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資本何處尋——文化產業投資效益的思考 |
3月24日，第七十四屆奧斯卡電影頒獎典禮款款落下帷幕，《美麗心靈》榮獲了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女配角獎，它為出品人環球電影公司帶來巨大的經濟收入。據美國電影雜誌披露：該片基本投資約為9000多萬美元，但是從2月14日公布本屆奧斯卡候選名單之日，到3月24日評選揭曉的40天裡，它在美國國內的票房收入就增加了3000萬美元，總票房達到2.11億美元。而從3月24日到4月4日，由於奧斯卡獎的巨大知名度，它的票房更飆升到了2.88億美元，估計總票房和延伸產品銷售額將超過6億美元。 這種文化投資的巨大回報，為人們留下了一個文化產業之謎：它的資本結構到底有什麼神奇之處呢？19世紀的著名經濟學家麥克德魯曾經指出：資本是用於利值目的的經濟量，任何經濟量均可用為資本。可見，資本就是一種可以增值的經濟形式，它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貨幣形式，更包含著豐富的形態：如金融貨幣形態、實物資產形態、專利技術形態、自然資源形態、無形資產形態等。資本與資本的相加，是否等於更大的資本呢？不一定。資本增值的最重要條件是社會資本的介入。可見在文化產業的資本結構中，無形資產所占比重越大，資本增值的幅度就越大；而在無形資產中，創意、知識、品牌、管理、科技等組合得越好，它對資本增值的貢獻力就越大，產業的發展速度就越快。經常聽到有人惋惜：作為一個開發中國家，中國文化產業的最大困難是缺乏資本。其實不然，同樣一筆文化投資，融合了不同的社會資源，投在不同的項目上，它所產生的回報效益就大不一樣。 作為文化產業的一個重要門類，內地一些城市的印刷企業步履維艱，甚至瀕臨倒閉，而深圳年輕的印刷產業，從誕生到發展，只有短短的20年，卻獲得了超常規的發展。有一個振奮人心的比較：2000年深圳國民生產總值1665.47億元，其中深圳印刷產業生產總值就達到120.65億元，一舉占有當年全國印刷行業生產總值的20.11％！2000年深圳共有印刷企業1213家，其中有3家進入深圳企業100強（為第五十七名、第七十九名、第八十名），年產值超億元的為17家，外商投資573家，被公認為全國裝備最先進、技術力量最強、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三大印刷基地之一。這和它們利用經濟特區的“先行市”優勢，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把人力資源開發放在第一位，積極塑造品牌效應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在深圳市委和市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深圳的書刊印刷、玩具書印刷、包裝印刷等技術更新，已經和國際同步，並形成了輻射海內外的網路。從產業的投資結構上看，雖然金融貨幣形態有限，但是融入了大量的最佳化組合的無形資產，使整個投資結構充滿了躍動的活力。 由於文化產業投資涉及的面很廣，有對公共文化基礎設施的建設，有對涉及文化產業的高新技術的開發，有對文化人才的培養，也有對經營性文化項目的投資，還有對文化經營類上市公司的投資。而不同的利益主體，包括政府投資、企業投資、私人投資等，出於對投資回報的考慮，所選擇的投資重點也不一樣。這就需要政府統籌兼顧，採取必要的投資傾斜政策，促成一個比較合理的投資結構。隨著我國文化產業建設的大力推進，許多地區也遇到了文化投資的短期效益和長遠回報的矛盾，遇到了政府的公共投資和企業的商業投資如何銜接配套，以及如何分擔投資的風險和分享投資效益的問題。大量實踐證明：應該倡導文化投資的傾斜鼓勵政策，那就是以政府的公共投資進行先期投入，包括營造文化基礎設施、扶持示範項目、培養優秀人才等，同時，對此間進入的企業商業投資進行減稅和配套補貼，給予積極的鼓勵，以後隨著收益率的提高，逐步減少公共投資的數量。還要根據文化產業對地區經濟的拉動作用，反過來給予文化投資者以相應的回報和獎勵。 以上海90年代以來的文化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為例，“八五”期間，上海年均文化基礎設施投資約為10億元人民幣，“九五”期間，年均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額增加到約20億元人民幣，2000年實際完成的建設量為13億元人民幣以上。在全市人民的熱烈回響下，以政府公共投資和企業投資相結合，建成了國際一流、國內領先的大批文化設施，如上海國際會議中心、上海大劇院、上海博物館、上海科技館、新上海博覽中心等。建成以後，它們也不是單純被政府包下來，而是與世界其他著名文化場館和劇院聯網攜手，拓展國內外文化市場，並且依託這些大平台，吸引更多元化的文化投資，把更多的文化創意、優秀品牌、高新技術、著名劇目等文化資源匯聚到這裡。曾經膾炙人口的上海大劇院版新編越劇《紅樓夢》，以及2002年春節期間走紅申城的新編京劇《大唐貴妃》，就是在大劇院的平台上，組合企業、媒體等多元投資的一批文化經營項目。可見，只要我們認真研究國際上文化投資的成功經驗，結合中國的國情，發揮政府主導和市場拉動的兩個推動力，中國的文化產業就能夠進一步提高投資效益，匯聚更多的海內外資源，奉獻更多更優秀的文化產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