮喪，而是讓他覺得趣味無窮。
“我住在北校區，而計算機中心也剛好就在北校區，”喬伊接著說道，“我在計算機中心度過
了多少時間？喔，那真是太多太多了。計算機中心24小時開放，我整晚都呆在那裡，直到天亮才
走回宿舍。那時候，我每周呆在計算機中心的時間，遠遠超過我呆在教室裡面的時間。和我一塊
來到計算機中心的人都經常在裡面熬夜，我很少在教室露面，很多同學都不能確認我是否已經注
冊入學。”
27
“覺得比較難辦的是每個學生購買的上機時間都是固定的，上機的時間總是不夠用。在註冊
的時候，你要寫清楚自己上機的時間有多長。計算機中心大約會給你1小時的時間，你必須抓緊
這點時間，”回憶起往事，他不禁笑了起來，“但是很快有人發現，只要你輸入‘timeequals’然後
再輸入一行字母，例如t=k，這就不再成為煩人的問題。計算機中心的程式存在一個bug，你只要
設定好t=k，就可以無限制地用電腦。”
讓我們看看機遇是怎樣眷顧比爾·喬伊的。正是因為他剛好進了密西根大學這樣一所頗有遠
見的高校，他才可以分享到分時系統的好處，而不是用打孔的卡片進行編程；正是因為MTS（密
歇根分時系統）存在一個bug，他才可以隨心所欲地用電腦編程；正是因為密西根大學規定只要
購買的上機時間足夠，任何人都可以24小時呆在計算機中心使用電腦，他才可以整夜泡在那裡；
正是因為他能夠花很多時間在電腦上，他才擁有順利地重新編寫Unix系統的機會。比爾·喬伊是
聰明的，他有著強烈的求知慾，這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是在他成為專家之前，必須有人能夠
提供給他機會，讓他知道怎樣去成為一名專家。
“在密西根，我一天常有8到9個小時都在編程，”他接著談到，“到伯克利之後，我更是沒日
沒夜地編程。我的宿舍有一個計算機終端，我可以編寫程式，或者看看老電影，一般要呆到凌晨
2點或者3點。有時候，我就伏在鍵盤上睡了過去，”——說著，他做了一個在鍵盤上埋頭睡覺的
姿勢——“你知道摁著鍵盤的結果，一埋頭睡下去，計算機就開始‘嘟嘟嘟’地叫起來，直到響
了三次，我才明白是該上床睡覺的時候了。即便我來到了伯克利，我在計算機編程技術方面相對
而言依舊不合格，到那裡的第二年，才算比較精通。我在那裡編寫的程式，事隔30年後的今天，
仍然還在使用。”他停了停，在他的頭腦里做著數學運算——對喬伊這樣的人來說——這樣的運
算並不需要太多時間：1971年進入密西根，第二年開始狂熱編程，加上一個夏天，然後就是在伯
克利第一年的日日夜夜。“5年時間，”最後，他說，“我並不是在密西根開始起步的，所以······
所以······也許是10000個小時？應該剛好是。”
4．
這是成功的常規定律？如果您能深入剖析各項偉大的成就，您是否發現在密西根計算機中心
和曲棍球明星球隊之間存在相同之處——是否他們都能夠為專業訓練提供某種機遇？
讓我們通過兩個例子來驗證這個觀點，為簡約起見，我們挑選兩個最明顯的案例：世界上最
有名的搖滾樂隊——甲殼蟲樂隊（Beatles）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比爾·蓋茨（BillGates）。
1964年2月，由約翰·列儂（JohnLennon）、保羅·麥卡特尼(PaulMcCartney)、喬治·哈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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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Harrison)和林戈·斯塔爾(RingoStarr)組成的甲殼蟲樂隊登入美國，在美國音樂界掀起了
一股“英國入侵”的鏇風，洗刷了音樂界一系列的記錄，改變了流行音樂的風格。
令人感興趣的是，在甲殼蟲樂隊登入美國之前，他們組建的時間到底有多久？列儂和麥卡特
尼最早是在來到美國7年之前的1957年開始音樂表演[值得一提的是，從他們組建樂隊開始，到創
作他們最優秀的藝術作品——《佩珀軍士孤獨心靈俱樂部樂隊》（Sgt.Pepper’sLonelyHeart’sClub
Band）和《白碟》（TheWhiteAlbum）兩張專輯——期間的時間間隔是十年]。假如你進一步研
究他們的成長曆程，你就會發現，他們的經歷和曲棍球運動員、比爾·喬伊、世界頂尖小提琴演
奏家都是驚人地相似。1960年，當他們還僅是正在奮鬥的高中生搖滾樂手的時候，他們就已經被
邀請到德國的漢堡進行演出。
“當時在漢堡還沒有搖滾音樂俱樂部，成人俱樂部倒是不少，”甲殼蟲樂隊傳記《呼喊！》
（Shout!）的作者菲力普·諾曼（PhilipNorman）說道，“需要特別提到的是一個叫布魯諾的俱
樂部業主，他原是一個露天馬戲團的老闆，他突發奇想，希望能讓搖滾樂隊到各個俱樂部去表演。
他們把這想法變成了現實。那是一場一場從不間斷的演出，俱樂部人來人往，一個小時又一個小
時，人流絡繹不絕，為了吸引過往的人們，樂隊的演出不能停下來。就像美國紅燈區的脫衣舞表
演一樣，晝夜都不消停。”
“漢堡的很多樂隊都來自於利物浦，”諾曼接著說，“這是一種巧合。布魯諾本打算到倫敦挑
選樂隊，但他在倫敦的蘇活區遇到了一位利物浦商人。這位商人也只是偶然來到倫敦，他準備給
布魯諾安排一些樂隊，布魯諾和甲殼蟲樂隊的關係就開始這樣建立起來。此後，甲殼蟲不僅與布
魯諾建立了合作關係，還與其他俱樂部業主建立了合作關係。但由於漢堡的很多俱樂部都過多涉
及酒精和性，他們不得不打道回府。”
對甲殼蟲樂隊來說，漢堡有什麼獨到之處？不是演出的回報豐厚（從來沒有），不是音響效果
極佳（這種情況少有），也不是聽眾音樂素養極高（一定程度上，那裡的聽眾確也如此），而是樂
隊不得不無休止地演出。
下面是約翰·列儂在樂隊解散之後，接受採訪時談到樂隊在漢堡一家名為因德拉（Indra）的
成人俱樂部表演的情景：
“我們表演得越來越好，越來越有信心。我們不得不整夜長時間地表演。稍不滿意，
他們就會退場，我們不得不更加努力，全身心地投入演出，常常是超負荷運轉。
在利物浦，我們每次演出的時間只有一個小時，每次演出我們都拿出自己最拿手的
曲目，每次都一樣。但在漢堡，我們不得不演出八個小時，所以我們需要不斷搗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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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東西。”
八個小時？
以下是甲殼蟲樂隊的鼓手彼得·貝斯特（PeteBest）的描述：
“我們表演的訊息一發布，俱樂部就要開始接待聽眾。我們一個星期有七個夜晚需
要表演，起初，我們不停表演到俱樂部的關門時間，晚上十二點半。隨著我們表演得
越來越好，聽眾經常要呆到凌晨兩點才回去。”
一周七天？
1960年至1962年之間，甲殼蟲樂隊有過五次漢堡之旅。第一次，他們表演了106個夜晚，一個
晚上表演的時間往往超過5個小時；第二次，他們表演了92場；第三次，他們表演了48場，演出
的時間總共達到172個小時；最後兩次的漢堡演出，是在1962年的11月和12月，一共表演了90個
小時。全部加起來，他們在一年半內，就表演了270個夜晚。事實上，在首次取得重大突破的1964
年之前，他們已經出演了1200場左右。你知道這有多了不起嗎？現在很多樂隊在他們全部的演
藝生涯中，一般也就表演1200場。漢堡嚴酷的考驗讓甲殼蟲樂隊聲名鵲起。
“在去那裡之前，他們很少有表演的舞台；從那裡回來之後，他們的表現變得非常好，”諾曼
接著說道，“他們不僅僅鍛鍊了自己的毅力，他們還學會了一些必須學會的各種樂曲——不僅僅
是搖滾樂，也包括爵士樂，樂曲的類別超過了你的想像。在去漢堡之前，他們沒有經歷任何專業
訓練，但是從漢堡回來之後，他們表演的水平絲毫不遜色於專業表演者。是漢堡成就了他們。”
5．
現在，讓我們看看比爾·蓋茨的歷史。他的故事和甲殼蟲的故事一樣廣為人知：一個喜歡開
發電腦程式的天才少年；從哈佛大學退學；與幾個朋友創辦了一家名為微軟的計算機小公司；
依靠勃勃雄心和卓越才華，創造了軟體世界的一大巨人，這便是故事的梗概。現在，讓我們更深
入地挖掘這個故事。
蓋茨的父親是西雅圖一個有錢的律師，他的母親是一個富裕銀行家的女兒。童年的蓋茨比較
早熟，常覺得學校的學習生活枯燥無味。因此，在他七年級的時候，他的父母讓他從公立學校轉
學，把他送到湖邊學校（LakesideSchool），這是一所為西雅圖上層家庭開辦的私立學校。在蓋
30
茨進入湖邊學校第二年的中期，學校創辦了一個電腦俱樂部。
“學校的母親俱樂部每年都有一筆開銷，學校每年都會預算這筆開銷到底該花在什麼地方，”
蓋茨回憶說，“一部分預算會花在夏季項目，讓本市的孩子到學校參觀；有部分預算會花在教師
身上。那一年，他們花了3000美元買了一個計算機終端設備，隨後，我們就控制了這間安置計
算機終端設備的奇妙小屋。想起來真讓人難以置信。”
這是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確實如此，因為這是在1968年。在20世紀60年代，大部分
高校都還沒有什麼電腦俱樂部，湖邊學校購買的計算機更是顯得彌足珍貴。湖邊學校的學生不需
要像20世紀60年代其他學校的學生一樣，必須依靠人工計算機卡片系統學習編程，相反，湖邊學
校安裝的是一款ASR-33電傳打字機，這是和西雅圖市區其中一台主機的分時系統終端相連線的設
備。“1965年剛剛提出分時理論，”蓋茨繼續說道，“有些人就敏銳地看到了其前景。”1971年，還
是大學新生的比爾·喬伊就非常幸運地利用分時系統學習編程。而比爾·蓋茨在1968年讀七年
級的時候，就開始實時編程了。
此後，蓋茨便住在了計算機房。他和其他幾個同伴開始自己摸索怎樣操作這陌生的機器。當
然，購買ASR連線的計算機主機的上機時間是非常昂貴的——即便像湖邊這樣資金充裕的學校也
覺得太貴——在利用母親俱樂部的3000美元購置終端設備之前，上機的時間都很短。雖然父母
們資助的錢在增加，但學生們的開銷也在增加。後來，華盛頓大學的程式工程師組建了一個名為
電腦中心公司（ComputerCenterCorporation，簡稱C-Cubed）的機構，向當地的公司出租計算
機上機時間。幸運的是，電腦中心公司其中一個創始人——莫尼克·羅那（MoniqueRona）——
他的兒子在湖邊學校讀書，比蓋茨高一個年級。羅那覺得，是否可以讓湖邊電腦俱樂部的學生利
用周末時間，為公司測試軟體程式，以此換取使用電腦的時間？這當然沒問題！放學之後，蓋茨
便乘公共汽車來到電腦中心公司的辦公室，在這裡一直編程到入夜。
但電腦中心公司最終破產，蓋茨和他的同伴開始到華盛頓大學的計算機中心轉悠。不久，他
們受到另外一家名為ISI公司（信息科學有限公司）的委託，為公司編寫工資單程式，從而換取
自由上機的時間。在1971年的七個月間，蓋茨和他的同伴得到了ISI主機1575個小時的上機時間，
一星期七天，每天平均八個小時。
“那是我最為執迷的時間，”蓋茨說起他在中學的早期歲月，“我們上機的地方總是換來換去。
我們常常晚上去上機，幾乎每個周末都在編程。很少有哪個星期不是超過20或者30個小時的。整
個一段時間，我和保羅·艾倫（PaulAllen）都挖空心思去盜竊計算機密碼，衝擊計算機系統。
我們最終被開除，整個夏天都不能使用電腦。這時候我是15至16歲。後來，我發現保羅已經在華
盛頓大學找到了一台能夠免費使用的電腦，這些免費的電腦一般安置在醫藥中心和物理系。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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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一般24小時都可以上機，但有一段時間卻比較空閒，在凌晨三點至六點這段時間鮮有任何安
排。”蓋茨笑著說，“為什麼我對華盛頓大學總是那樣慷慨大方，就是因為他們被我竊取了不少上
機時間。就寢時間過後，我就開始動身到華盛頓大學，要么走過去，要么坐公車。”多年之後，
蓋茨的母親說：“我們常常覺得奇怪，為什麼他每天早上很晚才起床。”
ISI的一位創始人，巴德·彭布羅克（BudPembroke），被湯普森-拉莫-伍爾德里奇科技公司
（TRW）雇用。當時，TRW剛剛簽訂一項契約，為華盛頓州南部龐大的博納維爾電站建立計算機系
統。TRW急需熟悉電站運作專業軟體的程式設計師。在計算機革命的早期，要找到一個熟悉專業領域
的程式設計師並非易事。但是彭布羅克知道找誰最為合適：那些湖邊學校的中學生，他們已經在ISI
的電腦系統操作過數千個小時。此時，蓋茨已經是高年級學生，也不知道用了什麼辦法，他成功
地勸說了他的老師讓他離開學校，來到博納維爾，開展所謂的獨立學習計畫。在那裡，他在一個
名叫約翰·諾頓（JohnNorton）的人的指導下，整個春天都在編寫程式。蓋茨認為諾頓對自己
編程知識方面的幫助，他見過的任何一個人都比不上。
這五年，從八年級到中學結束，便是比爾·蓋茨的“漢堡之旅”，在很多方面，機遇都一次次
眷顧他，他遠比比爾·喬伊幸運。
首先值得慶幸的是，蓋茨被送到了湖邊學校。在1968年，世界上有多少中學擁有分時系統的
計算機終端？第二件幸運的事，便是湖邊中學的母親們能夠為學校計算機的運作提供足夠的資金
支持；第三件幸事，便是資金快耗盡的時候，剛好有位父母在電腦中心公司工作，而公司剛好需
要找人在周末測試他們的程式，並且從周末做到周日晚上都行；第四件幸事，便是蓋茨遇上了ISI，
而ISI剛好需要人手幫他們開發工資單程式；第五件幸事，便是蓋茨住的地方離華盛頓大學很近，
從家裡到華盛頓大學只需要步行就行。第六件幸事，就是剛好在凌晨三點到六點之間，可以免費
上機；第七件幸事，便是TRW——一家跨國公司——剛好雇用了巴德·彭布羅克；第八件幸事，
便是彭布羅克知道，能夠解決特殊問題的最好的程式設計師，是中學的兩個孩子；第九件幸事，便是
湖邊學校允許他的學生在春季就讀時間，到離學校數里之外去編程。
那么，所有的幸運兒都有什麼共同點？這些機遇給了蓋茨充分訓練的時間。當讀大學二年級
的蓋茨從哈佛大學退學，決定騰出手來創辦自己的軟體公司的時候，此前他已經無間斷地編寫了
七年的程式。這個時間遠遠超過10000個小時。世界上有多少年輕人擁有和蓋茨相類似的經歷？
“假如在世界上能找出50個，都會把我驚倒，”他說，“我先後做過電腦中心公司和員工工資單，
接著是TRW——所有的事情遇到了一塊。我很小就進入了軟體開發領域，我想那時候沒多少人在
做這行，所有這一切都非常幸運，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32
6．
假如我們把曲棍球運動員、甲殼蟲樂隊、比爾·喬伊和比爾·蓋茨的故事聯繫起來思考，我
相信您一定能夠發現更加清晰的通向成功的路徑。不可否認，喬伊、蓋茨和甲殼蟲確實才華卓著。
列儂和麥卡特尼擁有音樂才華，這種才華與生俱來，而比爾·喬伊，他頭腦的運算能力非常快，
我們不該忘記，他開發了複雜的飛行程式，這讓給他答辯的教授們都心生敬意。顯然，他們確實
擁有過人的才華。
然而，他們的人生的真正差異，不在於他們非凡的天賦，而在於他們非比尋常的機遇。甲殼
蟲樂隊能去漢堡，這樣的機會少之又少。如果沒有漢堡之行，甲殼蟲樂隊的人生軌跡將大為不同。
“我真的非常幸運，”在我們採訪比爾·蓋茨的過程中，這是他對我們說的第一句話。這並不是
要否認他的才氣和作為企業家的非凡才幹，這僅是說，他心裡知道，能夠在1968年進入湖邊學校，
是多么難以置信的一次絕好的機會。我們現在看到的所有那些出類拔萃之人，他們都受到非同尋
常的好運的惠顧。好運氣並不是對那些軟體領域的億萬富翁、搖滾天才和體育明星才重要，對其
他領域的佼佼者來說，依舊不可或缺。
讓我再給您舉個例子，看看機遇是如何在不知不覺中惠顧那些出類拔萃之輩的。跟我們在之
前對曲棍球運動員進行的分析相似，在本章末尾，我們將再列出一個出生年月的表格分析，不過，
這一次我們列出的不是出生月份，而是出生年份。例如，我們可以根據最近的《福布斯》雜誌的
排行，詳細列出人類歷史上最富有的75個人，他們每個人的資產淨值都用目前的美元來計量。你
可以從表格當中看到幾個世紀之前的女王、國王或者是法老，你也可以從中看到像沃倫·巴菲特
（WarrenBuffett）和卡洛斯·斯利姆(CarlosSlim)這樣的當代億萬富翁。
姓名財富
（十億/美
元）
出生地公司或財富來源
1約翰·D·洛克菲勒318.3美國標準石油公司
2安德魯·卡內基298.3蘇格蘭卡內基鋼鐵公司
3俄羅斯尼古拉二世253.5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
4威廉·亨利·范德比爾特231.6美國芝加哥、伯靈頓、昆西鐵路公司
5奧斯曼·阿里·汗·阿薩夫加
七世
210.8海德拉巴君主國
6安德魯·W·梅隆188.8美國海灣石油國際公司
33
7亨利·福特188.1美國福特汽車公司
8馬庫斯·李錫尼·克拉蘇169.8羅馬共和國羅馬參議院
9巴西爾二世169.4拜占庭帝國君主國
10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爾特167.4美國紐約－哈萊姆鐵路，海運
11阿蘭努斯·魯弗斯166.9英格蘭投資
12阿梅諾菲斯三世155.2古埃及法老
13威廉·德·瓦倫，第七代薩里
伯爵
153.6英格蘭薩里伯爵
14英格蘭威廉二世151.7英格蘭君主國
15伊莉莎白一世142.9英格蘭都鐸王朝
16小約翰·D·洛克菲勒141.4美國標準石油公司
17薩姆·沃爾頓128.0美國沃爾瑪
18約翰·約伯·奧斯塔115.0德國美國皮毛公司
19巴約的奧多110.2英格蘭君主國
20史蒂芬·吉拉德99.5法國美國第一銀行
21克利奧帕特拉95.8古埃及托勒密王朝
22史蒂芬·萬·倫斯勒88.8美國房地產
23理察·B·梅隆86.3美國海灣石油國際公司
24亞歷山大·特尼·斯圖爾特84.7愛爾蘭長島鐵路公司
25小威廉·巴克毫斯·阿斯特爾84.7美國遺產繼承
26頓·西蒙·伊托比·帕蒂諾81.2玻利維亞華努尼錫礦
27蘇丹·哈桑納爾·博爾基亞80.7汶萊Kral公司
28弗雷德里克·韋爾毫澤80.4德國惠好公司
29摩西·泰勒79.3美國花期銀行
30文森特·阿斯特爾73.9美國遺產繼承
31卡洛斯·斯利姆·埃盧72.4墨西哥電信業
32宋子文67.8中國中央銀行
33傑·古爾德67.1美國國外鐵路公司
34
34馬歇爾·菲爾德66.3美國馬歇爾·菲爾德公司
35喬治·F·貝克63.6美國新澤西中心鐵路公司
36海蒂·葛琳58.8美國海灣國家銀行
37比爾·蓋茨58.0美國微軟
38勞倫斯·約瑟夫·埃里森58.0美國甲骨文公司
39理察·阿克賴特56.2英格蘭德文特河谷工業區
40穆克什·阿巴尼55.8印度誠信工業集團
41沃倫·巴菲特52.4美國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
42拉克希米·米塔爾51.0印度米塔爾鋼鐵公司
43J·保羅·格蒂50.1美國格蒂石油公司
44詹姆斯·G·菲爾47.2美國詹姆斯·格雷厄姆·菲爾公司
45威廉·韋特曼46.1美國默克集團
46拉塞爾·塞奇45.1美國西聯公司
47約翰·布萊爾45.1美國國外鐵路公司
48安尼爾·安巴尼45.0印度誠信工業集團
49利蘭·斯坦福44.9美國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
50小霍華德·羅伯特·休斯43.4美國休斯工具公司、休斯飛機公司、Summa
公司、環球航空公司
51賽勒斯·柯蒂斯43.2美國柯蒂斯出版公司
52約翰·伊斯勒·布萊爾42.4美國德拉瓦、拉克瓦納和西部鐵路公司
53愛德華·亨利·哈里曼40.9美國國外鐵路公司
54亨利·H·羅格斯40.9美國標準石油公司
55保羅·艾倫40.0美國微軟、Vulcan公司
56約翰·沃納·克魯格40.0德國城市廣播公司
57J·P·摩根39.8美國通用電氣、美國鋼鐵
58奧利弗·H·佩恩38.8美國標準石油公司
59堤義明38.1日本西武公司
60亨利·克萊·弗雷克37.7美國卡內基鋼鐵公司
35
61約翰·雅各布·阿斯特爾四世37.0美國遺產繼承
62喬治·普爾曼35.6美國普爾曼公司
63科里斯·波特·亨廷頓33.5美國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
64彼得·阿勒·布朗·韋爾登33.5美國美國菸草公司
65菲利普·丹弗斯·阿默爾33.4美國阿默爾冰櫃生產線
66威廉·S·奧·布雷恩33.3美國維吉尼亞礦業附屬公司
67詹姆斯·C·弗拉德32.5美國維吉尼亞礦業附屬公司
68英格瓦·坎普拉德33.0瑞典宜家
69K·P·辛格32.9印度DLF地產集團
70李嘉誠32.0中國和記黃埔集團
71安東尼·N·布萊蒂31.7美國布魯克林運輸公司
72伊萊亞斯·汗斯科特·德貝31.4美國海運
73馬克·霍普金斯30.9美國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
74愛德華·克拉克30.2美國辛格縫紉機械公司
75阿瓦利德王子29.5沙烏地阿拉伯王國控股公司（KHC）
您知道表格裡面有趣的地方在哪嗎？在75個人中，有14個美國人，他們都出生在19世紀中期
的9個年頭之中，這真是讓人驚訝！我們只要再仔細推敲，便會發現，從克利奧帕特拉和法老的
年代開始，梳理人類歷史上的每個年份，找遍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便能知道，在同一個國家，
上面20％的名字最終都來自於同一個年代。
下面是14個出生於19世紀的美國人出生年份列表：
1．約翰·D·洛克菲勒，1839.
2．安德魯·卡內基，1835.
28．弗雷德里克·韋爾毫澤，1834.
33．傑·古爾德,1836.
34.馬歇爾·菲爾德,1834.
35.喬治·F·貝克,1840.
36.海蒂·葛琳,1834.
44.詹姆斯·G·菲爾,1831.
54.亨利·H·羅格斯,1840.
36
57.J·P·摩根,1837.
58.奧利弗·H·佩恩,1839.
62.喬治·普爾曼,1831.
64.彼得·韋爾登,1834.
65.菲利普·阿默爾,1832.
這意味著什麼？如果您仔細想想，答案就一目了然了。19世紀的60年代和70年代，正是美國
歷史上經濟發生最大變革的時代。鐵路正在興建，華爾街開始繁榮，製造業正蓬勃發展，傳統的
經濟體制被打破，新的經濟體制開始重建。這些因素對他們的成功來說至關重要，當經濟正發生
變革的時候，如果您剛好20來歲，而您又能緊緊把握機遇，那么成功就近在眼前了。
如果您出生在19世紀40年代之後，那您就錯過了機會，因為您的年齡太小，無法掌握稍縱即
逝的機遇。如果您出生在19世紀20年代，您的年齡又太大了：您的思維已經老化，觀念還停留在
南北戰爭之前。只有在30年代的9個年頭，才是一個奇特的黃金年代。上邊列出的14個人都擁有
過人的才華和超群的遠見，但他們也和那些出生在1月份、2月份、3月份的曲棍球運動員、足球
運動員一樣，都離不開機遇的眷顧。1
現在，讓我們用同樣的方法對比爾·喬伊和比爾·蓋茨這樣的軟體企業大亨進行分析。
假如您和一位在矽谷久經沙場的老手交談，他肯定會告訴您，在私人計算機發展歷史上，最
重要的時間是1975年1月。當時，《大眾電子》雜誌的封面故事報導了一台特殊的機器，這台機器
的名字叫做Altair8800計算機。這台機器那時候的價格是397美元，機器設計非常巧妙，能滿足
個人化組裝要求，您在家裡便可以自己動手組裝。雜誌報導的標題用了大號的字型——《工程的
重大突破！世界上第一台微機讓商業模式受到挑戰》。
在軟體和計算機行業羽毛未豐的那個時代，《大眾電子》對於讀者來說，無疑是這個行業的
聖經，雜誌刊出的大字標題報導，讓當時的讀者眼前一亮。那時候的計算機都是龐大又貴重的機
器，就像安置在密西根計算機中心那所白房子裡面的主機一樣。多年以來，能有一天擁有一台小
巧又便宜，即便是普通百姓都能購買和使用的電腦，一直是每位電腦黑客和電子怪才的夢想。而
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如果1975年1月是私人計算機時代的黎明，那么，誰又能占據最佳位置，去享受這個黎明的
1社會學家C·賴特·米爾斯（C.WrightMills）對19世紀30年代之後出生的特殊群體另外進行了考察。
他研究了從殖民地時代到19世紀之間的美國商業精英的社會背景。他發現，在大多數情況下，商業領袖毫
不例外地都來自於有著特殊背景的社會階層。那么，有例外嗎？只有19世紀30年代的精英群體比較例外。
這個年代出生的群體享有先天的優勢：在美國歷史上，只有這個時代才能為那些夢想創造財富的人提供現
實的土壤。他寫道：“在美國歷史上，那些富有野心，希望將來在商業領域出人頭地的窮小子，他們最合適
的出生時間，就是在1835年左右。”
37
第一線曙光？約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魯·卡內基時代曾適用的法則現在又開始發揮作用。
“如果1975年的時候，您的歲數比較大，那么，當您一從大學畢業，就可能開始在IBM上班
了，”曾長期在微軟公司擔任高級管理人員的內森·梅爾沃德（NathanMyhrvold）說道，“您在
這家數十億美元的公司生產主機，您只是整個工作的一部分，您頭腦里想的是——我為什麼每天
都要可憐地圍著這樣一台機器轉來轉去？那個時代從事計算機工業的人們，腦子裡常常是這個想
法，他們絲毫不了解正在進行的變革，他們都被計算機一個方面的假象所蒙蔽，他們過著舒適的
生活。這自然不可能有機會成為億萬富翁，也不可能影響整個世界。”
假如在1975年的時候，您已經從大學畢業多年，那么，您最終屬於那個陳舊的年代。您也許
會買一棟房子，會結婚，然後為人父或者為人母。您不可能放棄手中收入豐厚的工作，不可能把
自己的退休金購買397美元一台的微機，對您來說，微機是遙不可及的東西。所以，那些在1952
年之前出生的人，都可以排除在新時代之外。
但同樣的，您也不會希望自己年齡太小。您希望自己能夠及時趕上1975年的發展潮流，如果
那時候您依舊只是一個中學生，那您將無所適從。所以，那些在1958年之後出生的人，同樣可以
排除在新時代之外。也就是說，到1975年時，您最好處於這樣的年紀：不是太年輕，從而能夠趕
上這次革命，但又不能太老，不能錯過了這次革命。在1975年，您最好是20歲或者21歲，也就是
說您最好出生在1954年或者是1955年。
驗證這種說法並不難。看看比爾·蓋茨，他是什麼時候出生的？
比爾·蓋茨：1955年10月28日。
這是黃金出生時間！蓋茨就是出生在1月1日的曲棍球運動員！
蓋茨在湖邊學校最好的朋友便是保羅·艾倫。他常常同蓋茨一塊泡在計算機房，與他一塊熬
過了在ISI和電腦中心的每個通宵。艾倫與比爾·蓋茨一起創辦了微軟。保羅·艾倫是什麼時候
出生的？
保羅·艾倫：1953年1月21日。
微軟第三有錢的人是一位自2000年開始，幾乎是一日復一日經營管理公司的人物——軟體行
業最令人尊敬的管理者，史蒂夫·鮑爾默。鮑爾默的出生日期呢？
史蒂夫·鮑爾默：1956年3月24日。
此外，我們不能忘記另一位幾乎和蓋茨齊名的人物：蘋果公司創始人之一的史蒂夫·賈伯斯
（SteveJobs）。和蓋茨不同，他不是出生於富裕家庭；他也不像喬伊一樣，能夠進入密西根大
學。但是，我們不需要耗費多少精力，便能發現他成長過程中也曾經歷過的“漢堡之旅”。喬布
斯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山景城長大，山景城位於舊金山南部，當時的舊金山絕對是震動世界的矽谷
38
的“震中”。在他的生活周圍，有很多在惠普公司工作的工程師，惠普公司現在已經是世界上最
有實力的電子公司之一。在十幾歲的時候，賈伯斯喜歡逛山景城的跳蚤市場，一些電子愛好者和
電氣維修工會在那裡出售一些零部件。賈伯斯在這裡開始聞到了真實的商業氣息，後來，他成為
這個領域叱吒風雲的人物。
下面是《意外的富豪》（AccidentalMillionaire）一書中的一段文章，《意外的富豪》是眾多
賈伯斯傳記中的一本，您從這裡能夠看到賈伯斯孩童時期一些非同尋常的經歷。賈伯斯
經常參與惠普科學家們組織的晚上交流會。工程師們常常談論電子學以及工作方
面的最新進展，他常常緊追惠普的工程師不放，從他們那裡獲得額外的信息，這成為
了他的一貫作風。有一次，他甚至向公司創始人之一的比爾·休利特要求一些零部件。
賈伯斯不僅得到了他要求的零部件，並且在夏天還爭取到了一份工作。喬伊斯在一條
電腦裝配生產線工作，他被工作弄得神魂顛倒，嘗試著設計自己的······
等等，比爾·休利特（BillHewlett）給了他多餘的零部件？這和比爾·蓋茨在13歲的時
候得到在分時系統終端無限制上網的許可有異曲同工之處。這就好比您是一個時裝愛好者，而陪
伴您成長的鄰居，竟然是喬治·阿瑪尼。那么，賈伯斯又是在什麼時候出生呢？
史蒂夫·賈伯斯：1955年2月24日。
軟體革命的另外一位先驅是埃里克·施密特（EricSchmidt）。他運作的Novell公司是矽谷
最著名的軟體公司之一，2001年，埃里克·施密特成為Google的執行長。他的出生年月？
埃里克·施密特：1955年4月27日。
當然，我並不是說矽谷的每位軟體企業大亨都是出生在1955年。有些人不是——正如有些美
國的商業巨頭並不是出生在19世紀30年代中期一樣。但是很多的成功模式都驚訝地表明，這樣的
人非常少，我們的篇幅幾乎不用涉及他們。我們常常心不由衷地認為成功純粹是這些出類拔萃之
人個人的稟賦使然，但是當我們翻開成功者的歷史仔細查閱，便會發現事實絕非那么簡單。相反，
我們知道是成功者常受到特別機遇的眷顧，他們抓住機遇，孜孜不倦地工作；在社會的支持下，
他們不懈的奮鬥終有一天得到了回報。他們的成功並非是白手起家，而是他們成長的世界惠贈的
禮物。換句話說，他們的成功，並不是因為他們擁有什麼別人不知道的秘訣。成功遵循一定的規
律，假如我們能夠理解這種規律，那么，很多我們難以理解的問題，都能迎刃而解了。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了比爾·喬伊。如果他年齡再大一點，或者不能面對艱苦的計算機卡片
編程，那么他就可能會去研究自然科學，計算機天才比爾·喬伊也可能會成為生物學家比爾·喬
39
伊。假如他出生的時間再晚一些，那么編寫Internet程式的這扇機遇之門就會向他關閉，計算機
天才比爾·喬伊或許也會成為生物學家比爾·喬伊。
比爾·喬伊：1954年11月8日。
最終，在度過艱苦的伯克利歲月之後，喬伊成為了太陽微系統公司四個創始人中的一人——
太陽微系統公司是矽谷最悠久最有實力的軟體公司之一。假如您認為這些時間、地點、出生的巧
合無關緊要，那么，就再看看太陽微系統公司其他三個創始人的出生日期。
斯科特·麥克尼利：1954年11月13日。
維諾德·克什拉：1955年1月28日。
安迪·貝托爾斯梅姆：1955年9月30日。
40
第三章天才的煩惱（第一部分）
“如果你遇到的是一個真正聰明的小孩，那就完全沒有必要知道他的IQ是多少。”
1．
2008年度的美國電視真人秀節目《一敵一百》（1vs.100），在第五次節目請來了一位特殊
嘉賓，他的名字叫克里斯多福·蘭根（ChristopherLangan）。
和其他很多電視真人秀節目一樣，《一敵一百》也利用“誰想成為百萬富豪”這個念頭吊起觀
眾胃口，提升收視率。節目的規則是組織100個普通人，扮演所謂的“挑戰者（Mob）”，這些“挑
戰者”每星期都要和一位特殊的嘉賓挑戰智力，獲勝者即可獲得百萬美元的獎金。受邀請的嘉賓
其智力足以應對100個普通人的挑戰——按照這個標準，在所有的嘉賓中很難再找到比克里斯托
弗·蘭根更具備這種資格的人了。
“今晚，我們的挑戰者依舊面臨著激烈的競爭，”電視裡面響起了主持人的旁白，“有請克里
斯·蘭根，美國最聰明的人。”出現在攝像機鏡頭裡的，是一個健壯結實、肌肉發達的50多歲的
男子。“普通人的智商是100，”主持人的旁白在繼續著，“愛因斯坦的是150，克里斯的達到了195。
現在，他滿腦子都裝滿了宇宙萬物的各種理論。他的特大號的腦殼真的能夠綽綽有餘地應對這些
挑戰者，獲取百萬美鈔？《一敵一百》馬上就會揭曉這個答案。”
在瘋狂的掌聲中，蘭根大步走上舞台。
“你並不認為自己需要特別高的智商才能在《一敵一百》中取勝，是嗎？”主持人鮑勃·薩
吉特（BobSaget）問他，表情怪異地看著這位全美國最聰明的人，就像是在看實驗室的一件標
本。
“事實上我認為會存在層層困難，”蘭根回答道，他的聲音深沉而穩健，“如果你擁有高的智
商，似乎就只應該思考深奧的問題，必須迴避繁務瑣事。但是現在我見到了他們，”他的目光轉
向那些挑戰者，從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覺得這個問題滑稽可笑，“我想我能表現得很好。”
過去十來年中，克里斯·蘭根莫名其妙地變得名聲大噪。他進入美國公眾的視野，成為他們
眼中的天才和非同尋常的名人。他的名字經常出現在新聞報導里，他的身影也時常出現在雜誌里
面。紀錄片大師埃羅爾·莫里斯（ErrolMorris）還把蘭根載入自己的電影。
一個名為《新秀20/20》（newshow20/20）的電視節目聘請了一位神經心理學專家給蘭根做
了一個智商（IQ）測試，蘭根的IQ得分被精確地製成圖表——他的智商太高了，因此不得不精確
測量。還有一次，蘭根接受一個特別的IQ測試，這個測試不同於普通人的IQ測試，是專門為那些
41
聰明人量身定製的。除了一個問題以外，他答對了其他所有問題。1他6個月大的時候就學會了講
話。3歲的時候，他每個星期天都聽著收音機播音員大聲朗讀一些有趣的文章，他跟著朗讀，直
到自己也能讀這些文章。5歲的時候，他便向祖父質疑上帝是否真的存在——他記得當時聽到的
回答令自己非常失望。
上學之後，他對語文之類的課程漫不經心，根本就沒有怎么學過，但是他只需要在老師到來
之前的兩三分鐘草草瀏覽一遍課本，測試就能拿到高分。少年時期，他成為了一個農場工人，他
開始廣泛涉獵物理學理論知識。16歲那年，他開始閱讀伯特蘭·羅素（BertrandRussell）的作
品以及阿爾佛雷德·諾斯·懷特黑德(AlfredNorthWhitehead)深奧難懂的力作《數學原理》。
“在美國大學本科標準入學考試（SAT）中，他得到了很高的分數，即便在考試的時候，他打了
一會瞌睡。”
“他用一個小時學習數學，”他的兄弟馬克說到蘭根高中時候的夏季日常安排，“然後，他用
一個小時學習法語，接著是俄語。最後他會讀一些哲學方面的書籍。每一天，他都這樣堅持。”
克里斯的另外一個兄弟傑夫說道：“你知道，當克里斯多福十四五歲的時候，他畫什麼東西都
輕而易舉，畫出來就像照片一樣惟妙惟肖。在他15歲的時候，他在吉他上彈出的樂曲，可以和吉
米·亨德里克斯（JimiHendrix）的演奏相媲美。他真是太強了！有一半時間，克里斯多福都不
在學校。他只需要在考試的時候露一下面就行，考試對他來說只是小菜一碟。他只用兩天時間就
能掌握一個學期的內容，兼顧他需要兼顧的任何學科，然後又重新做之前他一直在做的事。對我
們來說，要是能夠這樣輕鬆就搞定，那真是該狂歡一番。”2
在《一敵一百》的節目中，蘭根表現得泰然自若，信心十足。他說話的語調低沉，一雙小眼
睛熠熠發亮。他說話從不拖泥帶水，已經說過的句子從不再重複，他不假思索就能找到合適的措
辭。事實上，他從來不說“嗯”、“啊”這些調節語速的嘆詞：他說起話來妙語連珠，一句緊接一
1高智商測試由羅納德·K·霍弗林（RonaldK.Hoeflin）發明，羅納德·K·霍弗林自己就具有高智商。下
面是口頭推理部分的一個簡單問題：“母雞與牙齒相對，什麼與巢穴相對？”（TeethistoHenasNestisto?）
[在英語俚語中，母雞的牙齒（hen’steeth）表示不可能的事，有荒誕不經的意思，譯者注]如果您想知道這
個答案，讓我幫忙找出答案，恐怕我是無能為力的。
2為了更形象地了解克里斯·蘭根的成長經歷，我們來看看一個名叫“L”的孩子，他的智商在200左右，
與蘭根的智商不相上下。這是莉塔·斯塔特·赫琳斯瓦斯（LetaStetterHollingworth）的研究案例，莉塔是
第一個研究超智力天才兒童的心理學家：正如下面描繪的，IQ為200的智商確實非常非常高：
“年紀輕輕的L如此博學，真是令人驚異。他身上帶著學者嚴謹的氣質，對每一項成就都要求達到極高
的標準。他顯出超出年齡的成熟，精力非常充沛，令人印象深刻，被人們善意地稱為‘教授’。他的能力和
觀點受到學生和教師的賞識。他的許多演講（大約一個小時）都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演講的主題包括各個
方面，例如時鐘的歷史、歷史上的機車構造理論、數學以及歷史。他利用一些零零碎碎的東西（例如打字
機色帶線軸）設計了一個擺鐘，來解釋測時法。在學習《時間與計時》這個單元的時候，他的時鐘放在教
室前面，更加生動地說明了測時法的原理。他筆記本中的記錄，不可思議地閃現著學者的學術氣質。
在學習《運輸》單元的時候，他對自己沒能適當處理陸地運輸方面的問題而覺得懊惱，他覺得時間畢竟
過於倉促，因此沒能正確處理所有問題。但是他堅持認為其中涉及到歷史上的某些理論，非常自覺的，他
買來歷史上機車、發動機等等相關理論的精確圖表和文獻······那時候他的年齡是10歲。”
42
句，猶如閱兵式上士兵的步調那樣明快完美。薩吉特拋向他的每一個問題，他都輕鬆應對，仿佛
這只是小事一樁。當他獲得的獎金達到250000美元的時候，他似乎開始度量是否應該退出挑戰，
現在，如果堅持下去就存在失去所有獎金的風險，這遠高於潛在的收益。他突然來了個急剎車，
“我願意就此打住”，他說道，堅定地搖了搖薩吉特的手，停了下來——我們也許會想，就如很
多天才那樣，他總是見好就收。
2．
一次大戰結束後不久，史丹福大學年輕的心理學教授劉易斯·特曼（LewisTerman）遇到了
一個名叫亨利·考埃爾（HenryCowell）的非同尋常的男孩。考埃爾在混雜的貧民區長大，由於
和同年齡的孩子相處經常弄出事端，考埃爾7歲之後一直沒有接受學校正規教育。他長期在斯坦
福學校附近的一所單課室學校當看門人。但是，在這段日子裡，考埃爾常常離開工作崗位，偷偷
地在學校鋼琴上演奏。他演奏得非常棒。
而測試智商是特曼的專長：50年後，世界上有數百萬人進行的標準IQ測試——斯坦福－比奈
（Stanford-Binet）測試——就是他發明的，因此，特曼決定測試一下考埃爾的智商。特曼有充
分的理由相信，這個孩子肯定是聰明的，但考埃爾不僅聰明，還可以說是天才：他的IQ達到了140，
這是接近天才的水準。特曼被自己的發現弄得神魂顛倒。他想，世界上還有多少這樣的“真金實
銀”沒有被發現呢？
他開始搜尋其他天才。他發現了一個才17個月大就認識字母表的女孩子，另一個女孩4歲就開
始讀狄更斯和莎士比亞的作品。他發現了一個被法學院掃地出門的年輕人，因為法學院的教授認
為，無論如何，一個人是不可能憑藉記憶脫口說出法律意見書上冗長的條文的，除非是弄虛作假。
從1921年開始，特曼把研究天才作為自己的終身職業。在聯邦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下，特曼組
織了一個團隊到加利福尼亞的國小進行研究。學校的老師首先從班級挑選出最聰明的一些學生，
然後對這些學生進行智力測試，測試成績排在前面10％的學生進入下一輪的智力測試，下一輪測
試成績達到130以上的學生接著進行第三輪測試，最後，特曼根據最終測試的結果挑選出最聰明
最厲害的學生。當所有測試結束時，特曼已經得到了250000名中國小學生的測試結果，其中有1
470名學生的智商在140至200之間。這些年輕的天才成為心理學研究的樣本，這是歷史上最著名
的心理學研究之一，他們也因為成為“特曼人”（termites）而被人們牢記。
從這以後，特曼的整個生活都像母雞護著小雞一樣在關注著這些天才：跟蹤他們，測試他們
的智商，評估和統計測試結果，記錄他們受教育的經歷、婚姻、病例、心理健康表、每一次的提
43
拔或者跳槽，這些都要忠實地記錄下來。特曼還為他們書寫求職推薦信和研究生入學申請的推薦
信。他也會給他們提供一些建議和諮詢，所有這些都記錄在他書寫的《天才基因的研究》（Genetic
StudiesofGenius）這本厚厚的紅皮書中。
“對個體而言，沒有什麼比他的智商更重要，或許只有他的道德除外。”特曼曾這樣說過，對
那些高智商的人，特曼相信他們“能成為領袖，能夠促進科學、藝術、政體、教育和社會福利等
領域的發展，他們的成就值得我們期待。”隨著研究的樣本逐漸長大，特曼也及時更新他們的進
展，記錄他們傑出的成就。“這幾乎不大可能，”特曼飄飄然地寫道，他開始關注進入中學的樣本，
“如果報紙上報導的比賽或者活動，只要有加利福尼亞的那些男孩或者女孩參加，在獲獎者的名
單中，就不可能找不到一個······或者才幾個我那些天才們的名字。”他從這些樣本中找到一些
特別具有藝術天賦的天才書寫的文學作品，讓文學評論家對這些作品與以往著名作家的作品進行
比較，結果這些文學評論家沒發現多大的區別。所有的證據都表明，特曼說，這是一個能夠成就
“英雄業績”的群體。特曼相信他的“特曼人”是專為未來美國的精英群體量身打造的。
現在，特曼的許多觀點依舊左右著我們對成功的判斷。學校存在很多專為“天才”設計的科
目，名牌大學經常要求考生進行智力測試（就像美國大學本科標準入學考試一樣）。出於同樣的
觀念，Google或者微軟這樣的高端技術公司也會對應聘者的認知能力認真地進行測試：他們深信
IQ值較高的人具有更大的潛力。（著名的例子是微軟，他們要求應聘者回答一系列的問題，從而
確定其是否聰明，該類問題包括這樣的傑作：“為什麼檢修孔的蓋子都是圓的？”如果您的回答
不準確，那您就不夠聰明，您無法勝任微軟的工作1。）
假如我具有某種魔力，能讓您的IQ提升30個點，那么您一定會不勝感激——是吧？可以預見，
這能幫助您在社會上走得更遠。我們一聽到一個像克里斯·蘭根這樣的人，我們的本能反應就會
像差不多一個世紀以前的特曼遇見亨利·考埃爾的本能反應一樣。他們讓我們敬畏，這些天才擁
有睿智的頭腦，我們不敢相信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能比擁有睿智的頭腦更好的了。
但事實果真如此？
迄今為止，我們在《卓爾不群》一書中看到的成就非凡業績的，更多的是機遇，而不是個人
的天賦。在這一章，我希望從那些更為純粹、經過精挑細選的非凡之人——那些天才們的角度，
深入地剖析其中的原因。多年以來，一旦我們希望了解高智商的意義時，常常受著特曼這些人的
觀念的影響。但是，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特曼犯了一個錯誤。事實證明他對那些“特曼人”的
想法是錯誤的，假如他遇到了年輕的克里斯·蘭根——一個能在工作期間閱讀《數學原理》的16
1正確的答案是，檢修孔圓形的蓋子不會掉進檢修孔裡面去，不管你怎樣折騰。但是一個矩形的蓋子卻會掉
進去：只要你傾斜著就能放進去。
44
歲少年——出於同樣的原因，他也會犯同樣的錯誤。特曼不了解那些出類拔萃的人，其成功的真
正秘訣在哪裡，直到現在，我們還在犯這個錯誤。
3．
“瑞文推理能力測驗”（Raven’sProgressiveMatrices）是目前使用最為普遍的智力測試。這
種測試不需要任何語言技能，也不需要掌握已知的任何知識，它測試的是抽象的推理智慧型。標準
的瑞文測試包括48項，越是後面的測試項目，難度越大，您的IQ得分取決於您回答對了多少測
試項目。
下面，便是一個典型的瑞文測試題：
知道答案了嗎？我想您給出的答案已經八九不離十了，正確的答案是C。現在，讓我們試試
這個，這是最後一個、也是最難的一個題目。
45
正確答案是A。但必須承認，我是找不到這個正確答案的，相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正確答案。
但是，克里斯·蘭根的答案幾乎全都正確。我們說某某人像蘭根那樣非常有才氣，指的就是他們
具有解答最後這道題這樣的本事。
多年以來，許多研究都試圖解答一個問題，那就是那些能夠在瑞文這樣的智力測試中獲得高
分的人，他們怎樣在實際生活中獲得成功。那些處在分值底端的人們——他們的IQ不滿70——
通常認為智商有缺陷。普通人的智商是100：如果您達不到這個分值，可能要上大學的想法永遠
都只是做白日夢。並且，如果您要在競爭激烈的大學順利畢業，您的IQ可能就得達到115以上。
一般情況下，您的分值越高，您受的教育就越多，您掙的錢也越多，並且——不管您是否相信—
—您的壽命也會越長。
但是成功和智商之間的相互關係只在一定範圍記憶體在，這一點令人難以理解。如果一個人的
IQ達到了120左右，那么再增加智商並不會在現實世界給他帶來明顯的優勢。1
“IQ為170的人比IQ為70的人思維更加敏捷，這是很明顯的”英國心理學專家利亞姆·哈德
1在智商研究領域具有領導地位的專家亞瑟·延森（AuthurJensen），他在自己1980年出版的著作《智力測
試傾向》（BiasinMentalTesting）的113頁寫道：“就社會或者就個人而論，位於IQ低分值前面四個部分的
人們，由於他們的智力水平普遍的不同，他們之間就存在著明顯的區別，這些區別包括，能否進入普通學
校就讀（大約IQ為50），能否掌握國小的基本科目（IQ大約為75），能否在高中畢業時，順利修完大學或
者學院的預備課程（IQ大約為105），能否順利從四年制大學畢業，從而具備成為專業人員或者是進入研究
生院深造的資歷（IQ大約為115）。在這個智力水平之外，智商的高低在職業抱負和成功標準方面一般並不
很重要。但這並不是說，IQ在115和150之間，甚至是在150和180之間的智力水平沒有一點實質性的差
別。只不過在這個較高的階段，智商差別對個人的影響不像剛描述的較低階段那么大，在一般意義上，對
成功的促進作用不像較低階段那樣有明顯的個體區別。”
46
森（LiamHudson）寫道，“相近智商之間的對比——比如說，IQ在100到130之間的對比，結果也
是這樣。但是在兩個具有很高智商的人之間對比，這個規律似乎就失效了······一個IQ為130
的資歷豐富的科學家和IQ為180的人一樣，都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
在哈德森看來，一個人的IQ就如籃球運動員的身高一樣。一個身高為5.6英尺的人在現實中能
否擁有成為職業籃球運動員的機會？沒有。您至少需要有6英尺或者是6.1英尺的身高，才會考慮
去打職業籃球賽，並且，很多事情都是類似的，6.2英尺當然比6.1英尺有利，6.3英尺當然又比6.2
英尺有利。但是只要超過了一定身高，身高優勢就不再明顯。一個6.8英尺個頭的籃球運動員並
不見得就比低他2英寸的球員厲害（麥可·喬丹，歷史上最偉大的球員，他的身高也只是6.6英
尺）。籃球運動員只要達到一定身高就夠了——一個人的智商也是這樣。智商的作用有一定限度。
在電視真人秀節目《一敵一百》中曾說到愛因斯坦的智商是150，而蘭根的智商是195。蘭根
的智商比愛因斯坦高出30％還多，但是沒有人會認為蘭根比愛因斯坦更聰明30％。這種想法令人
可笑。我們只能說他們都能深入思考像物理學這樣特別有難度的事情，這說明他們無疑都是足夠
聰明的。
我認為智商的作用具有一定限度，這似乎和我們的直覺相衝突。我們常認為，那些諾貝爾獎
獲得者必定擁有很高的IQ分值：他們應該是這樣一群人，他們大學入學考試得到高分，他們獲
得各種各樣的獎學金，他們在中學就有著閃亮的研究記錄，以至於被國家的頂尖高校挖走。
但是，讓我們來看看下邊的列表，這是近年來（自2007年開始）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25位美
國人畢業的大學名單：
安提亞克學院
布朗大學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華盛頓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
凱斯技術研究所
麻省理工學院
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
哈佛
漢密爾頓學院
哥倫比亞大學
47
北卡羅萊納大學
迪堡大學
賓夕法尼亞大學
明尼蘇達大學
聖母大學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耶魯大學
肯塔基州聯合大學
伊利諾斯大學
德克薩斯大學
聖十字學院
阿默斯頓學院
蓋茨堡學院
亨特學院
沒有人會認為，以上列表中的高校挑選的都是美國中學最為優秀的學生。列表中的高校有耶
魯，有哥倫比亞大學，有麻省理工，但也有迪堡，有聖十字，有蓋茨堡。這就是所謂好學校的列
表。
同樣的，下邊是近年來摘得諾貝爾化學獎桂冠的25個美國人畢業的高校：
紐約城市大學城市學院
紐約城市大學城市學院
史丹福大學
俄亥俄州代頓大學
佛羅里達洛林斯學院
麻省理工
格林內爾學院
麻省理工
麥吉爾大學
喬治亞理工學院
48
俄亥俄衛斯里昂大學
賴斯大學
霍普學院
楊百翰大學
多倫多大學
內布拉斯加大學
達特茅斯學院
哈佛大學
伯里亞學院
奧斯本學院
麻薩諸塞大學
華盛頓州立大學
佛羅里達大學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哈佛大學
當然，要想獲得諾貝爾獎，您的聰明才智最少應該能夠保證自己進入聖母大學或者伊利諾斯
大學這個層次的高校。除此之外，別無其它捷徑。1
這種觀點是不是比較偏激？假如您十幾歲的女兒發現自己必須在兩所大學——哈佛大學和位
於華盛頓特區的喬治敦大學之間做出選擇，您會希望她進入哪所大學？我想您會選擇哈佛，因為
哈佛是“好”學校。只有在美國大學本科標準入學考試（SAT）的分數處於前面10%或者15%的學
生才可能進入哈佛。
但是，如果按照我們已知的智力方面的知識，像分出跑步運動員的名次一樣，對高校進行排
名，卻是毫無意義的。從IQ的絕對分值來看，喬治敦大學的學生也許沒哈佛大學的學生聰明，然
而毫無疑問的是，他們都是聰明的，從喬治敦這樣的大學畢業的學生也可以像哈佛畢業的學生一
樣，在將來獲得諾貝爾獎。
近來，心理學家貝瑞·史瓦茲（BarrySchwartz）呼籲名牌高校放棄他們複雜的入學測試程
1需要澄清的是，哈佛大學確實比其它高校培養了更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從上述列表可以看出，哈佛大學
在兩份名單中都出現了多次，而聖十字學院只出現了一次。然而，哈佛大學比其他大學培養了更多諾貝爾
獎獲得者，這是否也應該是你意料之中的？畢竟，哈佛是歷史上實力最雄厚、聲望最高的高校，他們從世
界各地精挑細選那些最為出眾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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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只要讓那些達到高校入學標準的學生像抽獎中彩票一樣隨機選擇高校就可以了。“可以把學
生分成兩個群體，”史瓦茲說，“夠格的和不夠格的。夠格的人可以被接納，不夠格的人就要拒之
門外。”雖然史瓦茲也承認他的想法在現實當中無法被人們接受，但他說的絕對是正確的。正如
哈德森寫的那樣（記得他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之間，曾對英國頂尖的男生寄宿學校進行了調
查）：“如果你遇到的是一個真正聰明的小孩，那就完全沒有必要知道他的IQ是多少。”1
讓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正產生比較嚴重影響的例子。密西根大學法學院制定了一項針對來自
弱勢群體報考者的贊助性行動計畫——這正如美國很多頂尖教育機構做的那樣。密西根秋季註冊
入學的學生中，大約10%的學生屬於少數族裔，假如法學院不放鬆對這群學生的要求——不降低
他們入學標準考試的錄取分數以及大學畢業的評分，而是和其他學生一樣——那么這群學生的比
例可能會降到3%以下。而且，如果您將法學院少數族裔和非少數族裔學生的評分進行對比，就
會發現白色人種的學生表現更好。這並不奇怪：那些大學畢業評分和測試成績比其他人優秀的學
生，自然會選擇同樣是較高等級的法學院。這也是為什麼人們對贊助性行動計畫褒貶不一的原因。
事實上，對密西根大學贊助性行動計畫的指控已經受到美國最高法院的關註：讓那些比同類人遜
色的人一起進入精英教育機構，看來有不平等競爭之嫌。
但是，多年以前，密西根大學曾計畫對法學院少數族裔學生畢業之後的去向做近距離的調查：
他們的收入如何？他們的職業生涯有什麼進展？是否對自己的事業滿意？對社會和團體有什麼
貢獻？他們贏得過什麼榮譽？他們尋找一切現實生活中能夠令人信服的成功案例。尋找的結果令
他們大吃一驚。
“我知道的我們那些少數族裔學生，他們大部分都幹得很不錯，”密西根該項計畫負責人之一
的理察·蘭柏（RichardLempert）說，“我們原來預計，調查人數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都會不
如白人學生做得好，儘管如此，他們很多人應該還是成功的。然而調查的結果讓我們大吃一驚。
我們發現他們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白人學生一樣好，沒發現他們之間存在什麼明顯的差異。”
蘭柏所說的也是法學院必須正視的唯一選拔法則——那就是從這裡畢業的學生在現實世界中
的表現如何——少數族裔的學生並非不夠資格。他們和白人學生一樣能夠取得成功。為什麼？因
為即便密西根大學這些少數族裔的學生在學習資歷上不如白人學生優秀，但是法學院培養的學生
質量卻足夠高，他們的智商依舊超過了進入大學所要求的標準，他們足夠聰明。如果整個房間
1為了說明那些頂尖的常青藤盟校挑選學生的程式多么可笑，我們不妨可以看看下邊的統計。2008年，有
27462名高年級中學生報考哈佛大學，其中大部分學生提交的成績單都已經好得不能再好了。2500名學生
的SAT閱讀測試成績得到了完美的800分，3300名學生的SAT數學成績得到了理想的高分，超過3300
名學生在他們中學的班級名列榜首。那么，哈佛又錄取了多少呢？大約1600人，也就是說，哈佛拒絕了
100個報考者中的93個。難道真能理性地辨別哪個成績優異的學生可以進入哈佛哪個不能？當然不可能。
哈佛真是非常虛偽，史瓦茲的觀點是正確的，哈佛這些的名校只需要採取抽彩票的方法挑選學生就行了。
50
的法學院學生都足夠聰明，那么知道他們的測試結果就毫無必要。
5．
讓我們進一步展開這種標準劃分的觀點。如果說智商只和某一方面相關，那么我們先把它擱
置一旁，進入到其它方面——一些和智商毫不相關的方面——很多地方都值得關注。就如前面說
到的籃球運動一樣：如果您夠高，那么我們開始關注您的速度、球場上的感覺和靈敏度、控球技
術以及投籃技巧。
那么，所謂的“其它方面”指的又是什麼？好吧，如果要知道您的智商，我會讓您看看另外
一種測試。
看到以下的物體，請寫下您能想到的它們的不同用途：
1.磚塊
2．毛毯
這種方法叫做“發散測試”（divergencetest，和瑞文測驗相反，它讓您選出正確答案相類似的
所有可能性答案）。它需要您充分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儘可能讓自己的思維發散。很顯然，這樣
的發散測試沒有唯一正確的答案。測試者希望知道的是您回答的數量和答案的個人特點，該項測
試並不是測量分析能力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方面——它與創造力息息相關。發散測試和收斂測試
（convergencetest）一樣，都要面臨巨大的挑戰，如果您不信，就暫時停下手裡的一切，現在就
開始試試磚塊與毛毯的測試吧。
例如，下邊就是“物體用途”測試的一個答案，這是利亞姆·哈德森從一位名為普爾的學生
那裡收集到的，這名學生是英國一所頂級中學的學生：
（磚塊）可用來砸窗越貨；砌房子；用在俄式輪盤賭裡面，如果你想賭得舒服過癮
（第十步在輪盤上放一塊磚，轉動幾下然後甩出去——沒有誰能逃脫）；鴨絨被的每個
角都繫上一塊磚頭，使得被子鋪開在床上；砸斷空的可口可樂瓶。
（毛毯）可當床用；在密林裡面鋪開偷情；做帳篷用；點燃的煙火可傳遞信號；小
船、手推車或者是雪橇的篷；毛巾替代品；近視的人作為射擊練習的靶子用；可以用
51
它接住從著火的大樓裡面跳出來的人。
從上面很難找到普爾的答案，也不大清楚他的具體思路。他像是在惡作劇，有點反叛，他的
答案也帶點色情。他的思路從暴力跳躍到性再到從著火的大樓跳下的人們，再到一些非常實際的
問題，例如怎樣把羽絨被鋪在床上。他給人一種感覺，似乎再給他10分鐘，他能夠找出另外的20
種用途出來。1
現在，為了便於對比，讓我們來看看哈德森研究案例中的另外一個學生，他的名字叫佛羅倫
斯。哈德森告訴我們說佛羅倫斯是他們學校的一個天才，擁有很高的智商。
（磚塊）用於建造物體；做投擲物用。
（毛毯）保暖，隔離空氣滅火；綁在樹上睡覺（類似於吊床）；做臨時擔架。
佛羅倫斯具有想像力？他只不過是對磚塊和毛毯的普遍特徵、功用進行了分類。佛羅倫斯的
思路看起來還比不上普爾那樣敏捷和富有創造力。也就是說，佛羅倫斯和普爾的區別，關鍵並不
在於佛羅倫斯的智商有多高。這兩個男孩的智商都超過了中學生的必要標準。更為重要的事實是，
普爾的思路能夠從暴力想像跳躍到性到人們從建築物跳下來，其中沒有一環缺失，而佛羅倫斯做
不到。現在，您覺得他們兩個誰更有才氣，誰更可能成就一番偉業，誰更可能獲得諾貝爾獎？
這就是為什麼那些諾貝爾獲獎者既可以來自聖十字大學，也可以來自哈佛大學的另一個原
因，因為哈佛大學不會依據這種“磚的用途”的測試成績，來挑選自己需要的學生。這也是為什
么密西根法學院接受贊助性行動計畫的畢業生和其他學生沒有什麼區別的另外一個原因。同樣的
道理，成為一個成功律師的因素，顯然不是智商就能解釋清楚的。它需要普爾那樣豐富的想像力，
需要像比爾·喬伊那樣刻苦，需要像諾貝爾獎獲得者那樣雄心勃勃——密西根少數族裔學生在收
斂性測試裡面較低的分數，並不意味著他們在其他重要方面也是庸碌無為。
6．
這便是特曼的錯誤。他過於執拗地相信他的那些“特曼人”絕對處於智力金字塔的頂峰——
1下邊是另外一名學生的答案，他的也許比普爾的更好：
（磚塊）：可用來砸窗搶劫；確定井的深度；可用於攻擊；做鐘擺；練習雕刻；砌牆；用來證明阿基米
德定律；抽象雕刻品的一部分；計算正弦、餘弦；壓艙物；在江湖等地方沉下某個東西；做錘子用；讓門
保持打開；蹭腳用；鋪路的時候當碎石用；用做墊物體的楔子；用做天平的一個砝碼；固定搖擺的桌子；
紙鎮；砌火爐；堵住野兔的洞。
52
他們是1％的佼佼者中挑選出來的1％，但特曼沒有意識到這些看起來非同尋常的數據事實上並不
能說明什麼。
這些特曼人長大成人之後，特曼的錯誤變得更加明顯。一些他眼中的少年天才長大之後成為
了書籍、學術文章出版人，有些人在商業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功。有幾個人成為了政府官員，兩個
人成為了高級法院的法官，一個人成為地方法院法官，兩個人任職於加利福尼亞立法機關，有一
個成為該州政績優秀的政府官員。然而，他們當中很少有全國知名的人物。看起來他們的收入頗
豐——但也不是非常地理想。大部分人的生活只能說是平庸無奇，很多人的事業令人驚訝地草草
收場，就連特曼都沒有精力考慮他們為什麼會失敗。在他費盡心血挑選的天才當中，沒有任何一
個人獲得諾貝爾獎。事實上，他的試驗團隊曾經對兩名小學生進行過智力測試，他們是未來的諾
貝爾獎獲得者——威廉·肖克利（WilliamSchockley）和路易斯·阿爾瓦雷茨(LuisAlvarez)——
但他們都被拒絕了，因為他們的智商不夠高。
社會學家皮特里姆·索羅金（PitirimSorokin）全面批評了特曼的觀點，他認為如果特曼只是
把具有相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隨機挑選出來——正如挑選“特曼人”那樣——並且根據智商進行劃
分，最後的結果必定像他辛辛苦苦挑選出的團隊所做的那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一樣告終。“這
樣做並不能擴展一個人的想像的空間和天賦的潛質，”索羅金認為，“這樣是把一個‘天才團體’
整合成了一個‘天才’。”在特曼的《天才基因的研究》一書中，下定論的第四章幾乎找不到“天
才”的字眼——除了標題之外。“我們看到，”特曼以一種極端失望的筆調寫道，“智力和成就並
沒有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換而言之，正像我在本章開始的部分告訴你的一樣，我們並不能從克里斯·蘭根過人的智商
那裡去真正理解他在世界上取得成功的秘密。是的，他是一個百里難挑一的人，他在16歲的時候
就能通讀《數學原理》；是的，他說起話來妙語連珠，一句緊接一句，猶如閱兵式上士兵的步調
那樣明快完美。但這就夠了嗎？如果我們真想了解他在世上如何發跡，就必須進一步走進他的生
活。
53
第四章天才的煩惱（第二部分）
“通過長期談判，終於答應繼續試用羅伯特。”
1．
克里斯·蘭根的母親出生於舊金山，她和家人相處得並不和睦。她有四個兒子，每個孩子都
是不同的父親生的。克里斯是最大的一個。克里斯出生之前，他的父親就失蹤了：據說把命丟在
了墨西哥。他母親的第二個丈夫被人謀害，她的第三任丈夫死於自殺，她的第四任丈夫是一個失
敗的新聞記者，名叫傑克·蘭根。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發現誰的童年有我的家庭那樣貧困，”克里斯·蘭根說道，“我們從
來沒穿過一雙球襪，穿的鞋子也是千瘡百空，褲子破舊。我們只有一套衣服，我記得和弟弟洗衣
服的時候，只能赤裸裸地跑到浴缸去洗，因為除了這套衣服以外，我們就沒什麼其它衣服穿了。”
傑克·蘭根喜歡酗酒，常不回家。為了不讓孩子們偷吃，他常常把廚房的食櫥鎖上。他曾用
兔箱把孩子們關起來。傑克·蘭根並不是不想找一份工作，但都失敗了，他不得不帶著家庭遠走
他鄉。一年夏天，這個家庭來到一個印第安保護區，這裡到處都是印第安人的圓錐形帳篷。他們
依靠政府提供的花生醬和玉米粉維持生活，他們還在內華達州的維吉尼亞城生活過一段時間。“這
里的人們實際上是圍著屁股大的一塊地方轉來轉去，”馬克回憶說，“整個小鎮只有一名司法人員，
當這個地獄裡的天使來到小鎮時，他會蜷伏在自己辦公桌後面打盹。我永遠記得鎮裡還有一個酒
吧，它的名字叫一桶血酒吧（BucketofBloodSaloon）。”
當孩子們讀國小的時候，這個家庭搬到了蒙大納州的波茲曼。克里斯的一個弟弟被送到一戶
人家寄養，他的另一個弟弟則被送進了少年感化院。
“我覺得沒有哪所學校真的認識到了克里斯多福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他的弟弟傑夫說，“毫
不誇張，那確實是地獄。這就是波茲曼。和現在不同，我們還在那裡的時候，那裡只是一個非常
小的鄉下小鎮。我們在那裡生活得並不如意，鎮裡的人們都覺得我們這個家庭就是一群懶鬼。”
為了支撐自己和弟弟們的生活，克里斯開始承擔生活的重擔。在克里斯14歲那一年的一天，傑克·
蘭根又像以往一樣，粗暴地折磨這些孩子。後來，克里斯把父親打到冰天雪地里。傑克從此離開
了，再也沒有回來。中學畢業之後，克里斯申請到了兩所高校的全額獎學金，一所是俄勒岡州的
里德學院，另外一所是芝加哥大學。他最終選擇了里德學院。
“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克里斯回憶說，“這裡顛覆了我以前所受的教育。夏天，我曾在蒙
大納的農場務工，我是一個剃著平頭的男孩，而我周圍的男孩全留著長發，他們都是城裡人，很
54
多人來自紐約。這些孩子和我以前見到的類型完全不同。班裡沒有我插嘴的份。他們都對我非常
好奇，沒完沒了地問這問那。我和其他三個人擠在一間宿舍，其他三個完全是另外一種類型，他
們吸毒，把他們的女朋友帶進宿舍。我是從來沒有吸過毒品，我躲避他們的最好辦法，就是跑到
圖書館去。”
他接著說道：“隨後我失去了獎學金，這不是我的過錯······為了繼續申請獎學金，我的母
親本應該填寫一份父母經濟狀況的說明。但她卻忽略了這件事，她已經被生計弄得暈頭轉向。我
在忽然之間接到我沒能繼續申請到獎學金的通知。所以我跑到學校辦公室問這到底是為什麼，然
後他們就告訴我說，真遺憾，沒人把你父母經濟狀況的說明送到我們這來，我們已經分配了所有
的獎學資金，所有的資金都用完了，所以非常抱歉，你可能已經無法在這裡申請到獎學金了。這
就是這樣一個地方，他們對一切都毫不在意，他們只會對學生放狗屁。這裡沒有學生諮詢服務，
沒有好的導師，什麼都沒有。”
在期末考試之前，克里斯離開了里德學院。第一學期，他的成績被評為A等，到了第二個學
期，他的成績已經成為了F等。他回到了波茲曼，在之後一年半的時間裡，他在建築工地上乾過，
也做過森林消防員。隨後他進入了蒙大納州立大學。
“我在那裡學數學和物理學，”他回憶說，“冬天，我住到了比切·希爾（BeachHill），這裡
離小鎮有十三英里多的距離。恰好我汽車的動力裝置有故障，那年夏天我來到這裡以前，我的幾
個弟弟常駕駛這輛車，他們在附近的鐵路線上班，經常沿著鐵路開車。我沒有錢修車，所以我先
後找到學院院長和我的指導老師，告訴他們說我遇到了麻煩。我汽車的動力裝置出現故障，很難
按照他們規定的時間，在早上七點半和八點半上課，如果因為汽車的問題，調整我上課的時間，
讓我上下午的課，我將非常感激他們。我的鄰居是一個農場的工人，他可以在上午十一點順便帶
我到學校。我的指導老師很像一個牛仔，他留著大八字鬍，穿著斜紋軟呢外套，他對我說，好了，
孩子，看了你在里德學院的生活版本之後，我覺得你還是應該像其他人一樣，要為學習做出一定
的犧牲。我的請求被駁回來了。所以我就去找院長，得到的是同樣的答覆。”
他說話的節奏變得急促。雖然說到的事情已經過去了30多年，但一想到這些往事就讓他生氣：
“這時候我意識到，在蒙大納的這個深秋，為了返回校園，我必須拚命掙錢。我每天都必須搭順
風車到鎮上，做過去我曾做過的一切事情，這都是為了回到學校學習，而他們並不想為我提供一
些便利。這真是瘋了！這時候我終於想通了，心想即使沒有接受高等教育，我同樣可以做很多事
情。即使離開後我真是做不成任何事，我也不相信以後自己再也不能接受高等教育了。所以我就
離開了學院，事情就是這樣簡單。”
克里斯·蘭根在里德學院和蒙大納州立大學的經歷是他人生的拐點。還在孩童時期，他就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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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自己成為一名大學教師。他本應該成為一名博士：大學的制度很適合像他這樣智力超群，充滿
好奇心的人——通常情況下都是如此。“如果他融入了大學的環境，我相信他能夠成功，我堅信
這一點，”他的弟弟馬克說，“我想他需要設法獲得一個好的機會。當他離開那裡的時候，我事先
毫不知情。”
沒有任何學位，蘭根就開始了艱苦的歷程。他在建築工地乾過；他曾在長島的捕蛤船上度過
了寒冷的嚴冬；他當過工廠工人，也當過政府底層公務員，最後在長島的一家酒吧當保全，這是
他成年之後最主要的一份工作。整段時間，他都在深入閱讀哲學、數學和物理學著作，此時，他
草草完成了自己的論文，構建了CTMU（大學認知的理論模型，CognitiveTheoreticModelofthe
University）理論。但由於沒有大學的支持，他的論文從來沒有在一家學術雜誌上發表，真是令
人沮喪。
“我是一個才在大學呆了一年半的傢伙，”他無奈地聳了聳肩，說道，“一般情況下，編輯會
注意到這篇論文，然後他會把它送給論文評審委員會的人，評審委員會的人應該儘量了解我的來
歷。但他們沒有這么做，他們也許會說，這傢伙唯讀了一年半的大學，他又怎么可能知道他所說
的這一切呢？”
這是一個悲傷的故事。我問蘭根，假如哈佛大學給他留了一個職位——假設而已——他是否
願意接受這份挑戰。“確實，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他回答說，“擔任哈佛大學的全職教授，
我想我是完全夠格的。如果真能那樣，我提出的想法就有了一定的砝碼，我也能夠很好地利用這
個身份，和哈佛的這層關係也能夠提升我的思想，哈佛這樣的機構是使得一個人的智慧噴發出能
量的最大源泉，假如我能站在這樣一個地方，就是空氣中的一丁點波動，我也能夠感受到。”在
忽然之間，我們感覺他的生活是那樣孤獨寂寞。我們面前的他，是一個求知若渴的男人，但他成
年之後的生活卻總是生活在智力的孤島上。“雖然只有一年半的大學時光，但我依舊感覺到了一
種智慧的力量，”他說道，語句間充滿了渴望，“人的思想無處不在，這一直激勵著我前進。”
“另一方面，”他繼續說，“哈佛基本上成為了一家聲名顯赫的公司，完全依靠利益驅動，這
是它做事情的動機。它擁有數十億美元的捐贈，對經營哈佛的人來說，探求真理和追求知識並非
必要。他們想成為大腕，如果你想從他們手中領取薪水，那還得看你想怎樣做，看你的想法是否
正確，否則，他們會說你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但必須到別人那裡領取薪水。如果你想去那兒，經
驗告訴他們，你必須讓他們相信，你是不會隨意跨出這條底線的。”
2．
56
克里斯·蘭根的故事說明了什麼？和那些悲傷的往事一樣，他述說的一切令人傷感，但又令
人覺得驚異。他的母親忘記了填寫他的經濟資助表，結果——正如已經回顧的——他沒能申請到
獎學金。為了迴避嚴寒，他希望把早上的課調整到下午——這並不為過，很多學生都這樣做過。
為什麼蘭根在里德學院和蒙大納州立大學的老師們對學生的窘境卻視而不見？在老師的心中，像
蘭根這樣聰明的學生應該非常受歡迎。但在蘭根的眼中，里德學院和蒙大納州立大學仿佛成為了
一個結構龐大、體制僵硬的官僚機構。按理來說，像里德學院這種比較小的文理學院，往往不可
能成為死板的官僚機構。為幫助學生在學校的生活而提供資助，也一直是教師們在做的事情。
即便說到哈佛大學，看起來蘭根也沒有了解他所談機構的文化和特點。“如果你想從他們手中
領取薪水，那還得看你想怎樣做，看你的想法是否正確，否則，他們會說你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但必須到別人那裡領取薪水。”什麼意思？大學的教授們願意接受比其他私人企業更低的工資，
選擇教師生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學能給他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什麼就說什麼的自由。蘭
根對哈佛的觀點顯然有些落伍。
當蘭根向我談起他的生活經歷時，我不由得想起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的一生，奧本海默是美國二戰期間發展核武器的著名帶頭人。據說孩童時期的奧
本海默也像克里斯·蘭根一樣擁有過人的智商，他的父母認為他是一個天才，他的一個老師回憶
“他能夠極其透徹地理解各種思想”。國小三年級的時候，他就開始做各種實驗，到了五年級，
他開始學習物理學和化學。9歲那年，他對堂兄妹們說：“你們用拉丁文問我一個問題，我就能用
希臘語回答你們。”
奧本海默先是進入哈佛大學，然後又到劍橋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學位。這時的奧本海默卻變
得越來越沮喪，雖然他一生都在和挫折做鬥爭。他的天賦本來在理論物理方面，但他的導師，一
個叫派屈克·布萊克特（PatrickBlakett，1948年獲得諾貝爾獎）的人，卻讓他做一些繁瑣的物
理實驗，這是他最憎恨的。他的情緒越來越不穩定，最後他做出了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舉動，這
天，他趁著沒人注意，從實驗室帶出了一些化學藥劑，圖謀毒死他的導師。
幸運的是，布萊克特發現事情異常。學校獲悉這件事情，把奧本海默叫到了辦公室。然而，
隨後發生的一切卻像這個罪行一樣讓人難以致信。下面是凱·博德（KaiBird）和馬丁·舍溫（Martin
Sherwin）寫的奧本海默傳記《美國的普羅米修斯》一書對該事件的描述：“經過漫長的談判，最
終同意羅伯特留校察看，並且讓倫敦哈里街最有名的精神病專家對他進行鑑定。”
留校察看？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兩個才華橫溢的年輕學子，他們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他們的大學生涯都陷
入了絕境。蘭根的母親錯過了為他申請經濟資助的最後期限；奧本海默圖謀毒死他的導師。如果
57
要繼續大學生涯，他們就必須向學校解釋自己的所作所為。最終的結果呢？蘭根的獎學金化為了
泡影，而奧本海默被送到了精神病專家那裡。奧本海默和蘭根也許都是天才，但是在很多方面，
他們之間卻存在著天壤之別。
20年後，奧本海默被指定為曼哈頓計畫的科學帶頭人，這也許是這種區別最為典型的例子。
負責曼哈頓計畫的是萊斯利·格羅夫斯（LeslieGroves）將軍，他尋遍了美國，希望找到一位合
適的人選領導核子彈研究。選擇奧本海默，確實是大膽的嘗試。當時奧本海默38歲，比格羅夫斯
手下的很多人都要年輕；奧本海默是一個理論學家，而這是一項需要實驗人員和工程師的工作；
奧本海默的政治關係足以讓人敬而遠之：他很多形形色色的朋友都是共產主義者；更令人驚訝的
是，他沒有一丁點的管理經驗。“他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傢伙，”奧本海默的一個朋友後來說，“他
穿著一雙已經磨破的鞋子，戴著一頂怪異的帽子，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對設備一竅不通。”伯
克利的一位科學家說得更是切中要害：“他甚至不知道怎樣推動一個漢堡包攤子。”
喔，這裡順便補充一下，在大學時候，他還試圖謀殺自己的導師。但現在他迎來了一個新起
點，他正在努力做一件——毫不誇張地說——一件20世紀最為重要的工作。結果如何？同樣的事
情曾經發生在20多年前的劍橋：他讓世人見識了他的做事風格。
再看看博德和舍溫為他寫的傳記：“奧本海默知道曼哈頓計畫由格羅夫斯把關，因此他開始竭
盡所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華。這確實是一件不可抗拒的工作。”格羅夫斯也深有感觸，“‘他是
一個天才，’格羅夫斯後來對一位記者說，‘一個真正的天才’”。格羅夫斯是一位從麻省理工大學
畢業的工程師，奧本海默的遠見卓識得到了格羅夫斯的青睞。博德和舍溫繼續寫道：“奧本海默
認為核子彈的設計必須在多個學科中找出一條切實可行的操作方法，他是格羅夫斯發現的第一個
（在眾多的候選者中）提出這種觀點的科學家······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奧本海默提出建立一
箇中心實驗室，（格羅夫斯）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就認可了他的觀點，正如他後來證實的那樣，‘一
開始，我們就必須考慮化學、冶金學、工程學和軍火等方面的問題，但很多問題依舊難以預料。’”
那么，如果把蘭根換成奧本海默，奧本海默是否也可能失去里德學院的獎學金？他是否也無
法勸說他的老師把早上的課程調到下午？當然不會。這並不是他比蘭根聰明，而是因為他有另外
一種悟性，這種悟性能讓他從世人手裡如願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他們給每個人都講微積分的初步知識，”蘭根說到他在蒙大納州立大學的經歷，“我就遇到
過一個講微積分初步的傢伙，他講課不僅羅嗦而且枯燥無味。我不明白他為什麼用這樣的方法講
課，所以我就向他提出疑問，我甚至跟著追到了他的辦公室，我問他，‘你為什麼這樣教呢？為
什麼你認為這種處理方法會和微積分相關？’這個傢伙，這個瘦長的傢伙，他的兩個衣袖都被汗
水浸濕了，他轉過頭來，看著我說，‘你知道，有些方面是你必須要承認的，並不是每一個人都
58
有數學家那樣的智商。’”
這就是一個教授和一個天才，從始至終，這個天才希望表達的，無非是自己對數學的熱愛，
但是他卻未能如願。事實上——這是整個故事最令人傷心的一部分——他也希望和微積分教授說
清楚一切，但卻始終沒能在微積分教授面前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這位教授決不可能意識到克里
斯·蘭根在數學方面的才華。
3．
為自己的謀殺判決辯護，或者勸說老師把自己早上的課程調到下午，這些特別的技巧，心理
學家羅伯特·斯騰伯格（RobertSternberg）稱之為“實用智商”。在斯騰伯格看來，“為了達到最
佳效果，知道自己應該在什麼時候，應該怎樣和他人說出自己應該說的話”，是實用智商的一個
方面。這更像是一個程式上的概念：它指的是你應該怎樣去做一件事情，和你是否清楚自己為什
么要這樣做或者能否提供這種行為的合理解釋並無必然聯繫。它的本質是實踐性的：它不是解釋
自我的能力，它是一種讓你正確認識自身處境，並且達到自己目的的能力。並且，更為關鍵的是，
它是一種有別於IQ測試中，一個人的分析能力之外的智商。在運用這個術語的時候，一個人的
一般智商和實用智商常常是“兩兩不相交”的：一種智商的存在並不意味著另一種智商就必定存
在。你也許擁有很高的分析推理智商，但實用智商卻可能比較低；或者你擁有高的實用智商，但
分析推理智商卻偏低，或者——就像羅伯特·奧本海默這樣的幸運兒一樣——你兩個方面的智商
都很高。
那么，實用智商的各個方面又從哪來？我們知道分析推理智商的來源，在某種程度上，它基
本上是由你的基因決定的。克里斯·蘭根才6個月大就開始說話，3歲的時候自己就學會了閱讀，
他是天生的聰明人。在一定程度上，先天能力可以用IQ來測量。1但是社會悟性是一種知識，它
是一系列需要學習的技巧，它應該來自於某處，比如我們生活的家庭就是一個影響我們的處世態
度和社會技巧的地方。
也許，馬里蘭大學的社會學家安妮特·拉里奧（AnnetteLareau）的研究給我們帶來了最好
的解釋。多年以前，拉里奧針對國小三年級的學生做了一項令人深思的研究。她分別對黑人家庭、
白人家庭的孩子進行對比分類，最終選擇了12個家庭的孩子，其中即有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也
有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拉里奧和她的同事對每個家庭進行了不少於20次的考察，每次考察的時
間都持續好幾個小時。拉里奧讓那些孩子把她和她的助手看成是“寵物狗”，她們跟著孩子到教
1很多研究都認為一個人的IQ遺傳的可能性大約為50％。
59
堂、足球場、診所，她們一支手拿著錄音帶，一支手拿著筆記本。
也許您會認為，如果換成您在12個家庭呆較長的一段時間，您應該會接觸到12種不同的教育
孩子的方法：他們的父母也許很嚴厲，也許比較寬鬆，也許比較喜歡指指點點，也許比較開明，
各種類型不勝枚舉。然而，拉里奧的發現卻與您的預想大相逕庭。她們發現可以根據社會階層明
確地分成兩種培養“哲學體系”，富有家庭有一套養育孩子的體系，貧困家庭也有另一套養育孩
子的體系。
富有家庭的父母普遍干涉孩子的自由時間，讓孩子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他們沒完沒了地為
孩子打聽老師、教練、隊友的情況。拉里奧曾跟隨過一個富有家庭的孩子，這個孩子一個夏天就
參加了一支棒球隊、兩支足球隊、一支游泳隊和一支籃球隊，此外，他還參加了一支管弦樂隊，
並且學習彈鋼琴。
這些緊湊的活動安排，對貧困家庭的孩子來說完全是不可能的。他們的遊戲不是一周兩次的
足球培訓，而是與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是鄰居的小孩在外面一塊玩耍。孩子們和他們的父母都認
為，孩子們做的一切都不屬於成年人的世界，兩者之間沒有什麼顯著的聯繫。一個來自勞動階層
的女孩——卡蒂·布琳德爾——放學之後就到唱詩班唱歌，但她是自願加入並且自己選擇步行到
唱詩班練習。拉里奧寫道：
與中產階層的母親們不同的是，布琳德爾夫人並沒有因為女兒喜歡唱歌的愛好就
想盡一切辦法進一步培養她的興趣，進一步挖掘女兒表現出來的稟賦。布琳德爾夫人
並沒有特別在意卡蒂對戲劇表演的興趣，也沒有因為自己沒能力培養她在這方面的才
華而懊惱。相反，她認為卡蒂的才能和興趣只是她的個性而已——一個不唱歌不表演
的“卡蒂”就不是真正的卡蒂了。她覺得女兒只是在向別人展示一個“聰明伶俐”的
自己，這只是卡蒂“吸引別人注意”的一種方法。
中產階層的父母喜歡對孩子刨根究底，每一件事都要問清楚來龍去脈。他們不僅僅喜歡自己
發號施令，也希望他們的孩子能夠拿出自己的威信，敢和父母頂嘴，能和別人談判，能質疑成年
人。一旦他們的孩子在學校的境況不如意，富有階層的父母就會到學校責問孩子的老師，他們覺
得自己需要為孩子爭取權益。拉里奧跟蹤過一個孩子，因為沒達到學校特長班的招生資格，她的
母親於是請求學校，為她專門再次組織了一個私人測試，她的女兒最終進入了特長班。貧困家庭
的父母則相反，他們常會向一些權威人士讓步。他們總是顯得服服帖帖，不能勇敢地站出來。拉
里奧曾描述其中一位低收入階層的父母：
60
例如，在一次家長會上，麥卡利斯特夫人（她的學歷為高中）看起來就收斂了許
多，一點都不像她在家時那樣熱情，那樣喜歡交流，在這裡，她的這些性格都掩蓋起
來了。她弓著背坐在椅子上，始終扣緊著夾克的拉鏈，她顯得很平靜。當孩子的老師
說到哈羅德沒有上交家庭作業的時候，麥卡利斯特夫人目瞪口呆，她非常驚訝，但是
她說的只有這么一句：“他在家做了作業。”她即沒有追問老師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
沒想過要多為哈羅德辯解什麼。在她眼裡，教師完全能夠教育好她的兒子，那是教師
們的工作，而不是她的。
拉里奧把中產階層父母的教育方式稱為“協同培養”，其目的是積極地“培養並評估一個孩子
的才能、觀念和技能”。相反，窮人們遵循的是“自然成長”的策略，他們雖然認為自己的責任
是照看孩子，但是應該讓孩子自由自在地發育成長。
拉里奧強調，這兩種培養方法不能說哪種更好。在拉里奧看來，窮人的孩子善於動手，不喜
歡發牢騷，能夠更有創意地支配自己的時間，擁有極強的獨立自主觀念。但是在實踐層面上，協
同培養的優勢更明顯些。有著緊密活動安排的中產階層家庭的小孩總在不斷變更著自己的經歷，
她能學會團隊協作，她也知道怎樣處理一些高層事件。她知道怎樣投成年人所好，在需要的時候，
她知道該如何甜言蜜語地說服成年人。在拉里奧的眼裡，中產階層家庭的孩子開始領會到了“權
利”的意義。
當然，這個辭彙在當時有一定負面意義。但拉里奧認為這個辭彙最能夠說明這種現象：“他們
的行為似乎表明他們擁有個人自由選擇的權利，他們也擁有靈活應對各種制度安排的權利。他們
看來比較滿足這些安排；他們要求分享到更多的信息並且希望贏得別人的關注······通過靈活
應對制度安排來滿足自己的愛好，是這些中產階層孩子的一般慣例。”他們知道這個道理，“即便
是國小四年級的中產階層家庭的小孩，他們都知道利用自己的權益去為自己爭取更大的優勢。為
了讓程式安排符合自己的期望，他們會向教師和醫生提出一些特別的要求。”
相反，勞動階層或者窮困家庭的小孩“給人的感覺是比較冷淡、缺乏信任和拘謹”。他們不知
道怎樣找到自己的路，或者說為了達到目的，他們不知道該怎樣“定製自我”（customize）—
—這裡引用拉里奧這個再恰當不過的術語，無論他們是處於何種環境都是如此。
有一個對話場面，那是拉里奧跟著一個叫亞歷克斯·威廉斯的9歲孩子，還有孩子的母親克里
斯蒂娜一塊去見醫生時的談話。威廉斯的家庭是一個富有的專業人員的家庭。
“亞歷克斯，你應該想想自己該問醫生一些什麼問題，”在開車去見醫生的路上，克里斯蒂娜
61
說，“你想到什麼就問什麼。別害羞，你可以問任何問題。”
亞歷克斯思考了幾分鐘，然後說，“在我抹了除臭劑的手臂上有一些腫塊。”克里斯蒂娜：“真
的？是最近抹了除臭劑以後嗎？”亞歷克斯：“是的。”克里斯蒂娜：“喔，那真該問問醫生。”
拉里奧寫道，亞歷克斯的母親“教育他有資格暢所欲言”——即便即將見到的是一位長輩和
權威人士，他也完全應該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們見到了醫生，一個很有親和力的40開外的人。醫
生告訴亞歷克斯，他在身高百分比中排95，隨後亞歷克斯打斷了他的話：
亞歷克斯：排95是什麼意思？
醫生：意思是在100個小孩裡面，你比95個小孩都要高，喔，你現在是10歲。
亞歷克斯：我不是10歲。
醫生：是嗎，他們在圖表上寫的你是10歲。你是——9歲10個月。他們——他們通
常把最接近的年齡填在圖表上。
看看，亞歷克斯這樣輕易就打斷了醫生的話——“我不是10歲。”這是一種權利：他的母親允
許他一時無禮，因為她希望兒子學會在權威人士面前表達自己的立場。
醫生轉而問亞歷克斯：好了，我們現在進入最主要的環節。在我檢查你的身體以前，
你還有什麼問題需要問嗎？
亞歷克斯：嗯······有一個。我的手臂上有一些腫塊，就在這（指著手臂下）。
醫生：在下邊？
亞歷克斯：是的。
醫生：好的，我進一步檢查之後再處理一下。我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應該怎
樣治。覺得痛或者覺得癢嗎？
亞歷克斯：不痛也不癢，只是有這樣的腫塊。
醫生：沒事，我會給你治好的。
這樣的互動似乎不應該發生在低年級的小孩身上，拉里奧說，他們應該很安靜很順從，眼睛
不敢直視他人。但亞歷克斯卻掌控了局面，“此前他就想好了要問什麼，他吸引了醫生的全部注
意力，讓醫生把焦點都集中在他準備好的問題上。”拉里奧寫道。
利用這種方式，他成功地把原來傾向成年人的權利逐步向自己身上傾斜。整個過程，亞歷克
62
斯都很得體，權利的轉移很平穩，仿佛他是一個特別能引起成年人注意並且得到他們賞識的人。
這是協同培養體系一種特有的重要體現。在做身體檢查的時候，亞歷克斯沒有過分顯擺自己，他
的行為方式非常類似他的父母——他追問、磋商、以放鬆的心情開著玩笑。
了解這種掌控局面的特殊能力來自哪裡是很重要的。這不是來自基因，亞歷克斯·威廉斯的
眼睛顏色也許從他父母或者祖父母那裡遺傳下來，但和權威人士的交流技巧卻不可能從他們那裡
遺傳而來。這也不是因為種族的原因：這不是黑色人種或者白色人種的專利，亞歷克斯·威廉斯
是黑人而卡蒂·布琳德爾是白人。這是因為文化優勢。亞歷克斯之所以有這些技能，是因為在他
年輕的生命中，他的父親和母親——以富有教養的家庭的一貫作風——頗費心機地把自己身上曾
受過的教育方法用在孩子身上，向他展示遊戲的規則，不斷提醒他、刺激他、激勵他，即便是駕
車去看醫生的路上，也沒忘記來一場逼真的小預演。
拉里奧認為，我們所說的階層優勢事實上包含很多方面。亞歷克斯·威廉斯的境遇好於卡蒂·
布琳德爾，是因為他生活在富有的家庭，因為他在一所較好的學校念書，另一個原因——並且這
可能是最為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接受到了權利觀念的教育，這種意識是一個人在現代社會取
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
4．
這就是奧本海默擁有但克里斯·蘭根缺乏的優勢。奧本海默是一位藝術家和一位成功的外衣
製造商的兒子，他自小生長在鄰近曼哈頓的一個最富有的地區。孩童時候的奧本海默完全屬於協
同培養。一到周末，便有專人駕駛帕克汽車把奧本海默送到郊區；夏天，他會到歐洲探望他的祖
父。他進入了位於中央公園西部路的道德文化學校，這也許是美國最進步的學校，正如奧本海默
的傳記裡面說的，這裡的學生“被不斷灌輸自己是為改善世界而生的觀念”。當奧本海默的數學
老師終於厭倦了奧本海默的糾纏時，她就讓奧本海默自己去琢磨問題。
還在孩童時期，奧本海默就非常喜好收集岩石。12歲那年，他嘗試和當地的地質學家通信，
討論在中央公園看到的那些岩石的構成，這給地質學家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邀請奧本海默
到紐約礦物學俱樂部發表演說。根據舍溫和博德的記錄，奧本海默的父母對他們兒子這個業餘愛
好的反應完全可以寫入協同培養經典教材的案例：
由於擔心自己的聽眾都是一些成年人，羅伯特請求他的父母去解釋一下，畢竟自己
只是一個12歲的孩子。有趣的是，朱利葉斯鼓勵他的兒子接受這份榮耀。演講的那個
63
晚上，羅伯特在父母的陪同下出現在俱樂部，他的父母驕傲地向人們介紹自己的兒子：
J·羅伯特·奧本海默。當他走上演講台的時候，台下起初驚呆了的地質學者和岩石收
集愛好者們不禁笑了起來：在他的腳底下放了一個木箱，這樣台下的聽眾們才能更清
楚地看到他，而不是只能透過演講台看到他細長又蓬亂的黑頭髮。雖然略微有點害羞
有點笨拙，但羅伯特還是堅持念完了準備好的演講稿，在場的聽眾給了他熱烈的掌聲。
在奧本海默輝煌的一生中，他應對挑戰的能力是不是讓我們覺得不可思議？假如你是一個商
人的兒子，你的父親用商業世界的規則啟發你，那么你很容易就能明白，為了應對緊張的場合，
你最應該做的應該是什麼。假如你是一個曾在道德文化學校念書的學生，那么你就不會害怕劍橋
的老師列出的一系列對你不利的證詞。假如你曾在哈佛大學學習物理學，那么你就知道該怎樣和
一位曾在麻省理工研究工程學的將軍交談。
與他相反，克里斯卻生活在缺少友愛的波茲曼，生活在一個被暴怒的、酗酒的繼父支配的家
庭。“蘭根（傑克·蘭根）對我們都是這樣，”馬克說，“我們一直非常憤恨那些所謂的權威。”這
就是蘭根從小受到的教育：不相信權威和喜歡獨來獨往。他的父母不能在看病的路上告訴他應該
準備什麼問題問醫生，他沒有這樣的父母，他的父母也不會告訴他應該怎樣說服那些權威人士，
怎樣和他們磋商。他不理解權利的概念。這看起來沒什麼了不起，但這卻是他逃離波茲曼，能否
自由行走於世界的最大障礙。
“我也得不到一丁點的經濟支助，”馬克繼續說道，“我們對這方面一無所知，對那些程式，
我們可以說得上是白痴。怎樣申請，表格、支票薄是怎么回事，這些都不屬於我們的世界。”
“如果克里斯多福出生在一個富裕家庭，或者他的父親是一個在行業內很有實力的醫生，我
敢說他17歲就獲得博士學位，就像你經常在報紙上看到的那些男孩一樣，”他的弟弟傑夫說。這
就是能對你起決定性作用的文化。克里斯面臨的問題就是他總覺得老師的講課很無聊，以至於無
法安心坐下來聽課。如果他的才智被人賞識，或者他來自那種富有教養的家庭，那么，他們就有
可能讓他意識到很多事情其實並非那么無聊。
5．
當那些特曼人長大成人之後，特曼收集到了其中730個人的記錄，他把這些人分成三個組。較
為突出的150個人——占全部的20％——被分進了A組。他們都可以說得上是真正的成功者，他
們是各行各業的名角——有律師、醫生、工程師和學者。A組中，90％的人都從大學順利畢業，
64
其中又有98％的人擁有研究生學歷。有60％的人被劃入了B組，他們的表現算是“令人滿意”。
表現最差的150個人劃入了C組，特曼覺得這一群人擁有過人的智商，卻沒創造多少與智商相配
的價值。他們有郵局的工人和做苦力活的薄記員，還包括一些成天躺在家裡的睡椅上無所事事的
人。
C組中，三分之一的人曾有大學輟學的經歷，四分之一的人只有高中學歷。C組中的150個人
——其中不管是誰，在他的生命中，都曾被人們稱為天才——最終卻只有8個人真正說得上擁有
研究生學歷。
是什麼造成A組和C組如此大的區別？特曼找了一切能想到的原因試圖解答這個疑問。他調查
了他們的身體和精神的健康狀況，他們的“男子氣或女子氣量記錄”，他們的業餘愛好和職業興
趣；他將他們開始走路和說話的年齡進行比較，將他們在國小和中學時期的IQ精確值也進行對
照。然而，他最終卻忽略了一個因素：家庭背景。
A組中的人絕大部分來自中產階層或者上層家庭。他們的家裡擺滿了書籍。A組中，有一半的
人的父親擁有本科以上的學歷，在當時，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少之又少。相反，C組中的家庭完全
是另外一番景象，幾乎三分之一的人，他們的父母在八年級之前就輟學了。
特曼曾經讓他手下的工作人員深入訪問A組和C組的特曼人，評定這些人的性格和行為方式。
他們所發現的和你預想的沒多大出入，只要你讓那些生活在協同培養環境中的孩子與那些生活在
自然成長氛圍中的孩子進行對比。A組的孩子被認為更加機警、鎮定、富有魅力、穿著得體。事
實上，如果你在兩個不同人種之間進行比較，你也會得到類似的結論，不同人種在以上四個維度
都會得到不同的評價。當然，你不是在不同人種之間進行對比。你看到的差別，只不過是因為有
的親職教育他們的孩子必須向世人展現自己最好的風貌，而有的家庭卻否認這一點。
最後，特曼失望透頂。別忘了，C組特曼人的天資曾是那樣聰慧。假如在他們還是五六歲的
時候，你遇見了他們，你一定會被他們的好奇心、他們敏捷的思維和他們煥發的才華所折服。他
們確實卓爾不群。但是特曼研究的最終結果，卻明白無誤地表明，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來自底層社
會或者貧困家庭的天才少年能夠聞名遐爾。
那么，C組的特曼人在哪個方面存在缺陷？這個答案並不需要千辛萬苦地尋找，這不是因為
他們的DNA編碼或者是大腦神經網路有什麼不同。他們缺少的是一種環境：這種環境能幫他們
養成面對世界的正確態度——如果我們知道這些天才需要它，我們就應該為他們創造這樣的環
境。C組的特曼人是被浪費的天才，事實上他們不應該淪落到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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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今，克里斯·蘭根生活在密蘇里州鄉下的一個養馬農場。多年以前，他在結婚之後便搬到
了這裡。雖然已經50多歲，但他看起來卻顯得年輕很多。他擁有後衛球員那樣的體形，他寬厚胸
膛上的筋肉非常強健。他的頭髮從額頭一根根地梳到腦後。他留著灰色的鬍鬚，戴著太陽鏡，顯
得很優雅。透過他的眼睛，你可以看到他眼睛後面隱藏的智慧。
“我典型的生活，就是起床之後弄一點咖啡。然後走到裡間坐在電腦前面開始工作，無論怎
樣我都會工作到晚上，”他不久之前告訴我，“我發現如果我在上床之前想到一個問題，我只需要
在入睡的時候把精力集中在這個問題上，每一次都能在第二天早上找出答案。有時我能夢到答案，
並且能夠記住答案。有時我只能感覺到答案在哪，我開始把想法輸入電腦，答案很快就能在電腦
頁面上顯示出來。”
他正好閱讀了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Chomsky）的作品。他有一大堆的書需要研究。
他一直都是從圖書館借書來讀。“我一直認為一個人越是接近事物的本質，他就越是生活得更好，”
他說。
蘭根看起來很滿足。他有農場的動物需要伺候，有書需要讀，有妻子讓他去愛。這是比做大
人物更加愜意的生活。
“我不認為外面有什麼人會比我聰明，”他繼續說道，“我從來沒遇到一個比得上我的人，也
沒聽說有什麼人居然比我擁有更強的理解能力。我從沒見過，我想我也不會見到。我想我能夠接
受挑戰——如果有人向我提出挑戰——‘喔，我想我肯定比你聰明’。我樂於看到各種可能發生
的事情——我想我能戰勝他們。”
他說的話聽起來有些張狂，但事實並不是這樣。剛好相反——他的論調倒像是自我辯解。他
幾十年都在為自己的一套說辭努力工作——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幾乎沒有隻言片語出版過，即便有
一些物理學家、哲學家或者是數學家能夠正確判斷它的價值，但他們都沒有讀到過它。而他，是
一個目前依舊影響著世界的人，一個擁有獨一無二的智商的人。但他從來沒有在一所名校主持過
學術研討會。他現在生活在密蘇里州北部一個隨時可能倒塌的簡陋養馬農場，他喜歡穿著牛仔褲、
短T恤靠在門廊後面坐著。他知道自己看起來是一副什麼模樣：這與天才克里斯·蘭根的形象格
格不入。
“我從來不想費勁周折地跟主流出版商糾纏，”他承認，“不斷尋找、諮詢出版商，希望能找
到一個代理。這種事情就需要這樣做。但我沒有，我對這些事情毫無興趣。”
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失敗。他每一次思考出來的結論最終都遭遇挫折。他知道自己應該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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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社會溝通，但是他不知道該怎樣做。我的天，他甚至還不知道該怎樣和自己的微積分老師交
談。智慧是一碼事，精通世故又是一碼事，較低的智力卻可能精通世故。而成就事情少不了智商
之外的其它能力，但克里斯·蘭根缺少這方面的能力。這不是藉口，這是事實。他注定是一個人
孤獨行走，沒有人願意這樣孤獨地走下去——無論是搖滾歌星、職業運動員、軟體領域的億萬富
翁，還是其他天才。
67
第五章喬·弗洛姆的三節課
“瑪麗的一刻鐘。”
1．
喬·弗洛姆(JoeFlom)是世達律師事務所（Skadden,Arps,Slate,Meagher&FlomLLP）最後
一位尚健在的“指定合伙人”。他在曼哈頓康泰納仕塔樓（CondéNasttower）最頂層的一角擁有
一間辦公室。他身材矮小，稍微有些發福。他的腦袋比較大，一雙大耳朵顯得挺長，他細長的藍
眼睛隱藏在一幅特大號的太陽鏡後面。與壯年時期相比，他已經算是苗條了不少，那時候他的體
重嚴重超標。他走起路來有些搖搖擺擺，他思考的時候常顯得心不在焉，他說話的時候總喜歡喃
喃而語，只要他一走進世達律師事務所的大廳，裡面立即會變得安靜起來。
弗洛姆自小生活在布魯克林市區公園附近一個令人沮喪的地區。他的父母是來自東歐的猶太
移民。他的父親，伊薩多，是外衣製造業一個協會的組織者，後來他改成專門縫製女裝的披肩。
他母親的工作屬於計件工作——在家裡為別人的衣服縫製飾品。他們窮困潦倒。在他的記憶中，
幾乎每一年他們就要搬一次家，因為那時候的租稅制度規定，房東必須免去新租戶一個月的房租，
正因為這樣，他們搬一次家，就可以節省一部分費用。
讀完國中，弗洛姆通過了湯森哈理斯公立高中的入學考試，這是位於曼哈頓列剋星敦大道的
一所著名高中。在這所高中短短的四十年中，培養出了三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六位普利茲獎獲得
者、一位最高法院法官，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發明者喬治·格什溫（GeorgeGershwin）和喬納斯·
索爾克（JonasSalk）也來自這所高中。弗洛姆來到這裡，他的母親每天早上都會給他一角硬幣
吃早餐——在勒迪克（Nedick’s）吃三個油炸圈餅、喝杯橙汁或者咖啡。放學之後，他就到外衣
製作區推手推車。他在上曼哈頓地區的城市學院讀了兩年夜校——為了維持生計，他白天一直在
工作——隨後他報名參軍，在服役期間，他申請了哈佛大學法學院。
“從6歲開始，我就希望自己能進入法律界，”弗洛姆說，但他沒能在學院獲得學位，哈佛大
學遺棄了他。“為什麼？我給他們寫了一封信，告訴他們為什麼我只適合去切麵包，”他解釋說，
一如他言簡意賅的言談風格。在20世紀40年代，正在哈佛大學讀書的弗洛姆從來沒有做過筆記。
“我們無一例外都要經歷枯燥無味的一年，我們必須呆在教室認真做筆記，根據筆記寫一個綱要，
然後再把要點整理出來，最後寫在一張放在最上面的薄光澤紙上，”弗洛姆的同班同學查爾斯·
哈爾說，“我們循規蹈矩地學習那些案例，但這對喬不適合。他幾乎從來不記筆記。他擁有一種
潛質，能‘像律師一樣思考’，而我們在這方面卻總是差強人意。他擁有過人的判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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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曾是《法律評論》（LawReview）的編輯——這是賦予班級最拔尖學生的一項榮譽。第
二年的聖誕假期屬於弗洛姆的“應聘季節”，他來到紐約參加一些大的律師事務所的面試。“我還
是一個難看、笨拙、一身肥肉的男孩。我覺得非常鬱悶，”弗洛姆回憶說，“到了應聘季節快結束
的時候，我們班有兩個人依舊沒找到工作，我是這兩個人中的一個。有一天，我聽我的老師說有
些傢伙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我就去拜訪他們，在交談的整個過程中，他們給我強調到一家還沒
有一個顧客的公司幹活的風險。他們越是這樣說，我越是喜歡上了他們。所以我說，即使是地獄，
也應該試一試。他們每一年只有3600美元的收入，這是最初的薪水來源。”起初，經營這個律
師事務所的只有馬歇爾·斯克登（MarshallSkadden）和萊斯利·阿爾普斯（LeslieArps）——此
前他們希望成為華爾街一家大的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但被拒絕了——另外一個合伙人，就是在
泛美航空工作的約翰·斯萊特（JohnSlate）。弗洛姆成為了他們的合伙人。他們在華爾街雷曼
兄弟大樓的最上一層擁有幾間辦公室。“你知道我們的法律業務開始怎么做嗎？”弗洛姆笑著說，
“但不管怎樣，最終一切都還是送上門來了。”
1954年，弗洛姆成為了世達律師事務所的任事股東，這時，事務所開始飛速發展。事務所擁
有了100名律師，很快這個數字就變成了200，當事務所的律師達到300個的時候，弗洛姆的一
個合伙人——莫里斯·克萊默（MorrisKramer）——找到他，對他說自己覺得心虛，因為很多律
師都是剛從法學院畢業的年輕學生。世達已經夠大了，克萊默說，很難想像再擴大規模和增加雇
傭人員的事務所是什麼樣子。弗洛姆告訴他：“啊哈，我們的計畫是達到1000名員工。”弗洛姆
從來就不缺乏野心。
現在的世達律師事務所已經擁有了2000多名員工，23間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辦公室，事務所
每年的收入已經超過了10億美元，它成為了世界上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律師事務所之一。在他
的辦公室，掛著他和喬治·布希、比爾·柯林頓合影的照片。他現在住在曼哈頓上東城區一棟豪
華住宅的休閒公寓裡。在過去的30年中，如果你接管了一家福布斯五百強的公司或者接管的是
另外的一家公司，或者你注定要成為大亨，那么，約瑟夫·弗洛姆就應該是你的律師，而世達就
應該是你選擇的律師事務所——如果不是，那么你最好再認真考慮考慮。
2．
我相信你現在對我講的這個故事將信將疑。一個富有才氣的外來移民的孩子，他雖然克服了
貧窮和絕望，但不可能在市區乏味的律師事務所找到一份工作，不可能只靠自己的才華和努力就
掙大錢。這是一個從窮光蛋到富翁的故事，但是我們前面所有的故事都認為成功是不可能發生在
69
窮光蛋身上的，無論是曲棍球運動員、軟體行業的億萬富翁，還是特曼人，他們都不是這種人。
成功人士不可能僅憑一己之力就獲得成功，他們的成功離不開自身之外的很多因素。他們總是在
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下產生。
那么，正如我們前面對比爾·喬伊和克里斯·蘭根所做的分析一樣，現在我們也利用前面四
章所學到的，來對約瑟夫·弗洛姆進行分析。人們很少說到喬·弗洛姆的智商、性情、雄心，雖
然他顯然在以上三個方面都很豐富；他的客戶也沒什麼熱情洋溢的評語，沒人說他是一個天才；
一路飆升的世達律師事務所也沒什麼繽紛多彩的故事。
我們將要講述的，是來自紐約移民社會，一個名叫喬·弗洛姆的人成長的系列故事——我們
將從一個學法律的學生，一對名為莫里斯（Maurice）和莫特·詹克洛（MortJanklow）的父子，
一對叫做路易斯（Louis）和瑞吉娜·鮑各尼特（ReginaBorgenicht）的夫婦那裡聽到這個故事—
—希望能從他們那裡找到答案的關鍵問題所在。喬·弗洛姆的機遇是什麼？我們知道，那些卓爾
不群的人都受益於各方面的因素，那么，我們是否能抽絲剝繭地對喬·弗洛姆的生活環境進行分
析，從而找到成就他一番事業的主要原因？
我們常常聽別人講一些從窮光蛋到富翁的故事，因為一個敢於挑戰艱難困苦的孤膽英雄，
有他自身的魅力。與那些虛構的英雄故事相比，喬·弗洛姆生命中的真實故事更令人著迷，因為
他生命中的所有事情看起來似乎都是不利條件——他是一個外衣製作工人家的窮孩子；猶太人的
他，生活在一個猶太人受盡歧視的時代；他的成長曆程令人覺得沮喪——要獲得好的轉機，似乎
非常渺茫。喬·弗洛姆是一個卓爾不群的人，但他也許不是你想像當中的那種卓越者。在本章的
後面部分，喬·弗洛姆的人生故事或許能給我們上幾堂頗有教益的課，我們將從這些故事裡面了
解紐約城的法律世界，從而可以在不知道任何額外的單一信息的情況下，推想這座城市最具實
力律師的境況，他們的家庭背景、年齡和出身。
第一課成為猶太人的意義
1.
亞歷山大·比克爾（AlexanderBickel）是喬·弗洛姆在哈佛法學院讀書時候的同班同學。像
弗洛姆一樣，比克爾是一位住在布魯克林的來自東歐的猶太移民的兒子；像弗洛姆一樣，比克爾
先是進了紐約的一所公立學校，隨後在城市學院讀書；像弗洛姆一樣，在法學院讀書的比克爾，
是班裡的“名角”，事實上，如果不是因為癌症縮短了他的職業生涯，他很可能成為那一代人當
中最好的憲法學學者。像弗洛姆和其他同班同學一樣，比克爾也在1947年聖誕節期間的“應聘季
節”來到曼哈頓，希望謀到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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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工作的第一站是默基·羅斯律師事務所（MudgeRose），和當時那些事務所相似，這是
一家創辦於1869年，位於華爾街的傳統而又乏味的律師事務所。在理察·尼克森1968年贏得總
統大選之前，這裡曾是他工作的地方。“我們就像一些女士一樣，希望自己的名字在報紙上只出
現兩次——出生的時候和死去的時候，”事務所一位高級合伙人曾用這樣一句話極其恰當地說到
自己。比克爾被帶著到事務所轉來轉去，見了一個又一個事務所的合伙人，最後他被帶到一間藏
書室去會見事務所的高級合伙人。你能夠想像當時的情景：一間擺放著暗色書架的房子，地上鋪
著邊沿已經磨損的波斯地毯，書架上一排一排全是皮革包起來的法律書籍、檔案，牆上掛著默基
先生和羅斯先生的油畫。
“當他們讓我完成了所有的面試和其它程式之後，”比克爾在很多年之後說到，“我就被帶
到了那裡（去見高級合伙人），他竟然自己先開口談到我的身世”——你可以想像，當比克爾聽
到別人委婉地說到自己的移民身份時，他是怎樣的驚訝。“我之所以到這，當然是無事不登三寶
殿。但是，我明白，像他這樣的公司，雇用一個像我這樣身世的人的機率是微乎其微的。當他吹
捧我取得的成績的時候，我心裡就已經明白，他實際上不大可能給我這個飯碗。但他們自始至終，
還是熱情地接待了我。”
對比克爾求職的這段追憶，後來那些採訪他的人顯然都覺得有點迷惑不解。比克爾接受這
些記者採訪的時候，正是他聲譽最高的時期，他的身影常出現在最高法院，在那裡，他力辯群雄，
他寫了很多風靡一時的書箱。而默基·羅斯律師事務所對比克爾說“不”，只是因為比克爾的出
身，就像當年芝加哥公牛隊拒絕接收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黑人孩子麥可·喬丹一樣，沒有任何
其它說得過去的理由。
“但是對名人也這樣嗎？”採訪者問他，意思是“難道他們不會為你破例嗎？”
比克爾說：“名人，schmars……”
20世紀四五十年代，紐約那些老牌律師事務所的運營方式就像一個私人俱樂部。他們的總
部都設在市中心的曼哈頓，在華爾街或其周邊用大理石砌成的沉重嚴肅的寫字樓里。頂級公司的
合伙人都是常春藤聯盟學校的畢業生，他們參加同一個教會，都在長島的海邊度假。他們穿保守
的灰色套裝，他們所在的公司被稱為“白鞋”公司（”whiteshoe”firm）——顯然，“白鞋”指的
是出現在鄉村俱樂部或雞尾酒會的白色紳士鞋。這些公司對所雇用的人員十分挑剔。就像艾文·
斯米格爾（ErwinSmigel）在《華爾街律師》（TheWallStreetLawyer）一書中對紐約舊式法律公
司所做的研究說的那樣，這些公司尋找：
來自北歐的律師，這些人性格隨和，穿著整潔體面，畢業於“合適的學校”，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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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社會背景及參與國際事務經驗，且精力充沛，極具耐心。一位法學院前院
長在一次談論法學院的學生找工作時應該具備怎樣的特點時，提出了更實際的要求：
“為了獲得一份工作，學生們應該有廣泛的家族關係，具備各種能力及完善的人格，
或者是這些特點的綜合。這些特點加在一起就構成了所謂的可接受的資格。如果一個
人具備其中任何一個特點，他就可以得到一份工作；如果他具備其中任意兩個特點，
他就可以挑選工作；如果他三個特點都具備，那么他到哪裡都沒問題。”
比克爾沒有金黃色的頭髮，也沒有迷人的藍色眼睛，說話還帶有口音。如果追溯其家族根源，
基本上屬於居住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的耶特·比克爾的所羅門的後裔，近來，才搬到布魯
克林。即便弗洛姆帶著證明信，也沒有使面試的情況好到哪去。他說，當他來到市區面試時，感
覺非常“不舒服”，確實如此：他身材矮小，一看上去就像猶太人，他比較笨拙，說話時語音單
調，還帶有布魯克林式的鼻音。你可以想像，那些坐在書房裡的“銀髮貴族”們會用什麼樣的眼
光打量他。如果在那個時代，你是法學院畢業生，然而你卻沒有恰當的背景、宗教背景以及不屬
於適當的社會階層，你只能加入一些次於大牌公司的二流小公司，或者你只能自己開一個公司，
處理一些找上門來的案子----就是那些知名的大公司不願處理的案子。這實在太不公平了，然而
事實就是如此。不過，對於那些出類拔萃的人來說，這種事太平常了，而且，挫折對他們來說，
往往很有價值。
2．
華爾街那些老牌法律公司有他們自己獨特的行事方法。他們屬於企業律師。他們代表著美國
最大而且最有聲望的公司。所謂的“代表”，指的是他們主要處理企業股票、債券發行的稅收和
法律工作，保證他們的客戶的行為不會和聯邦政府的法規發生衝突。他們不接收訴訟案例。那就
意味著，他們基本沒有人會願意花心思去打官司，做辯護。就像非常非常紳士的“白鞋公司”—
—美國凱威律師事務所(Cravath,Swaine&Moore)的創始人之一的保羅·克拉瓦什（Paul
Cravath）說的那樣，律師的工作就是把糾紛解決在會議室內，而不是在法庭上。“在我哈佛的那
些同班同學中，那些聰明年輕的傢伙幹的事情不是證券方面的就是稅收方面的。”一位“白鞋”
公司的合伙人回憶說，“那些是特別的領域。訴訟只針對那些玩得過火的人，那些規矩的人不會
遭遇訴訟。那時的企業一般不會相互起訴。”
那些老牌法律公司還有一樣不做，那就是涉及惡意併購、惡意接管的案子。這一點在今天很
難想像，現在，上市公司和私人直接投資公司不斷吞併一家又一家公司，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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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還認為一家公司在另一家公司沒有出讓計畫時，強行購買該公司是可恥的。諸如默基·羅斯
律師事務所和華爾街其他一些法律公司是不會受理這些案子的。
“惡意接管的問題是他們的行為帶有敵意，”商業雜誌《美國律師》（AmericanLawyer）的
創始人斯蒂分·比瑞爾（StevenBrill）如是說，“這裡不講究紳士風度。如果你的來自普林斯頓
的拍檔是公司的執行長，他的經營業績不斷下滑，這時候有些人出來中傷企業，說這個公司
很爛了，這會讓你很不舒服。你想，如果他離開，或許我也要離開。這是平息事態、恢復正常秩
序的辦法。”1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對於布朗克斯地區和布魯克林地區猶太籍的那一代律師來說，“找
上門來”的業務只有訴訟，稍微比較體面一點的，也只是代理人之間的競爭糾紛——這是惡意兼
併案例尋求法律支持的主要地方，這些業務是那些“白鞋”公司所不齒的。任何一個投資人要想
從一個公司中牟利，他就會指責那一家公司管理者不勝任公司的管理職務，他會寫信給公司股東，
試圖勸說他們把公司“代理權”讓給他，他從而可以投票，將現任的執行官趕下台。如果這個投
資者想要發動這場競爭代理人的戰爭，他需要找的，就是像喬·弗洛姆這樣的人。
法律史學林肯·開普蘭（LincolnCaplan）在《司卡登》（Skadden）一書中這樣描述企業兼
並的早期世界：
代理權競爭人的贏家一般在“龍潭虎穴”中（正式的稱呼是財務室）投票決定。
雙方的律師會與選舉監察員一起會面。監察員的工作是批准或否決有疑問的投票權。
人們在那樣的場合經常不拘小節，常爭吵不休。互為對手的人們有時穿著T恤衫，吃
著西瓜或者共享一瓶蘇格蘭酒，在“龍潭虎穴”中爭論的結果，常常很難達成共識。
律師們偶爾會試著通過任命一個對他們心存謝意的監察員來決定一次選舉。通常，
監察員抽著雙方提供的雪茄。管理層的律師要從叛變者的手中爭奪投票權（“我抗議！”）
及不道德的······處於“龍潭虎穴”中的律師長於此道，很多律師知道關於投票權的
1律師兼小說家路易斯·奧金克洛斯（LouisAuchincloss），他很長時間都在紐約那些比較保守比較紳
士的法律公司工作。在他的《紅色信函》（Thescarletletters）一書中有一段描述，非常精確地描述了
市區的公司對於兼併法的反感。“親愛的，正視現實吧，我和你丈夫正在應付一家由奸詐之徒組成的公司，”
一位專營公司收購的律師對他法律事務搭檔的妻子這樣解釋到。
“現在，如果有人希望接收一家並不想被收購的公司，”他繼續寫到，“他的辯護律師就會用各種辦法
迫使對方改變主意。我們可以訴訟公司管理者管理不善，或者是沒有支付股息，違法了一些次要的法規，
不合法發行股票等等。我們宣稱對方有不法行為；認為他們違反《反托拉斯法》；我們起訴他們那些可疑的
陳年舊賬。我們對手的辯護律師不得不手忙腳亂地查詢我們所有的檔案，尋找一切疑點，以求使我們的客
戶陷入無望的千頭萬緒的訴訟中······這是一場戰爭，你知道其中的性質以及其中的狂熱。”
73
許多競爭規則，但沒有人能比弗洛姆更擅長此道。
弗洛姆很胖（那時他至少超重100磅，一位律師回憶說······），體形上一點也不
具有吸引力（對於合伙人來說他就像一隻青蛙），不注意社交禮節（他會當眾放屁，或
者把手上的雪茄戳到那個跟他談話的人的臉上，而不表示一絲歉意）。但在與同道者或
者競爭者進行法庭辯護時，他的氣勢總咄咄逼人，結果總是他占上風。
那些“白鞋”層次的法律公司一旦發現有人合夥攻擊他們固有的客戶時，他們就會來找弗洛
姆，這些“白鞋”法律公司不喜歡這種案子，但他們很高興把這些業務轉讓給世達律師事務所。
“弗洛姆最初擅長的是代理人競爭的案子，而那不是我們做的領域，就像我們不做婚姻方面的一
樣。”羅伯特·瑞弗凱德（RobertRifkind），美國凱威律師事務所的一個長期合伙人這樣說。“我
們因此就對外宣稱不了解這方面的情況，我記得我們曾經有一件案子牽涉到代理勸鬥爭，我的一
位高級合伙人說，乾脆就讓喬·弗洛姆來做吧。他來到我們的一個會議室，我們圍成一團坐著，
向他解釋這個案子，他聽完後，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去做，然後便離開了。我說，‘大家知道，我
們也可以這樣做。’但我的合伙人對我說，‘不，不，不，你不能這樣做，我們不想做那些事。’
就這樣，我們沒有做成這些業務。”
接著20世紀70年代來臨了。原來人們對訴訟案件的鄙視態度被棄置一旁。聯邦條例放寬了
貸款限制，借錢變得很容易，市場變得越來越國際化，投資者變得更加有侵略性，結果就是無論
是公司兼併接管的事例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數量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在1980年，假
如你參加商務圓桌會議（那些美國公司的管理層經常組織的社交會議）調查惡意兼併是否允許，
他們中三分之二的人會說不允許。”弗洛姆說，“如果現在表決的話，全部人都會說當然可以。”
公司需要在同對手的法律訴訟中得到保護，需要打敗那些帶有敵意的原告。投資人要是想吞食不
甘心被吞併的目標，就需要法律策略方面的幫助，股東需要看到正式的法律陳述。其中所需的美
元數目是巨大的。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華爾街每年用於達到兼併目標
的費用增長了2000%，最高的費用達到了2500億。
眨眼之間，原先那些老牌法律公司不願意做的——惡意兼併和訴訟業務——現在成為每
個公司都搶著做的事情。那么誰是這個突然變得很關鍵的法律領域的專家呢？是那些15年
前，在中心城區法律公司沒法找到工作的人開的二流法律公司。
“（那些‘白鞋’公司）一度認為惡意兼併不值得嘗試，現在他們卻在在這場遊戲中落伍了，
嗨，他們這才下定決心，認為自己應該參與到這種業務中，此前，他們一直讓我陷入孤立的境地，”
弗洛姆說，“一旦你有著處理這類案子的好的口碑，生意最先考慮的自然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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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這跟比爾·喬伊和比爾·蓋茨的故事是多么相似。他們同樣在相關的領域被摒棄，使得
乾一番事業的前景陷入黯淡之中。但——突然---個人電腦革命爆發了，而他們已經在這方面傾
注了上萬個小時的心血。他們已經準備好了。弗洛姆有著同樣的經歷，他用了20年的時間在世
達律師事務所磨練著自己。接著世界變了，但他也準備好了。對於逆境的結束他並沒有沾沾自喜，
反而，認為逆境的結束只是源於機遇。
並不是這些人比起其他的律師更聰明，只是他們所具有的並從事了幾十年的技巧，突然之間變
得很有價值。1
第二課：人口統計學的運氣
莫里斯·詹克洛（MauriceJanklow）1919年進入布魯克林法律學校。他來自羅馬尼亞的猶
太移民的一個家庭。他有七個兄弟姐妹，詹克洛是年齡最大的一個。他的七個兄妹，一個在布魯
克林經營一家小型百貨公司，兩個從事縫紉機的生意，一個開了一間繪圖工作室，另一個製作羽
毛帽子，還有一個在提詩曼地產公司（TishmanRealty）財務部門工作。
莫里斯是家庭中的知識分子，他是家裡唯一一個讀過大學的。他獲得法律學位並在布魯克林
市中心的法院街（CourtStreet）實習。他是一個優雅的人，戴的是高級氈帽，穿的套裝是布朗
克斯兄弟的品牌。夏天，他常戴一頂草傘帽。他娶了一位非常美麗的女子----莉蓮·勒維廷（Lillian
Levantin），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猶太法典編著者的女兒。他開著一輛空間非常大的車，並搬到
皇后區（Queens）。他和他的合伙人接管了一宗製造書寫紙的生意，每一項數據無一不表露著這
宗生意能夠掙到錢。
有一種人，是全世界都希望能夠找到的人：他有著能夠成為紐約城大名鼎鼎的律師的潛質，
他聰明而且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來自於一個在正統的法律教育體制下受過良好教育的家庭，他住
在這個世界上經濟最為動盪的城市。但奇怪的是：這種好事從未發生過。莫里斯·詹克洛的職業
生涯從來沒有如他希望的那樣飛速發展。在他的記憶里，他似乎從來沒有走出過布魯克林法院街。
他也斗抗爭過掙扎過。
莫里斯有個兒子叫莫特，莫特也成了一位律師，但兒子的故事跟父親的截然不同。莫特在
1法學專家艾黎·瓦爾德（EliWald）對猶太裔律師如何把逆境轉化成機遇這方面進行了最為詳細的分析。
然而，瓦爾德對弗洛姆等人的成功並不僅僅依靠運氣的觀點似乎也不敢不小心翼翼進行論證。這些人受到
機遇的惠顧，而且他們能把握機會。正如瓦爾德所說：
“那些猶太裔律師都很幸運，並且他們都知道自強。這是抓住機會所必須的。他們不會錯過利用任何一
個有利條件的機會。他們非常幸運地沒有加入那些不願意承接企業兼併接管這些業務的歐裔新教徒們
（WASP）的公司。但是，幸運並不能否定一個人在機遇到來時把握自己的工作、不斷努力、拓展思維和
積極行動等方面的因素，這些因素或許隱藏在其中，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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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年代匆匆忙忙成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接著獲得最早的有線電視的特許經營權，並賣
經營權賣給了Cox廣播公司，獲得了一筆財富。20世紀70年代，他開始涉足著作權代理，今天，
他已經成為世界上享有很高聲望的代理商。1他有私人飛機。他父親所不曾實現的夢想都被兒子
實現了。
為何在同樣的地方莫特能成功而莫里斯卻不能？當然對於這個問題有著一百個潛在的答
案。但還是讓我們首先用曾對19世紀30年代的商業大亨和1955年的軟體程式設計師用過的分析方
法，來看看詹克洛父子所處的年代中的差異。對於一個猶太裔律師來說，是否也有一個很合適他
出生的時期？結論是：是的。解釋了莫特·詹克洛之所以能成功的鑰匙，和解釋喬.·弗洛姆能
獲得成功的鑰匙沒什麼區別。
1.
正如我們在講到克里斯·蘭根的那一章所介紹的那樣，劉易斯·特曼對天才的研究是
對出生於1903年至1917年的高智商兒童，他們長大成人後會是怎樣，展開的一項調查。這
項調查發現，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了真正的成功者，而也有一些人成為了徹底的失敗者。
那些成功的人大多數都是富裕人家出身，這樣說來，特曼的研究再次強調了安妮特·拉里
奧的觀點：你的父母以什麼工作為生，他們屬於哪一社會階層很重要。
不過，有一種方法可以顛覆特曼的結論。那就是在“特曼人”出生時，將“特曼人”
分為兩組，把1903年至1911年出生的“特曼人”歸為一組，然後再把1912年至1917年出生
的“特曼人”歸為另一組，或許就可以明顯看出，那些來自出生年份較早的群體中的“特
曼人”更可能失敗。
這種解釋與20世紀的兩大災難事件有關：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果你是1912
年以後出生，比如1915年，你大學畢業時，經濟大蕭條的最壞時期已經結束，此後，你被
選去服三四年的兵役，這就成了你人生中的一個斷點（當然，假設你沒有在戰爭中犧牲的
話）。
1911年以前出生的、成為“特曼人”的孩子，在經濟大蕭條最嚴重的時期剛好大學畢業，那
時工作機會很少，並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們已經快40歲了，也就是說，當他們被選去服
兵役時，他們不得不中斷本已步入正軌的事業及家庭生活。從人口統計學角度來講，1911年以前
出生的人幾乎都是不幸運的。20世紀最大的災難在不該來的時候恰恰砸中了你。
1他經營的是Janklow&Nesbit，事實上，他也是我的著作權代理商。這也是我能夠知道詹克洛家族歷史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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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這種人口統計學的邏輯也可以適用到紐約的猶太裔律師身上，比如說莫里斯·詹克洛。
市中心律師事務所的門是不會向他們敞開的，所以他們蜂擁著獨自創業，處理關於遺產、離婚、
契約及其它一些小糾紛的案子。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幾乎所有的獨自創業者都從人們視野中消失
了。“大城市中，幾乎一半的律師從業人員都掙不到能夠維持當時美國家庭生活標準的錢，”傑羅
德·奧爾巴赫（JeroldAuerbach）在講到紐約大蕭條時期，這樣寫道，“一年以後，1500名律
師準備像乞丐一樣向社會要求給予相應的救助。猶太律師們（大約是市內律師從業人數的一半）
覺得像他們這樣繼續開業，儼然是‘有尊嚴地餓死’”。暫不說他們花了多少年苦心經營，和那些
基督同行們相比，他們的收入“少得可憐”。莫里斯·詹克洛出生於1902年，經濟大蕭條開始時，
他剛結婚不久，剛買了一輛新車，剛搬到皇后區，他把全部賭注都押在撰寫商業法律檔案上，但
他的時機實在是糟糕透了。
“他打算大賺一筆，”莫特·詹克洛講到他的父親時說，“但是經濟大蕭條將扼殺了他的致富
夢，他沒有一點儲蓄，也沒有可以求助的人。從那時起，他變成了一個完全書記式的律師。打那
以後，他沒有勇氣再冒險，他受夠了。我父親曾經因為25美元出讓了自己的法律文案的所有權。
他有一個在牙買加儲蓄銀行工作的朋友，他的這位朋友經常照顧我父親一些生意。為了25美元，
我父親放棄文案的所有權，為此他幾乎要自殺。就是為了25美金！”
“我還記得有天早上，我的父親和母親在一塊商量，”詹克洛接著說，“他對她說，‘我現在
只有1美元75美分，我坐巴士需要10美分，坐捷運需要10美分，買三明治需要花15美分’，然後他
把剩下的給了我母親。他們是那樣窘迫。”
3．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那些出生在20世紀30年代的人，看他們的經歷與同在20世紀30年代出生
的莫特·詹克洛有什麼異同。
看一下下面的圖表。這張圖表顯示了美國從1910年至1950年的出生率。在1915年，幾乎有300
萬的新生兒，到了1935年，新生兒的數目降到60萬，又過了15年，新生兒的數目又重回到300萬。
更確切地說，每1000個美國人中，就有29.5個嬰兒出生於1915年；18.7個嬰兒出生於1935年；
24.1個嬰兒出生於1950年。20世紀30年代因此被稱為“出生低谷”。為了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度過
困境，美國的許多家庭都不要孩子，結果是，那10年出生的一代人在數量上比在他們之前出生及
在他們之後出生的人顯著減少。
77
經濟學家H·斯科特·戈登（H.ScottGordon）曾經這樣描述出生在那一時期的人的
專有待遇：
當他第一次睜開雙眼時，他看見的是寬敞的醫院，之前的一個出生高峰，使這裡
一切設施應有盡有。醫院裡的醫護人員時間寬裕，他們沒什麼事可做，在下一個出生
高峰來臨之前，他們可以安然度過這段短暫的平靜期。當他到了上學的年齡，高大的
教學樓佇立在那裡等著他，很多老師張開雙臂歡迎他。到了高中，籃球隊雖然不如以
前的籃球隊打得好，但是此時在體育館裡活動不再是一件難事。大學是一個令人愉快
的場所，班裡和宿舍空間很大，咖啡廳人也不多，教授能夠殷切教導。接下來，他躋
身職業生涯，此時的應聘者很少，而公司對人才有很高的需求，因為在他之後，湧現
了一大批人，這些人構成了強大的商品和服務需求，這使得公司能夠擴大現在的人才
需求。
在紐約，3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數很少，以至於在學校，一個班級的人數，還不超過25年前的
一半。
學校很新，它是為之前生於出生高峰的那一代人建造的。在經濟大蕭條期間，學校老師們的
工作被看成是地位很高的一份工作。
“在20世紀40年代，紐約市公立學校曾被認為是當時全國最好的學校，”曾經寫過大量的紐
約教育史的紐約大學教授戴安·羅維奇（DianeRavitch）說，“這些三四十年代的教育工作者，
在另外的時代另外的地方可能就能成為大學教授。他們才華橫溢，但是他們得不到他們想要的職
位，在公立機構教學是他們所能接受的工作，因為這很安全，有養老金，而且不會下崗。”
78
這樣的態勢使得那一代人去上大學時也受益，例如特德·弗雷德曼（TedFriedman），他20
世紀是七八十年代最有名的律師之一。又比如弗洛姆，一個家境貧寒的猶太移民的後代。
“我的選擇是城市大學和密西根大學，”弗雷德曼說。城市大學是免費的，而密西根大學，
現在是美國最頂尖的大學之一，那時的學費是一年450美元。“事實上，一年之後，如果你的成績
好的話，你就可以獲得獎學金。”弗雷德曼說，“也就是說，如果我的成績好的話，我只是第一年
才需要付學費。”弗雷德曼最開始的意向是留在紐約。“我去了城市大學，在那裡呆了一天，感覺
非常不喜歡。我覺得這就像在布朗克斯科技學校（弗雷德曼的高中學校）再待四年一樣，於是我
收拾了一下行囊，搭著別人的便車，就去了安娜堡。”他繼續說道：
整個夏天，我的口袋裡也才200多美元。為了賺夠450美元的學費，我曾在卡茨吉
爾區（Catskills）工作，交完學費之後，我口袋裡還剩下這么些錢。然後，我在安娜
堡一家別具一格的餐館裡做服務生，晚上我還到位於紅河區（RiverRouge）的福特工
廠去打工。那時得到的都是現金，找到那樣一份差事也並不難，工廠一直在招人。我
還有另一份工作，這份工作是在我成為一名律師以前報酬最高的----在建築工地打工。
在安娜堡的整個夏天，我們都在建造克萊斯勒測試場。在法學院上學的夏天，我就到
那打工。這些工作的報酬很高，也許是因為加班加點幹活的緣故。”
讓我們回味一下這個故事。我們從中得到的第一條教益，是說弗雷德曼是想努力工作，為自
己負責任，使自己完成學業的。但是第二條教益，也許是更重要的一條教益，是他他恰巧趕上美
國那個只要你想努力工作，你就有可能為自己負責任並完成學業的時代。當時，弗雷德曼正處於
我們今天所說的“不利的經濟”背景下。他是出生在布朗克斯區的孩子，他的父母都沒念過大學。
但是，看看他，對他來說，接受良好的大學教育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他畢業於當時全球都著名
的紐約公立高中。他的第一志願是能夠免學費的紐約市公立大學，第二志願才是密西根大學，學
費也僅是450美元，而且他毫不費力就被錄取了。正因如此，他才可以今天到這個大學看看，哪
一天又到另一個大學轉轉。
他怎樣去安娜堡呢？搭便車，用他暑假打工的錢。當他到了那裡之後，立刻可以得到很多好
工作，可以幫他支付其他費用，因為那裡的工廠正“求賢若渴”。當然，他們也是：不得不養活
30年代之前出生的一代人，及這之後的嬰兒出生高峰期的一代人。必然能夠獲得成功的判斷不僅
僅來自我們自身，也不僅來自我們的父母，它還來自於我們所處的時代：來自於特殊的歷史背景
呈現給我們的特殊機會。對於一個希望年紀輕輕便成為一名律師的人來說，如果出生在20世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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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早期，那真是妙不可言的事，就像編程專家最好出生於1955年或一名企業家最好出生於1835
年一樣。
如今，莫特·詹克洛已經有了一個可以俯瞰紐約公園大道的充滿了現代藝術作品的辦公室—
—其中一些是杜布菲的藝術作品，另外一些則是安塞姆·基弗（AnselmKiefer）的。他會講很
多令人愉快的故事。（我母親有2個姐妹，一個活到99歲，另一個在90歲去世。99歲的這位姨媽是
個聰明的女人，她嫁給我叔叔艾爾，他是美頓芳的銷售主管。一次我問他，“叔叔，這個國家的
其他地方是什麼樣子的？”他回答說，“孩子，當你離開紐約後，可以看到每個地方其實都是布
里奇港。”）他讓我感覺他在思考世界。“我一直是個冒險家，”莫特說，“最初，當我建立這個電
報公司的時候，我在做一些如果我不退出就可能會破產的交易。但我有信心可以獲得成功。”
當莫特·詹克洛這代人的出生環境最為理想時，莫特·詹克洛去了紐約的公立學校；而莫里
斯去公立學校則是這一代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時候。莫特·詹克洛去了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
因為處於人口出生率低谷的孩子可以選擇他們的學校；莫里斯·詹克洛去了布魯克林法學院，這
是1919年時，移民能去的一所好學校。莫特把他的電報公司賣了數千萬美元；莫里斯的文案所有
權則只賣了25美元。詹克洛家的故事告訴我們，像喬·弗洛姆那樣瞬間實現輝煌人生的人，並不
是任何時代都能有的。即使是最有天賦、受過最好親職教育的律師們也無法逃脫時代的限制。
“我母親的精神狀態一直很好，直到臨死前的五、六個月，”弗洛姆·詹克洛說，“在她神志
不清的時候，她說了很多她從前從未提過的事。1918年，她的一些朋友死於流感，那時候她淚如
雨下。那一代人——我父母他們那一代人，他們經歷過很多。他們經歷了大流感，那場災難意味
著什麼？它奪走了世界上1/10的人口。街上充滿了恐慌，朋友們都在死去。接著是第一次世界大
戰，隨後是大蕭條，然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沒什麼好的機遇，那是個非常艱難的時期。如
果那時候的一個人生活在另外一個時代，他可能會非常成功。”
第三課：服裝業和有意義的工作
1889年，路易斯（Louis）和瑞吉娜·鮑各尼特（ReginaBorgenicht）在漢堡港登上了遠赴美
國的客輪。路易斯來自格拉西亞（Galacia），當時屬於波蘭管轄。瑞吉娜則來自匈牙利的一個小
鎮。他們剛結婚幾年，有了一個小孩，他們的第二個寶寶還在媽媽的肚子裡。在這13天的旅途中，
他們睡在輪機艙甲板上用稻草鋪成的床上，當船顛簸的時候，他們不得不把床鋪緊緊綁起來。他
們認識紐約的一個人：10年前移民到美國的鮑各尼特的姐姐莎莉。還好，他們的錢足夠他們堅持
幾星期。就像在這些年裡移民到美國的其他移民一樣，他們的一切都處於難以預料的境遇。
80
路易斯和瑞吉娜在紐約東部貧民區的埃爾德里奇街（EldridgeStreet）租了一個小公寓，
他們一個月需要8美元支付房租。路易斯四處尋找工作，他看到了街道上到處都是小商販和賣水
果的人，還有那些擁擠在街邊的推手推車吆喝的小販。這些嘈雜的人流讓那些過去的世界在他眼
中變得模糊。他變得歡欣鼓舞。他去了他姐姐在洛得洛街（LudlowStreet）的魚店，並說服姐
姐借給他託運鯡魚的本錢。他裝了滿滿的2桶魚，在人行道旁反反覆覆用德語叫賣著：
煎的，
烤的，
炒的，
燉的，
吃著爽口，
頓頓回味，
人人都喜歡！
那個周末，他賺了8美元。第二周，他賺了13美元。這個收入還不錯。但夫妻倆覺得，做這
個生意，看不到能有什麼長遠發展。路易斯決定推著手推車去做生意。他賣毛巾和桌布，但運氣
不大好，於是又轉做筆記本生意，之後是賣香蕉、短襪和長襪。乾手推車小販真能有前途嗎？這
時瑞吉娜又生了第二個孩子，是一個女兒，路易斯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現在他得養活4口人了。
在這個街上來來回回走了好些天，正當他覺得無望的時候，未來的答案卻明朗起來，那就是
做服裝生意。當時他正坐在一個翻過來的箱子上，吃著已經晚了的瑞吉娜給他弄的三明治中飯。
圍繞著他的，處處是在營業的小店，裡面賣著套裝、女裝、工作服、襯衫、休閒服、褲子，這些
服裝都是來自家庭手工製作，或是裁縫定做的，這是他的一個新發現。
“對我來說，這裡最大的奇蹟不在於龐大的服裝數量，儘管這本身就是個奇蹟，”多年以後，
鮑各尼特在成為婦女兒童服裝製造商之後寫到，“但事實就是，在美國，即使窮人也不願意花時
間在無聊的衣服縫製上，他們會選擇去小店購買自己所需的服裝。”這個領域，是個可以進入的
領域，一個令人激動不已的領域。
鮑各尼特拿著一個小筆記本，無論走到哪裡，他都記下人們的穿著和正在銷售的衣服——男
裝、女裝、童裝。他想找到“新穎的”題材，尋找那種在市場上找不到的、人們穿的款式。他又
走了4天，這一天晚上，當他往家趕的時候，他看到6個女孩在玩跳房子遊戲。其中一個女孩在衣
服外面穿著鑲邊的圍裙，前面是低領，後面有個系帶，他猛然發現，之前的那些天，他從沒在東
81
區那些服裝琳琅滿目的衣飾店裡，看到過這樣的圍裙，他的精神為之一振。
他回家告訴了瑞吉娜。瑞吉娜剛到美國時，買了一台老式的縫紉機。第二天早上，鮑各尼特
到郝斯特街的一個乾貨店買了100碼的條紋棉布和50碼的橫木。回到他們的小公寓把這些東西放
在起居室桌子上。瑞吉娜開始裁剪棉布，小的給初學走路的孩子，大的給小孩子。知道她做了40
個圍裙。她開始縫紉。午夜十分，她才睡覺。然後路易斯接著乾她沒幹完的活。拂曉時，她起來
開始挖紐扣眼，加紐扣。早上10點，圍裙做完了。路易斯拿著這些圍裙冒險到郝思特街上賣賣看。
“兒童圍嘴！小女孩的！花的10分錢，白色的15分錢！小女孩的圍嘴！”到1點鐘的時候，40
個全賣光了。“孩子他媽，我們找到好生意了，”他從這街上一路飛奔回家後對老婆高喊著，他抓
著她的腰開始轉圈。
4．
像弗洛姆和鮑各尼特家這樣的有猶太移民還有詹克洛家都不像那些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
來到美國的移民。愛爾蘭和義大利的移民主要是來自歐洲貧窮鄉下的農民和佃戶。但猶太人不是，
幾個實際以來在歐洲，他們被迫離開自己的土地，擁擠在城市和城鎮裡，從事鄉村貿易和職業。
東歐的70%的猶太人30中主要來自艾麗斯島，或在一戰前有著某種職業技能。他們有小雜貨店或
珠寶店。他們一直是書籍裝訂商或鐘錶匠。但總體來說，他們的經驗在服裝貿易方面。他們是裁
縫和服裝製造者，帽子製造者，皮革製造商。
舉例來說，路易斯.鮑各尼特在12歲的時候就離開了父母貧窮的家開始在布熱斯科的波蘭鎮
的雜貨店做店員。當他有機會在SchnittwarenHandlung店（字面意思就是，如大家知道的處理
布料和紡織品或“布匹”）里工作時，他加入了這個行業。“布匹行業的人對世界來說就是衣商”，
他寫道“在那個簡單社會裡必須的三個基本要素，食物和簡陋的庇護所。服飾是貴族的東西。服
飾藝術的從業者，來自歐洲每個角落的經營神奇布料的服裝商，每年都要拜訪行業中心，進行購
買之旅的經貿商——他們是我年輕時有影響力的富商。他們有話語勸，他們很有分量。”
鮑各尼特在一個布料店為一個叫伊泊斯坦的人幹活，然後到一個叫布蘭德斯達特的鄰居店
里。就在那年輕的鮑各尼特學到了各種布料的里里外外的東西，這是他能上手紡織品並告訴你其
中細節的地方，製造商的名字，起源地。幾年後，鮑各尼特搬到了匈牙利遇到了瑞吉娜。從她16
歲起，她就一直在經營服裝製造生意。他們一起開了好幾個小布店，辛苦地從中學到了小商品企
業家要了解的細枝末節。
那天當鮑各尼特坐在翻過來的箱子上時，他偉大的靈感不是憑空而來的。他是個布坊里的老
手，他的妻子則是富有經驗的裁縫。這就是他們的領域。同時當他在他們的小公寓設立起小店的
82
時候，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在做同樣的事，利用他們的縫紉技術，到1900年的時候，對服裝行業的
限制完全取消了，服裝行業完全進入了東歐移民的手中。當鮑各尼特幹上這行的時候，猶太人已
經“深深的控制了這行”並且在他們熟知的領域瘋狂而執著地工作。
如今，當紐約還是大量的多元的城市中心地區的時候，人們很容易遺忘掉像鮑各尼特這樣的
移民帶來的大量的技術。從19世紀晚期開始到20世紀中期，服裝貿易是城市裡最大的最繁榮的行
業。紐約有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多的人從事服裝製造，紐約製造的服裝也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製造
的都多。這棟獨特的建築依然聳立在曼哈頓百老匯的下半區，從時代廣場上的20街的10到15層工
業倉庫到堅固的Soho和Tribeca閣樓，幾乎都是為服裝製造商、帽子製造商和女內衣製造商而建，
巨大的男女服裝製造間聳立著縫紉機器。於1890年代來到紐約從事服裝製造的人是財富的濃重一
筆。就像1986年出現在矽谷的上萬小時的電腦程式一樣都在你的掌握中。
“毫無疑問，這些猶太移民在完美的時刻帶著完美的技藝到來”，社會學家史蒂芬.斯坦伯格
說，“為了發現機會，你需要有特別的勇氣，而這些移民工作努力。他們犧牲、他們精打細算、
存錢並明智的投資。但是，你需要記住的是這些年服裝工業發展迅猛。經濟發展需要他們擁有的
技能。”
路易斯和瑞吉娜夫婦，及成千上萬的其他一起來的人都得到了這個黃金機會。他們的孩子及
子孫輩的人因這些服裝工人晚上帶回家的學問成為世界上的領先者，因而很重要。
5．
在第一次將四十個嬰兒圍嘴全部賣光之後，路易斯找到了克利夫林公司，克利夫林公司是一
家銷售“乾貨”的代理公司，相當於一家波蘭的Brandstatter公司。由於路易斯不會講英語，在
那裡他找到一個可以說德語的銷售人員，他用他與瑞吉娜的畢生積蓄-125美元，購買了足夠做十
打嬰兒圍嘴的布料，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他和瑞吉娜不停的裁剪和縫紉。之後的兩天內，連夜
縫製完成的十打嬰兒圍嘴被銷售一空。之後路易斯又回到克利夫林公司重新買取布料，並成功的
將縫製完成的嬰兒圍嘴再次銷售一空。此後，路易斯和瑞吉納僱傭一個剛剛移民過來的幫傭來照
看孩子，這樣，瑞吉娜得以開展全職的縫紉工作。同時又另外雇用了一個人來做學徒。
路易斯同哈勒姆一樣敢於冒險，並在城裡開始大展拳腳，他開始向媽媽們兜售嬰兒圍嘴，並
在Sheriff街租了一間沿街店鋪，店鋪後面的四分之一大小的空間用來居住。他又另外僱傭三個
女孩，並且為每人配置了一台縫紉機。他被大家稱為“圍嘴男”。路易斯和瑞吉納的嬰兒圍嘴供
不應求。每次一批嬰兒圍嘴剛做好，就被銷售一空。
不久之後，他和瑞吉娜決定拓展業務範圍，他們開始做成人圍裙，之後是裙子，此後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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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連衣裙。到了1892年，路易斯已經僱傭20個人為他工作，大多數都是象他這樣的猶太移民。在
曼哈頓的東南部，他擁有自己的工廠，同時也擁有了一大批不斷遞增的顧客，其中包括城裡的一
家商店，那是由另一個猶太移民家庭開設的Bloomingdale兄弟商店。注意，在那時路易斯已經
移民到這個國家三年，但他們幾乎不講英語。並且隨著移民大軍的不斷加入，他們很難變得富有。
他們在生意上所取得的利潤幾乎全部再次被投入到生意中。路易斯說，他在銀行的存款只有200
美元。但是，他已經在掌控自己的命運了。
這時是服裝行業第二次巨大的機會。不僅僅是生意上的蓬勃增長，而是服裝企業的真正啟蒙
階段。那時，衣服並不是由一家大型工廠獨立製作完成的。相反地，而是由一大批小公司聯合完
成的，他們分別負責設計服裝款式、布料的選材、縫製、熨燙，有時釘紐扣的工作被交給一些小
契約商來完成。如果任何一個小契約商的規模足夠大，並且有野心的話，他們就會開始自己設計
款式並經營自己的服裝生意。到1913年為止，在紐約，共有1600家獨立的服裝公司。大多都類似
於路易斯位於Sheriff街的店鋪。
“服裝生意的起點很低。這種生意基本上只要有一架縫紉機就可以了，並且縫紉機的費用通
常很低。”一名在寫作上廣泛涉及服裝行業的歷史學家丹尼爾.索耶說到，“因此你不需要很多資
金。在進入20世紀時，大概花費50美元你就可以買一架或是二架縫紉機。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小合
同商，你所要做的就是買一兩架縫紉機，一些熨斗並雇用幾個工人。儘管利潤非常低，但是你還
是可以賺到一些錢。”
來聽聽路易斯做出拓展業務範圍這個決定的原因：
在對市場進行一番研究之後，我得知在1890年只有三個人在做童裝生意。一個是與我近鄰的
東邊裁縫。他只接收訂單。而另外兩個只做高檔商品，這恰恰是我所不感興趣的領域。我只想出
售一些“價格受歡迎”的商品，比如水洗服裝、絲綢和羊毛衫。我的目標是生產一些大多數人可
以消費的商品，或者從商業的角度來說，可以出售一些無論是在大城市或是小城市乃至鄉村都可
以有很好的銷路的商品。瑞吉娜非常有品味，同時對服裝市場的判斷很準確，藉助於瑞吉娜的幫
助，我製作了一系列的樣品，並向我所有的老客戶和朋友展示了這些樣品。我同他們強調了很多
細節，比如說，我的服裝可以省卻母親們很多永無休止的針線活，布料的質量和做工都非常優良
並且有的甚至還比家裡的做工還好，價位也十分具有吸引力。
一次，路易斯突然意識到，他唯一能夠同大公司進行競爭的機會就是說服零售商將布料直接
賣給他，而去除中間商的環節，他直接找到位於勞倫斯的比格漢姆先生和他的公司，他是一個
又高又瘦、留著白色鬍鬚、有著深藍色眼鏡的美國佬。那裡有兩個來自波蘭鄉村的移民，路易斯
的眼睛裡流露出疲憊的神情，他用磕磕巴巴的英語來試圖說服這個傲慢的美國佬。路易斯說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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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50件開司米，比格漢姆從來沒有直接同個人公司做過交易，更別提這種位於Sheriff街上的一
家小公司了。
“每天有成群的人跑到我這裡來，要我幫忙。”比格漢姆大聲說道。但是最終，他還是同意
了路易斯的要求。
鮑各尼特18小時的案例可以作為現代經濟的學習案例。他學習做市場調查，他學習生產流程。
他學習怎樣同傲慢的美國佬來討價還價。他學習了解流行文化，目的是可以了解流行趨勢。
同一階段移民到紐約的愛爾蘭人和義大利人就沒有這種優勢，他們缺乏適應城市生活的特殊
技能。他們大多數都在白天上班、在家做工，或者作為建築工人。那些30年如一日，每天都需要
上班卻從沒機會學習市場調研、學習工廠生產流程、接觸流行文化以及與那些掌握著社會命脈的
美國人討價還價。或者想像一下那些在1900年到1920年期間移民到加利福尼亞州的墨西哥移民的
命運。他們大多數都在大型的水果蔬菜種植園工作。由於在加利福尼亞的務農生活，他們也隨之
改變了墨西哥的封建農民的生活。“服裝行業的狀況也不盡人如意”，索耶繼續說道，“但是作為
一名服裝工人，你離行業的核心很近，如果你在加利福尼亞種植園裡工作，那么當農作物被裝上
貨車時，你是不會知道它是怎么被種植出來的”。如果你在一家小小的服裝店鋪工作，儘管工資
很低，工作環境也很惡劣，工作時間也很長，但是你可以學習到成功人士的一舉一動。通過他們
你也可以知道，自己如何能夠建立自己的事業。
當晚鮑各尼特回到家，回到孩子們身邊的時候，他可能非常疲憊、窘迫並且精疲力竭，但他
依然活著，他擁有自己的公司。他為自己的決定和前進方向負責。他的工作十分富有挑戰性：並
且占據了他所有的想法和想像力。對於他的工作，付出多少才有多少回報：他和瑞吉娜晚上縫製
的圍裙越多，第二天白天賣出的錢越多。
對於工作，很多人都認同一點，那就是，如果一份工作可以令人滿意，那么這份工作必須滿
足三個因素：具有自主權、富有挑戰性以及付出與回報相等。這與我們賺多少錢無關。
*可以說那些美國的猶太移民很幸運，當他們把家庭和親屬留在歐洲任由納粹黨摧殘，甚至
差點遭到種族滅絕時，他們已經到了美國開始了創業的旅程。我意識到這樣說好像很奇怪。事實
上，路易斯非常不願提及那段辛酸的歷史。在1942年，他出版了一本叫做“最快樂的人”的書，
在很多章節里，都充滿了樂觀的和喜悅的記憶。然而，他回到由納粹統治的歐洲，那本書出版於
1945年，當大屠殺的整個故事公布於眾，或許這本書應該換個書名。
朝九晚五的工作最終會讓我們快樂。這也是為什麼工作讓我們感到有滿足感。如果我給你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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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讓你選擇做一名每年賺取50，000美元的建築設計師，或是選擇一個每年賺取100，000美
元，但需要終身擠在一間狹小的工作室里的工作，你會選取哪一個？我猜會是前者，因為做創作
性的工作會讓人感受到挑戰性、自主權以及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報。相對於金錢來說，這對我們
更富有意義。
滿足這三個標準的工作會讓我們感到更有意義。作一名教師會讓我們感到有意義。做一名內
科醫生會讓人感到很有意義。作為一名企業家也是如此，服裝行業所產生的奇蹟在於，儘管工作
性質非常艱苦，但它能夠使象路易斯這樣的移民，可以感覺到工作很有意義。當路易斯第一次看
到嬰兒圍嘴後回到家裡，他跳起了快舞。儘管他還沒有開始賣出東西；他仍然身無分文而且十分
沮喪；他知道如果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些事情，需要很多年辛苦工作的積累。但他很有韌性，因
為那些看起來毫無盡頭的苦力工作並不能打垮他。當比爾·蓋茨第一次坐在湖邊敲打著鍵盤時，
他也有同樣的感覺；當甲克蟲樂隊被告知他們需要每晚工作八小時，每個星期需要工作七天時，
他們並沒有因為這一切困難而退縮。當他們遇到機會時，他們就抓住機遇。對於工作的人來說，
當一份艱苦的工作沒有任何意義時，那就意味著坐牢。而一旦工作變得有意義時，那么工作就好
象是你摟著太太的腰在跳快舞。
*但是要清楚，說服裝生意有意義並不意味著這是件浪漫的事，這是件非常辛苦甚至很痛苦
的工作。
服裝行業創造的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那些在這些家庭長大的小孩會意識到有意義的工作
是需要不斷操練的。想像一下，路易斯和瑞吉娜的孩子在看到父母快速取得成就時會有什麼樣的
感覺。他們所學到的同一個世紀之後小艾萊克斯和威廉所學到的一樣。這給那些想在法律或醫藥
行業有所建樹的人們上了重要的一課。如果你工作足夠努力而且可以為自己做全面的規劃，那么
運用自己的想法和想像力，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改變世界。
6．
在1982年，一名叫路易莎的社會學畢業生訪問了紐約和邁阿密的許多需要護理的家庭和提供
住宿的賓館。她在尋找想鮑各尼特這樣的人，或者更加準確的說，她在尋找一些擁有像鮑各尼特
這類父母的人，這些人在上個世紀初隨著猶太移民隊伍移民到紐約。並且，她為每一位她所約見
過的人，畫了一張家族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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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工作情況是多么的不人性化。1890年的一個調查顯示，平均每個工作周的時長是一
個禮拜80個小時，也就是每天需要工作12個小時。有些時候，工作時間會更長。“在銷售旺季”
大衛在Triangle里寫道，烈火改變了美國，“看到一名從早上5點工作到晚上9點，一直坐在凳子
上或者破椅子上彎腰做縫紉活或熨衣服的工人是非常常見的”他們有時一個星期會工作一百多
個小時。實際上，位於東南沿岸的曼哈頓，在生意旺季，無論是在白天還是在夜晚，縫紉機吱吱
嘎嘎的聲音會不絕於耳。
在一個家庭中，有時父母、孩子以及孫子，甚至曾孫子都一直在為生存而努力工作。
這裡是她對“第18個採訪對象”的描述：
一個從俄羅斯移民到美國的裁縫，在一家很小的襯衫工廠做針線活，以賺取微薄的工資，後
來，在他妻子和年長些的孩子的幫助下，他接了一些製作服裝的小訂單在家裡製作，為了能夠多
賺些錢，他通宵達旦的工作。後來，他製作服裝並且拿到紐約的大街上去販賣，在他積累了一些
錢之後就和兒子一起將這些錢投入到新的生意中，他們開了一家製作男士服裝的商店。他們的服
裝質量比任何一家商店的都好，並且他們很快發現了人們對服裝的大量需求。俄羅斯裁縫和他的
兒子成為幾家銷售男士服裝商店的供貨工廠……
（裁縫/服裝生產商，服裝生產商，服裝生產商，律師，律師，）
還有另一個皮革製造商的例子，在19世紀末，他從波蘭移民到美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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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包具工廠……包具工廠，包具工廠，醫生，醫生，醫生，律師，律師。）
很多的父子成就了繁榮的經濟，他們的後代成為受到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
路易薩畫了很多猶太人的家族譜，實際上，每一個都與之前的一個相類似，直到結果變得無
法避免的雷同，一名成為律師或者是醫生的猶太人，如果沒有猶太人的血統就不會成為專業人士，
他們的成功都是緣於他們所擁有的血統。
一名1970年到1980年之間非常知名的公訴人泰德·菲爾德曼，曾經回憶起他小時候與媽媽
一起去卡耐基音樂廳聽音樂會的事情。他們很窮，並且住在布魯克林一個很邊遠的角落，那么他
們怎么能夠負擔得起那么貴的音樂會呢？“瑪麗會收0.25美元，”菲爾德曼說到，“瑪麗是個驗票
員，如果你給她0.25美元，她就會允許你不拿票站在二層的陽台上聽音樂會。卡耐基不會知道這
件事，這事只有我和瑪麗知道。路途有點長，但是我們一個月還是會去一兩次。”*
菲爾德曼的媽媽是名俄羅斯移民。她很少講英語。但是在她15歲時，她就已經在工廠里做裁
縫。現在已經成為一名優秀的服裝車間管理人員。在這個世界裡你能學到的就是運用自己所擁有
的信仰和實現夢想的力量，
*解釋猶太人為什麼能成功最常見的說法就是：猶太民族是個非常有教養的、善於思考的民
族。他們是著名的“教科書民族”。這的確是有據可循的。但上法學院並不完全因為他們是猶太
民族的後代。他們當時是服裝工人的後代。並且能夠使他們在專業領域有所建樹的重點並不是從
塔木德經里所學到的嚴謹智慧，而是從在海斯德大街賣嬰兒圍嘴的父親那裡學到的實用的智慧和
知識。
你也可以帶你的孩子去卡耐基音樂廳，對於一個想去法學院讀書的孩子來說，沒有比這更好的教
育機會了。對於任何職業來說，服裝行業都是一個基礎。
喬.弗洛姆的爸爸從事什麼樣的工作？他為女士的連衣裙做墊肩。羅伯特.歐盼漢默的爸爸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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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什麼樣的工作？他是服裝生產商。就像路易斯.鮑各尼特一樣，一個在SKadden的弗洛姆的街邊
辦公室開始有所發展的人，Arps是百瑞.格菲克在Skadden的一個辦公人員，Arps在弗洛姆和格菲
克設立公司之初，就開始推行公司要設立自己的法律部門。格菲克的媽媽從事的什麼工作？她是
個女帽商人。她在家裡製作帽子。那么路易斯和瑞吉娜的兩個兒子又做些什麼？他們去了法學院，
並且他們的後代中不少於9個人都成為了醫生或者法官。
在路易薩的猶太家族譜上有一個最引人注目的案例，是一家來自羅馬尼亞的猶太移民，在來
到美國曼哈頓東南部開小雜貨店前，他們曾在羅馬尼亞的一個破舊的小鄉村里開雜貨店。這就是
對喬.弗洛姆一家來自哪裡最簡練的回答。
（小雜貨店、超市、醫生、心理醫生、律師）
7．
在Skadden北邊的社區內，公司總部位於曼哈頓中心地區的Arps是喬.弗洛姆的最大的競爭對
手，也是世界上最卓越的法律事務所。
以黑石命名的總部設立在最著名的寫字樓大廈內。如果一旦你被黑石法律事務所聘用就意味
著你創造了一個小小的奇蹟。不像紐約城裡其它的大型法律公司那樣，將公司所擁有的幾百個律
師散布到世界的主要資本流通市場。黑石法律事務所只接管曼哈頓地區的幾件案子。他們拒絕的
案子要遠多於他們所接管的案子。區別於任何一個競爭者，他們不是按小時計費收取報酬，他們
只簡單的一次性收取費用。在一次為Kmart公司的辯護工作中，黑石為兩個星期的工作收取了20，
000，000美元。Kmart愉快的支付了這筆費用。如果那裡的律師沒有你聰明過人，那么律師就會
比你工作更加拚命；如果那裡的律師的工作不如你努力，那么律師就會通過一些極端的方式來勝
過你。在過去的二十年里，沒有任何一家公司的盈利能夠超過這家公司，甚至在律師之間，也沒
有任何一名律師所獲得的報酬，能夠超過這家公司的律師的報酬。在喬.弗洛姆辦公司的牆面上，
在喬.弗洛姆與老喬治布希和柯林頓的合影旁，是一張他與競爭對手公司的合夥經理人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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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人，他十分聰明、擁有野心、工作十分努力，那么他就有機會進入到紐約法律界的
最核心層面。很顯然，最初建立黑石集團的四個人就完全符合這種描述。但是我們知道的要遠比
這些更多，不是嗎？成功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取得的。這完全取決於你的預見能力和對環境以及
機會的把握。回顧一下前冰球選手比爾喬伊、一位偉大的天才比爾蓋茨、喬.弗洛姆、詹克洛
以及鮑各尼特之後，就不難看出一名優秀的律師是從何而來的。
這些人可能出生在競爭壓力很小的年代。並且有機會選擇進入紐約最好的法學院上學，並有
著很好的就業前景。他或她可能是猶太人，並且因為其“前輩人”的一些原因被過去的法律事務
所拒之門外。他的父母親或許在服裝行業做了很多有意義的工作，並且將工作需要有自主權、挑
戰性以及付出多少回報多少的想法傳給了兒女。他們會進入一所優秀的院校-也有可能並不是優
秀的院校就讀。他或她不必成為班裡最聰明的孩子，足夠聰明就好。
實際上，我們可以描述的更精確。那時剛好是個適合19世紀商業大亨出生的年代，也是適合
軟體天才出生的年代，同樣也是適合紐約的猶太裔律師出生的年代。在1930年，也正因為如此，
才使得律師有機會得到這一代幸運兒的眷顧，獲得很多利潤。這個階段持續了40年，直到1970
年，法律格局發生重大的變革，律師進入了十五年富裕的漢堡時期，律師們在外面忙個不停，幾
乎一個午餐時間要見兩個客戶，如果你想成為紐約最出色的律師，你就要在外跑個不停，這是你
的優勢；如果你的父母曾教導你工作的意義何在，你就又多了一個優勢；如果你是出生在30年代，
那么就更具優勢了，如果這三個優勢，你都具備了，那么再加上出色的獨創性與動機。這將會是
一個絕妙的組合。這就好像是出生在1月1日的冰球手。
黑石法律公司的創始人是瓦太爾、利普頓、羅林和卡茲，公司的第一個合伙人是赫勃特.瓦
太爾，他出生於1931年，在布朗克斯地區VanCortland公園附近的一個紡織工人居住的車間宿舍
里長大。他的父母是來自烏克蘭的猶太移民。父親和他的兄弟們一起做女士內衣生意，舊址位於
現在已是百老匯和Spring大街的Soho原先的一間大樓的六層。1940年他進入紐約公立中學學習，
然後進入曼哈頓的城市學院就讀，最後進入紐約大學法學院。
第二個合伙人是馬丁.利普頓，他出生於1931年，父親是工廠經理，祖父是3K黨成員。他進
入澤西城讀高中，然後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最後進入紐約大學法學院就讀。
第三名合伙人是萊昂納多.羅森，他出生於1930年，在靠近Yankee體育館附近的貧困的布魯
克林區長大，他的父母也是來自烏克蘭的猶太移民，父親在服裝工廠里做燙熨工人。1940年，他
進入紐約公立學校讀高中，之後進入曼哈頓城市學院，最後進入紐約大學法學院。
第四個合伙人是喬治.卡茲，他出生於1931年，他在布魯克林區內一個第一層只有一間臥室
的公寓內長大。他的父母是來自東歐移民的後代，父親賣保險，祖父就住在距離他家的幾個街區
90
以外，是一家服裝公司的裁縫，有時會在外招攬幾件服裝來做。他在1940年進入紐約城公立學校，
然後就讀於曼哈頓的城市學院，之後進入紐約大學法學院。
想像一下，這四個人中的任何一個剛從法學院畢業的小伙子，坐在MudgeRose優雅的會客室
里，而旁邊就是擁有更好的身世背景的藍眼睛的北歐人後裔，我們一定會認為那個北歐人會更成
功。但是我們可能都錯了，因為在卡茲，羅森和利普頓以及瓦太爾乃至弗洛姆這樣的人身人擁有
一些北歐人所不具備的特質，他們的世界-文化、上輩和家族的歷史都賦予了他們更多的機會。
第二部分傳承
第六章哈蘭，肯塔基州
“像男人一樣消逝，就像你哥哥那樣！”
1.
在肯塔基州的東南角，延伸在阿巴拉契亞山脈的坎伯蘭高原處，有一個稱為哈蘭的小鎮。
坎伯蘭高原是一個平脊野生山區，山牆有500至1000米高，狹窄的山谷，一些只有一條車道
和一條小溪那么寬。最初這片區域的山坡和山谷都覆蓋著茂密的原始森林。巨型鬱金香樹生長在
峽谷和丘陵的腳下，有些樹幹的直徑寬七、八英尺。以及白櫟木、山毛櫸、楓樹、胡桃木、小無
花果樹、白樺、柳樹、杉樹、松樹和鐵杉樹，這些植物像野生葡萄藤的格線狀結構一樣縱橫交錯，
構成了北半球最大的一個種類最多的樹木森林。地面上有熊、山獅和響尾蛇等野生動物;樹梢上
是一排排的松鼠;土壤下是一層又一層厚厚的煤。
哈蘭縣於1819年由來自不列顛群島的北部地區的8個移民家庭建立。早在18世紀，他們已經
來到維吉尼亞州，然後往西遷居到阿巴拉契亞山脈以尋找土地。這個縣一直都不富饒。在最初的
一百年里，人口稀疏，很少總人口數有超過一萬人的時候。第一批定居者靠養豬，在山坡上牧羊
為生，潦草地在山谷里的一個小農場過日子。他們在後院的蒸餾室釀造威士忌，砍伐樹木，在春
天水位很高的時候，將樹木順著坎伯蘭河漂浮至下游。直到進入20世紀，要想到達當地最近的火
車站，需要為期兩天的車程。唯一一條出城的路是翻過松樹山，這是一條長九英里陡峭的山道，
有時滿是泥濘和岩石。哈蘭是一個遙遠和陌生的地方，不為它附近的較大的社會圈所知，要不是
兩個鎮的創始家庭--霍華德和特納部族的不合，它仍然可以保持原樣。
霍華德部族的族長是塞繆爾·霍華德。他修建了鎮上的法院和監獄。與他相似的還有一個人，
威廉·特納，他經營一家酒館和兩個商店。一次暴風雨摧毀了特納家的圍欄，一個鄰居家的牛跑
91
到了他們家的地里。威廉·特納的孫子“魔鬼吉姆”開槍將牛打死。鄰居太害怕了，乃至沒有
控訴就逃離了這個縣。還有一次，一名男子想開一家商店與特納的商店競爭。特納家的人與他面
談了一次。這個男子關閉了商店，並搬到了印第安納。
有一天晚上，威克斯·霍華德和“小鮑勃”.特納--塞繆爾和威廉的孫子，對打遊戲撲克。
雙方都指責對方作弊。他們打了起來。第二天，他們在街頭碰面了，經過一陣槍火，小鮑勃·特
納被獵槍擊中了胸部，倒地死亡。特納部族的一群人去了霍華德的商店並向霍華德夫人大吼叫
罵。她被侮辱了，並告訴她的兒子威爾斯·霍華德此事;一周之後，在去往維吉尼亞州Hagan的
路上，霍華德與特納另一孫子，年輕的威爾特納交火。當晚，特納部族的一名成員和他的一個朋
友攻擊了霍華德家。這兩個家庭在哈蘭法院外再次發生衝突。在槍火中，威爾·特納被人開槍打
死。霍華德的特遣隊接著去找特納夫人，威爾·特納和小鮑勃的母親，要求停戰。但她拒絕了：
“你們抹不掉這筆血債”，她說，指著她的兒子死亡時倒下的那片泥土。
情形迅速惡化。在附近薩爾弗斯普林斯，威爾斯·霍華德撞上“小喬治”.特納並將他擊斃。
霍華德伏擊特納的三個朋友--卡沃斯家的人—將他們全部殺死。一個臨時小隊被派出搜尋霍華德
家的人。在最終的槍戰中，又有6名被打死或打傷。威爾斯·霍華德得知特納家的人搜尋他的
訊息，於是和一個朋友騎馬來到到哈蘭，襲擊特納家。當他們回來時發現，霍華德家裡遭到伏擊。
在槍戰中，又有一人死亡。威爾斯·霍華德騎馬直達小喬治·特納的家，向他開槍射擊，但沒有
擊中，將另一名男子擊斃。此時，臨時小隊已包圍了霍華德的家。槍戰又開始了，死亡更多。整
個縣一片慌亂。可以想像當時的場景。此時的十九世紀，在美國，卻有人們和睦相處的情景。肯
塔基州，哈蘭，絕不是其中之一。
“停止！”當威爾·特納蹣跚著回到家時，他的母親對他嚴厲嚇道，他剛在法院外與霍華德
經歷了一場槍戰，由於身上被擊中，他痛苦地嚎叫。“像男人一樣消逝，就像你哥哥那樣！”她的
世界充滿了致命的槍戰，對於人該如何頑強面對死亡她內心有一個期待。威爾閉上了嘴，無聲地
死去。
2.
假設你被送到處於十九世紀末期的哈蘭去調查霍華德—特納之間的世仇。你將每一個倖存者
排好，儘量詳細地採訪他們。你索取了檔案，獲得證詞和研讀法庭記錄，直到你將這場命案的每
個階段的細節精確歸納到一起。
你會知道多少？答案是，不是很多。你會知道，在哈蘭有兩個家族相互排斥，你想證實，對
這場可怕的暴力事件負很大責的威爾斯.霍華德，很可能應該被判入獄。如果你從更寬泛的角度
92
看發生在該鎮的事情，這些事就會很明顯。
關於哈蘭的第一個關鍵的事實是在同一時間，霍華德家族和特納家族彼此殺害，在阿巴拉契
亞山脈其它小城鎮也到處都有幾乎相同的衝突。在著名的哈特菲爾德，西維吉尼亞州的麥科伊矛
盾，離哈蘭不遠的肯塔基州邊境，有幾十人在20年內的一系列暴力中喪生。在肯塔基州，佩里縣，
法國Eversole爭執中，有12個人死亡，“壞湯姆”史密斯殺死6人（約翰.愛德華.皮爾斯在黑暗的
日子對他的描寫：“不動聲色的亡命徒，機警狡猾而危險，最終成為神槍手”）。19世紀80年代中
期，肯塔基州羅文縣馬丁--托利弗的恩怨，有三次槍戰交火，三次伏擊，兩次襲擊對方家庭，以
一次兩小時涉及100來名武裝人員的槍戰告終。肯塔基州克萊縣，貝克與霍華德恩怨始自1806年，
withaelk-huntingpartygonebad，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結束，那些伏擊中，霍華德家族的
一對夫婦殺死貝克家族裡的三個人。
而這些只是眾所周知的糾紛。肯塔基州議員哈里.考迪爾有一次偶然地來到坎伯蘭高原小鎮
的法院書記員的辦公室，在那裡他發現了1000起謀殺案的起訴書，時間從在19世紀60年代內戰結
束，延續到20世紀初—在一個人口數量從未超過1.5萬人的地區，在這裡，許多暴力事件甚至還
沒有起訴被。考迪爾寫了Breathitt縣一宗謀殺案的審判--或稱作“血腥Breathitt”，這個稱呼
後來眾所周知—嘎然而止，當被告的父親，“一個長著很濃密的八字鬍，手拿兩個支大手槍的五
十來歲的男人”，走到最高法官面前抓住他的木槌：
封建法學家輕拍椅子，並宣布：“審判已經結束了，大家可以離開了。我們在這個階段不會
再有任何案件，鄉親們。“赤面法官倉促地妥協了這個非同尋常的命令，並迅速離開小鎮。當法
院審判下一個案件時，州長加派了六十個民兵，但被告卻無法出庭，他被暗殺了。
當一個家族與另一個家族展開鬥爭時，就成了一個世代的恩怨。當一個山區的同一小鎮的許
多家庭相互鬥爭時，這是一個Pattern。
是什麼引發阿巴拉契亞爭鬥？多年來，人們審查和討論許多潛在的原因並達成共識，似乎是
該地區是受到了特別的毒株折磨，社會學家稱之為“榮譽文化。”
榮譽文化往往紮根於高原和其它邊境領土地區，如義大利西西里島或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區。
如果你住在一些山區，也就是說，你沒法有農場。你可能會養山羊或綿羊，作為牧民所發展出來
的文化與種植莊稼的農民的文化是不同的。一個農民的生存依靠社區與他人的合作。但是，牧民
封閉自己。農民也不必擔心，他們的維持生計的東西會在某天晚上被盜，因為作物不能輕易被盜，
當然，除非是小偷想獨自收割整個收成。但是，牧民卻有擔憂：由於動物的丟失，他不斷受到威
脅。所以，他必須要有些進攻性：他很清楚，需要通過他的言行證明他不是弱者。為了他的聲譽，
93
他願意接受並回應甚至是來自外界的絲毫的挑戰，這就是所謂的“榮譽文化”的手段。在這個世
界裡，一個人的生計和自我價值是榮譽的中心。
“對年輕的牧羊人的榮譽發展而言，第一次爭執是關鍵時刻，”JK的民族志學者坎貝爾寫了
一個關於希臘牧群文化：“爭執必然是在公眾場合。他們可能會發生在咖啡館，在村廣場，最常
見的是在牧區邊界，一個牧羊人詛咒或用一塊石頭瞄準一隻走失的羊，對於這種侮辱，不可避免
地會召至一場暴力回應。”
那么，為什麼阿巴拉契亞就會是這種方式呢？這和最初居住在這裡的居民來自的地區有關
系。所謂美國的“窮鄉僻壤”是指從南部的賓夕法尼亞州邊界和穿過西部的維吉尼亞州和西弗吉
尼亞州、肯塔基州和田納西州、北卡羅來納和南卡羅來納州與北端阿拉巴馬州和喬治亞，在這
些地區定居的移民，絕大多數來自世界上榮譽文化最深的地區。他們是“蘇格蘭-愛爾蘭”，即從
蘇格蘭低地、北部縣、英格蘭、北愛爾蘭阿爾斯特。
偏遠的邊境和無法律明文規定的領土，數百年來都是爭奪之地。該地區人民有長久以來都浸
染在暴力當中。他們是生活在山區和貧瘠之地的牧民。他們排斥其它宗族，形成嚴密家庭紐帶應
對殘酷和混亂的環境，把血液的忠誠高於一切。而當他們移民到北美，他們進入美國的領土，這
些地方偏遠，不受政府法律管轄的邊界或山區等像哈蘭一樣的地區，使他們在這個新的世界中繼
續延續他們在舊的世界裡創造的榮譽文化。
“對第一批定居者，美國的窮鄉僻壤是一個危險的環境，就像英國的邊境曾經那么危險。”
歷史學家大衛.哈克特.費希爾在“阿爾比恩的種子”中寫道。
從沒有政府法治管轄的角度來看那些被爭來奪去的土地，大部分的南部高地是“有爭議的土
地”。這些居住天邊境的人們在這樣一個無政府的環境中，呆在家裡的時間更多，這更好地符合
他們的家族制度，武士精神、農牧經濟、他們對待土地和財富的態度以及他們對待工作和權力的
思想。在這種環境下，其文化也很好地適應其中，其他種族群體於是複製這種文化。當時，英國
北方邊境精神主宰了這個“黑暗及血腥的地面”，部分以數量上的壓力，但主要是因為它是一種
在原始和危險的世界中的生存手段。
榮譽文化的勝利解釋了為什麼在美國南部犯罪模式一直是如此獨特。謀殺率比該國的其他地
區高。
*大衛.哈克特.菲舍爾的書“阿爾比恩的種子”：在美國，四種英國民俗是最權威並被認知和
94
令人信服的理念，使文化遺產投下了長遠的歷史影子。（如果你看過我的第一本書“引爆點”，你
會記得，對保羅.里維爾取自菲舍爾的“保羅.里維爾騎馬”當中的討論。）在“阿爾比恩的種子”
中，菲舍爾認為,在第一個150年裡，有四種不同的英國移民移至美國：在17世紀三十年代，第
一批清教徒，他們來自東英吉利亞，移至麻薩諸塞；接著是騎士和契約傭人，
但是，財產犯罪和“陌生人”犯罪--如搶劫案--較低。正如社會學家約翰.謝爾頓.里德寫道：“南
方的兇殺案中，幾乎都是被害人，他（經常是女性）知道殺他的人是誰，殺手和受害者都知道案
殺的原因。”里德補充道：“統計顯示，可以避免爭議和通姦的南方人和其他任何美國人同樣安全，
而且可能更安全。”在窮鄉僻壤的地方，暴力不是為了經濟利益,它是個人的。你為自己的榮譽而
打拚。
許多年前，南方報業記者赫丁.卡特講述了他作為一個年輕的男子時如何擔任陪審團的往事。
正如里德描述的那樣：“陪審團面對的案件是一位住在汽車加油站附近的脾氣暴躁的男士。幾個
月來他成為服務員和車站旁形形色色的人的各類笑柄,儘管他警告過這群人,這群人也了解他臭
名昭著的急脾氣。一天早晨，他用獵槍打死一人，將另一人打成終身殘疾，還打傷了一個人。陪
審團由不輕易相信別人的法官投票選出，卡特是記錄了被告有罪的唯一陪審員。正如別人所說的
那樣＂如果他沒有開槍打死這些人的話，他也不至於這樣。＂只有在榮譽文化的背景下，
＊他們在17世紀中期，由來自英格蘭南部來到維吉尼亞州；然後是貴格會會員，17世紀和18
世紀早期之間，從北米德蘭來到德拉瓦州矽谷；最後是18世紀從邊境來到阿巴拉契亞境內的人們。
菲舍爾精彩地論證了這四種文化――每個具有不同的深刻意義――其獨特性代表了美國的四個
地區，甚至到今天也是這樣。
才會發生這位脾氣暴躁的男士用槍射擊別人以維護個人尊嚴不受侮辱的事情來。也只有在文化榮
譽下才會使陪審團認為謀殺――在這種情況下――不是一種罪行。
我認識到，我們常常對這些不同的文化群體的廣泛普遍性非常警惕――而且有充足的理由。
這是種族歧視和種族偏見。我們想要相信我們不是我們種族歷史的囚徒。
但是，簡單的事實是，如果你想了解發生在19世紀在肯塔基州的這些小城鎮的事還必須，你
必須回到過去――而且不僅僅是一個或兩個世代。你必須到兩個或三個或四個世紀以前，在一個
大洋彼岸的國家，密切關注在一個非常特殊的地理區域的國家的人們到底是怎樣生活的。“榮譽
文化”的假說的關鍵是你來自哪裡，而不只是你在哪裡長大，或你的父母長大的地方，而是你的
95
祖父母長大的地方，祖父母和曾曾祖父的爺爺奶奶長大的地方，甚至是你曾曾祖父的曾祖父母長
大的地方。這是一個奇怪卻無可厚非的事實。這僅僅是開始，因為越接近考證，文化反而更加陌
生甚至更加強大了。
3.
在90年代初期，密西根大學的兩個心理學家――多夫.科恩和理察.尼斯貝特決定進行一項
榮譽文化的實驗。他們知道在十九世紀像哈蘭這樣的地方發生的事情很可能是，幾個世紀前的住
在英國邊境的人們留下的模式的產物。但他們感興趣的是現在。在當今的時代，是否可尋榮譽文
化遺留下來的痕跡？所以，他們召集一群年輕的男子並對他們進行實驗。“我們坐了下來，試圖
找出對於18至21歲的年輕人來說，侮辱是什麼概念，”科恩說，“很快，我們得到的答案是“混蛋””
實驗是這樣進行的。密西根大學的社會科學教學樓的地下室有一條狹長的走廊，兩旁排著檔
案櫃。這些年輕人被帶到一個教室里，一個挨一個坐著，並要求填寫了一份調查問卷。然後，告
訴他們把問卷放到走廊盡頭並返回教室――一種簡單，看似無意義的學術活動。
一半的青年男子。他們是控制他人的小組。對於另一半，therewasacatch。當他們帶著
問捲走在走廊里時，一個人――他是這個實驗者的策劃者之一――從他們身邊走過去，並抽出檔
案櫃的一個抽屜。本已很狹窄的走道現在變得更狹窄。這個策劃者看到，一個青年男子很生氣地
要將抽屜按回去。他“砰”地一下把檔案櫃的抽屜關上，年輕人用肩膀抵住這個人，用低沉但聽
得見的聲音說：“混蛋”。
科恩和尼斯貝特想儘可能精確地定義這個詞的意思。他們觀察這些測試對象的臉並據此來劃
分他們的憤怒程度。他們與這些年輕男子握手，看看他們是不是會比平常更用力。他們取走受辱
前、和受辱後的唾液樣本，看看是否被稱為混蛋會造成皮質醇的睪酮激素水平上升，皮質醇即驅
使覺醒和侵略性的荷爾蒙。最後，他們要求學生閱讀下面的故事並要求他們得出一個結論：
從他們來到這個舞會時，大約有20分鐘了，吉爾把史蒂夫拉到一邊，顯然有什麼麻煩事情。
“發生什麼了？”史蒂夫問。
“這是拉里。我的意思是，他知道，我們已經訂婚了，但今晚他已經在我身邊轉悠了兩次了。”
吉爾走回了人群中，史蒂夫決定盯著拉里。果然，在5分鐘內，拉里就接近吉爾並試圖親吻
她。
如果你受到侮辱，你會不會更有可能想像史蒂夫對拉里採取一些暴力行動？
96
結果毫不含糊的。年輕男子對別人的侮辱有明顯的差異。對於一些人來說，侮辱使他們的行
為改變。而對一些人來說，不會改變。他們如何反應的決定性因素不是他們感情上如何穩定，也
不是因為是否他們很聰明或是個傻大個，也不是他們的身體強壯與否。最重要的----我想你可以
猜到這裡的主導因素----是他們來自哪裡。來自美國北部的年輕男子，大多數是以娛樂的方式處
理突發事件。他們一笑而過。與他們握手時會發現他們的力度不會改變。實際上，他們的皮質醇
水平降低，好像不知不覺地他們在試圖化解自己的憤怒。只有少數人像史蒂夫那樣用暴力解決。
南方人是如何的呢？噢，天啦！他們是憤怒的。他們的皮質醇和睪酮迅速上漲。他們把拳頭
握得緊緊地。史蒂夫全身都對拉里充滿憤怒。
“我們甚至在鬥雞比賽中進行這項試驗，”科恩說。“我們讓學生回到了走廊，在走廊的拐角處
來了另一個團伙。走廊的過道被封住，只能過一個人。Theguyweusedwassixthree,250鎊重。
他以前常常參加大學橄欖球比賽。他現在是大學生酒吧的一個保鏢。他遊蕩在大廳里，走路的駕
勢好像是要找人打架。問題是：當他們走近保鏢到多遠的距離時會把路讓開？請相信我，他們往
往會避開。”
對於北方人，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他們在距他五或六英尺時給他讓路，無論他們是否受到侮辱。
而相反的，南方人在正常情況下非常地恭敬地會在九英尺以上的距離就給他讓路；但是，如果他
們受到了侮辱，他們會在走近對方少於兩英尺時才讓開。如果對一個南方人說“混蛋”，他就會
想要與你打架。科恩和尼斯貝特在那個長長的大廳內看到的是榮譽文化的一種行動：南方人就會
像當小鮑勃.特納指責威克斯.霍華德在打牌時作弊一樣做出威克斯.霍華德的反應。
6.
這項研究很奇怪，對吧？但我們得出一個結論，一個團體，他們的環境與他們的祖先生存的
環境非常相似時，他們的行為也像他們的祖先。但是，那些在走廊里的南方人的學習生活與他們
的英國祖先的環境不同。他們只不過剛巧在南方長大。他們都不是牧民。他們的父母也不是牧民。
他們生活在二十世紀後期，而不是十九世紀末期。他們是在在美國最北端的密西根大學學習，這
意味著他們從南面千里迢迢地來到北方上大學。這一點並不重要。他們的行為仍然好比生活在十
九世紀的肯塔基州哈蘭一樣。
“這些研究中的中間學生在來自有10萬美元資產的富裕家庭，andthat’sinnineteenninety
dollars,”科恩說。“我們所看到的受這個影響的南方人的孩子不是來自阿巴拉契亞山。他們更像
是在亞特蘭大的可口可樂公司中上層管理人員的兒子，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們為什麼要得到這個
結果？為什麼在數百年後才得出結果？為什麼這些亞特蘭大的郊區孩子沿襲了邊沿地帶的風
97
氣？”
*科恩做了其他試驗再次證明“南方人”，每次他都發現同一件事。“一旦我們持續的打擾學生，”
他說。“他們
***
遺留下來的文化有很巨大的力量。他們有很深的根基並且會影響久遠。他們堅持，一代又一
代人，幾乎完好無損，即使是人們賴以生存的經濟、社會和人口條件消失了，他們在指導這種態
度和行為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我們無法想像我們的世界沒有他們。
到目前為止，在這本書中，我們已經看到，成功源自穩健且不斷的優勢積累：你出生在何時何地，
來到實驗室，他們有可能會畫童年時的圖畫。他與夥伴一起做遊戲，他看起來有些古怪。他持續
不斷地打擾測試對象。他把畫揉成一團將它扔進廢紙簍，並打對方。他會偷對方的蠟筆，並且不
還給他。他不停喊對方為“騙子”，並說，“我要把你的名字寫在圖上’，然後在圖上寫上“騙子”。
而你會發現北方人會在一定程度上不表現出憤怒。而南方人在最初是不大容易生氣的。但是，在
某種程度上，他們會追上北方人朝他們開槍。他們更有可能爆發，極不穩定，更具有爆發力。”
*這些態度是如何代代相傳的？通過社會繼承。想想延續至今的地方口音就知道了。大衛.
哈克特.菲舍爾指出原來在阿巴拉契亞的定居者說道：“whar表示哪裡，thar是那裡，hard是雇
用，critter是動物，sartin是某些，a-goin是去，hit是它，he-it是打，far是開槍，deef
是聾，pizen是毒藥，nekkid是裸露的，eetch是渴望，boosh是矮叢林，wrassle是搏鬥，chaw
是咀嚼，poosh為推動，shet是關閉，ba-it是蝙蝠，be-it為是，narrer是狹隘，winder是窗
口，winder是寡婦，young-unsfor是青年人。”看出來了嗎？現在的阿巴拉契亞的許多農村人
還是這樣說話。無論說話方式經歷什麼樣的機制，行為和情感方式也有可能隨之改變。
你的父母是做什麼的以及你的成長環境均培育出在這個世界上獨特的你。本書中第二部分的問題
是我們從祖先繼承到的傳統和態度是否可以發揮同樣的作用。我們是否可以學到為什麼有的人成
98
功，以及通過認真考慮文化遺產，如何使人們將他們所做的事情做得更好？我認為我們能夠做
到。
第七章造成飛機失事的民族理論
“機長，氣象雷達為我們提供了很大幫助”
時間回溯到1997年8月5日的早晨，大韓航空公司航班801的機長六點鐘從睡夢中醒來，稍
後，從他的家人那裡，調查人員了解到，在健身中心鍛鍊一個小時後，他回到家裡，研究那晚飛
往關島的飛行計畫。他稍做休息後吃了午餐。據他的太太講，下午三點，他很早就啟程離開首爾，
前往金浦國際機場，繼續為晚上的行程做準備工作。在從韓國空軍退役之後，他已經在大韓航空
公司飛行了四年，有著8600個小時的飛行經驗，其中包括3200個小時的噴氣式客機的飛行經驗。
幾個月以前，由於成功的控制了一架在低空飛行中引擎失靈的大型噴氣式客機，他被授予安全飛
行獎章。他42歲且身體健康。只是在十天前剛剛被診斷出有支氣管炎。
晚上七點，機長同副駕以及飛行工程師見面並準備了飛行檔案。他們即將駕駛航空史上聞名遐邇
的“經典之作”，一架波音747。該飛機的各個部件運作良好且適於飛行，並曾經一度作為韓國首
相的專機。晚上10點30分，801航班離開登機口，20分鐘後開始了它的旅程，起飛一切正常。
就在凌晨1點30分，飛機衝出雲層，飛機上的空乘人員瞥了一眼來自外面的燈光，飛行工程師問“那
是關島嗎？”稍作停頓後，他說：“那是關島，關島。”機長邊笑邊說：“好”。這時，副駕開始向
空中交通管制報告，飛機遇到積雨雲並要求雷達監測左側的第六號跑道。飛機開始朝著關島機場
下降，他們將作目測進近，機長說，他曾經八次從金浦機場飛往關島，最近一次在一個月前，並
且他非常了解機場以及周圍的地形。著陸引擎慢慢下降。飛機的襟翼已經延展到十級，在凌晨1
點41分48秒，機長說：“打開雨刷”，飛行工程師隨後打開雨刷，外面正在下雨，隨後，副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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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他正在尋找跑道，卻看不見。一秒鐘之後，地面接近警告系統以電子聲音提示到“五百
（英尺）”,飛機距離地面還有五百英尺，但是如果他們看不見跑道，那下面會是什麼？
兩秒鐘之後，副駕以吃驚的語調說“哎？”1點42分19秒，副駕說：“我們執行儀表進近復飛”，這
意味著，讓我們先作爬升,繞一圈後再嘗試著陸。一秒鐘後，飛行工程師說：“看不見跑道”。副駕
也說：“看不見，執行儀表進近復飛。”1點42分22秒，飛行工程師再次說：“復飛”。1點42分
23秒，機長重複說：“復飛”，但是他的爬升速度太慢，已無法制止飛機的下降。1點42分26秒，
飛機撞到尼米茲山脈，那是距機場西南部三英里外一座植被密度很高的山脈。價值6千萬重達
21200公斤的鋼鐵以每小時一百英里的速度撞進岩石。飛機滑行了兩千英尺，之後碰到油管並折
斷了松樹，最後跌進溝壑並爆炸燃燒。直到救護人員趕到出事地點，艙內的254人中228人已經
遇難身亡。
在大韓航空公司航班801墜機事件發生二十年前，一架大韓航空飛機波音707因誤入俄羅斯的領
空屬地，而被蘇聯軍隊噴氣式戰機擊落於巴倫支海，這是場意外事故。罕見且慘痛，但基於神的
旨意，任何一條航線都有可能遇上類似的情況。調查後的分析結果，除被作為案例以供借鑑外，
報告也已被存檔。
兩年之後，大韓航空的一架波音747在首爾墜落，兩年內發生兩件墜機事件絕對不是個好兆頭，
三年之後，該航空公司在蘇聯的庫頁島附近損失了另一架波音747，之後，1987年一架波音707
墜落到安達曼海，1989年另外兩架飛機又分別墜落在Tripoli和首爾，1994年在韓國南部的Cheju，
墜機事件再次發生，比較事故統計，在1988年到1998年期間，美國運輸聯合航空公司的一條航
線的飛機損失率為每百萬次損失0.27架，這意味著他們飛行四百萬次發生一次事故損失一架飛
機。而相對於同一時期的大韓航空，其損失率為飛行百萬次損失4.79架飛機---高達17倍之多。
大韓航空的飛機墜機事件頻繁發生，美國國家交通安全委員會（簡稱為NTSB）為此對關島事故
展開了詳細的調查，美國國家交通安全委員會是美國一家負責調查飛機失事原因的機構，由於事
故太多，從調查展開後，迫使他們將大韓航空後續發生的所有失事事件均備案紀錄：就在關島事
100
件發生的一年後，一架計畫在首爾金浦機場著陸的波音747發生墜機事件；在此之後的第八個星
期，一架噴氣式客機在韓國的Ulsan機場衝出跑道；接下來的三月份，韓國航空的麥道83直接
沖向Pohang機場的護欄；一個月後，韓國航空的一架客機在上海附近墜落；在關島事故之後，大
韓國家航空公司更名為大韓航空公司。在1971年和1976年發生的兩起墜機事件之前，還發生過巴
倫支海墜機事件。
如果美國國家交通安全委員會再等上幾個月，那么他們的失事記錄上會增加一條，一架大韓航空
的貨機從倫敦Stansted機場起飛不久，就發生了墜機事故。儘管從黑匣子的記錄里，我們發現警
鈴曾響過多達14次。在1999年的四月，德耳塔航空公司和法國航空公司暫停了他們同大韓航空公
司的合作關係。在南韓部署了上千個部隊的美軍，也立即下達指令禁止其人員繼續乘坐該航空公
司的航班。美國的聯邦航空總署將南韓的安全係數降級。加拿大政府通知韓國航空管理局，他們
將考慮取消大韓航空公司在加拿大的領空飛越權和著陸權。在眾多責難聲中，一家監管大韓航空
運營的外部審計所浮現在公眾面前。韓國航空管理機構很快就出示了一份雖令人震驚卻沒有任何
意義的報告。事件已發展到無法挽回的程度，報告發表得太晚，無法再挽回該公司的聲譽。該審
計機構列舉了很多隱患問題，包括飛機工作人員在飛機加油期間和飛行期間曾有過吸菸行為；與
此同時周圍還布滿了危險品；並且飛機飛行期間，工作人員一直在讀報，該審計機構聲稱：“如
果在飛行途中一直將報紙舉起觀看，即使警示燈亮起，也根本不會注意”。報告還詳細的列舉了
員工士氣低迷，大量程式上的漏洞，同時得出驚人的結論：“經典”的波音747的培訓標準非常混
亂，甚至“當機長在正常或非正常情況下無法正常執行飛行任務時，副駕是否能駕駛飛機正常著
陸，都是一個問題。”
上海墜機事件發生後，韓國首相金大中被迫發表公開聲明稱：“大韓航空事件不是一個公司的事
情，而是整個國家的事情”，他說：“我國的信譽已面臨嚴重的考驗”。此後他將其乘坐的私人飛
機由大韓航空公司轉為亞航航空公司。不久之後，奇蹟發生了，大韓航空扭轉了它在公眾面前的
形象。現在該航空公司已成為具有良好聲譽的空中聯盟中的一員。自1992年以後，它沒有發生任
何事故。在2006年，為表彰大韓航空改進後所取得的進步，全球航空權威刊物，《Air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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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向他們頒發了“鳳凰獎章”，以資鼓勵。現在飛行專家可以擔保，在安全性上，大韓航空
同世界上任何一家航空公司相比都毫不遜色。在這一章里，我們將要向您講述一次墜機事件背後
的詳細始末。聽聽機艙內機組人員的對話；檢查飛行通話記錄；觀察當時的氣象情況、地形乃至
機場周邊的情況。將關島事件同其他類似的飛機失事事件一一作以比較。所有人都希望能夠詳細
了解，一家劣跡斑斑的航空公司如何轉變成為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這是個複雜又有些離奇的故
事。但也是個非常簡單的事實，同樣的事實給哈蘭和密西根的研究學者們留下了一段迷惑不解的
歷史。如果不是了解到韓國文化中等級制度對整件事的重要性，那么大韓航空公司不會取得如此
成功的轉變。
現實生活中的飛機失事很少會象電影中表現的那樣，引擎不會突然砰的一聲爆炸。飛機舵盤也不
會因起飛所引起的巨大壓力而突然折斷。機長也不會邊靠向椅背邊祈禱：“親愛的天父”。處於
發展階段的典型商用客機是很難控制的。很多飛機失事事件，都是由微小故障在特定的情形下的
累積造成的。它不僅僅發生在飛機事故上，實際上，所有工業事故的產生都源於此。舉例來說，
歷史上最著名的事故之一，是1997年發生在賓夕法尼亞三里島核電站幾乎毀滅的事故。三里島事
故使美國公眾非常震驚，至此導致美國核能工業進入下滑期，並因此一直無法完全恢復如初。然
而，導致該核反應堆發生事故的原因卻猶如戲劇一般。社會學家查爾斯·彼羅在他的名著《普遍事
故》中指出，事故中發生了一系列相關聯的事件：車間裡的“濾水器”被堵住了，所謂的“濾水器”
就是一個巨大的濾水裝置。堵塞引起蒸汽泄露到車間的氣流系統。在不經意間進入到兩個真空管，
並阻礙冷空氣流入車間蒸汽機內。同所有的核反應堆一樣，針對這種情況，三里島還擁有一個後
備的冷卻系統來應對。但是就在那一天，沒人知道為什麼那個後備系統的管子被人關上了，並且
控制室里顯示真空管被關的指示器被上面開關上貼著的一個修理標籤給擋住了。這導致該核反應
堆只能依靠另一個後備系統，一種特殊的備用管。但是，禍不單行，那個備用管那天也失靈了，
當它應該關上的時候他卻關不上，並且更糟糕的是，控制室里通知操作人員備用管無法正常工作
的量表也失靈了。當三里島的工作人員意識到發生了什麼的時候，核反應堆已經接近毀滅的邊緣。
三里島事故里沒有發生任何一件重大失誤，或者說，如果五件事件分別發生，那么就沒有任何關
聯。或者每件事只是單獨出現，那么對車間日常操作的影響就無足輕重。
舉例來說，在一場典型的事故中，即使天氣不是必要因素，但如果天氣很糟糕，那糟糕的氣候還
是會讓飛行員感受到比以往更大的壓力。在大量的事故中，如果飛機延誤，飛行員就會很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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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的飛機事故中，在事故發生期間，飛行員有過12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未曾睡覺或沒有休息
的經歷，這意味著飛行員非常疲憊，無法進行敏捷的思考。在44％的事故里，兩位飛行員在此之
前從未合作過，因此他們對彼此都不是很適應，問題往往從這裡開始，通常一個錯誤不會造成重
大的事故，典型的事故都會涉及七個連續的人為因素失誤，一個飛行員造成一個失誤不是問題，
但機組其他人員會在此基礎之上，出現另外一個失誤，兩個失誤仍然不能夠構成大災難，但在此
之上，他們又會出現第三個失誤，然後一個又一個，再一個，再另外一個，然後所有的失誤加在
一起就導致大災難的發生，進一步講，這七個失誤完全與知識和飛行技巧無關，也不屬於飛行員
們必須進行討論的一些重大的機動問題，這些造成飛機墜落的問題無一不與團隊合作或溝通相關。
一名飛行員得知一件重要的事情，但不知為何，卻不願意與另一名飛行員分享；一名飛行員操作
失誤，而另一名飛行員卻不願指出問題，類似這種微妙的情況需要一系列複雜的程式來予以解決，
但是很多飛行員並不擅長進行協助來解決此類問題，而且還會遺漏其中一些程式。一名波音公司
負責安全工作多年的總工程師厄艾爾·卡衛涅說：“整個駕駛艙是為兩個人操作飛機而設計的，
當由一人駕駛飛機，一人在旁協助；或兩個人一同參與飛行時，飛行工作會進行得非常順利”。
如果你做錯了事，可不要期待飛機會原諒你，並且很久以來，事實證明如果兩名飛行員一起合作
飛行，飛機會更安全。若由一名飛行員來飛行，而另一名飛行員只是簡單的坐在一旁，直到飛行
員無法繼續飛行時才來接替，那么安全係數就會小得多。想像一下，舉例而言，航空界裡最著名
的墜機事件，是發生在1990年的哥倫比亞航空公司阿維安卡航班52號的墜機事件。阿維安卡事
故非常完美的演繹了“現代”飛機墜落事件的一系列特徵，因而被飛行學校作為教學案例。實際上，
該事故同七年後發生的關島事故是如此的相似。關島事件也成為我們調查一系列大韓航空公司墜
機事件謎團的一個很好的起點。阿維安卡機長為卡維德，第一副駕為克魯茲，那天他們從哥倫比
亞的麥德林啟程，飛往紐約的甘迺迪機場。那晚的天氣非常糟糕，在東南沿海地區有很猛烈的風
暴，隨之而來的是濃霧和大風，203架飛機滯留在Newark機場，200架飛機滯留在Laguardia機
場。161架飛機在費城機場，53架在波士頓的Logan機場，99架在甘迺迪機場；因為天氣的緣故，
阿維安卡航班三次都被空中交通控管中心攔截，無法飛到紐約，該飛機在NorfolkVirginia上空盤
鏇了19分鐘，在亞特蘭大城上空盤鏇了29分鐘，並且在甘迺迪機場南部的40英里飛行了第二個
29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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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小時零十五分鐘的延誤後，阿維安卡航班被允許著陸，當飛機正準備做最後一次著陸時，
飛行員遇到了嚴重的氣流。一瞬間，他們被卷進了一股強烈的逆流里，迫使他們不得不加大馬力
以阻止飛機下滑，下一刻，容不得他們做好充足的心理準備，逆風來的更猛烈了，他們被迫飛離
跑道，通常來講，這種情況下，飛機會被調整成自動飛行，並立即準確的應對氣流做出調整。但
是該飛機的自動飛行裝置失靈並被關閉，在最後關頭，飛行員做出了爬升飛機並採取“復飛”策
略，飛機圍繞長島兜了一大圈，並再次靠近甘迺迪機場，突然飛機中的一個引擎失靈了。幾分鐘
後，第二個引擎也失靈了，飛行員喊到，告訴我第幾跑道。他迫切的希望距離甘迺迪機場不要太
遠，以便能夠將這架已經殘破的飛機駛入安全的地方，但甘迺迪機場遠在16英里以外的地方。
707飛機俯衝向網球冠軍約翰的私人屬地，飛機上的158名乘客有73人喪生在Oyster海灣美
麗的長島小鎮，通過不到一天時間的調查，事故產生的原因被定義為“燃油不足”，不是飛機的
原因，不是機場的原因，飛行員既沒有酒醉駕駛，也沒有神志不清，只是飛機燃料用盡。
“這是個經典的案例”。身為阿拉伯皇家航空公司的資深飛行員懷特瓦特說道，懷特瓦特曾參與
“人為因素”的調查工作達數年之久。該調查主要分析人類與核能源站和飛機這種比較複雜的系
統之間的相互影響。懷特瓦特是斯里蘭卡人，他已經50多歲但卻依然活潑，自他成年之後就一
直駕駛商用飛機，我們一起坐在曼哈頓的謝爾頓酒店的大堂里，他剛剛駕駛阿拉伯皇家航空公司
的大型噴氣式客機從杜拜飛到了甘迺迪機場，這是段長途旅行。懷特瓦特十分了解阿維安卡事故，
他開始敘述飛機失事的原因：東北風暴、飛機延誤、自動飛行裝置失靈、三段漫長的候降經歷—
這不但使他們在空中多盤鏇了80分鐘，而且同在高空飛行相比，低空飛行使飛機燃燒更多的燃
料。“他們駕駛的是707，這種飛機不但很舊，而且很難控制。”懷特瓦特說道，“它是上一代的
飛機，飛行中你需要做許多工作，它的控制系統也不是水力發電的”。開這種飛機你一定要有很
好的體能，在飛行中它很重，這時需要消耗很大的體力，就好比你在划船時一樣。我最近開的飛
機可以一伸手就觸及到許多操縱裝置。我也用指控桿。飛機的儀器都很大，他們有咖啡杯那么大。
他們的自動飛行系統失靈，因此機長不得不去留意觀察其他九個儀器。每個儀器都有咖啡杯大小，
因此，當他的右手控制速度時，左手需要操控飛機。他的精力被完全占用。已沒有精力再去顧及
其他的事，當你疲憊的時候你也會有這種感覺，決策能力消耗一空。你開始忘記事情，或許幾天
後你才會重新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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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故現場的黑匣子的記錄里，我們得知卡維德機長在飛機失事前的最後一個小時裡，一直重複
要求空中交通指揮控制中心（ATC）將指令翻譯成西班牙語，這表明他已沒有精力再去使用英語。
並且有九次，他不斷要求重複指令“請在大點聲”，在最後時刻他說：“我聽不見”。當飛機在肯
尼迪的東南部盤鏇了四十分鐘後－駕駛艙里的每個人都非常清楚的知道他們已經沒有燃料了－
飛行員可以直接要求將飛機降落在賓夕法尼亞，那只有65英里之遙。但是他卻沒有這樣做：就
好像他已經被鎖定在紐約。在著陸失敗後，地面接近警告系統曾提示不下十五次，警告他們距地
面太近。但機長好像患了健忘症。當他著陸失敗後，他應該立刻再迴旋一圈，但是他沒有，他太
疲憊了。在這一切發生之後，機艙內死一般的沉寂。坐在卡維德身旁的，是他的副駕，克魯茲，
根據飛行記錄，駕駛艙內有很長一段時間，除了瑟瑟聲和引擎的噪音外別無它響。同空中交通指
揮控制中心溝通是克魯茲的職責，那個晚上，他的角色十分的重要，但他卻表現的異常的被動。
直到飛機在甘迺迪機場的東南部因等候降落在空中盤鏇了三個地方之後，克魯茲才對空中交通指
揮控制中心報告，他認為飛機的燃料無法支持飛機到達他們指定的機場著陸。
然後他得到ATC的回覆：“再等等”，在那之後：“清理甘迺迪機場”。過後調查人員曾猜想，阿
維安卡的飛行員一定認為，ATC將優先考慮讓他們著陸，將他們排在甘迺迪機場長龍般的候降
隊伍的最前面。但實際上，他們沒有被優先考慮。他們只是被排到隊伍的後面。這是個多么嚴重
的誤解，這最終導致飛機面臨機毀人亡的命運。但飛行員有沒有再次提起這件事呢，進一步進行
求證？沒有，在後來的38分鐘內他們沒有再提起沒有燃油這件事。
對於懷特瓦特來講，駕駛艙內的沉默簡直不可思議。為了表明他的想法，他開始談起今天早上從
杜拜出發，飛行途中所發生的事情。他說：“機艙內有一位女士，我們猜她中風了，邊抽搐，邊
嘔吐，情況非常糟糕，她是位印度人，女兒住在美國，她的丈夫不會講英語，也不會講印度語，
只會說Punjabi語，沒人可以與他交流，他看起來好像是剛從Punjabi的鄉村出來，他們看上去
很窮。這時候，我們正在莫斯科的上空，但是我知道我們不能去莫斯科，我預料不到如果我們去
了莫斯科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我對我的副駕說，我們必須飛往赫爾辛基，你來駕駛飛機。”
懷特瓦特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他們的長途飛行才飛了不到一半的路程，這意味著他們著陸的時
候，油箱裡的燃料超出正常著陸時的燃料。他說：“比起最大著陸重量我們仍超重60噸。”因此
現在我不得不做出一個決定：我可以把燃料拋掉，但是很多國家現在痛恨拋油，因為這會污染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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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此外我還需要飛到波羅的海，但這需要四十分鐘的路程，那時那位女士很可能已經去世了。
因此我決定無論如何都要著陸。這是我的選擇。那意味著飛機要“超重著陸”。在這種超重的情
況下著陸，飛機就不能使用自動著陸系統。“在這種情形下，我必須全權控制。”他繼續說到：“我
必須保證飛機在著陸時輕柔的接觸地面，這樣才能避免飛機在結構上受到損傷，否則後果將不堪
構想。超重著陸同時也需要很多技術層面上的操作。你或許被允許進入跑道並復飛，但可能卻沒
有足夠的拉力提升飛機。”這需要大量的工作”。你在玩空中接球。你不能犯錯。因為這是次長
途旅行。所以還有另外兩名飛行員，我叫醒他們，現在我們共有四個人了，這樣就更便於調協工
作，這對我們確實有幫助。我以前從沒去過赫爾辛基。對機場的情況也不了解，更不知道機場的
跑道是否夠長。我必須尋找一種方式，考慮我們是否可以停在那裡，思考技術上的操作問題，並
向公司匯報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同一件事，我需要同三方不同的人通話－跟杜拜總部通話，跟
MedLink通話，那是一家可以提供電話聽診醫生的公司，位於亞利桑那州。
並且還要同照看那位女士的兩個醫生通話，在那四十分鐘裡我一直不間斷的講話。“我們十分幸
運，那天赫爾辛基的天氣很好”，他繼續說道：“在惡劣的天氣里試圖降落，加上一架超重的飛
機，再加上一個不熟悉的機場，情況十分不妙。因為芬蘭是世界一等國家，他們布置的十分妥當，
而且非常靈活。我告訴他們，我的飛機很重，最好不要在風起的時候降落。在這種情況下，你必
須確保自己冷靜下來。他們說：“沒問題”。因為我們要飛越整個城市的上空，為了避免噪音，
他們引導我們著陸在正常著陸相反的方向。想想當時的情況對懷特瓦特提出了怎樣的要求。他必
須是一名優秀的飛行員。不用說也有很多事情要做，當然他必須要掌握卓越的飛行技能去超重著
陸。但是能夠讓懷特瓦特在緊急情況下成功著陸的，並不是照本宣科的飛行技能。在此期間，懷
特瓦特所做的一切幾乎都與飛行技能無關。是冒著飛機被毀壞的危險去挽救那位女士的生命？或
是不顧女士的生命危險去繼續執行正常的飛行計畫？在前者與後者之間他必須進行抉擇，而且，
一旦他做了這個決定，他還需要去考慮降落在赫爾辛基或是降落在莫斯科對後面生病的乘客意味
著什麼。他必須迅速的培訓自己，在一個他從未到過的機場，一切都很陌生，在超出正常著陸重
量60噸的情況下，他是否能夠控制空中最重的飛機之一？他做的最多的就是講話-對乘客講，
對醫生講，對他的副駕講，對被他從睡夢中叫起來的另外兩個飛行員講，對他在杜拜總部的上司
講，對赫爾辛基的空中交通控制指揮中心講……可以說在病人發病期間和到赫爾辛基著陸期間的
這四十分鐘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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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艙內沒有一秒鐘是沉寂的，在那種情形下,懷特瓦特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溝通。這種溝通並
不只是簡單的發出指令而是要去鼓舞、勸慰、安撫、協調並儘可能以最透明的方式公開信息，分
享信息。
與此相反，再來了解一下阿維安卡52號的墜機事故。飛機第一次著陸失敗的問題在於天氣。霧很
大，克魯茲和卡維德都無法辨認他們的方位。儘管如此，仍請仔細注意，不是注意他們說話的內
容而是注意他們說話的方式。特別要注意他們談話之間間隔的長度以及克魯茲在談話時的語氣。
卡維德說：“跑道在哪裡？我看不見，我看不見它。”他們啟動著陸引擎。機長告訴克魯茲去換種
著陸方式。10秒鐘過去了，卡維德好像自言自語說：“我們沒有燃料了”飛行員們用了17秒來進行
技術上的溝通。卡維德說：“跑道在哪裡？我看不見。”克魯茲說：“我也看不見”。
ATC提示他們向左轉。卡維德說：“告訴他們，我們現在情況非常危急。克魯茲對ATC說：“我們
正在18000英尺的右上方，恩，我們將再試一次。我們的燃油快用完了。”想像一下駕駛艙中的
情形。飛機由於缺油而變得極度危險。他們剛剛在第一次著陸中失敗。他們也不知道飛機還能堅
持多久。機長有點絕望：“告訴他們我們情況危急！”聽聽克魯茲說了些什麼？“我們正在18000
英尺的右上方，啊，我們將再試一次。我們的燃油快用完了。”首先，對於空管員來說，“油量
不足”是飛行員們的習慣說法，這是所有飛行員在即將到達目的地時慣用的一句話。克魯茲是想
表明他們的燃油不能支持他們去另一個備選機場？或是想表明他們開始擔心燃油不足？第二點，
看看這段重要句子的結構問題，克魯茲是用ATC習以為常的術語來開場的，直到第二句話他才提
起，他有些擔心燃油問題。這就好像他在餐館裡對侍者說：“請給我來杯咖啡，因為我被雞骨頭
卡住了。”侍者會認為他真的被雞骨頭卡住了嗎？交管員稍後得到確認，那天與克魯茲通話的人
的確“就是沒當回事”。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交管員會隨時聽到飛行員們燃油用盡的信息。
據那天為52號航班提供指令的交管員反映，副駕的語氣非常冷靜，甚至在他說的兩句話之間還加
了“恩”，這就更加弱化了他所描述的事態的嚴重性。
語言學家把克魯茲那一刻所使用的語氣稱為“舒緩語氣”，這是指他在試圖修飾並且美化自已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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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的信息。當我們試圖表示禮貌時，我們會使用舒緩語氣；當我們在感到慚愧或尷尬時，我們
會使用舒緩語氣；或者當我們為了表示我們對權威的敬畏時，我們使用舒緩語氣。如果你想讓你
的老闆幫你做件事，你不會說：“我星期一就要。”你會舒緩的說：“如果不是很麻煩的話，您要
是有時間，就請幫忙在周末的時候看看，我將十分感激。”在這種情況下，舒緩語氣是十分恰當
的。然而，在其他時候，比如發生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的駕駛艙里－這就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語言學家烏特費舍和朱迪斯奧若薩駑曾經給一組機長和副駕設定了一系列的假設場景，讓他們為
當時的情景做出回應：你注意到氣候雷達的提示，前方25英里的地方將會遭遇暴風雨，但飛行員
還在維持在目前Mach.73飛行，甚至你已經接到報告說你們已進入雷雨區域，你們正在經歷一場
中度的震盪，你想讓飛機飛離這塊區域。問題：你該對飛行員說些什麼？
按照費舍和奧若薩駑的想法，使飛行員改變航向並避免惡劣氣候的說服方式至少有六種，任何一
種都不同程度的表現了舒緩語氣。
1、命令：“向右轉30度”。這是一種最直接且最清晰的表達方式。可以說沒有任何修飾。
2、隊友職責陳訴：“我認為現在我們需要偏向左側飛行”。注意“我們”這個詞，並且事實上這個
請求已經不是那么具體，並且略顯柔和。
3、隊友建議：“我們復飛遠離這個氣候吧”。在這種陳述下指明“我們在一起”。
4、提問：“您更傾向於想左偏還是向右偏？”這比隊友建議更加柔和，因為發言者認為自己不是
決策人。
5、提出選擇：“我認為想左轉或向右轉更好些”。
6、暗示：“退到25英里以外的地方會比較好”這是所有舒緩語氣中最緩和的。
費舍和奧若薩駑發現在假設情境下，幾乎所有機長都會選擇下達命令的方式：“向右轉30度”，
在他們對下級說話時，他們不會考慮語氣是否生硬。另一方面，副駕則是在對長官講話，因此副
駕壓倒性的意見是選擇最舒緩的語氣來進行溝通。他們選擇暗示。在讀過費舍和奧若薩駑的報告
後，很難再認為這只是個小小的警告，因為暗示是一種最不容易被理解的要求，同時又最容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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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在1982年發生在華盛頓特區以外的佛羅里達航班墜機事件，副駕曾經三次試圖向機長說明，
機翼上的薄冰會使飛機處於危險之中。但是聽聽他是怎樣說的。每一次都使用暗示的方式：副駕：
“看看，冰怎么會掛在他的，啊，後面，就在後面，看到嗎？”然後副駕又說：“後面有很多冰柱，
看到了嗎？”第三次，副駕說：“天啊，這場，這場除凍的鬥爭中我們輸掉了，這會帶來安全上的
錯覺，都是因為除冰失敗造成的。”最後當他們接到指令說可以起飛時，副駕提高了兩個提出建
議的層次，提升到隊員建議：副駕說：“讓我們再檢查一下機翼頂端，既然我們還要再等一下。”
機長說：“我認為我們要在一分鐘之內到達指定地點。”副駕對機長說的最後一件事，就是在飛機
墜入波托馬克河前，這既不是暗示，也不是建議，或是命令，只是簡單的事實陳述，在那一刻機
長也同意了他的看法。副駕說：“拉里，我們在下沉，拉里。”機長說到：“我知道。”
舒緩語氣使我們了解了飛機失事中最無法解釋的原因之一。在商用飛機中，機長和副駕承擔的飛
行職責是相等的，但是，從以往的記錄來看，通常在機長執行飛行任務的時候，事故出現的頻率
更多。聽到這個，大家都會覺的不可思議，因為機長通常是經驗最豐富的飛行員，但是想想佛羅
里達的航班墜機事件，如果副駕當時處在機長的位置，那么他還需要做出三次暗示嗎？不，他可
能會立即下達命令－那么飛機就不會墜落。由經驗不是很豐富的人來駕駛飛機其實更安全，因為
這意味著副駕不會過多顧慮上下級關係，直接講出危險。在過去的十五年里，飛行界內最大的變
革就是改進舒緩語氣的使用方式。目前每個主要航線都為隊員提供“人力資源管理”培訓，培訓的
主要目的就是便於讓下級可以更直接果斷的同上級溝通。舉例來說，每個航線都會教授副駕一套
標準的溝通程式，當他們發現問題時，就主動向機長提出意見。（“機長，我認為……”然後，“機
長，我感到不舒服因為……”並且如果機長仍然沒有做出反應，“機長，我認為我們正在處在危
險之中”如果還是沒有效果，那么副駕就要接替機長來駕駛飛機。）飛行專家將會告訴你，近些
年來，在飛機出現意外情況的最後關頭，這種漸進性的建議程式，同其他的挽救措施一樣，起到
了同樣的作用。“從簡單之處著手，我們阿拉伯皇家航空公司一直都堅持副駕和機長之間以姓氏
來稱呼。”懷特瓦特說：“我們認為這很有幫助，當副駕指出錯誤時，比起稱呼姓名，他很難開口
說，“機長，你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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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特瓦特認為舒緩語氣是件不容忽視的問題。每一個了解阿維安卡事故的人都會受到很大觸動。
“在工作中，我一直堅持保持低調，我對我的機組人員說，‘我飛行次數不多，一個月只有三、四
次而已，你可能飛的更多，因此如果你認為我做的某個決策是錯誤的，那是因為我飛的不夠多，
所以請告訴我，幫助我。’很有可能，這會讓他們講出自己的想法。”
讓我們再回到阿維安卡52航班的駕駛艙看看。當飛機第一次著陸失敗，飛機飛離甘迺迪機場時，
克魯茲曾同ATC通話，詢問再次著陸的時間。卡維德轉向克魯茲，卡維德：他說什麼？克魯茲：
我已經向他提出建議，讓我們再試著著陸，因為我們現在已經不能……四秒鐘的沉默，卡維德：
告訴他，我們處在危急之中。又一段四秒種的沉默，機長再次嘗試。卡維德：你跟他講了嗎？克
魯茲：是的，先生，我已經向他提出了建議。克魯茲開始對ATC說話－重複慣用的報告。
處在2000米高空的阿維安卡52號已經很難再堅持等待候降。機長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卡維德
說：‘告訴他我們沒有燃料了’，克魯茲重新再次與ATC通話，“爬升並保持在3000米並且，恩，
我們沒有燃料了，先生。”再一次，他沒有提到可以引起空管員足夠重視的那個神奇的辭彙“危急”。
只是在一段話的最後部分提起“沒燃料了，先生”，而且在此之前還說了個“恩”好像是在斟酌用詞
是否恰當。卡維德說：“你已經想他說明我們沒有燃料了嗎？”
克魯茲：是的，先生，我已經跟他說了...
卡維德：Bueno
如果這不是一場災難的前奏，他們這一來一回的對話一定會被人們認為是阿爾伯特和卡斯楚式
的喜劇對白。
時間過去了一分多鐘。
ATC：阿維安卡52號，請你們飛往東北部15英里以外，然後再飛回著陸。這樣可以嗎？燃料足夠
嗎？克魯茲說：“我想可以，非常感謝。”
“我想可以，非常感謝”。他們就要墜機了！其中一名空乘人員進入駕駛艙內想看看情況的嚴重程
度。一名飛行員指著燃油顯示為零的儀錶盤，用手指做了個割喉的動作，但他沒有講話。在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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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五分鐘，駕駛艙內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講話。只有電台的沙沙聲和日常的操作聲，然後一名飛
行工程師叫了起來“四號引擎著火了！”卡維德說“告訴我跑道”但是跑道在十六英里以外的地方。
36秒鐘的沉默。空管員在最後的時刻呼叫“你們，恩，你們的燃料是否可以支持飛到機場？”記錄
結束。一位在事故中倖存下來的空乘員在問尋中向我們敘述了這一切。
懷特瓦特繼續說：“關於飛機失事的原因，有一點你必須了解，那就是紐約的空管員以粗魯、強
勢、善於威嚇而出名，但他們也非常好，在一個非常狹小的空間內，他們需要處理大量的空中交
通狀況。有個發生在JFK非常出名的案例，一名飛行員迷路了，如果發生在路上，那么這件事會
變的非常簡單，總之，這讓人不可思議，一位女交管員對他非常惱火，並且說，‘不要講話，不要
說任何東西，我問你的時候你再講’。然後她就讓他等在那裡。最後那個飛行員拿起麥克風說，‘女
士，難道上輩子你是我老婆？’真是讓人難以置信，交管員認為，我在控制交通，閉上嘴，聽我講。
他們會壓制你，如果你不希望按照他們所說的去做，你就要去還擊。那么他們就會說，‘那好吧’
但是如果你不這樣做，那么他們就會壓扁你。我記得曾經有位英航的飛機飛往紐約，他們受到了
紐約ATC的惡劣的待遇。一名英國飛行員說道‘你們應該去希思羅機場學習一下怎樣控制交通。’
這完全是出於氣勢。如果你不能習慣這種還擊的方式，那么紐約ATC會變得非常非常強勢。後來
阿維安卡飛行員源於這個葬身火海。
無法想像如果懷特瓦特那天遇到甘迺迪的ATC，情況將會怎樣？－不是因為他勇氣十足、積極主
動、而且比較自我，而是因為他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樣。如果他需要隊員的幫助，他就會去叫醒他
們；當他認為莫斯科不是個正確的選擇時，好，那么他就選擇去赫爾辛基；在赫爾辛基的空管局
指引他們在風中著陸時，他就請求去適宜的地方著陸。那個早上，在他們起程離開赫爾辛基時，
他進入了錯誤的跑道，這時副駕迅速的指出錯誤。想到這件事讓懷特瓦特笑了起來。“馬沙是個
瑞士人，他很願意去更正我的錯誤，並且在返回的途中一直同我講話。”他繼續說：“所有飛行員
必須同空管員講明，我們沒有足夠的燃油可以支持我們飛達指定機場”
他們必須去說明‘我們無法達成你給我們的指令，我們必須在十分鐘內著陸。’他們沒有同空管員
表達清楚”很顯然懷特瓦特在敘述時很謹慎，因為他所提到的文化差別經常會讓大家感到很不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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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但是發生在阿維安卡的事故非常離奇－這起事故的原因遠遠無法用表面現象解釋清楚－這絕
不只是克魯茲失職和機長疲憊這么簡單，整件事的背後有著更加複雜的原因，在事故發生的過程
中，駕駛艙內一定發生了重要的事情。是否可以說，由於飛行員是位哥倫比亞人，所以導致了飛
機失事？“看，因為美國飛行員不會容忍這一切發生，這是問題所在。”懷特瓦特繼續說道“他們
會說，聽著，哥們，我必須著陸”。
在1960年到1970年間，荷蘭的心理學家吉特·霍夫斯泰德一直在IBM歐洲總部的人力資源部門工
作。他的工作主要就是到世界各地去走訪當地的雇員，隨之提出一些問題。例如，人們解決問題
的方式、團隊工作的方式、雇員對權威的態度。問卷很長而且非常詳細，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霍夫斯泰德建立起一個龐大的資料庫，用來分析文化之間的不同。今天“霍夫斯泰德維度”已經被
廣泛的套用於跨文化心理學研究中。舉例來說，霍夫斯泰德提出，根據個人關心自我、看重自我
的程度就可以有效的區分出文化的不同。他把這種衡量方法稱為“個人主義和團隊精神範疇”。如
在國家之間進行比較，那么美國的個人主義傾向性最高，毫無疑問，美國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不
給公民提供全程醫療保險的工業國家。個人主義傾向性最低的國家是瓜地馬拉。霍夫斯泰德的另
一個維度是他的“不確定性規避”。一種文化可以忍受什麼程度上的不確定性？據霍夫斯泰德統
計，在國家範疇內，下面五個國家排在前五名－這意味著，這些國家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堅持
法規、堅守計畫並且幾乎完全按照章程辦事。
1.希臘
2.葡萄牙
3.瓜地馬拉
4.烏拉圭
5.比利時
最後面的五個國家－這意味著這些國家最能夠忍受不確定性。
1.香港
2.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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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丹麥
4.牙買加
5.新加坡
在霍夫斯泰德的理論中，有一點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無論怎樣，沒有一種文化代表好或不好；同
時在其量表上提及的文化所體現的特徵，並不能一成不變的代表任何來自該文化的人。這是不可
能的。例如，一個來自瓜地馬拉的人也有可能極度的自我，相反的，他所談論的，或許是密西根
大學的學生Nisbett和Cohen課下所討論的話題。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格。但是在此
基礎之上，我們成長的社會環境會賦予我們更多的歷史傳統，使得每個人言談舉止都會留下文化
的烙印，如一些行動模式會投射出我們的心理思維定勢，並且每個區別都是非常具體的。舉例來
說，如果乘坐飛機，那么比利時和丹麥的距離只有一個小時的路程。從外表上看，丹麥人和比利
時人沒有什麼不同，並且如果你來到哥本哈根的街角，你會發現這裡和布魯塞爾沒有任何區別。
但是如果提及“不確定性規避”你會發現兩個國家簡直天差地別。實際上，在“不確定性規避”這
一點，丹麥人比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同僚更像牙買加人。丹麥人和比利時人共同分享歐洲廣闊的
自由民主貿易，但是他們卻有著不同的歷史，不同的政治體系，不同的宗教傳統，以及不同的語
言、食物、建築和文學－這要回溯到幾萬年以前。以上所有的差異導致，在特定的情況下，丹麥
人面對風險與不確定性時的反應，與比利時人完全不同。在霍夫斯泰德的所有維度中，最有趣的
一個就是被他稱為“權利距離指數”的維度，簡稱PDI。
權利距離指數具體而言，就是一種特定文化中重視和尊重權威的程度。為了測量它，霍斯德曾經
做出如下問答：“在你的經歷中，你遇到過多少次‘雇員因害怕權威而不敢對管理人員表達不同意
見’的事情？”究竟需要做哪些事情“才可以讓組織和機構里相對沒有太多權利的人接受並認同
不平等的權利分配”？“那些資深的雇員受到怎樣的尊重與敬畏”？“是否擁有權力就被授予了某
些特權呢？”霍夫斯泰德在他的經典著作《文化的結論》里指出，在低權利距離指數的國家裡，
權利會讓擁有它的人感到尷尬，並且他們始終都試圖低調行事。我曾經聽說過一位瑞典（低PDI
國家）的大學官員說，為了有效的行使權力，他曾經試圖讓自己看起來沒有任何官威。領導們有
時不得不放棄他們的官方的身份，而強調他們自然身份。在澳大利亞（低PDI國家），眾所周
知，總理布魯諾有時會開著路面電車去上班。在1974年，我曾親眼看見，荷蘭（低PDI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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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Joop在葡萄牙度假期間，僅僅開著他的摩托房車停在一個露營地里休息。在高PDI國家，
如比利時或者是葡萄牙，發生在有權階層的事卻大相逕庭。霍夫斯泰德提出了一個相似的案例，
幾年前他曾經選取了同一行業內規模大致相同的德國和法國兩家工廠進行比較，在法國工廠，管
理人員的數量占全體員工的26％，並被授予具體的職務。而在德國工廠，管理人員的數量只占
全體員工的16%，另外，法國工廠付給管理人員的工資要普遍高於德國工廠。
可以想像霍夫斯泰德的研究結果將對飛行領域的人們產生怎樣重大的影響。我們究竟需要在舒緩
語氣或團隊協作方面做出怎樣的努力？這意味著我們需要降低駕駛艙內的權利距離指數。霍夫斯
泰德關於權利距離的提問－“在你的經歷中，你遇到過多少次‘雇員因害怕權威而不敢對管理人員
表達不同意見’的事情？”對於飛行專家來說，在問到副駕如何同機長進行溝通時，這是個非常合
適的問題。並且霍夫斯泰德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任何一位飛行專家從未提出的問題。那就是：文化
的權利距離指數決定了飛行員是否能夠說服自己去發表自己的見解。懷特瓦特也提到了這一點，
甘迺迪機場空管員的威懾無法影響任何一位美國人，因為美國是個低權利距離指數國家。當他們
感到有壓力時，他們就會對抗。因為在美國人看來，他們同空管員同樣重要，但是那個國家的權
利距離指數最高呢？哥倫比亞。鑒於阿維安卡事件，心理學家羅伯特·荷蒙比任何人都更加強調
飛機失事原因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在研究對比了一系列事故後，他寫下了大量的分析資料。霍
夫斯泰德指出，每種文化都對階層表現出不同的態度。法國人的權利距離指數是德國人權利距離
指數的兩倍。他們對權利階層的期望和支持同德國完全不同。
如果不考慮克魯茲國籍對此事件的影響，那么你無法理解他的行為。那天他所處的困境，也是所
有敬畏權威的人士將會面臨的困境。荷蒙寫道：哥倫比亞屬於高權力距離指數國家，在高權力距
離指數文化里，如果機長沒有做出意料中應有的明確決策，副駕會有很難堪的感覺。第一飛行員
和第二飛行員都可能在等待機長做出決策，但是誰都沒有向機長提出建議。克魯茲認為自己是下
屬。處理危機不是他的工作職責。而是機長的職責，並且機長很疲憊，也一直沒有講話。然後就
是那位掌握支配權的甘迺迪空管員指令飛機轉來轉去。克魯茲試圖向他傳達他們現在正處於危險
之中的信息。但是卻使用了下級對上級說話的語氣。但空管員不是哥倫比亞人。他們是低權利距
離指數的紐約人。他們不認為自己和飛行員之間有任何等級差別。同時飛行員使用的舒緩語氣也
不會使他們意識到，講話的人試圖用恭順的語氣對上級講話，在他們看來，這隻說明飛行員沒有
任何問題需要解決。由於文化的差異，使空管員和克魯茲在溝通過程中產生了誤解，最終導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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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人亡，每當讀到這裡，不能不讓人感到痛心。這是距飛機墜落前幾分鐘，阿維安卡和空管中心
的最後一次通話。
就在克魯茲以“我想可以，非常感謝”回答空管員的問題後，機長卡維德轉向克魯茲，卡維德：
他說什麼？克魯茲：那個人很生氣。生氣！克魯茲感覺受到了傷害。他的飛機就要出事故了。但
是，在一種下級必須尊重上級命令的文化背景里，他無法擺脫外界指令對他的影響。在他看來，
他已經在盡職溝通，但卻失敗了，他得出的唯一結論是：他一定冒犯了空管員。在甘迺迪機場事
故發生後，阿維安卡方面做了詳細的調查。在很短的時間內，阿維安卡航空公司接連發生四起事
故-Barranquilla,Cucuta,Madrid,和紐約--並且航空公司在調查後作出結論，四起事故中，
所有飛機狀況良好、飛行員沒有任何身體上的不適，且飛行技能都處於中等水平以上，報告中提
到，在Madrid墜機事件中，副駕曾經試圖警告機長情況危急，他做出了正確的判斷，但他也遇
難了因為……當時副駕只是採取提問的方式，他含蓄的建議很無力。機長的回答表明他的建議被
完全忽視。或許副駕不想提出不同意見來質疑機長的判斷，或許他不想出醜，因為他認為機長是
所有人中飛行經驗最豐富的人。副駕應該用更有力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見……文化成為決定我
們能否成功的要素，在一個權利距離指數很高的國家，成為一名優秀的飛行員是件很難達成的事。
無疑，哥倫比亞是一個高權利距離指數國家，順便說一下，荷蒙和他的同事邁瑞特曾經測量了世
界上各個國家飛行員的權利距離指數，巴西排在第一位，第二位是韓國。美國國家交通安全委員
會簡稱（NTSB），一家位於Squat，主要負責調查飛機失事原因的機構，曾經在華盛頓特區的波
托馬克河岸邊設立了七十多個辦公室。如果以國家為單位，那么排在前五名的是下面幾個國家，
如果你將這個排序與墜機事件頻率的排序進行比較，你會發現他們恰好十分吻合：
1.巴西
2.南韓
3.摩洛哥
4.墨西哥
5.菲律賓
權利距離指數最低的五個國家：
1.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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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愛爾蘭
3.南非
4.澳大利亞
5.紐西蘭
從該機構長長的走廊里，可以看到實驗室里到處都是飛機的殘骸：一塊破損的引擎渦輪，一塊從
直升機上掉下來的轉輪。在一個實驗室的架子上放置了一個駕駛艙聲音和數據錄音裝置－它被稱
為“黑匣子”－這個黑匣子記錄了1996年發生在佛羅里達的ValuJet墜機事故，該事故傷亡慘重，
在這場事故中有110人遇難身亡。黑匣子有如一個鞋盒大小，由厚重的鋼鐵製成，其中一端有一個
齒形圓洞，好像有人或有硬物以很大的外力扎入。可依據物證來還原事故現場的工程師、飛行員
以及讓人意想不到的參與者--心理學家構成了NTSB的調查小組，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聆聽黑匣
子，還原飛行員在事故發生前幾分鐘的所作所為。NTSB負責調查黑匣子的專家組成員之一，是
一位名叫麥肯·博瑞納的心理學博士，他50多歲，身材瘦長，博瑞納也是曾親臨關島事故現場的
調查人員之一。博瑞納說：“正常情況下，通過那條線路進入關島並不難，關島機場有‘跑道射燈’，
那就好比從機場射出一道巨型的光束照亮整個天空，飛行員可以很清楚的跟隨光束進入跑道。但
是在那天晚上，跑道射燈壞了，無法正常工作，被送到其他島上進行維修。因此機場人員向飛行
員提示‘跑道射燈’無法正常運作，在眾多程式中，這不是個大問題。在‘跑道射燈’進行修理的那個
月里，已經有1500架飛機都安全著陸在關島機場。這只是個小問題－不方便而已，真的只給降落
增加了一點困難，博瑞納繼續說道，第二個因素是天氣問題，通常在南太平洋，這樣的天氣你會
收到天氣預報。而且天氣變化很快，一般都不會有暴風雨，這裡是熱帶氣候的天堂。但是那天晚
上，上空有雲層，而且也就只有那天晚上有，當時，他們就在距機場幾英里以外的地方，剛剛就
要進入雲層地帶。
因此，機長此刻必須決定，究竟需要採取那種程式來進行著陸。他們接到指令使用VOR/DME下
降程式。這很複雜，很難處理。這需要很多協調工作進行跟進。你必須按步驟執行，但是，當機
長在幾英里外看到關島的燈光時，他感到很放鬆。並且他說：“我們進行目測著陸”。當飛行員接
近機場時，可以依靠VOR傳送信號的燈光，幫助他們計算距離地面的高度。在‘跑道射燈’沒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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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前，飛行員就是依靠這個來計算高度的。機長的策略是先使用VOR讓飛機接近機場，然後一
旦看見跑道的燈光，就使用目測著落。這看來很可行。飛行員經常做目測著陸。但是每次飛行員
採用一種計畫時，都應該採用一種備選計畫，以防止意外情況發生。但這位機長沒有這樣做。駕
駛艙內應該進行協調，機長應該告知大家將DME放慢，但是他沒有講。班瑞納繼續說道，暴風雨
天氣正包圍著他們，看起來機長認為他可以穿越雲層而且已看到機場，如果他在560英尺的高度
依然看不見，他就會復飛，現在那看起來可行，除了另一件事，機長使用的VOR程式定位並不是
在機場內，而是在2.5英里以外的Nimitz山上。世界上有很多機場都可以使用VOR程式幫助飛機
下降，並直接指引飛機進入機場。但是現在遵循的VOR程式，卻指引飛機進入Nimitz山脈，飛行
員了解VOR程式，他的飛行列表里清楚的標有VOR，他曾經八次飛到關島機場，並且在起飛之前，
他還曾經向大家提起。但是這一次凌晨的飛行任務中，前一天的早上，他六點鐘起床，“我們認
為這些數據都與事故有關，博瑞納寫道，這是個往返飛行任務。上午你起飛到達一個地方，然後
在地面待上幾小時，又在凌晨時間飛回來。一個月前機長曾經飛過。那時，他在一等艙里睡覺。
現在他駕駛飛機而且說他真的很累。”因此同阿維安卡52號航班事故一樣，飛機失事的三個經典
預兆依次出現了：微小的技術失誤、惡劣的天氣、疲憊的飛行員，其中發生任何一個問題都不能
夠造成重大事故。所有問題，再加上駕駛艙內的人為因素共同導致了事故。那也是大韓航空公司
801航班失事的原因。
這是大韓航空公司航班801最後30分鐘的飛機記錄，首先是機長疲憊的抱怨。
1點20分01秒，機長：如果是個九小時的往返飛行任務，我們就可以有些額外收穫，但如果是八
個小時，就什麼都沒有，八個小時，我們什麼都得不到……他們總是不斷增加我們的工作量。如
果是這樣……節省出來的成本就可以付高層人員住酒店的費用，而最大限度的增加我們的飛行時
間，總之，他們讓我們……工作量最大化，這時有個人挪了下椅子，一分鐘過去了。
1點21分13秒，機長：啊，真的……很困……(無法辨別的詞)第一副駕：當然。然後進入最關鍵
時刻，第一副駕決定講出來，副駕：這是不是下雨了？在決定講這番話之前他一定想了很久。因
為他不是在懷特瓦特氣氛輕鬆的駕駛艙里工作。
在大韓航空公司，所有飛行員都希望在中途休息時，下級能為機長安排就餐，送上禮物。一位前
大韓航空公司的飛行員指出，很多航空公司的機組人員都有敏感的話題，如機長是整架飛機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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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機長可以隨心所欲的做他想做的事，其他人只是安靜的做在那裡。大韓航空公司提交的德
爾塔報告曾被匿名的發布在網上，其中一個故事提到，一名大韓航空公司副駕因誤解ATC的指令
而錯誤的進入本來是為其他飛機準備的跑道。飛行工程師發現錯誤但是卻沒有指出，第一副駕雖
不高興但他什麼都沒有講……除了(良好的)可視條件，機組人員都沒有向外觀看，並且沒有注意
到目前的飛行方向不能把他們帶到機場去。最後飛機的雷達系統提示了這個錯誤。然後是最關鍵
的一句：因為這個失誤，機長用手背打了副駕。“用他的手背打他”？那天晚上，當他們三人為飛
行計畫做預先準備的時候，副駕和工程師都向機長鞠躬。然後他們還有可能相互握手。Cheoeom
boebseomnida。機長或許很敬重的說“初次見面”。在韓語中，根據不同的場合以及談話的
對象，共有六種不同程度的談話方式。根據講話者和聽話者的關係分為：正式敬語，非正式敬語，
陌生、熟悉、親密和普通。當他對機長講話時，他不敢採用任何表示親密或熟悉的語體。
通過談話來確認兩個人之間的相互關係是文化中最需要重視的一個部分。韓國語言學家候名松寫
道：在餐桌上，晚輩或下級必須等長輩和下級坐下開始就餐以後才可以開始。下級不可以在上級
面前抽菸。當與上級喝酒的時候，下級必須把杯子藏起來並在喝酒時將臉轉向側面……下級問候
上級時必須鞠躬；當遇見上級或上級出現在某種場合時，下級必須站立，且不可以在上級面前走
過。所有的社會禮儀和行為，都與人們的社會地位和資歷息息相關。在說話時，chanmultowialay
kaissta，甚至在喝涼水時，都是有順序的。因此，當第一副駕說，這裡是不是下雨了？我們知
道他的意思是說“機長，你要求執行目測著陸，又沒有備選方案，並且外面的天氣如此糟糕，你
認為我們可以及時的穿越雲層看到跑道。但是如果我們失敗了呢？外面漆黑又下著大雨，跑道射
燈又關掉了。”但是他沒有講出來，他做了暗示，並且在他的想法中，他已經向上級講了，一個
下級能對上級所說的最多的話。副駕再沒有提及天氣。這個時候飛機剛突破雲層，機長看到了遠
方的燈光。
飛行工程師問道“那是關島嗎？”，在稍作停頓後，他說道：“那是關島，關島。”機長邊笑邊說“好”。
但事實上，情況並不好，那只是幻覺。他們剛剛穿過雲層，但是他們距離機場還有20英里，並且
等待他們的氣候狀況不容樂觀。飛行工程師了解這一切。因為他的職責是監測氣候狀況。因此現
在他決定講出來。“今天，氣候雷達對我們提供了很大幫助”。他說，“氣候雷達對我們提供了很
大幫助”？這是機組人員所作的第二個暗示。飛行工程師所說的正是副駕所提到的。“今天晚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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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進行目測著陸，看看天氣雷達的監測告訴我們：前面有危險。”在西方人聽來，在這個時候
談論這個話題是件很奇怪的事。語言學家稱西方人的溝通為“以說話人為導向”這意味清楚並準確
的表達想法是說話者的責任。儘管在佛羅里達墜機事件的悲劇中，第一副駕沒有直接講出被冰所
覆蓋是件危險的事，但是他仍然暗示了四次，用四種不同的方式表達了他的意見，試圖清楚的表
達出自己的看法。他可能受制於他與機長之間的權利距離，但是他畢竟是處於西方文化環境中，
因此如果發言會讓人引起誤解。那么這就是說話者的失誤。在工程師的想法裡，他已經說的太多
了。
松提供了下面一段對話作為例子，這是發生在雇員金先生和他的老闆，部門主管Kwacang之間的
一段對話：我感到又冷又餓
[意思：你為什麼不給我買點喝的或是吃的？]
金先生：來杯飲料怎么樣？
[意思：我給你買杯飲料]
Kwacang：沒事，不要麻煩了
[意思：如果你堅持的話我就接受了]
金先生：你一定是餓了，出去吃怎么樣？
[意思：我堅持請你]
Kwacang：有這個必要嗎？
[意思：好吧]
這段對話的精彩之處就在於它蘊含的意思非常微妙，雙方都需要注意對方言談背後的真正動機與
想法。句子真實的意思被隱藏起來。要求交流者不但對此非常敏感且要用心聆聽。但在高權利距
離指數國家，只有聽話者足夠重視講話者的深層意思，溝通才能有效進行。並且這要求講話雙方
有足夠的時間來揣測對方背後的意思。但是在一個暴風雨的夜晚，疲憊的機長正試圖將飛機降落
在一個沒有‘跑道射燈’的機場，採取這樣的溝通方式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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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大韓航空公司最終採取行動，他們邀請了德爾塔航空公司的戴維·格瑞博來管理運營。
如果你不了解大韓航空公司問題的真正原由，你會認為格瑞博做的第一步簡直沒有任何意義。他
測試了所有航班機組人員的英語能力。其中一部分人的英語還好，另外一部分人的英語很差。他
回憶到，所以我們設立一個項目去幫助他們提高航空英語能力。第二步，他邀請了隸屬於波音公
司的Alteon公司負責大韓航空公司的培訓與技術指導，格瑞博說道，Alteon採用全英語教學，他
們不說韓語。格瑞博的規則非常簡單。大韓航空公司的新語言是英語，如果你想在公司繼續任職，
那么你就必須做到英語流利，這是必要條件。他說，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機會，那些認為英語是個
很大挑戰的人，可以自己花錢出去學習。我不記得，有誰因為飛行中犯了很多錯誤而被辭退。但
是語言是個過濾器。格瑞博理性的認為英語是飛行界的語言。當一位飛行員坐在駕駛艙里列出飛
行程式清單中每一個要點時，清單是需要用英語書寫的。當我們同世界上任何一個ATC通話時，
我們用英語進行對話。如果你想在一小時內在JFK緊急降落，就必須用語言交流。格瑞博說，在
與人進行交流的時候，你必須完全確信你了解現在的狀況。
可以說，兩個坐在一起的韓國人不用講英語，但是如果他們爭論外面那個講英語的人究竟說了什
么，那么在這個時候語言就很重要。格瑞博想給機組人員一個可以轉換身份的機會。他們的問題
在於，他們被社會文化所賦予的社會角色所束縛，當他們作在駕駛艙里的時候，他們需要一個機
會來脫離原來的社會角色，這時候語言就是轉換身份的關鍵。他們可以不必再去考慮用哪一種語
體更適合去表達對機長的敬意。正式敬語、非正式敬語、陌生、熟悉、親密、普通。相反，飛行
員可以了解不同制度下的語言和文化，然而，格瑞博改革的最重要一點，就是看看他所沒有採取
的手段。他沒有絕望的甩手走人。他沒有辭退所有的飛行員，而再從低權利距離指數國家招募飛
行員。他了解文化制度－它們不但非常強大且根深蒂固，但是他認為文化帶給人們的影響是可以
被改變的。他相信韓國人是會誠實的看待他們的文化根源，並且願意去面對事實：他們的文化等
級制度不適合駕駛艙，他們可以改變。他給飛行員們提供成功的案例，從冰球明星到軟體大亨再
到出色的律師，從改變關係再到改變工作。
在離開大韓航空公司以後，格瑞博開始協助創建Cargo360貨運航空公司。他身後追隨了一大批
韓國飛行員。他們都是些飛行工程師。在原來等級制度鮮明的大韓航空公司，他們只是排在機長
和副駕之後的第3號人物。“這些人在原來的大韓航空公司已經服務了15到18年，他們已習慣扮演
附屬的角色，他們處在等級階層的最下層。我們對他們進行再培訓後把他們與西方的飛行員安排
在一起，他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但改變了原來的風格，變得非常主動，還主動承擔起工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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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不需要別人去監督，在服務了很多年後，50多歲的他們成為資深職員，經過再培訓後，他們
在一些西方國家的航空公司愉快的工作。我們帶他們脫離了原來的文化束縛，並重新塑造了他們。
這是個非常成功的案例。當我們能夠了解成為一名真正優秀的飛行員所具備的素質，當我們能夠
了解文化和歷史在個人職業生涯中所起到的作用，我們就不會絕望的對撞向山脈的飛機無計可施，
我們就可以從失敗中汲取成功的經驗。但是首先，我們必須去誠實面對那些我們經常寧願忽略的
因素。1994年，波音公司第一次公開發表了一份安全數據，該數據表明一個國家的飛機事故頻率
與其霍夫斯泰德維度上的數值有很大關聯，公司的調查人員表示他們沒有任何冒犯之意。我們認
為現在罕有這種情況發生，但是我們認為那時這種情況確實有發生，波音總工程師怎樣看待飛機
安全問題呢？為什麼我們會如此小心翼翼？我們每個人所處的文化都會有優勢與弱勢，問題處理
方式的趨勢與傾向，為什麼會難以公開？我們不能夠假設我們只是個人生命與經驗的產物，如同
我們不能夠忽略文化和飛機失事。
回到駕駛艙，“氣象雷達為我們提供了很大幫助，”現在沒有一個飛行員會這樣講話。但是這發
生在1997年，發生在大韓航空公司嚴肅考慮權利距離問題前，機長很疲憊。並且飛行工程師真實
的意思並沒有進入機長的腦海。船長回應到，是的，他們非常有用。他沒有注意聽。飛機朝著VOR
的定位點飛去。但VOR的定位點卻是在山上，天氣能見度很差。因此飛行員看不見任何東西。機
長啟動著陸引擎並展開翼襟。在1點41分48秒，機長說道，“打開雨刷”，然後飛行工程師打開雨
刷。外面下起雨。在1點41分59秒，第一副駕說：“看不見”他在尋找跑道。他看不見。他有種不
詳的預感。一秒鐘以後，地面警告系統用毫無音調的電子聲音說“500英尺”飛機距離地面還有
500英尺。而這個地面卻意味著Nvimitz山的一面。但是機組人員不清楚，因為他們以為地面意味
著跑道。如果他們看不見跑道怎么辦？飛行工程師以驚訝的音調說”哎?”你能想像到他們有多么
希望，飛機朝著他們預想中系統指示的正確位置著陸。在1點42分19秒，副駕說：‘我們復飛’。他
最後將暗示語氣改成隊友職責建議語氣。他想阻止著陸。最後，調查顯示，如果那個時刻由副駕
開始主控飛機，他們將完全有足夠的時間爬升並離開Nimitz山，副駕的職責就是在確認機長操作
失誤後立刻控制飛機。但如果處於犯錯就要挨打的情境下，那么書本所學就與實際套用完全兩樣。
1:42:20.飛行工程師說“看不見”最後,在災難已經降臨時,他們才開始大聲呼喊：他們想讓機長復
121
飛，並再次爬升後重新著陸。但是一切都太遲了。
1:42:21.第一副駕:看不見,進近復飛
1:42:22.飛行工程師:復飛
1:42:23.機長:復飛
1:42:24:05.地面接近警告系統:100英尺
1:42:24:84.GPWS:50英尺
1:42:25:19.GPWS:40英尺
1:42:25:50.GPWS:30英尺
1:42:25:78.GPWS:20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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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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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稻穀種植與數學測試
地域廣闊、植物繁茂的珠江三角洲已經成為進入中國南部工業中心的一條重要通道。這裡常
年被濃霧籠罩，高速公路上密密麻麻的拖拉機形成了一道道長龍，整個區域電網四通八達。道路
兩邊密布著製造相機、計算機、手錶、雨傘和T恤衫的工廠，不僅如此，一些供出口的香蕉、
芒果、甘蔗、番木瓜和鳳梨的農業種植園也高密度的聚集在此處。一個世紀以前，這裡的天空非
常晴朗，道路也非常寬闊。而兩個世紀之前，這裡只有一望無際的稻田。遠古時代留下的遺蹟仍
依稀可見。珠江水從源頭流經廣州城區需要兩個小時。鄉村的美景令人陶醉，南嶺山脈蜿蜒下來
的山峰星羅密布的散落在其中。農民們土色的磚瓦房零零落落的遍布在各個地方，小鎮上的露天
集市上，竹籃里裝滿了雞和鴨，地上放著成捆的蔬菜，案板上排著一條條切好的豬肉，菸草成堆
的堆放在地上，到處都堆擺放著成堆的大米。冬天裡，稻田乾枯，地里星星點點地堆放著去年的
收成。在早春播種過後，潮濕的微風吹過，稻田就會神奇般的變綠。一旦到了豐收的季節，稻子
很快就轉為成熟，稻穗在稻田搖曳，看起來猶如黃色的海洋。在中國，種植水稻的歷史已有數千
年。隨後，東亞地區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相繼從中國引進了稻田的播種技術。時間飛逝，
回溯歷史，亞洲的農民們都同樣的經歷了錯綜複雜的農業變遷。稻田不同於麥田的“直接耕種”，
稻田需要“開墾”，不僅僅需要清除樹木、低矮的灌木以及石頭，還需要耕犁。稻田通常建立在開
墾過的梯田、改良後的沼澤以及河流經過的平原上。稻田不但需要築上堤壩，而且必須經過灌溉，
因此周圍需要有水源。在灌溉時，水源閥門距稻田的距離需要確保水直接流進需要灌溉的每寸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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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另外，稻田地的土質層內需要有一層硬土，否則水就會全部滲透到地下。但問題在於，稻種
根本無法播種在硬土上，因此在硬土層上還需要有一層厚度適中且柔軟的粘土。粘土的作用在於
保證種子始終處在濕度適宜的最佳狀況。稻子還需要不間斷的施肥，這又是另一種藝術。在過去，
農民通常使用“夜肥”（人的排泄物）和一種由泥土、豆餅、大麻燃燒後形成的混合肥料來為稻田
施肥。在使用的過程中，他們必須特別謹慎，因為一旦施肥過量或者選擇錯誤的時節進行施肥都
會造成不小的損失。一旦到了種植的季節，中國的農民就需要在一百多種稻種之中選出適合今年
種植的稻種。因為每種稻種在收益上都會有輕微的不同。所以農民需要衡量不同稻種在產量上的
差異和成長速度上的快慢、遇乾旱時的長勢或在貧瘠土地上的長勢。一個農民可能會同時播種
12種甚至更多不同種類的稻子，來平衡季節以及氣候上將給稻田收成帶來的影響，降低播種失
敗所帶來的風險。農夫或農婦（實際上，一般都是整個家庭在參與，因為種植稻田是整個家庭的
事業）將根據不同的品種選擇特定的種床來培植稻種。經過幾個星期的培植之後，稻種將被轉移
到田地里，每壟地間隔六英寸，然後辛苦的勞作就此拉開序幕，手工除草的工作需要一直持續不
停，因為一旦養料被其他的植物吸收了，種子就會因缺少養料而死掉。有些時候有些稻穗還需要
用竹刷梳理，以便驅趕害蟲。除此之外，農民們還需要不斷的檢測水的高度是否合適、夏季里的
水溫不要太高。當稻田成熟的時候，農民們經常找親戚朋友來幫忙收割，同時進行第二次播種，
為此可以在冬天來臨之前得到一年中的第二次收成。在中國的南方，人們的早餐通常都以稀粥為
主，白米粥配上萵苣和小鹹魚以及筍絲。午餐就是粥更多而已。晚飯則是米飯加菜。大米通常都
拿到市場上去賣，以換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在當地，大米是衡量財富和地位的一種標準，它揭
示了人們每天的工作程度。“糧食即是生活”。一位研究中國傳統的南方鄉鎮生活的人類學家
GoncaloSantos說道，“沒有糧食，你就無法存活，如果你想在中國的南方取得某種社會地位，
你就必須要擁有很多糧食，糧食使社會運轉”。
看看下面的數字：4，8，5，3，9，7，6。將它們大聲讀出來。看完之後用20秒來仔細回憶，然
後再按正確的順序大聲讀出來。如果英語是你的母語，那么複述正確的機率將是50%。如果你
是中國人，那么正確率幾乎可以達到100%。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人類存儲數字的記憶環是兩秒
鍾，我們可以很容易的記住我們在兩秒鐘內所說的或話所讀到的內容。當中國人在讀4，8，5，
3，9，7，6這一串數字時，每次剛好都是兩秒鐘。與英語不同，漢語中七個數字的發音只需要
兩秒鐘的時間。這個例子選自StanislasDehaene的《數字的感覺》一書，在書中Dehaene解釋
道，中國的數字非常的簡易。大多數數字的發音只有四分之一秒，（舉個例子來說，四的讀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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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而七的讀音是qi），他們相當於英語中的“four”和“seven”，seven聽起來似乎還要長；這些數
字的發音需要三分之一秒。英語和漢語語言長度上的差異，造成了英語和漢語在記憶上的時間差
距。語言被區分成很多種，如威爾斯語、阿拉伯語、漢語、英語和希伯來語。講話者的記憶能力
通常同他輸出數字時所需時間長短有因果關聯。在這個領域裡，最佳記憶力的獎項要頒發給講廣
東方言的中國人。語言上的優勢使得香港人獲得了超群的記憶能力，他們甚至可以用一秒鐘記住
10個數字。這也同樣表明，在數字元號體系方面，西方國家和亞洲國家有很大的差別。在英語
中，我們把14、16、17、18、19稱作fourteen、sixteen、seventeen、eighteen和nineteen，因此
大家會認為我們會把11、12、13、15說成oneteen、twoteen、threeteen和fiveteen，但是我們
沒有這樣命名，而是採用不同的數字元號，我們把11、12、13和15分別稱為eleven、twelve、
thirteen和fifteen，同樣的我們把40和60稱為forty和sixty，他們聽上去與跟他們相關的（4和
6）很像。我們把50和30還有20稱為fifty、thirty還有twenty，這聽起來很像5（five）、3（three）
和10（ten），但情況卻並非如此。對於兩位數，比如20以上的數字，我們將十位數放在個位數
之前，如21、22（twenty-one、twenty-two）對於10以上的數字，我們採取相反的數字輸出方式，
個位數在前，而十位數在後，如14、17和18，（fourteen、seventeen、eighteen）。不同於中國、
日本和韓國具有邏輯順序的數字元號體系，英語的數字型系沒有規律可言。如11就是11，12
就是12，24就是24，並且以此類推。這種數字長短上的差異使得亞洲孩子學習數字的速度要明
顯快於美國孩子。四歲的中國孩子平均可以數到40，而同齡的美國孩子則只能數到15，大多數
的美國孩子即使到了五歲也不能數到50。換句話說，在許多基礎數學技能方面，五歲的美國孩
子已經落後於同齡的亞洲孩子一年。亞洲孩子憑藉其數字型系所具有的規律性，可以很輕鬆的進
行一些基礎運算。如加法。如果要求一個講英語的七歲孩子心算37加上22等於多少，她就必須
先把單詞轉換成數字（37加22）。只有這樣她才可以做出這道數學題：2加7等於9，30加20
等於50，再相加等於59。同樣，要求一名亞洲孩子計算37加上22等於多少，那么等式就在眼
前，數字組合在一起就是答案。不需要再將單詞轉換成數字。答案就是59。“亞洲的計算方法
非常直觀”。一名西北大學的心理學家卡恩·弗森說道，對於中西方的差異，弗森曾經作過許多
相關的研究。“我認為這使得人們在學習數學時產生了完全不同的態度。如果不需要死記硬背，
數學本身就有規律可循。這樣，做題的人就會認為自己可以完成題目；認為答案是可知的。以分
數為例，我們說五分之三，就是three-fifths。但是中國數字的字面意思就是從五份中拿出三份，
這從概念上引導你什麼是分數，也區分了分母和分子。”西方孩子在三四年級開始，就會表示出
對數學毫無興趣。弗森認為，或許是因為數學看起來沒有邏輯，因此他們對數學無法產生興趣。
不僅西方的語言結構不夠直觀，而且基礎公式既教條又複雜；相反的，亞洲孩子對數學不會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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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的感覺。他們可以在頭腦里記住更多的數字並快速的計算，分數直觀的輸出方式使他們很容
易了解分數的原理。或許這會使他們對數產生更加濃厚的興趣，或許因為他們對數學更感興趣，
因此在學習的時候會更加努力，並且參加更多的數學課程，願意做更多的家庭作業，長此以往，
形成一種良性循環。換句話說，亞洲人建立了一種內在的優勢。但這優勢與其它優勢不同。許多
年以來，中國、南韓和日本的學生以及近期移民到西方國家的亞裔移民的子女們，在數學方面的
能力已顯而易見的要高出許多同齡的西方國家的孩子。由此，最常見的假設就是，亞洲人的內在
數學傾向一定有其特定的原因。心理學家理查·林恩曾提出一種進化理論，指出由於喜馬拉雅山
脈的寒冷氣候、原始社會的打獵生涯、以及腦的大小和某種特定的元音導致了亞洲人擁有更高的
智商。有很多種途徑可以證實這種優勢，教育學家俄林·波的描述最為簡單易懂，在日本、南韓、
香港、新加坡和台灣，學生的數學成績大體幾乎相同，如果以百分制來計算，那么大多都在98
分左右，但是在美國、法國、英國、德國還有一些其他西方工業化國家，學生的分數都幾乎在
28分到38分之間。差別十分鮮明。這也揭示了我們對數學的看法。我們假設，僅僅依據微積分
和代數成績的好壞就可以辨別一個人的是否足夠聰明。但中西方在數學體系上的不同也揭示了其
他方面的不同。或許在數學上的卓越能力是源於其所處的企業文化。歷史沿襲下來的文化禮節已
造成現代韓國飛機失事的重要因素。當然也有一些社會歷史文化傳統為實現21世紀的社會大業
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許多專家用充分的論據駁斥了林恩發表的‘亞洲人擁有較高智商’的
理論，他們表明，林恩的結論是基於他所抽取的樣本。但樣本大部分都來自城市中的上層社會。
因此不具有代表性。作為一名全球智商研究領域裡數一數二的專家，詹姆斯·費林做出了一個驚
人的論斷。他說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亞洲人的智商要低於白種人的智商。這就意味著他們在數學
方面的領先地位並不是由於智商高，而與智商無關。在他的《美籍亞洲人－與智商無關的成就》
（1991）一書中，他曾詳細列舉對此產生重大影響的幾個因素，如權力距離指數和數字型系，分
別占據了全書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篇幅。現在我們就更加想去了解，還有多少社會歷史傳統對
21世紀的科研任務有所影響？是不是在一種以糧食為主導的文化背景下，你的數學能力就一定
會很好？稻田是否會對課堂產生影響？
如果你想了解水稻，你就一定要了解一下它的面積，水稻的面積小到讓人意想不到，如果你不
是親自站在田裡，你不會想到一畝地也就是酒店裡一間房間的大小，只有一公頃的十五分之一。
一名亞洲的農民一般也就能耕種2-3畝地，如果有一塊450英畝的土地，在中國，這需要村子裡
的1500人去耕種。但是如果在美國中西部，這只是一家農民耕種的面積。按照這樣的比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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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一個農民家庭中的五六個人就依靠著兩個酒店房間大小的土地來謀生。農業的差別非常大。從
歷史的角度看，西方農業是屬於“機械化作業”。在西方，如果一個農民想變得更有效率並且能夠
增加產量，他就必須要引進更多精密的農業設備，如打穀機、稻草打捆機、混合收割機、拖拉機，
這樣他就可以用機械操作代替更多的人力。從而開發更多的土地並且增加耕種面積，因為農業機
械化使得他付出同樣的勞作，卻可以耕種更多的土地。但是在日本和中國，農民沒有餘錢去購買
設備，並且情況也不允許他們開發更多的土地。因此耕種水稻的農民只有依靠他們的智慧去提高
他們的產量，如更加有效的管理時間，作出更好的抉擇。人類學家弗朗西斯庫·貝瑞曾經指出，
稻田農業是種“技術作業”，如果你想獲得豐收，你就要更加辛勤的除草、謹慎的施肥、多花心思
灌溉田地以保持水位、調整合適的土層高度，努力耕耘每一寸土地。回溯一下歷史，毫無疑問，
耕種稻田的農民總是比耕種其他農作物的農民更辛苦。或許這個結論看起來有點奇怪。因為我們
大多數人都會認為每位生活在非現代化社會的人的工作都十分辛苦。但是顯而易見這是個誤解。
舉個例子，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們所有人都是捕獵者的後代，通常很多捕獵者都聚集在一起，過
著十分悠閒的生活。一群生活在喀拉哈里沙漠灌木叢中的土著人，至今還保持著這種早期人類的
生活方式。他們依靠水果、漿果、植物根莖以及一種特殊的堅果和大量的散落在地上的含有豐富
蛋白質的食物來維持生活。他們從不耕種，但現在耕種卻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去準備、播種、除草、
豐收、儲藏。他們也不圈養家禽。原始人里的男性偶爾進行打獵也只是為了運動。通常來說，土
著人一個星期的工作量不會超過12到19個小時，其它的時間都用在跳舞、消遣及其走親訪友上。
那么他們每年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最多不會超過1000個小時。（當土著人被問及為什麼他們不種
植農作物時，他們用不解的神情反問道，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堅果，為什麼我們還要種植？）或者
想想生活在18世紀的歐洲農民，一年中的兩百多天裡，農夫和農婦們或許都在田裡幹活，從日
出到日落。這樣每年都會工作1200多個小時，在收穫和春季播種的季節，每天工作的時間會更
久。在冬天，工作量會減少。在一本名叫《探索法國》的著作中，歷史學家葛銳漢姆·羅伯寫道，
現代的法國生活，尤其是進入19世紀以後，人們的生活除了偶爾穿插一些工作外，有大把無聊
的閒暇時間，書中描述了人們99%的社會活動。在另一本著作《法國的鄉村生活》中，他寫道，
在庇里牛斯和阿爾卑斯地區，通常在早春或晚秋時節，如11月的第一場雪開始到明年春天的三、
四月份，整個村莊基本上都進入冬眠狀態。在法國其他氣候很溫和的地區，儘管冬天的氣溫很少
低於零度，但冬眠的情形同樣存在，羅伯繼續寫道，很長一段時期，佛蘭德斯地區都十分荒涼，
1884年，一名官員在一份針對Nievre地區的報告中，揭示了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勃艮第地區
的農民在豐收的季節到來後就把葡萄樹根埋起，在修理一些常用的工具後，這些精力旺盛的人們
就開始在床上度日，為了取暖並減少進食，他們用被子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他們主動的削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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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動力。人類的冬眠是基於身體與經濟上的考慮。避免身體上的消耗帶來的飢餓感，從而降低
新陳代謝。人們每天混沌度日。甚至在夏天也是如此，在工業革命之後，阿爾薩斯和加來地區的
官員聲稱，釀酒的工人和農夫，在進入冬季後就不再工作，而是任由自己過著遊手好閒的生活。
相反的，生活在中國南方的農民，是不會在冬天裡睡覺的，從11月到明年的2月，農民們大多
會做些副業，如扎竹籃，做竹帽，而且還會派自己的一個兒子到附近村莊的親戚家裡幹活．不僅
如此，還會作豆腐、大醬、捕蛇（蛇的味道很鮮美）、捉昆蟲。到了立春時節，（意味著春天快
到了），農民日出夕歸的務農生活又開始了。相對於那些機械化務農的農民，他們需要付出十倍
到二十倍的辛苦．據統計，每年一名種植水稻的農民的工作量有三千多個小時。
想像一下，生活在那個時代，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們的生活會是多么的辛苦，每年花費在工作上的
時間居然有3000多個小時，這的確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尤其是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在烈日當頭下
彎著腰在地里播種，除草。而農民們唯一可以改變自己命運的，就只有努力的工作。這同在紐約
做服裝生意的猶太移民一樣。這非常重要。首先，對於耕田的農民來說，付出與回報是顯而易見
的。你在稻田地里付出的越多，收成也就越多。第二，農活是一件很複雜的工作。不會只是簡單
在春季播種，然後就可以在秋季里收穫。他們需要有效率的去經營運作，比如說需要整合人力，
選擇不同的稻種來以保證一年的收成。建立同時管理複雜的灌溉系統，做好協調準備工作，使得
第一次收割和第二次的播種工作可以同時進行。並且大多數的農民是有自主權的，在歐洲的農民
只能從他們所屬的貴族那裡得到一點微薄的報酬，而且他們幾乎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但是中國
和日本的體制有所不同。西歐的體制不適合稻田農業文化。種地是件很複雜的事，體制無法強迫
或威逼農民每日很早起床去田裡幹活。在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中國中部和南部地區的地主同租
戶的關係已不具有所屬關係。他們只收取固定的土地出租費用，其他的事情全部都由農民自主決
定，對於種植水稻來說，不僅僅是需要很多的人力，而且還是件很吃力的工作。細微的差別就會
造成產量上很大的差異。澆水的時間也非常關鍵。插秧時，秧苗的距離和力度對產量也會產生很
大的影響。這不會想像你想像中的簡單---只要在三月中旬，把種子灑在地里，然後在月底的時候
下場雨就可以等待收成了。你必須按部就班的來進行每項作業。對於需要特別關注的田地，地主
就會通過一定的獎賞制度來激勵農民。如果收成很好，那么農民也會得到更多的分成。這就是為
什麼地租是固定的。地主會說，不管收成如何，我都要收20擔糧食，因此如果收成超出地租需
要交納的糧食，你就會有收穫很多餘糧。但如果耕種稻田的是奴役或者是拿工資的農民，那么莊
稼收成好壞都與農民沒有關係，因此莊稼也就不會有很好的收成。這不只是打開灌溉的閥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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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多流一會，流到你的地里那么容易。歷史學家DavidArkus在對比了中國和俄國的諺語之後發
現差別十分明顯，一句具有代表性的俄國諺語說到：“如果老天不給你糧食，那么地里也不會長
出糧食來”這反映出悲觀的奴役體制下的宿命論和悲觀主義思想。農民找不到任何理由相信，依
靠自己的辛勤勞動可以得到很好的回報。Arkush寫道，另一方面，中國的諺語則反映出他們的
信仰“努力工作，周密計畫，依靠自己和組織的努力，終有一天會獲得回報”。這也是那些每年
在悶熱且潮濕的田地里（不僅如此，還有許多吸血的螞蟥）不停辛苦勞作的中國農民對他人所說
的話，“糧食都是血汗換來的”。農民非常繁忙，農民非常繁忙，如果農民不忙，那么過冬的糧
食從哪裡來？在冬天，懶惰的人只有凍死，不要期待天上會掉餡餅。糧食只有依靠自己的雙手去
獲得。問稻田為什麼長不出莊稼是沒有用的。只要依靠自己的辛勤勞動，依靠肥料，莊稼才會長
出來。如果種地的農民很勤勞，土地就會豐收。並且所有的這一切都說明“早起的鳥有食吃”。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而且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復一日？對於以堅果為生的原始人和在冬天以
冬眠為主的法國農民以及非農業人口來說，這句諺語非常不可思議。當然，亞洲文化處處有跡可
尋，去大學的校園打聽一下，學生們會告訴你大多數的亞洲學生，在其他學生離開後依然會學習
很長時間。由於文化背景產生的差異，當一些亞洲學生聽到其它人議論類似以上的事情時，他們
會感到自己受到了冒犯。因為他們認為其約定俗成的生活模式受到了質疑。但這種勤奮的工作態
度的確令人欽佩。實際上，從這本書里我們已經看到了太多成功的案例。這些成功的人都付出了
比普通人更多的努力。當比爾·蓋茨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就全心全意致力於他的計算機事業。
比爾·喬伊也是如此，披頭士樂隊曾經在波士頓持續練習達到上千個小時。喬·佛羅姆曾一直默默
無聞，直到得到機會的眷顧，他才在藝術領域聲名鵲鶴。每一位成功的人士都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這種文化之所以得以形成，在於生活在辛苦與貧窮中的人們可以由此看到一種希望，那就是辛勤
勞動可以有所回報。勤奮的特質使亞洲人獲益良多，但是最典型的，還是莫過於數學方面的成就。
幾年以前，一位在伯克利大學任教的數學教授，AlanSchoenfeld，曾用錄影機記錄下每位學員的
上課情況。其中一名叫Renee的女生的錄影帶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nee大概20多歲，黑
色長髮，帶一個銀邊眼鏡。在錄影帶中，她正在操作一套用來教學的代數軟體程式。螢幕上出現
了Y軸和X軸，教學程式要求使用者劃一條線穿過座標軸，舉個例子，如果我們在Y軸上標出
5，在X軸上也標出5，那么計算機就會做出反應。我相信，這時候，很多有關高中時代數的記
憶就會模糊的浮現在腦海中。但是請放心，你不需要記住任何相關的知識，就可以理解Renee
案例的重要性。實際上，在文中的下面幾段里，當你聽到Renee的談話時，請不要關注她所說的
129
內容，而是注意她談話的方式和為什麼她會談到這些。Schoenfeld設計的計算程式是想教授學生
如何計算直線的傾斜程度。斜線，我相信，你一定記得，（或者說，你記不得了，我就忘記了）
就是橫坐標與縱坐標上兩點相連所形成的一條直線。這個案例中要求劃出的斜線只要一條，橫軸
和縱軸的數字都是5，現在Renee坐在鍵盤前，試圖計算出，輸入那些數字可以讓計算機劃出一
條垂線，直接同Y軸相交垂直。現在高中時的數學知識會幫助你得出答案。實際上這是不可能
實現的，垂線是一種特殊的斜線。縱軸上的數字是無窮大的，Y軸上的數都以零開始且無窮大。
當它穿過X軸的時候，數值為零。零除以無窮大，還是無窮大。但是Renee沒有意識到她在嘗
試做一件沒有答案的數學題。她正陷入被Schoenfeld稱為“美麗的理解誤區”中。並且Schoenfeld
之所以喜歡以這盤錄像帶為例，是因為它十分貼切的演繹了怎樣可以走出思考誤區。Renee是個
護士。過去，她從不像其他人那樣對數學感興趣。但不知道為什麼她被這個軟體程式所吸引，並
且被“套住了”。她開始說話：“現在，我所要做的就是用這個程式去劃一條同Y軸平行的直
線。”Schoenfeld坐在她身邊，她焦慮的看這著他。“從我開始做這個軟體，到現在已經五年
了。”她開始胡亂輸入數據，敲著不同的數字。“現在如果我減去一，那么線就會變直。”隨著
她輸入不同的數字，螢幕上的線也隨之改變。“噢，這樣好像行不通”。她看起來好像很費解。
Schoenfeld問道：“你想做什麼？”我就是想劃一條與Y軸平行的直線。她指著Y軸上的數字
說道。“我發現了，當你把1換成2，就會看到斜線的角度發生很大的變化”。這就是Renee的
理解誤區。她發現在Y軸上所取得數值越大，線距離Y軸的角度就會越小。因此，她認為只要
在Y軸上取得的數值足夠大，那么就可以得到一條垂線。“我想，取12或者13就可以得到一
條垂線了。或者15。”她皺起眉說到，她同Schoenfeld共同反覆的探討解決方案。他一點一滴
的朝著正確的方向引導她。她一直試了又試，一次次接近目標。這一次，她輸入20，線只比原
來的角度斜了一點點。她輸入40，線依舊只傾斜了一點點。“我覺得這有些關聯，但是至於為
什麼會這樣，我始終想不明白。如果我輸入80呢？如果輸入40，斜線已經與Y軸成45度，那
么輸入80就應該得到一條直線了。所以，我要輸入80，看看結果如何。”她輸入80，線更斜了，
但是還是沒有變成垂線。“數值是無窮大是嗎？我永遠都劃不出一條垂線是吧？”Renee的發現
已接近事實的真相，但是她又繞回了她最初的“思維誤區”。“那我該怎么辦呢？100嗎？每一次
我輸入加倍的數字，它就會更接近，但是卻總是達不到我想要的結果。”她開始更大膽的想像，
很明顯她就要得出事實的真相了。“好吧，我知道了，儘管......但是......我知道了，每加大一個數
字，線就更接近Y軸一點。至於為什麼會這樣，我仍然感到困惑不解，”之後她停頓了一下，
緊緊盯著螢幕，“我有點糊塗了，”然後她突然明白了，她的臉閃耀著光芒，”噢，任何一條垂
線都被零整除，因此就會無窮大。嗯，好，現在我明白了，垂直的斜線是無窮大的，嗯，現在總
130
算是明白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堂課“。
在Schoenfeld任教時，曾用錄影機記錄了許多學生的數學課。但是Renee的錄影帶是他最喜歡的一
個，因為這個錄影帶貼切的詮釋了學習數學的秘密。從Renee開始操作計算程式，直到第22分鐘，
她才說了聲：“嗯，現在有些眉目了”，那是一段很長的時間，Schoenfeld說道：“這是道八級
的數學題，如果我把給Renee布置的數學題目，同樣布置給與Renee程度相同的八級學員，我想，
在他們試試之後就會說，我做不出來，我需要你來講解一下。”Schoenfeld曾經問一組高中生，
在他們做家庭作業時，在下定結論該數學題太難而做不出之前，他們會花多長時間來嘗試解答該
題。他們的回答從30秒到5分鐘不等，平均時間為2分鐘。但是Renee是個很執著的人，她堅持不
懈，她反覆在同一個問題上推敲，並且她想出了解決辦法。她不斷地嘗試，不是一個輕易就屈服
的人，她知道在某種程度上，她畫垂線的理論出現了失誤。除非她認為自己做對了，否則她不會
放棄。Renee在數學方面並不具備天賦。類似斜線和無窮大這樣的抽象概念對她絕對不是一件容
易理解的事，但是她卻給Schoenfeld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無論做任何事，她都有種強烈的
意願去弄清楚，她不接受敷衍了事，她不會”啊，你是對的，“然後就走開，並且這很不尋常。
他將錄像帶回放到Renee面對難題的那個時刻，並指著螢幕說：“看，她做了兩次，很多學生只
是繞過做下一道題，相反，她卻去思考，無論我怎么試，這題就是不對。我不明白。這個很重要，
我需要一個說法。”然後當她最終得到解釋後，她會說：“嗯，這才合適”。在伯克利，Schoenfeld
教一門怎樣解決問題的課程，整個課程的意義在於，讓學生們在上大學之後，拋棄學習數學的舊
習慣，他說：“我挑了一個我不知道該怎樣解決的問題，我告訴我的學生，你們在兩個星期後會
有個考試。我了解你們的習慣。在第一周內你們不會做任何複習，你們會在第二個禮拜開始準備，
我現在要提醒你們，如果你只用一周的時間複習，那么你們不會取得好成績。或者，另一方面，
如果你只是在我們期中考試那天才開始複習，那么你一定會感到很失落。你將跑過來跟我說“這
不可能。”我想告訴你們，持續努力，到了第二周你就會發現你將取得重大的進步。“有些時候
我們將優秀的數學能力看作一種內在的能力。或者你具備，或者你不具備，但是對於Schoenfeld來
說，什麼能力都不如態度重要。如果你有意願去嘗試，你就會掌握數學。那就是他想傳授給學生
的。成功就是堅持不懈的鑽研。比如，帶有強烈的意願花22分鐘去解決一個大多數人只花30秒就
放棄的問題，如果一個班裡都是Renee這樣的人，只要給她們足夠的空間和時間讓她們自己解決
問題，那么一定會取得很好的成績。或者想像一下，如果在某個國家，Renee的這種堅持不是特
例，而是一種文化特徵，那么深值在這種文化中的榮譽感將會毫無疑問的致使這個國家具備卓越
131
的數學能力。
每四年，一個由許多學者組成的國際組織都會組織一次高難度的數學競賽，競賽的選手大多都來
自世界各個國家的國中生或高中生。這個數學競賽就是TIMSS。（這與我們之前討論的競賽是同
一個競賽，）設立TIMSS競賽的目的就在於比較不同國家之間的教育成果。當學生們坐下來參加
TIMSS競賽時，他們同時還必須填寫一份問卷。這份問卷包括很多內容，如父母的教育程度，對
數學的看法，以及對朋友的描述。這是個長達120道題的問卷，實際上，因此很多學生都留下十
道到二十道題未能填寫。從問卷結果來看，國家間的差異很大。這是個有趣的現象。事實上，參
加競賽的各個國家的選手，其排名很可能是根據回答問卷題目的數量來決定的。現在，當你將
問卷排名與數學競賽的排名比較之後，你會得出怎樣的結論？他們的結果幾乎完全一致。換句話
說，如果來自某個國家的學生能夠長久並專注的回答一份冗長的問卷上的每一個問題，那么通常
這個國家的學生也具有解決數學問題的卓越能力。發現該情況的是一名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教
育學者，俄林·波，他偶然發現了這個事實。他說，這純屬意外發現，波甚至未曾在科學雜誌上
發表他的看法。這有一點很奇怪。記得，他並沒有說完成問卷的能力和贏得競賽的能力有任何相
關。他說，他們是一樣的；如果你將兩個排名進行對比，結果會非常鮮明。換種方式思考一下，
想像著如果每年世界上的知名城市全都舉行一場奧林匹克數學競賽，並且每個參賽的國家都派出
一組由高中生和國中生組成的小隊加入1000名參賽選手的陣營。波指出，不需要問一道數學難題，
我們就可以精確的得知每個國家在奧林匹克數學競賽中的排名，我們所要做的就是給他們布置同
一項任務，並衡量他們在任務中的付出程度。實際上，我們甚至都不用布置任務，僅僅觀察一下
哪個國家的文化最注重工作態度，就可以預測哪個國家的數學能力最強。那么哪幾個國家將會出
現在這兩個數據的前幾位呢？沒有任何懸念，他們分別是新加坡、南韓、中國台灣、香港和日本。
當然，這五個國家都有共同的一點：幾百年來，貧窮的農民每天都在稻田裡辛勤的勞作十幾個小
時，或許只有這樣才可以對其他人說“早起的鳥有食吃”。有兩點，中國大陸之所以榜上無名，
是因為中國目前尚未參加TIMSS研究。但是從台北和香港的排名來看，中國的排名也會很靠前。
第二點或許更重要，中國北方又是怎樣一種情況？北方並不種植水稻，但也是傳統的農業文化，
同西歐更加接近，那么他們的數學也很好嗎？答案是我們也不知道。但是，心理學家詹姆斯菲林·
指出，大多數移民到西方國家的中國人，在數學能力上出色的大多數都是南方人。MIT考試中高
分獲得者的中國學生大多數也都來自中國珠三角。他還指出，得分較低的美籍華人大多都是來自
珠江三角洲周邊地區的SzeYap，該地區的土地貧瘠且農業較不發達。曾有一項重要的科學研究
132
調查亞洲人的“毅力”。在一項調查中發現，PriscillaBlinco曾給一組美國一年級小學生和日本一
年級小學生出了一道難題，並觀察他們在放棄之前可以堅持多久。結果發現，美國小學生平均堅
持將近九分半鐘，但是日本小學生則平均堅持13.93分鐘，大概多堅持40%的時間。
第九章瑪麗塔的契約
現在我所有的朋友都畢業於KIPP
1.
1990年中期，試驗性的公立學校KIPP開辦在紐約的LouGehrig高校的四層。LouGehrig在第七校
區，其他方面所被了解到：它是在Bronx南部，紐約市最落魄的地方之一。學校不高，灰色的，
是1960年期間的建築，穿插坐落在滿是白色高樓的街上。幾個街區那邊就是GrandConcourse，是
這個自治市主要的大街。在天黑以後，你不會願意獨自走在這幾條街上的。
KIPP是一所中學。班級人數眾多：五年級有兩個班，每班35名學生。無需入學考試或申請。（KIPP
的意思是：知識就是硬道理）孩子們被隨機抽選，任何住在Bronx四年紀的孩子都可以申請。大
概一半的學生都是黑人；其餘的是拉丁美洲人。四分之三的孩子來自單親家庭。有90%的孩子是
“不吃午飯或午飯減量”的，這說明他們的家庭收入很低，聯邦政府捐款才能使孩子們正常地吃
午飯。
KIPP學院似乎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地區有這樣的一些孩子的這樣的一所學校，這樣的學校讓教育
工作者絕望——但是在你走過那道門的瞬間，事情完全不一樣了。學生輕步地列成一對走在走廊
里，在教室里，他們被教導用“SSLANT”的禮節傳達並記錄別人對他們講的事情，即：微笑、
133
直坐、傾聽、詢問、說話前先點頭示意、用目光追尋。學校走廊的牆上是數以百計的獎狀，都是
從KIPP畢業的學生獲得的。
去年，數以百計的來自Bronx的家庭申請進入KIPP的48個五年級。不誇張地說從它成立以來的十
年中，KIPP已經成為紐約市最炙手可熱的公立學校之一。
KIPP最著名的就是數學。在Bronx南部，所有中學中只有16%的學生在數學方面達到或超過同年
級水平。但是在KIPP，五年級末的學生都稱數學是他們最喜歡的學科。在七年級，KIPP的學生
就開始學高中代數了。到八年級末，84%的學生達到同年級或以上水平，這就是說這樣一個雜亂
的群體，是隨便地從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中選出的，他們都是來自一個國家裡最差的地區的髒亂的
房子裡，他們的爸爸都是都是步行上大學的——可是在數學方面與那些八年級的有特權的住在郊
區富有的美國人一樣出色。“我們的孩子讀書讀對了，”DavidLevin說，他與另一個同為老師的
MichaelFeinberg在1994年共同創建了KIPP。“他們在寫作技巧上有些費勁。但是當他們離開這
里時，他們在數學方面如魚得水。”
現在美國有50多家KIPP學校，按照這個趨勢發展將會有更多家。KIPP計畫epresents在美國最有
希望的新的教育的hilosophies之一。但是它的成功不是指在他的課程方面、他的老師、他的esources
或一些機構的改革上有最好的理解，而是因為嚴肅地採納了文化傳統，成為了一個成功的組織。
2.
在19世紀的早期，一些改革家在美國開始建立一套公共教育系統。就是所謂的公立學校，那時是
一個偶然的舉措，於是便有了當地開辦的一間房子的校舍和擁擠的市區內的教室，它們分散於整
個城市。在鄉下，春天和秋天閉校，整個夏天開學，這樣孩子們就可以在播種時和豐收時幫家裡
務農。在城市裡，許多學校的日程雜亂無章，是根據學生們上班族的父母的時間來安排的。改革
家們想讓所有的孩子都能夠上學，公立學校應運而生，意味著所有的孩子都可以獲得足夠的教育
來學習讀、寫、基礎的算術以及作為生產公民的職責。
但是歷史學家KennethGold指出，早期的教育改革家過多的關心了孩子們不能獲得足夠教育的問
題。比如，在1871年美國教育委員會的EdwardJarvis發表了一篇關於“教育與精神錯亂的關係”
的報告，Jarvis研究了1741例精神錯亂得出結論，他們中205例是由於過度學習造成的。“精神錯
亂的誘因，教育占了大部分。”Jarvis寫到。相似的是，麻薩諸塞洲的公共教育倡導者HoraceMann
相信讓學生學的太辛苦可能會使得“在性格和習慣上有有害影響，對於頭腦的過度刺激會傷害健
134
康是比較常見的。”那個時期的教育期刊也時常擔心負擔太重的學生以及功課繁重泯滅了學生的
天性。
改革家Gold寫到：要努力找到方法來減少花在學習上的時間，因為長期的減緩可以挽救受損的神
經。因此停止了周六上課，消減了上課的天數，增加了假期，所有這些措施都是在十九世紀之後
有的，“當學生被要求學習時教室就是別警告，學生的身體不應該由於長期的限制而感到疲勞，
以及他們的大腦由於過久的運用而迷惑時，教師也會被警告。”Rest還特別介紹了加強認知和
分析這些狀況的技巧。他作為對麻薩諸塞洲的教師有貢獻的人還建議到，“這個國家對成年及為
成年男生女生的實際學習的關心程度是令人放心的，這要求對自己的結論有思考和借鑑的習慣，
不能依賴於他們被灌輸的東西以及其他的權威的言論。
要努力做到勞逸結合的觀點與亞洲關於學習與工作的觀點大相逕庭。但是亞洲人的世界觀是由黃
種人形成的。在珠江三角洲地帶，水稻農民一年會種兩到三批莊家。土地被閒置的時間很短。實
際上，水稻耕作的特徵之一就是由於營養是從灌溉的水中獲得，土地被耕作的次數越多，就會越
肥沃。
但是在西方的農作中，情況是相反的。每隔幾年土地就得閒置一下，否則就透支了。每個冬天，
土地都空置著。春天的播種和接下來的秋收是勞動強度最大的時候，要按照時段來工作，夏天和
冬天就可以放慢速度了。這個邏輯就是改革家套用於年輕思想上的播種。我們通過同理可證的方
式來闡述新觀點，從我們知道的事情上推測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改革家們知道的就是農作季節的
節奏。補救透支的危機又是什麼呢？長的暑假——一個與眾不同的美國傳統，這個傳統已經在現
代學生的學習模式上得到意義深遠的證實。
3.
在美國教育界的爭論中暑假很少被提及。它被認為是學校生活中永遠不會改變的特色，就像高中
的足球比賽以及畢業舞會。但是國小的每個年級考試成績會被留意，看你對暑期長假的信心是不
是被深深地動搖了。
JohnsHopkins大學的社會學家KarlAlexander研究得出這些數據。Alexander對650名首批從
Baltimore公立學校畢業的學生進行跟蹤調查，看他們在廣泛使用來測試數學和閱讀技能的加利福
尼亞成績測試中的成績。如下是國小前5個年級的學生閱讀成績，低於了社會經濟學班級——低，
中，高級的測試都是這樣。
1-5年級
135
低級：329375397433461
中級：348388425467497
高級：361418460506534
看第一隊學生。學生滿腹熱情的開始了一年級，但是這不足以改變他們在知識和能力上的不同。
來自富裕家庭的一年級學生以32分的優勢高於那些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順便提一下，在
Baltimore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確實很貧困。現在再看五年級這一隊。這樣看下來，接著是四年級，
最開始不太明顯的貧富學生間的差距開始成倍的擴大。
這個成功差距的現象已經被多次的留意到了，這個典型的差距引起了2種不同的反響。第一個說
法是貧窮的孩子不像有錢孩子一樣具有與生俱來的學習能力。他們不聰明。第二個更樂觀一點的
說法是，同樣的，我們的學校都是些失敗的貧窮的孩子們：我們只是沒有足夠多，足夠好的教他
們那些他們需要的技能。但是Alexander的研究中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結論，結論證明了這兩種說
法都不是正確的。
Baltimore這個城市沒有在每個學期期末即6月份給他們的學生做加利福尼亞的成績測試。它會在9
月份給他們做一個測試，就是在暑假剛剛結束之後。Alexander認識到的就是第二套測試結果使
他得出略有不同的分析。如果他看一個學生每個學期9分月開學時的分數，然後再看他/她在接下
來的6月份得到的分數,他正好測到他或她在這個學期學到的多少東西.如果他看到一個學生6月份
的分數和接下來9月份分數的不同,他就可以了解到這個個學生這個暑假學了多少課程.換句話說,
他可以計算出----至少部分得出----有多少成功的差距是由於發生在一年中學校生活中的結果,並
且它也一定與暑假髮生的事相關.
讓我們從學校這一年所獲得的開始。下面的表格顯示了學生們從9月份開學到6月份學期結束中所
獲得的測試分數。“全部”的列表代表著他們在這5年國小中學的所有科目。
第一個表格中暗示著完全不同的事情。第一套測試的結果讓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看起來是有點失敗
的。但是我們也清楚的看到這不是真的。看一下“總成績”這一欄。國小5年的所有課程，窮孩
子“從頭至尾地學習”以191分比186分超過富孩子。他們落後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並不多，事
實上，一年中，二年級，他們比中等階層或富裕家庭的孩子學到更多。接下來，讓我們看看如果
我們看一下閱讀分數在暑假期間的變化會發生什麼。
136
你看到不同了嗎？看看第一個列表，測量的是一年級暑假後的狀況。富孩子9月份回到學校，他
們閱讀的分數飛躍增長了15分。窮孩子從假期回來，他們的分數下降了4分。在這一學年，窮孩
子比富孩子學的多。但是暑假期間，他們落後了。
現在看看最後一個列表，它顯示的是從一年紀到五年紀所有暑假所獲得的總和。窮孩子閱讀分數
漲了26分。等到了閱讀技巧，在學校不開學的時候，窮孩子什麼也學不到。富孩子的閱讀分數正
好相反，大幅度增了52.49分。事實上，所有有錢孩子勝過窮孩子的優勢就是差在富孩子們不在
學校時學到了東西。
我們從這裡看到了什麼？這個真的就是我們之前在ChrisLangan一章中談到的家庭風格不同而對
教育方面的影響。回到AlexWilliams，AnnetteLareau研究了一個9歲的孩子，他的父母相信協調
培養，他被帶到博物館，還參加一些特殊的活動，還去了夏令營，以這些地方為課堂。當他在家
里感到無聊時，有很多的書籍可以閱讀，他的父母認為自己有責任讓他積極地融入身邊的社會。
這樣就不難看到，暑假之後Alex在閱讀和數學方面做的更好了。但是KatieBrindle不是這樣的，
這個小女孩的生活軌跡正好相反。家裡沒有錢送她去夏令營。她媽媽不能用車載她一些特殊的學
習班。當她無聊時家裡也沒有書籍供她閱讀，也許家裡有台電視，或許她仍然可以過一個愉快的
暑假，交到新朋友，在戶外玩，去看電影，去過那種我們都嚮往的無憂無慮的暑假。雖然這些事
情都不能改善她閱讀和數學方面的技能。每一天無憂無慮的暑假都使她落後於Alex越來越遠。
Alex不一定比Katie聰明，他只不過比她額外多學習了。當她在看電視、嬉戲玩耍的時候，他在
這幾個月的暑假中學習。Alexander研究後的意見是，美國討論教育的方式後退了。花大量的時
間來討論減少班級人數，重新設定課程，給學生配置人手一台的掌上電腦，增加學校的基礎建設
——所有這些學校所做的是根本的錯誤。但是回頭看看第二個表格，顯示的是9月到6月之間發生
的，學校唯一的問題就是對於那些沒有完成學校作業的學生來說所安排的作業不夠多。
事實上，Alexander做了個簡單的計算來證明如果Baltimore的孩子們一整年都上學將會發生什麼
狀況。答案就是窮孩子和富孩子在國小畢業時數學和閱讀達到同等水平。
突然間亞洲人數學優越性變得更明顯了。亞洲的學生沒有很長的暑假。為什麼他們沒有呢？他們
的文化認為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這是通往成功的道路，不可能給他們的孩子整三
個月的暑假。美國的學年平均只有180天。韓國的學校有220天。日本的學校是243天。
137
在最近給全球學生的一個數學測試中，參試者被問到的問題之一就是，在他們以前的代數，微積
分，幾何科目問題中有多少是學過的。日本12年級的學生的答案是92%。這就是一年243天學
制的價值。你有時間學習所有你需要學習的知識----沒有時間讓你閒下來什麼也不學。而對於美
國12年級的學生來說,同樣的問題答案是54%。對於美國最窮的學生來說，上學不是問題，暑假
卻是個問題，這個問題也是KIPP學校待解決的。他們決定將稻田的故事拿出來教育美國的城市
孩子。
4．
“他們七點二十五分上課，”布朗克斯KIPP學院學生大衛.李文說：“他們所有的人都做一個名
叫思考技巧的課程，一直到七點五十五分。他們每天有九十分鐘的英文課，九十分鐘的數學課，
除了五年級的學生，他們每天兩小時的數學課；一小時的科學課，一小時社會科學，一小時的音
樂課，而且每周至少兩次。還有一小時十五分鐘的管弦樂器課，每個人都要上管弦樂器課。一天
從七點二十五到直到下午五點，五點之後，有課後作業俱樂部，課後留校學生，和體育小組。有
的孩子從早上七點二十五一直呆到晚上七點，如果平均每天算下來，去掉吃午餐和休息的時間，
我們這裡的孩子比傳統的公立學校的學生每天多出50%至60%的學習時間。”
李文正站在學校的主過道上。這是午飯時間，學生們安靜地而有序地排隊，所有的學生都穿著校
服。李文攔住了一個女孩，她的襯衣下擺露了出來。“拜託，幫下忙”他一邊喊一邊做把衣服塞
進去的動作。他繼續說：“周六時，他們九點到，下午一點走。在夏季，八點到下午兩點。”李
文這裡所說的夏天是說KIPP的學生在七月份多上三個星期的課。Theseare,afterall,preciselythe
kindoflower-incomekidswhoAlexanderidentifiedaslosinggroupoverthelongsummervacation,
所以，KIPP做出的回應就是不設長期的暑假。
“一開始很難，”他繼續說：“他們一天都不休息。部分原因是他們的耐力，部分原因是動機，
還有一部分原因是鼓勵和獎勵等有意思的東西，還有就是老式的紀律約束。所有的混在一起。我
們在這裡談了很多關於勇氣和自我控制。孩子們知道這些話的意思。”
李文走進大廳來到一個正在上數學課的八年級的班極，悄悄地站在教室的後面。坐在教室前面的
一名名叫亞倫的學生，正從思考技巧那頁開始做習題，所有的KIPP學生每天早晨都要做的練習。
老師是一位扎著馬尾的三十多歲名為弗蘭克.科科倫的男子，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只是偶爾參與
138
討論做指導。這樣的場景每天都在美國的教室重複著----只有一個不同地方。坐在前面的亞倫用
了20分鐘有條不紊地，認真地在分析一道題，一邊參與班級的討論，他不僅只為了得到答案，
而且還在研究這個問題是否有一個以上的解決方法。雷內費了好半天的勁兒終於搞明白了未知斜
面的概念。
“額外的時間可以使氣氛更輕鬆，”科科倫在下課說，“我發現數學教育的問題是一個“下沉或
游泳”的辦法。一切都是速度，哪個孩子第一個做出來，哪個孩子就會得到獎勵。因此，就會有
種結論，有些人能夠學好數學，有些人乾脆就不會數學。我認為，延長的時間給作為老師的我為
孩子們講解的機會，有更多的時間讓孩子們坐下來消化所有的知識----複習，以較慢的節奏做事。
這似乎是違反直覺的，但我們做事的速度較慢，而結果是我們完成的更多。孩子們會記住更多，
更好地理解。這也讓我覺得更為輕鬆。我們有時間來做遊戲。孩子們可以問任何他們想問的問題，
如果我為他們解釋什麼，我不會覺得時間緊迫。我可以了解一下相關資料，不會感到時間的壓力。”
額外的時間給了科科倫一個機會，讓他的學生覺得數學有意義：讓他的學生看到努力和回報的清
楚的關係。
教室牆上有幾十個由紐約大學委員會頒發的考試證書，證明了科科倫學生最高的榮譽。“我們班
里有一個女孩，”科科倫說。“她在念5級時非常恐懼數學。每個星期六我們補課的時候，她都
會大哭，眼淚會不停的留下來。“在回憶的時候，科科倫有點兒情不自已。他繼續說到，“幾
個星期前她還給我們發了電子郵件。她現在已經上大學了。主修會計。”
5
在這所神奇的學校中有很多失敗者變為了成功者的事例，當然，這一切都很親切。就像是鼓舞人
心的書籍和感傷的好萊塢電影。但現實中像KIPP這種這校的學習生活實在很枯燥。想像一下每
天比其他孩子多用50%到60%以上的時間用於學習的意義，聽一聽KIPP學生的典型的一天生活
吧。
這名學生的名字是瑪麗塔。她生活在單親家庭，家裡只有她一個孩子。她的母親沒有上大學。母
女二人住在布朗克斯的一個公寓裡，兩人擠一個臥室。瑪麗塔原來是去從家裡去街道的教會學校，
直到她的母親聽說KIPP。“當我在四年級，我和我的一個朋友，坦尼婭，我們都申請了KIPP學
139
校，”瑪麗塔說。“我記得歐文斯小姐。她給我做的面試，她對我所講的學校生活聽起來就好像
我要進監獄般。我幾乎想哭，但她的樣子好像無所謂。如果你不想簽字的話就不用簽。這時剛好
我媽媽來了，於是我就簽字。”
就這樣，她的生活從此改變了。（閱讀下文時，請記住瑪麗塔當時是12歲。）
“我為了早到這校早上5：45起床，”她說。“刷牙，洗澡。如果我起晚了，就在學校吃早餐。如
果我花費太多時間，我的母親經常會對我嚷嚷。我在公共汽車站匯合我的朋友黛安娜和史蒂芬，
我們搭乘1路公共汽車。”
早晨5:45起床對KIPP學生來說是相當典型的，尤其是那些需要搭乘公共汽車和捷運通勤去上學
的人。有一次，李文走進一個正在上音樂課的七年級班級，班上有七十個孩子，他讓學生舉手來
統計起床時間。少數說，他們六點後醒來。四分之三的學生說，他們在六點前醒來。幾乎有一半
表示，他們在5:30前醒來。一位瑪麗塔的男同學，何塞說，他有時三，四點就醒來，完成他的
前一天晚上的家庭作業，然後“可以回去小睡一會兒。”
瑪麗塔繼續道：
我下午5點離開學校在，如果我不浪費時間，我會在5：30到家。在我快速的和媽媽打招呼後，
就開始做功課。如果這天的作業不多的話，我大約會用兩到三個小時，大約到9點鐘。如果有作
文的話，我可能要到10點或者10：30。
有時候，我媽媽讓我休息吃晚飯。我告訴她我先不吃，但她說，我必須吃。因此，大約八點，她
會讓我休息吃晚飯，大約用半小時，我主回去繼續學習。通常在這之後，我媽媽希望聽我講講一
些有關學校的情況，但我必須儘量的快些，因為我要在11點睡覺，所以我要準備好所有的東西，
之後才能上床。我告訴她這一天所有發生的事情，說完這些，大概也主到11：15了，她也就很
困了。然後，我去睡覺，第二天早晨，我們重複前一天的事情。我們是在同一間屋子裡面。但是，
這是一間很大的臥室，足以一分為二，在另一邊有床。我和媽媽離得很近。
她以實事求是的方式講述這些，孩子們不知道他們處在如何不尋常的情況下。Shehadthehoursof
140
alawyertryingtomakepartner,orofamedicalresident.Allthatwasmissingwerethedarkcircles
underhereyesandasteamingcupofcoffee,exceptthatshewastooyoungforeither.
“有時候，還不能睡覺時，我就不睡覺，”瑪麗塔繼續下去。“我睡覺一般都在十二點，但第二天
下午，瞌睡就來了。我會在課上打瞌睡。但我不得不保持醒著，因為我必須學習。我記得有一次
上課，我也睡著了，老師看到我並對我說，‘我可以和你在課後談談嗎？’他問我，‘為什麼打
瞌睡？’，我告訴他我睡覺晚。他的樣子好像在說‘你需要早點睡覺。’”
6
瑪麗塔的生活不是一個典型的12歲孩子的生活。這也不是我們希望的12歲的孩子的生活。孩子，
我們願意相信，應該有時間做遊戲，做夢和睡覺。瑪麗塔有她的職責。她被要求做出韓國的飛行
員不得不做出的同樣艱難的選擇。要想在自己的領域成功，他們不得不擺脫自己的部分身份，因
為貫穿韓國文化的對國家的尊重，確良是體現在駕駛艙內的。瑪麗塔也一直是這樣做的，因為她
所接受的文化的遺產也與她的環境不匹配----在中層和上層中產階級家庭，利用周末和暑假的時
間強迫他們的孩子這習。她的社會沒有給她她所需要的東西。她不得不怎樣呢？把晚上，周末和
與朋友們相處的時間----所有的這些都是她過去的世界----都讓給KIPP。
下面是瑪麗塔又一個有些令人心疼的描述：
當我們開始上五年級時，我接觸過一個過去在同一學校上學的女孩，每到周五我放學，我會去她
家，並呆在她家裡，直到我媽媽下班回家。因此，我常常在她家做我的功課。她永遠不會有任何
功課。她會說：“喔，天哪，你呆在那太晚了。”接著，她說，她想去KIPP，但隨後她又說在KIPP
學習太痛苦了，她並不想這樣做。我想說，“每個人都認為在KIPP學習很痛苦，但一旦習慣那
里的一切，你就也不會真的覺得痛苦了。”她告訴我，“這是因為你聰明。”我說：“不，我們每個
人都是聰明的。”她很是失望，因為我們一直呆到五點，我們有很多功課，我告訴她，我們有大
量的功課，這樣可以幫助我們做得更好。她對我說，她不想聽這些了。現在，我的所有朋友都是
從KIPP畢業的。
但是，從瑪麗塔的角度想一下。她其實與學校是條件互換的。她每天5：45起床，星期六上課，
141
做功課直到晚上11點。作為回報，KIPP的承諾是，為像她這樣貧窮的孩子提供一個機會，擺脫
困境。他們當中的84%達到或超過其級別的數學能力。在成績實力上，90%的KIPP學生獲得私
立或教區高中的獎學金，而不是到布朗克斯那些死氣沉沉的學校。該校的高中學生的成績實力上，
80%以上的畢業生將前往大學，在很多情況下，都是學生個人家庭中最先上在學的。
而這種與學校的條件交換什麼情況下會失敗呢？在這本書中，所有我們學到的是成功是可預見過
程。不是最聰明的人會成功。如果是的話，那么克里斯漢將與愛因斯坦齊名。成功也不僅僅是我
們代表自己所做出的決定和努力的累積。相反，它更像一件禮物。那些成功的人都是能在機會出
現時，有能力和並表現出決心抓住它們的人。對於出生在1月的曲棍球和足球運動員，it’sabetter
shotatmakingtheall-starteam。對於甲殼蟲樂隊，是漢堡。對於比爾.蓋茨，幸運的機會是他出
生的年代及他在國中時得到的計算機禮物。喬.弗洛姆和Wachtell的創始人，利普頓，羅森和卡茲
都得到很多這樣的機會。他們出生的時代恰到好處，恰當的父母及恰當的民族劃分，這些因素都
使他們在其它法律行業盛行的前二十年就開始從事法律。大韓航空是怎么做的呢？是讓飛行員有
機會擺脫限制他們的文化傳統。
這裡的道理其實非常簡單。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這個道理時常被人們忽視。最優秀的人，最聰明
的人和自己通過努力獲得成功的人的故事告訴我們，為了發揮最大的潛力，我們只要用承諾來實
現他們，這就是我們的工作。我們在看到比爾.蓋茨的成功時，會自我慶賀地說，我們的國家讓
一個13歲的孩子成難以置信地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但這是錯誤的。我們的國家不過是在1968
年給一個13歲的孩子提供了一個分時終端。如果100萬青少年得到同樣的機會，那我們今天會
多出多少微軟公司呢？當我們誤解或忽略了成功的真正道理時，我們就是在浪費才幹。如果加拿
大為那些出生在下半年的孩子再來一次曲棍球聯賽，現在成人曲棍球明星就會翻倍。如果我們將
各個領域和專業所失去的潛力相乘。這個世界會比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更加富裕。
瑪麗塔並不需要一個有很大操場和嶄新設施的全新的學校，她也並不需要一個筆記本電腦，或小
班授課，博士學位的老師，大的公寓。她也並不需要更高的智商或像克里斯漢一樣快的思維。當
然，所有這些都很好。但是，他們錯過了這一點。瑪麗塔只需要一個機會，因為，在她的世界裡，
人們甚至很少會得到一個真正的成功的機會。看看她所得到的機會！有人把一點稻田帶到南布朗
克斯，並向她解釋這個有意義的工作的奇蹟。Someonebroughtalittlebitofthericepaddytothe
SouthBronxandexplainedtoherthemiracleofmeaningfulwork.
142
(差P262-268：hawk)
結語一個牙買加人的故事
“如果一個年輕的有色人種的孩子出生,他們應該是自由平等的。”
1.
1931年9月9日,一個名叫戴西.納森的年輕女人，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她和她的丈夫唐納德在
一個叫做harewood的小村莊當老師,小村坐落在聖凱薩琳的牙買加人教區的中心.他們給他們的
女兒取名為費思和喬伊思.當唐納德得知有兩個雙胞胎女兒時,他雙膝跪在地上，向上帝承諾對於
她們的生活負責任，他們居住在Harewood的英國教堂式的小別墅裡面，學校就在他們家隔壁，
一個由混凝土支柱撐起的長形單門小房子，有些日子,在那裡曾經最多有300多個學生，最少的時
候不到二十多個，孩子們會一遍又一遍的大聲閱讀或背誦他們的時間表格，在石板上寫字。無論
何時，只要可能，所有學生都會到外面的芒果樹下面。如果孩子們不聽話，唐納德就會從屋的一
端走到屋的另一端，揮舞著一個帶子示意孩子們回到他們自己的位置。
他是一個使人難忘的男人，溫柔而有威嚴，非常熱愛讀書。在他的小書屋裡面，珍藏著著詩歌類、
哲學類、和小說類圖書，比如象薩默塞特.毛姆的。每天他都會看報紙，關注世界各地發生的事
情。晚上，住在山那邊的他最好的朋友，阿齊迪肯.海，一個英國國教徒牧師，會來到他這裡，
坐在他家的陽台上，與唐納德一起討論牙買加的一些問題。唐納德的妻子戴西，是一個來自聖女
伊利莎白教區的女人。她在結婚前姓福特，她的父親有一個小雜貨鋪，她是二個女兒中的一個，
她很漂亮，遠近聞名。
這對雙胞胎女兒在11歲時獲得了到一個靠近北部海岸，叫做聖.希爾達的寄宿學校的獎學金。這
是一個非常老的私立的盎格魯人學校，專門為一些英國牧師，地主和工頭的女兒成立的學校，通
過聖.希爾達學校，她們申請了並被批准到倫敦的大學學習，不久之後，喬伊斯有一次參加一個
年輕英國數學家，格雷厄姆21歲的生日晚會。當格雷厄姆站在當中朗誦一首詩歌但卻忘了詩句時，
喬伊斯為他感到很窘迫——儘管對她來說沒有理由感到窘迫，因為她根本不認識他。後來喬伊斯
143
與格雷厄姆相愛並結了婚，他們搬到加拿大定居，格雷厄姆是一位數學家，喬伊斯成為了一個非
常成功的作家和臨床醫學家，他們有三個兒子，在鄉下的小山上造了一所漂亮的小房子。格雷厄
姆的父姓是格萊德爾。他就是我的父親，喬伊斯.格萊德爾是我的母親。
2
那就是我的母親走向成功的故事——全部的事實並不是這樣….從事實本身來講它不是一個謊
言。但是，講到她的故事，就好象講比爾.蓋茨時不提他在Likeside學習時接觸電腦一樣，是一個
錯誤；或者象講亞洲人數學方面的天份而不追溯到稻田一樣，是一個錯誤。這樣會遺漏掉我母親
的非常多的機會的和非常重要的文化遺產。
例如，在1935年，我的母親和她的妹妹才四歲時，一個叫做威廉姆.麥克米蘭的歷史學家來訪問
牙買加，他是南非約翰內斯堡的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一個教授。麥克米蘭是一個超越他所在的
時代的男人：他深切地關心南非黑人的社會問題，並且他到加勒比海來發表曾經在南非時發表過
的演論。
麥克米蘭所關心的問題中最主要的一個是牙買加的教育系統，正式的學校教育——如果你把我的
外祖父家旁邊的木屋子稱做“正式的學校教育”的話，——僅僅才14歲。牙買加沒有公立高中或
者大學，有些學術傾向的十來歲的孩子只能和他們的班主任參加一些其它的課程，如果幸運的話，
可能成為師範學校的一員。一些更有雄心的人會想盡辦法進入私立學校並從那裡踏入美國或英國
的大學。
但是獎學金非常少並且差距非常大，私立學校的花費高得令人望而止步，除了對一少部發有特權
的人。麥克米蘭後來在“來自西印度的警告”中，以一種非常嚴厲的批評語氣寫道，“從國小到
中學的橋樑，非常狹窄且不可靠”。正規學校教育為下等人什麼都沒有做。他繼續寫道：“不管
怎樣，這樣的學校是加深和加劇社會等級分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政府不給他的人民所應該
得到的機會，那樣將會有更多麻煩。
在麥克米蘭的書出版一年後，一股動亂席捲了整個加勒比海。在特立尼達島14個人被殺害、59
個人受傷；在巴貝多島，14個人被殺害、47個人受傷；在牙買加，一系列的暴力事件衝擊著國
家，整個國家處於一種緊張狀態。慌了神的英國政府領會了麥克米蘭的書中的要領，他們進行了
144
一系列的改革，頒布了一些有關“所有島嶼的私立中學的有學習傾向的學生都有權享受獎學金”。
獎學金從1941年開始有。我的媽媽和她的雙胞胎姐姐等待第二年的考試。這就是她們為什麼取得
了高等教育機會的原因。如果他們出生早2年、3年或4年的，她們也許就沒有機會得到一個完整
的教育了。我的母親非常感激她出生的時間，還有1937年參加暴亂的人們，感謝W.M.麥克米蘭。
我的祖母戴西.納森，由於她的漂亮而出名。其實那是對她的一個不認真的，屈尊的描述。她有
一種獨特的魅力，實際上我的母親和她的妹妹離開海厄烏德到聖.希爾達是我的祖母所為，我的
祖父曾經是一個使人印象深刻的學者，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和一個空想家，他把自己埋藏在他的
書中。如果他對他的女兒們有什麼抱負，他沒有一種遠慮和精力來使它們來實現，但是我的外祖
母卻能實現。去聖.希爾達學習是她的主意：她們那裡有錢的人都把他們的子女送到這兒來。她
知道什麼是好的教育。她的女兒們不用和小鄉村的其它小孩子一起玩耍，她們可以閱讀書籍，學
對高中有用的拉丁語和數學，所以她讓海牧師作為她孩子的家庭教師。
我的母親回憶說：“如果你問她對她女兒們的期望，她會說“她希望我們離開這裡”，“她不覺
得牙買加是個很好的環境。如果機會還放在那裡，並且你可以獲得，對她來說，她的理想無限大。”
當獎學金考試的結果出來後，只有我的姑媽得到了那個機會，我的母親沒有通過。這是另一個我
忽略了的歷史，我的母親回憶當時她的父母站在門口說：“我們沒有錢了。”他們已經支付了第
一學期的學費，還為女兒買了校服，這花光了他們的積蓄。到應該為我母親付第二學期的學費時
他們怎么辦。但是反過來，他們又不能只送一個女兒去學習而另外一個女兒不去。我的祖母非常
堅定，她把兩個都送了去——她祈禱——在第一學期末，其中一個女兒能在學校取得了兩個獎學
金，而且這真的成了事實，所以第二個獎學金給了我的母親。
當到了上大學的時候，我的姑媽，我母親的孿生姐妹，取得了學校的“百年獎學金”的獎學金，
這個百年是因為這個獎學金是在牙買加廢除奴隸制度100年建立的。它專門為師範學校學生設立
的，同時也是英國人對奴隸制度的廢除的一個深刻的紀念，在全英國每年被授予“百年獎學金”
的只有一個人，每年交替發給全國最優秀的男生和全國最優秀的女生。我姑媽取得的那年是“女
生年”，她非常幸運。但是我的母親沒那么幸運，她將面臨著支付到英格蘭的路費、住宿費、生
活費和在倫敦的學費的困難。知道我姑媽的“百年獎學金”是多少嗎？那相當於我祖父母加起來
的工資總和。那時沒有助學貸款，在鄉下，沒有銀行給鄉村教師信用貸款。“如果我問我的父親”，
145
我媽媽說，“他會回答說，‘我們沒有錢了’”。
戴西是怎么做的呢？她來到旁邊的小鎮的一個中國商店店老闆那裡。牙買加那時候有很多的中國
人，自19世紀就開始控制了島上的商業。用牙買加人的說法，商店不是一個商店，而是一個“中
國商店”，戴西到這個“中國商店”去找常斯先生借到了錢。沒有人知道她借到了多少，但是肯
定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也沒有人知道常斯先生為什麼借錢給戴西，當然，除了知道她是戴西.
納森外，她在海厄烏德學校教常斯先生的孩子學習，很快還清了她的帳單。在牙買加，中國小孩
是很難進入牙買加學校的。牙買加小孩會嘲笑中國學生，稱他們為“中國狗”。戴西一貫非常溫
柔，有愛心，在那個不友好的環境中，她就象沙漠中綠洲一樣。常斯先生或許會覺得欠她點兒什
么。
“她告訴我她在做什麼嗎？我甚至都沒有問過她.”我的媽媽回憶說，“它就這樣發生了，我一
申請學校，就被錄取了，我表現出有什麼事情都可以依賴我的母親，但卻沒有意識到我正依賴我
的母親。
喬伊斯能上大學，第一個要感激的是W.M麥克米蘭，然後是在聖.希爾達學校那些放棄了她的獎
學金的學生，再然後是常斯先生，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感謝戴西.納森。
3．
戴西.納森來之於牙買加的西北深處。他偉大的祖父就是威廉.福特，來之於愛爾蘭，在1784年
來到牙買加並買下了一片咖啡種植園。他來不久，就買了一個奴隸，並娶她為妻。他是在南海岸
的一個叫做短吻鱷池塘村的打漁村的碼頭上看見她的。她是一個東非南端伊博部落的女人。他們
生了個叫約翰的男孩。在當時來說，他就是一個黑白混血兒。從那以後，福特家族就畫上了有牙
買加血統的印記。
在那個時代的美國南部，一個白人地主和一個奴隸成為夫妻是很不尋常的。白人和黑人的男女關
系在道德上是不允許的。並通過法律來禁止通婚，這個法律一直到1967年才被最高法院廢除。
一個種植園地主和一個奴隸女人生活在一起是被社會擯棄的，他們所有的後代也將都會是奴隸身
份。
146
在牙買加，這種態度就很不一樣。在那些年裡，加勒比海就是一個大量奴隸的聚居地。黑人多於
白人，數量達到了10比1。島上幾乎沒有可以結婚的白人女性，所以，這就導致了島上大量成
年白人男人娶了黑人或者棕色皮膚的女性。在牙買加的一個英國種植園主，因為一個日記而被人
所知，在那本日記里，他詳細的記錄了在島上37年間同138個不同的女人發生關係的過程，可
以想像，她們幾乎都是奴隸，而她們並不是都希望成為他的情人。白人將那些混血兒看成一個潛
在的同盟，可以調解他們同島上奴隸之間的關係。作為女主人的混血婦女很受珍重，她們的孩子，
皮膚會淡些,而且社會和經濟階級也會提高.混血婦女很少在田間勞作.她們在房子裡工作,而且
享受更安逸的生活.她們是那些最像擁有自由的人,所以在很多白人財產擁有者過世後留下的遺
囑中,留給她們大量的財富.以至於當時的牙買加立法機關通過了一個2000英鎊使用假買手誘騙
哄抬遺產的法律.(在當時這個可是一大筆錢).
一個十八世紀的觀察家寫到“當一個歐洲人來到西印度群島,定居或者要在那裡生活一段時間時,
他就會發現必須找個家庭主婦或者情人.他有很多選擇,一個黑人,一個棕色人,一個黑白混血女
人,一個梅斯蒂混血女人,這些都只需要100到150磅就能買到.如果那些非白人的小孩出生,他們
是不受約束的,在他們3,4歲時,通常都會被他們那些能支付的起費用的父親們送到英國接受教
育”.這就是戴西偉大的祖父出生的世界.他是從奴隸船上下來的一代人,生活在一個被描述作為
非洲人刑罰聚居地的國家.他是個自由人,由於受過教育的益處,他娶了一個有一半歐洲血統和一
半牙買加印第安土族部落阿拉瓦血統的混血兒,他們有7個孩子.
“這些非白人混血兒很有地位”,牙買加社會學家OrlandoPatterson說,”在1826年,他們擁有
完全的公民自由.實際上,在牙買加他們跟猶太人一樣擁有完全的公民自由.他們有選舉權.在那
個還是奴隸社會的背景下,他們能做白人能做的一切。
“理想的話，他們將會成為技工。記住，牙買加有糖料種植園，這些同美國南部的棉花種植園有
很大的差異。在那裡，棉花是占主導地位的農產品，人們在那裡收穫棉花，然後在蘭開夏或者美
國北部加工。糖料是一種農工混合產品。你不得不在當地開設工廠，因為蔗糖將會在砍伐後數小
時開始流失。你不得不在當地開設糖料磨坊，而這些磨坊又需要各種職業的工人，如制桶工，鍋
爐工，木匠，而這些工作很多都是非白人來做的。不像那些到美國的同僚們，這就是這些來之英
國的精英們沒有參加到這個國家偉大建設的原因。他們只想賺夠錢回到英國，並沒有興趣留在他
147
們認為是他們敵人的土地上。所以建造一個新社會的任務和裡面大量的機會，也就留給了非白人。
“在1850年，牙買加的首都金斯頓的市長就不是一個白人。”帕特森接著說到“同樣，牙買加的
主要報紙—每日回顧的創始人也是非白人。從很早以前，非白人就開始主導各種職業的分類。白
人主要從事於商業和種植業，而非白人則成為了醫生和律師，並且開辦學校。金斯頓的主教就是
一個典型的棕色皮膚的人。他們並不是經濟精英，但是他們卻是文化精英。”
下面的圖表是在1950年牙買加律師和國會議員這兩種職業的一個統計。這個是以膚色分類的。
“白色和接近白色”是指那些完全是白人或者是沒有遺傳顯現黑色特徵的混血兒。“黃褐色”是
指皮膚比上一種略黑些的那些人。“亮棕色”又是比黃褐色略黑色的一類人。（除牙買加人外，對
別人來說，儘管這兩種膚色的人並沒有什麼可以很好區別的特徵。）這顯示在1950年非白人占有
人口的80%。達到5比1.
看看這些有白人血統的人的一些優勢。當他們有在房屋裡而不是農田裡工作的祖先時，他就會在
1826年獲得完全的公民權利，就可以得到珍重而不是成為奴隸，就會得到一個體面的工作而不
是在蔗糖地工作，二三代後就能獲得成功。也就是說，戴西.福特家女兒們的雄心並不是來之別
處，正是這種制度的受益者。童年同她生活在一起的哥哥魯弗斯是一個老師和學術家。她的哥哥
卡洛斯去了古巴，回來後就開了一家服裝廠。她的父親查爾斯福特是個貨品批發商。她的母親
安也受過良好的教育，來之於鮑威爾家族。這個家族，她的叔叔亨利擁有自己的房地產。她的祖
父約翰—威廉.福特和他非洲裔妻子的兒子，最後成了一名傳教士。多達3個福特家族的人獲得
過羅得斯獎學金。如果我的母親的成功歸功於w.m.macmillan和1937年的暴亂還有chance先生，
148
那么戴西的成功就歸功於魯弗斯，卡洛斯，安，查爾斯和約翰。
4．
我的祖母是一個很了不得的女人。但重要是要記住在福特家從事的基礎上穩步上升的路徑是伴隨
著一個道德上複雜的行為：威廉.福特當初在鱷魚潭的奴隸市場看到我的曾曾曾祖母時十分渴慕，
並花錢把她買了下來。
那些沒有很多人選的奴隸的結局基本上是渡過了一個短暫而不幸福的人生。在牙買加，農場主覺
得趁他們的奴隸還年輕力壯，要完全把他們的勞動力榨取乾---直到他們毫無用處或死亡---才有
意義，然後他們再到奴隸市場再買回一個來。寵愛他們自己的孩子，同時又把奴隸看成是自己的
財產，對於這種矛盾他們根本不會覺得麻煩。威廉姆.西斯特伍德是一位農場主，他與一位名叫
菲比的奴隸的性關係維繫了一生，據說，他很愛她，而且菲比為他生了一個兒子。但是對於他的
其它那些在地里幹活奴隸，他就像一個惡魔。對於那些試圖逃跑的奴隸，他有一種叫做“德貝的
藥”懲罰辦法：那些逃跑的人被鞭撻，然後把鹽水，檸檬汁，和辣椒水酒在他們的傷口上。還讓
奴隸吃糞便，使他連續嘔吐四五個小時。
在那時,牙買加的褐色皮膚的人崇拜淺色的膚色並不奇怪。這是他們很大的優勢。他們仔細比較
彼此的膚色的深淺，像白人一樣無情地利用膚色來把玩地位。“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如果一個
家庭里的孩子們的膚色深淺不同，”牙買加社會學家費爾南多.亨利克斯曾經寫道：
膚色最淺的孩子會最受到家裡人的寵愛，其它孩子因此而得不到寵愛。當皮膚白暫的孩子或比較
白暫的孩子的朋友來在家中做客是，從來不讓家庭里的黑孩子們加入，從他們的青春期一直到結
婚。家裡人把這些皮膚白暫的孩子看作今後當家的人，排除萬難只為了他們的成功。同樣的方式
對待他們的婚姻，進一步提升膚色而帶來的家庭地位。一個膚色白暫的人會儘量斷絕他與那些黑
人的社會關係，黑人家庭里的較黑的家庭成員會鼓勵幫助膚色很白的親戚成為白人，這種家庭內
部關係的行為方式為膚色偏見的公開顯示奠定了基礎。
我的家人也不能倖免於此。戴西的丈夫膚色比她淺，對此她格外地驕傲。但是，回過來，對於她
149
本人，人們也持同樣的偏見，“戴西很美麗，你知道，”她的婆婆會說，“但她太黑了。”
我母親的一位親戚（我叫她瓊姨媽）也十分崇拜膚色象徵。她“長得很白，膚色淡。”但是，她
的丈夫就是在牙買加被稱為“印第安”----一個膚色黝黑，直黑髮的男人----他們的女兒，和他
們的父親一樣的黑。一天，她的丈夫去世後，她乘火車前往她的女兒家探望她們，她在火車上遇
見一個膚色很淡的男青年，並對他產生好感。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瓊阿姨說在幾年後只對我的
母親說過，她感到是最大的羞愧。當她走下火車，她走她的女兒的右邊，她的女兒沒有繼承她的
膚色基因，她不想一個人如此可愛的白人男青年知道她生了個這么黑的女兒。
在20世紀60年代，我的母親寫了一本關於她的人生經歷的書，書名為“棕色面孔，大主人”。“棕
色面孔”是指她自己，“大主人”在牙買加的方言中是指上帝的意思。有一次，她寫到我的父母
剛剛結婚不久，那時他們生活在倫敦，我的大哥還是一個嬰兒。他們當時正在找公寓，找了很長
一段時間，我的父親在倫敦郊區找到一所的公寓，然而，就在他們搬進來的第二天，房東太太命
令他們搬走。“你沒有告訴我你的妻子是牙買加人。”她很憤怒地對我的父親說。
在書中，我的母親描述了她與這種侮辱的長期的思想鬥爭，使她的經歷與她的信仰協調。最後，
她不得不接受的事實是，憤怒不是解決辦法，作為一個有色人種的牙買加人，一個種族階級世代
傳承的家庭，她幾乎無法再責備他人按膚色劃分人的地位高低：
我向上帝抱怨很多：“我是為追求自由和要求與那些占社會主導地位的白人平等的受到傷害的黑
人代表！”上帝像和我開玩笑似的，我的祈禱並沒有召喚出他的認可。我就繼續嘗試。然後，上
帝說，“你沒有做同樣的事情吧？記住，靈果你僅僅因為人們的外在與他人不同而輕視他或避
開他，或是不象對待別人那樣對待他，你與他們劃分界線是可恥的。你會不會因為你沒有比現在
更黑而感到高興？感謝自己不是黑人？”我對那個房東太太的憤怒和仇恨消融了。我和她一樣，
不比她差……我們在自我尊嚴，自豪感和對他人的排斥方面都有罪，我們使自己與一些人劃分界
限。
誠實地承認我們來自哪能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永遠稱喬.弗洛姆為大律師似乎更容易些，
即使他的個人成就與他的族裔，他當時的時代，製衣業特殊性，以及對市中心律師事務所特有的
偏見等等因素是那么不可想像地糾結在一起。比爾.蓋茨可以接受世人冠以他天才的稱號，並讓
這個稱號一直放在他的身上。當他回頭看他的生活，說:“我很幸運”時，他很大程度上是一種
150
謙虛。他確實如此。Lakeside學院的母親俱樂部1968年給他買了一台電腦。就這件事而言，對於
一個冰球運動員，或者是比爾.喬伊，或者是羅伯特.奧本海默，或其他任何局外人，讓他們從高
貴的地位上放下姿態並誠實地說:“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是不可能的。超級律師，數學天才
和軟體企業家對於他們是該領域的局外人感到羞愧。但是，這些人不會。他們是歷史，社會，機
會和祖輩承傳的產物。他們的成功不是例外的，也不神秘。它是植根於一個優勢和祖輩承傳的網
絡，有些人當之無愧，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賺到錢，有些人只是純憑運氣----但所有這些對他們
知道自己是誰很關鍵。那些局人外，到最後，都不再是局外人了。
我的曾曾曾曾祖母是被人在“鱷魚潭”的奴隸市場買來的。而這一行為，反過來，給予了她的兒
子，約翰.福特，膚色的特權，使他沒有過奴役的生活。戴西.福特接納了這種通過西印第安的社
會結構的特殊性傳承下來的可能性的社會文化,並代表她的女兒聰明地利用這種文化。而我母親
的教育得益於1937年社會動亂及常斯先生的勤勉。這些都是歷史予以我的家庭的饋贈，----如果
當時那些雜貨店的資源，社會動亂的結果,那種文化的可能性，以及膚色的特權擴延到其他地方，
那么現在,會有多少更多的家庭生活在一個一座小山上的美麗的房子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