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論壇簡介
“數字論壇”成立於1998年，是中國網路文化啟蒙、倡導和推動的最重要群體。十多年來，數字論壇成員以專欄、圖書、主編雜誌、論壇、活動、學術研究、海外聯絡等各種方式促進中國網路社會的進程。主要成員包括王俊秀、胡泳、姜奇平、方興東、劉韌、段永朝、吳伯凡、郭良等人，以及眾多外圍支持和參與的各領域專家學者。數字論壇成員的活動全方位融合IT產業評論、網路文化、網路思想、數字新知等，強調思想性、責任感，追求有容乃大，關注熱點問題，關注重大事件，在中國網路界和整個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為數字時代立言，為信息中國立心
——數字論壇的源起（王俊秀）
如果我們說80年代談的是“中西方文化”比較的話，而90年代則更多的是“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比較，在80年代，誰都會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文化人，侃一通“中國人的劣根性”；在90年代，面對悄悄變化著的文明底色，你必須默默地不斷調整自己。很明顯，一個大於我們存在的事物已悄悄降臨，我們已感覺到它的衝擊，但卻無法為它命名。
“數字論壇”有幸成為這種新文明的闡釋者。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因為極偶然機緣而誕生的“以計算網路為手段聯結的圓桌會議形式和沙龍”會越發呈現出它對這個時代的獨特影響。
1998年8月的一個周末，我代表《信息產業報》邀請幾位關注信息產業的分析家和思想家在京郊舉辦了一次簡樸聚會。可以說那次會議正式達成了IT媒體由“新聞時代”向“分析時代”過渡的共識。“新聞時代”只是簡單的信息堆砌，“分析時代”才是真正把信息當成是一種資源來經營。為推動分析時代的到來，首先呼喚的是一批新的分析家。
會議結束後，我提議參會的每一個人回去都就自己對信息文明的看法寫一點東西。將近一個月之後，我在《信息產業報》上為這些人做了一個專題──封面文章的題目叫《分析家時代的來臨》。
應該說，我當時對所邀請的人員名單是動過一番腦子的。我之所以看重來自社科院的郭良與吳伯凡，是因為他們可以說是當代中國少有的對電腦文化有研究的純正知識分子，參與了中國第一套《網路文化叢書》的編寫。在基督教神學和社會理論方面頗有建樹的吳伯凡為人們構築了許多資訊時代的“大理論”框架，而哲學家郭良在《南方周末》上的返樸歸真的小品文，則讓人在捧腹大笑之餘接受了一種新文明洗禮。從《農民日報》到《網際網路周刊》，睿智的姜奇平似乎永遠沉緬於對未來的幻想之中，這種幻想常常會突破其文字的外表，表現為一種雄辯的激情。在中國IT界，姜奇平以“直接經濟”理論聞名，他是目前中國網路經濟理論的重要發言人。
在會上，來自山西的段永朝對發言權提出了質疑。段永朝提出：“作為用戶的過濾器，我們該如何說話？”，我深信，伴隨著這一問題，段永朝已深深陷於後現代社會關於權力與知識的思考之中。來自清華的博士方興東的一系列文章可謂給中國IT業寫就了一部大型的抒情史詩，讀方興東的文章，就如同經歷了一次心靈的風暴。劉韌則以一種“慢吞吞的激情”完成了對“知識英雄”的素描。不知怎么，面對劉韌，總讓人想起圍棋世界的少年天才李昌鎬。而中國網路事業先行者之一的陸群，作為《網路文化叢書》的主要創意者，多年一直致
力於網路文化與產業發展的研究，在業界頗具影響力。可以說，正是這些人構成了未來“數字論壇”的主幹。
認識胡泳是在奧林匹克飯店。那一天海洋出版社的主任編輯齊海峰約請大家出一套關於電腦文化與產業評述方面的書──就是 “數字論壇”叢書。也就是在那一次聚會上，大家提出，應該有一個類似編委會的組織，為中國社會的信息化做一些事情。因為當時張朝陽要邀請尼葛洛龐帝訪華，我提出能不能請尼葛洛龐帝做我們的顧問。後來，這件事情在姜奇平、胡泳的努力下成為現實。1999年1月8日，《數位化生存》譯者胡泳正式代表“數字論壇”向世界著名的未來學家尼葛洛龐帝遞交了顧問聘書。
這就是“數字論壇”的由來。
“數字論壇”只是一個以數字媒介為基礎的沙龍。它所引起的反響是我始所未料的。有無數的媒體要求採訪，有不少廠商找上門來要贊助“數字論壇”，讓“數字論壇”變成一個實體。但是“數字論壇”除了獲取大眾對數位化的注意力之外又能幹什麼呢？
由於採用徹底扁平化結構，“數字論壇”即使對身處其中的人來說也是一個全新的東西。為此，姜奇平曾經問過尼葛洛龐帝“一個沒有領導的‘組織’該如何發展？”尼葛洛龐帝不愧是一代宗師，他不加思索地回答：“沒有領導，那就大家一起乾唄！”
關於數字論壇詳細深入的介紹，姜奇平寫於2003年的文章《數字論壇人眼中的網際網路十年》是比較全面的參考。
姜奇平數字論壇人眼中的網際網路十年（姜奇平）
——“數字論壇”是“誰”或“什麼”(一至八)
數字論壇是伴隨中國網際網路的成長而發展起來的，可以說，數字論壇除了網際網路，沒有別的。“數字論壇”是“誰”或“什麼”，本身就是由網際網路定義的。反過來說，互聯
網是什麼，數字論壇也給出了它的一份獨特解釋。
“數字論壇”是“誰”或“什麼”(一)
1999年1月8日，《數位化生存》譯者胡泳正式代表“數字論壇”向未來學家尼葛洛龐帝遞交了顧問聘書。標誌著“數字論壇”正式誕生。
那一時期大紅大紫的“數字英雄”，現在多已沉淪；但“數字論壇”卻在默默耕耘中，經受了時間的考驗，至今未失本色。僅舉一端，在網上流傳的經典中，大浪淘沙後留下的數位化名著，幾乎全是數字論壇成員的果實：《數位化生存》、《21世紀網路生存術》、《數字財富》、《數字時代的人與商業》、《孤獨的狂歡》、《網路創世紀》……等。而其它噪音，早已“爾曹身與名俱滅”。數字論壇這種數位化啟蒙中獨特的群星燦爛現象，是一種歷史現象。
許多人都在問我們，數字論壇到底是誰(或什麼)，而對我們自己來說，最大的困惑也正在這裡。
前些天在萬聖書園聚會，負責新浪“數字論壇”專欄的劉書，又提出這個問題。誰來寫一寫數字論壇？大家你推我，我推你，誰也不願接這“髒活”、“累活”。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凡問是“誰”或“什麼”，都屬哲學上最不好回答的問題。
我這裡說“數字論壇”是誰或什麼，只是我個人的視點，並不算數，大家公認或歷史說的，才算數。
數字論壇的邏輯回顧
在理性缺位的啟蒙中，技術成為替代：對現代性的一種新的反應立場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本性。所謂本性，就是問“是誰”或“是什麼”中的“誰”或“什麼”。現代性這個問題本身就具有歷史性，是在追究這個時代的“道”，即：什麼是這個時代“合理的”，或什麼是這個時代“將成為現實的”。其它問題都自然包含在這個問題之中，比如有現代性，才有現代化，才有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其它各種派生的問題。
“這一輪”現代性的核心，是知識。知識、有知識的人、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或換成其它大同小異的名詞)的興起，是這一次“現代”不同於上一次“現代”的特徵所在。對這一點，大約人們在經驗的認識上不會有太大的反對。但是，細究我們現在對“現代”文明的體認，竟未必與這種特徵相一致。傳統啟蒙者脫離這一主題，就脫離了正軌。
但凡兩個文明衝撞，新的啟蒙運動大抵就要應運而生。啟蒙運動的“功能”，就是把舊體系的破護帶打破，將其核心層，換成新體系的核心層，直到新體系有了自己的保護帶為止。
正如郭良所說，“要趕上世界的步伐，我們需要有理性指導的行動。”“這為我們展示了在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進步的過程中，‘方向性研究’的重要性。”“在瞬息萬變的資訊時代，失去方向的追趕無疑將使追趕本身失去意義。”數字論壇一開始，進行的就是“方向性研究”，也就是以體系核心層價值的批判性重建為特點的啟蒙。
“數字論壇”作為一種重建現代性的努力，正好處在“理性缺位的啟蒙”之中。(“理性缺位”只是一種比喻的說法，並不一定意味著當前啟蒙的目標和手段是傳統的“理性”，這裡的“理性”是指代合理的核心價值、終極價值。)這種理性缺位，不僅表現在現代化目標的社會選擇上，而且突出表現在作為中國啟蒙運動的代表――自由知識分子的失語之中。
記得1999年11月9日，以一位神秘人物為媒，數字論壇與中國老一代自由主義者舉行了一次“啟蒙問題討論會”， 面對面進行了一場關於啟蒙內涵的對話，對話集中了雙方所有代表人物。但結果卻是形成了“是85歲啟蒙35歲，還是相反”(一位老人原話)的代溝（數字論壇平均35歲，中國老一代自由主義者最老85歲）。李慎之的話非常有代表性，他就說：我是留洋的，但不懂電腦。我最關心的就是中國新的啟蒙。你們要超前，我主張與你們唱反調，主張中國學習西方文明是19世紀的文明，而不是20世紀的文明。直到昨天，在天則所第234次雙周學術討論會上，李慎之先生仍然一邊談啟蒙的主題詞“自由”，一邊以拒絕電腦、拒絕網路為榮耀。兩代啟蒙者的衝突，是對缺位的“理性”理解不同所致，它正好是兩輪現代化運動和和兩種語義的現代性之間發生衝突的具體表現。在我們眼裡，老一代啟蒙者的失語，是因為其賴以啟蒙的“理性”，脫離了第三次浪潮的新的文明背景。
胡泳曾用過一個意味深長的標題：“只有電腦才算時尚”。這裡說的時尚，實質應是指啟蒙的新精神、新理性、新潮流。我覺得，數字論壇內部，對一件事，有一種心照不宣的共識：一百年前，上一次啟蒙運動的頭炮，為什麼不是一部社會專著，而是談“技術”的《天演論》呢。這和對中世紀宗教起到瓦解作用的最初啟蒙，起於天文學，而非社會學，完全是一個道理。今天，在數字論壇的“原教旨”中，信息技術，從來就不是技術(就象外人所見那樣)，它是新“日心說”，新“天演論”，是用以啟蒙的新理性。《數位化生存》就相當於今日的《天演論》，胡泳就相當於今日的嚴復。
我曾在《技術革命的思想解放作用》一文中，指出過其中門道：技術的思想解放作用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先從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實證的地方開始，通過展現與舊思想體系截然不同的反例，瓦解傳統思想。當伽里略指著天空說“看吶，星辰不過是一些球體，而不是神靈”時。成千上萬卷教條堆起的宗教，就在那一刻轟然倒塌了。嚴復鼓吹進化論，不是為了科普，而是為啟蒙。其真意正如梁啓超所說：“數千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數萬里之世界，進化之世界……此意一明，於是人人不敢不自勉為強者為優者，然後可以立於此物競天擇之界。”
老一代啟蒙思想家，非常可惜，不能象理解哥白尼天文學、赫胥黎生物學的歷史作用那樣，理解尼葛洛龐帝所說的所謂信息技術，在向前啟蒙中替代“缺位理性”的歷史作用，而可悲地退向了歷史。
同樣，年輕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90年代以後的表現，同樣令人失望。他們好象在重大打擊下得了精神病的人一樣，永遠把思想定格在致病的那一刻，一遍一遍地用思想舔試傷口，變成理論上毫無進取心的“傷痕思想”。最為不解的是，不知是由於智商的原因，還是其它因素，他們象他們的前輩一樣，完全把自己閉鎖在歷史中，難以自拔，竟忽視了文明跨代中“沉舟側畔千帆過”的重要歷史變化。本來可以由他們承擔的現代化思想啟蒙，竟成了思想發展史中的一段空白。
對比之下，數字論壇的成員，集體採用了另一種策略。正如王俊秀總結方興東從詩人轉變為技術評論家時點破的：“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詩人，主要的使命不是去對一個籠統的權力話語進行道德主義批判，而是用自身的創造，建構一種包含新型文化內質的、具體的詩歌文本。”“如果一棵樹的生長一樣，90年代後期，方興東沉痛的詩歌已埋入地下，在世人眼中，他已變成當代中國最具權威的計算機業市場分析家。但我要說，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同一條路。我們為什麼不能把方興東對計算機業的熱衷看作是一種對新文明的先知先覺和對現代性的又一次探險？”“與拉丁美洲人一樣，探索詩歌的現代性，是和我們為實現國家的現代化進行的反覆的、多種多樣的嘗試並行的一種歷史現象。”
詩和技術，都不過是一種語言，一種表述方式。重要的是內容本身。而新老自由主義者恰恰忽略了這一點。忽視了內容本身的歷史發展。而新新人類快樂一族，又如何能理解數字論壇背後歷史的沉重呢？
在數字論壇成員看來很可悲的一點是，在世人看來，用技術的語言表述，變成了表述技術問題。好比把一個用英語說話的人，硬說成是教英語的。其實，技術對數字論壇而言，只是一種表現語言和表達方式。如同說“用英語表達”一樣，我們，在用“數字”語言表達。
正是由於自由知識分子在文明變遷中的集體失語，把一個前所未來的機會，推給了數字論壇，把它推向了填補啟蒙思想空白的歷史位置。這是我所理解的數字論壇產生的第一個歷史背景。
“數字論壇”是“誰”或“什麼”(二)
“數字論壇”的“數字”是什麼：天變，道亦要變
當我們面對同樣的話題，同樣的結論時，我們發現一種奇特的現象，當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幾乎整體脫離第三次浪潮考慮價值問題。好象第三次浪潮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在邏輯上沒有任何痕跡的存在一樣。和他們相比，如果說啟蒙就是自由主義，數字論壇的傾向要算自由主義，至少也是“新”自由主義。區別在於，所有自由主義者都從第二次浪潮看文明，而新自由主義者從第三次浪潮看文明。這就不光是一個用什麼語言來表述的形式問題，而涉及了實質的不同。
天不變，道亦不變。這話聽起來就等於說，天變，道亦要變。天變，對於我們來說，就是工業文明要變成信息文明；道亦要變，對於我們來說，就是用來啟蒙的理性也要變化。這種新的理性，是一種新的人性，它深深隱在一種“反方向”的技術背後。
郭良在寫作《網路創世紀》時，說得很明白：我們要做的，不是“對社會科學者講自然科學，對自然科學者講社會科學”。而是“用網際網路的技術人員從未有過的角度來探討技術、用哲學家從未有過的角度來探討人性、給普通人理解網際網路帶來啟示，這些就是創作本書的目標”。這也可以說是作為數字論壇前身的網路文化叢書的真實意圖。體驗在“技術”這個“天”之下的道，即人性，發現天變之下的道變，即人性之變，才是數字論壇本意的核心。
對數字論壇來說，技術不是技術，技術只是一種隱喻。隱喻的本體是新人性。
我希望大家讀一讀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愛比米修斯的過失》，他不是把技術當作外在於人性的東西，而是當作人性內生的一種本質。把技術與人生的關係，比成一種普羅米修斯原則(工具理性原則)與愛比米修斯原則(復歸原則)相混合的人性自身的矛盾。這接觸到了現代性的新的時代特點。
現象學發現，技術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時間，又遺忘時間，既使記憶成為可能，又導致記憶的喪失。
質言之，技術和知性一樣，是一種有待還原到本源的本質。現象學不光有經濟人理性的還原，還有技術的還原，甚至知識的還原。就完全意義的存在而言，人介於有無之間：一方面，他不具備所有，要通過技術增加宇宙原已存在的東西，補充自己的本質，把宇宙歷時歷在的潛在的本質作為自己現世的本質；另一方面，本質化的過程，注定是放棄現實存在更豐富的細節的過程，人要完全本質化，他必失去存在，而成為無(死亡)。
現象學認為：人類是雙重的過失――盜竊和遺忘(疏惑)――的產物；人類屬於被遺忘之類，只有藉助遺忘，人類才能產生。這是人類的源始性的缺陷，作為起源的缺陷。人類通過雙重過失，尤其是盜火，獲得神性，為不死的神設立祭壇。
就其實質來說，人類最主要的遺忘，是忘記人的目的。人們努力完善手段，甚至把自己都當作了手段，在增進人的本質的同時，遺失了本質之上的目的。與忘記(去目的性)相反的本性，是對手段的專注性，它使人們熱衷於發明創造。傳統技術具有和工具理性一樣的特點：同樣存在手段與目的的異化。人們為了自由而不自由，甚至忘記自由。
現象學認為：人類的普羅米修斯性質集代具性、技術之神、超前性(先知)和死亡意識(給人類帶來的期待和對終結的憂慮)於一身，時間是起源於技術的；人類的愛比米修斯性質集遺忘、反思或在落後或後知的意義上對存在進行理解(通過對過去失誤的反思獲得經驗積累)於一身。
到此為止，技術似乎只是一種理性，是與傳統啟蒙同路的“缺位的理性”的另一種形式。但這並不是思考的終點，信息技術與我們一般語義中的技術不同，它不是這樣的傳統技術，它是一種反方向的技術，一種通向人的解放的技術，一種可以和愛比米修斯原則一致的技術。
這裡有一個被粗心大意的人文學者們集體誤讀的盲區。傳統語境中對應的技術，是指技術理性，也就是工具理性，對應於哲學的知性。而信息技術是一種反方向的技術，不是牛頓和笛卡爾方向上的技術，不是固化現存秩序的工具理性，而是通向以“創新”為外表形式的生命理性。人文學者總是讀不穿技術這一層“殼”。在新文明中成為可憐地沒有穿“語言”衣服的“裸”思。
數字論壇成員致力釋讀的，是信息技術的這種“反方向理性”。通過這種“反方向理性”，人不是通向專制，而是通向自由；不是通向等級，而是通向扁平；不是通向抑制個人，而是通向個性解放。在“啟蒙問題討論會”上，數字論壇與老一代啟蒙主義激烈辯論的，正是這一點。
技術的演進，帶來新的天；人性的進化，帶來新的道。在這一語境下，信息技術與尼采式的詩語，有什麼區別嗎，我覺得至少在方興東、王俊秀等詩人出身的數字論壇成員心中，是沒有任何區別的。我覺得也沒有區別。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了解數字論壇的靈魂，才能了解它所以能激盪社會思想的力量所在。
這是我所理解的數字論壇產生的第二個歷史背景。
“數字論壇”是“誰”或“什麼”(三)
知識分子的立場
IT業，可以說是全是知識分子的天下，數字論壇強調“知識分子的立場”，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實際上，強調知識分子的立場，正在於保持數字論壇對於IT業的獨立性。
數字論壇，是一群人本主義者，集體“逃難”到IT領域借“光”(或借火、盜火)的產物。他們與IT本地的立場，既有相近之處，更多的是衝突。知識分子的立場，從本質上說，讓人從對於當下的執著中，體悟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然後再帶著這種觀照，重新回到當下一念之中；就是讓人從眼前和局部的現象中超脫出來，引導人們看到長遠和全局；從操作性的管理問題中，發現領導型的方向問題。
然而這個過程，始終伴隨IT業對數字論壇的誤讀。
批判性與世俗化的矛盾：“日常生產”批判與現實化操作
數字論壇的求道立場，決定了他們必須超脫於IT的現象之上，隨時保持一種“日常生產”批判的態度(相當於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批判)。他們所進行的IT評論，相當於馬爾庫塞的文化批判。但IT業是一個非常講究實際的地方，務實是一種主導的心態，這和這一行業的許多人來自自然科學領域有關。
如我在談論“信息是通向自由世界的橋樑”這一話題時引用的《蘇菲的世界》中的一句話：“我們需要哲學家，不是因為他們可以為我們選拔美皇后或告訴我們今天番茄最低價。(這是他們為何經常不受歡迎的原因！)哲學家們總是試圖避開這類沒有永恆價值的熱門話題，而努力將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永遠"真"、永遠"善"、永遠"美"的事物上”。 然而，講求實際的IT業，對於IT評論家的期待，卻往往是“為我們選拔美皇后或告訴我們今天番茄最低價”。這就帶來數字論壇一種天然的困境。而那些希望成為數字論壇成員，希望享受光環，但興趣卻在“為我們選拔美皇后或告訴我們今天番茄最低價”的人們，卻無法理解數字論壇的知識分子的使命所在。
“日常生產”批判，本意在剝離IT日常生產中“選拔美皇后”或“番茄最低價”與IT新理性的區別，顯示新理性的啟蒙意義，或者如郭良表述的，是在進行“方向性研究”。這就好比，研究天文學，不是為了計算星星之間的距離，而是為了證明宗教的虛妄，從而為樹立新教倫理掃平障礙。這和天文學家的立場，當然會有一定的距離。啟蒙對於天文學家的用途，頂多是對他選擇日心說還是地心說，給予價值“方向”上的指導。換成現在的情況是，對哪一個方向上的IT，更符合人性發展的要求，給予探究，並不是要具體算命。至於數字論壇希望超過IT領域進行社會啟蒙的意圖，IT人一般來說，是難以理解和諒解的。他們一般總是習慣性地以所謂“業界”的標準，來衡量數字論壇每位成員的價值。如果某一位的意見不具有立馬的可操作性，無論這個意見中包含了怎樣深入的價值判斷，都不容易被接受的。所以在IT業呆久了，數字論壇的成員，多多少少都要學會一些套路，儼然成了管理專家和可操作問題專家，其實只是相對於啟蒙戰略的糖果戰術。比如，如果我精確地“猜”出戴爾或IBM的招數，就能得到蛙然一片的喝采。但真的用內功去悟其中的道理，悟深了，反而沒人要聽了。
在知識分子最多的地方，拒絕知識分子的態度，就象生產信息技術的部門自己不用信息技術一樣。這是知識啟蒙特有的現象。見多了，就見怪不怪了。有一次，我看到網友說方興東“業餘”，方興東對此很坦然，我以為這就是一種知識分子的真正境界。這是有意的業餘。唯其業餘，才能看出囿於專業分工帶來的局限性；唯其業餘，才能以象詩人一般完整的人性態度，去解析異化的有限性，以及復歸的光明前景。從業界自身的立場上看，數字論壇越專業越好，而從知識分子的立場講，數字論壇越業餘越好。所以，數字論壇所有成員，都保持著一個IT之外的“本專業”(郭良是哲學，吳伯凡是宗教，方興東先是高壓電後是傳播學，胡泳是翻譯，劉韌是文學，王俊秀是法律等等)不去發揮，專把“數字”二字當作業餘領域發展，這是保持知識分子獨立性的需要。
其實，對於數字論壇這種知識分子態度，構成最大幹擾的。倒不是業界自身的世俗立場、入世態度，這些都是必然與合理的；也不是來自傳統理性的攻擊和冷漠，這些也都是必然與合理的，而是來自同行，這卻不是必然與合理的。正是一些同一戰壕戰鬥的戰友們，宣布啟蒙時代在IT業的“結束”，真正讓數字論壇在IT媒體中失去一個又一個陣地，一度甚至沒有立足之地。站在歷史高度認識，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認為問題的核心是：納斯達克股指暴跌，網路股泡沫，真的能結束啟蒙的歷史任務嗎？歷史和實踐都證明，這是不可能的。
從歷史經驗看，一場涉及大的文明變遷的相關思想啟蒙，怎么可能在短短三四年內完成任務呢？比如說，1840年開始啟蒙，指望1844年國人就“鹹與維新”，從此不問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是非，轉入埋頭拉車。怎么可能呢？1896年嚴復翻譯天演論，確實啟蒙了一批人，但直到清朝1911年被推翻，也不過是剪了個辯子而已，經過15年的啟蒙，國民性沒有任何根本性的改造。我們想在1997年翻譯《數位化生存》，2003年就宣布啟蒙勝利結束，豈不比赫魯雪夫宣布共產主義實現，速度還更快了一點？
戊戌變法失敗，不是啟蒙運動的完成，而是啟蒙運動的挫折。對納指暴跌，也應做如是認識。信息文明所倡導的新的理性的光芒，不會由於參與者非理性的一次失敗，而失去它的光明性。借戊戌變法打倒了光緒，也不意味著問題本身得到解決。相反，從實踐來看，宣布啟蒙結束的負面影響卻充分暴露出來。IT業在需要正確價值導向的時候，媒體卻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媒體作為公器的普遍墮落，最終是在害人的同時，害了自己。因此，當部落格中國出現後，在短短的時間內，數字論壇迅速收復失地，產生了巨大影響，而犯錯者最終還是犯錯者，這體現了歷史自身特有的邏輯。這一切只是說明，我們大家需要重新回到啟蒙的起點上來，共同前進，這才是數位化的真正力量所在。
“數字論壇”是“誰”或“什麼”(四)
信仰與科學的矛盾
最近，如果說有什麼文章使我深受感動，這就是劉韌的《我們信仰網際網路》。
對劉韌，人們有著太多的誤讀。有人說他“愛財”。我認為，只有取之有道，“君子愛財”沒有什麼不好。如果想用是不是“愛財”，來判斷劉韌是不是“君子”，則找錯了參照物。我一直非常推崇劉韌的筆法，對我的記者學生也總是推薦學習劉韌。這是一種大道無形的筆法，而我自己，還在“道可道”階段，非把什麼都直露地說出來。
然而，劉韌不輕易說自己有道，並不等於他沒有信仰和原則。正是由不輕易說什麼大道理的劉韌，說“我們信仰網際網路”，才更使我感動：
“窮人更窮，富人更富”的遊戲在創新領域卻不適用，在創新領域最稀缺不是資本，而是創新。納斯達克瘋漲到5000點又跌落到1000多點的歷程，正說明了資本之於創新的無奈與愛恨交集。網際網路是人類歷史上迄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也是人類迄今正在進行著的最重要的創新。資本追逐超額利潤的本性使之對網際網路趨之若鶩，但正在創新的網際網路並不能保證什麼時候能給予資本超額回報。儘管經歷了多次的血本無歸，但傳統領域平均利潤永遠無法滿足的貪婪欲望依然驅使著資本再次青睞網際網路。網易的股票曾經被納斯達克常時間踩在一美元以下，現在它又漲回到每股13美元。
市場很公平，最稀缺的一定最貴，網際網路上的丁磊最值錢，賣水的丁磊隨意可以找到。
這是劉韌的真實想法。數字論壇的每個成員，其實都屬於“信仰網際網路”的“我們”。
記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某個夜晚，我們一群工業社會的叛逆分子，在一個不通電話的山溝里，吃著山中抓來的羊，在憧憬著網際網路的未來。就好象在爬雪山過草地時夢想不著邊際的田園一樣。在我們看來，網際網路幾乎就是20年後的事。唯其遙不可及，才可以借想像變得十全十美；唯其與當下賺錢毫不相干，所以那時的思想不含一絲雜念。
記得那一晚，我們爭論得最熱烈的一個話題，就是人體數據機的利弊。我們大家一致“表決通過”認為，矽作計算機晶片不理想，該換成碳。但下一步就開始爭吵。我堅持應取消軟碟，用握手來代替拷貝。胡泳(還是郭良，記不清了)卻提出一個怪問題，如果兩個人碰一下就可以交換信息，那擠公共汽車時，一個急剎車，正好有一個白痴撞到你身上，把你的智慧都洗掉，換成了他的思維，該怎么辦？畢淑敏、劉蘇里等一屋子人都狂笑不已。不料如今，人體數據機的幻想，真的實現了，而且實現得這么快。
環顧四望，我又有一種深深的失落。僅僅經歷了納斯達克一個小小挫折，今天的人們就變得那么的“現實”，現實得不願信仰任何真理，現實得夜裡都不敢做夢幻想任何事情；今天的人們又是那么的浮躁，浮躁得任何“虛”事不願走腦子。我相信，當意義消失的時候，任何明天都不會出現，包括他們那么懇切而可笑地追求的金錢。
我一直認為，網際網路作為一場革命，骨子裡是浪漫的。浪漫的本質，就是對傳統神聖們的戰略輕慢；浪漫的本質，就是讓落後的東西死得很難看，不是山搖地動般的埋葬，而是不經意間的“踩扁”；浪漫的本質，就是為了求道，“不小心”賺回了大把大把的錢；浪漫的本質，就是敵人趁你不備舉起屠刀時，叫你“不小心”一揮手絹，竟跌下了萬丈深淵。……。唯有浪漫，才有創新，才能發現新的大陸。
對於啟蒙來說，信仰相當於體系的核心，科學相當於體系的保護帶。科學可以證偽，而信仰永遠不可證偽。從某種意義上說，存在一個信息文明、信息社會，對於數字論壇的每位成員來說，都只是一種“大膽假設”，是由“大膽假設”而直接獲得的信仰。我們只是“假設”信息文明為真，因為我們已從我們全部的經驗和生命直覺中，做出了終極性校驗，從此不再問它。如果假，也只是保護帶的問題，容我們慢慢商量怎么辦。如果歷史證明我們這個大前提假設錯了，就讓歷史把我們埋葬好了，我們不會找個地縫再鑽出來。這就是數字論壇作為啟蒙者的一種氣概。
啟蒙者要面對的，是大多數試圖用科學去證明信仰或真或偽的徒勞舉動。我們最常見的是，某某人跳出來，舉出一些極經驗、極局部、極細枝末節的保護層的“科學”道理，證明我們信息文明核心層的“錯誤”，然而下結論似地對我們輕率地一揮手：不許你爸爸出生！
而數字論壇所做的，無非是指出，你看這個，是新的現象，不歸你老子的；那個新的現象，不歸你老子的……，所有“保護帶”發生的“異常”現象加起來，可以向你證明，在新的異常現象“兒子”的背後，有一個不同於“你爸爸”的新的“老子”的存在。哥白尼當初是這么證明的，赫胥黎(嚴復)當初是這么證明的，胡泳今天也是這么證明的。雖然今天大多數人還不相信，但相信的人，顯然已經越來越多。這就是啟蒙的作用。
在數字論壇成員間，差異是存在的。比如，段永朝和早期的吳伯凡，總是在追問原邏輯、原文本的問題，在不斷打破任何固化的舊體系核心的權威。在做體系核心層的工作(或瓦解，或建設)。他們甚至有時對啟蒙本身，也抱有不信任的態度。主要是擔心新的權威並不比舊的權威好多少，甚至擔心權威不如不權威。他們無休止的核心追問，最終是要問出舊體系的馬腳來。而胡泳和劉韌採取的則是一種較“聰明”“省事”的戰術，象伽里略和赫胥黎似的，關鍵之處，也不跟你講大道理，只舉出一些實證的事實本身，告訴你，自己拿望遠鏡去看吧：天上的星宿，到底是不是神明？
一次閒來無事，數字論壇成員忽然議論起葉芝的詩來。葉芝形容舊體系的垮掉，總是轟隆一聲，因為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葉芝認為，將來錯誤體系的垮台方式，應是噓地一聲(意思以合法性為基礎)。有人說，不對，是哈哈一聲(象蘇聯垮台那樣旁觀看笑話)；最後郭良總結說，要按“數字”的方式，根本是什麼聲也沒有。
這是數字論壇的大音希聲。
“數字論壇”是“誰”或“什麼”(五)
數字論壇的歷史回顧
胡泳《數位化生存》：數字論壇的精神起點
《數位化生存》是數字論壇成員對歷史的第一個重大貢獻。它是當代的天演論，它的譯者胡泳，因此可說是當之無愧的當代嚴復。“數字論壇”思想起點的高度，一開始就定位在這裡。數字論壇的歷史地位，也應由此開始評價。
正如胡泳自己評價《數位化生存》說的：我覺得它的命運在中國有點奇特。其實這本書在國外並不算一本一流的書。尼葛洛龐帝雖然優秀，但基本上還算一個技術專家型的人物(從書中一整章討論人機界面即不難看出)，並不是一個多么深刻的思想家——當然在這本書里，他提出了一個深刻的思想，即我們生活的社會的基本構成要素正由“原子”變成“比特”。但這本書在中國適逢其時。一個朋友以《天演論》做了一番類比分析，我覺得很有道理。他說，《天演論》在當時的英國不是一本特別優秀的書，赫胥黎在英國的思想家當中也並不算舉足輕重之輩，但嚴復把《天演論》譯入中國時，中國恰好是因為要救亡圖存，“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念一下子就撥動了中國人的心弦。中國人覺得自己一定要圖強，拋棄貧弱。所以這本書反而成了那時候的“聖經”。
我覺得《數位化生存》的紅極一時跟這個道理是類似的。當然它在美國也是暢銷書，在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上呆了很久，尼葛洛龐帝也是一個一流的學者。它未必會是一本名垂千古的書，但它恰好在信息經濟進入中國的轉折點上，信息化開始在整箇中國經濟體系當中發揮作用，年輕人開始熟悉網際網路。再加上翻譯時，做了些“技術”處理，著意把它譯成《數位化生存》——可能中國從來都比較需要生存的討論，渴望意識到自己的不足。因為中國從來都有大國情結和憂患意識。中國人總是被奮發圖強的念頭所激動著。某些特殊字眼比如“生存”、“較量”總能挑動中國人敏感的神經。
在台灣，該書被譯為《數位化革命》；事實上，更準確的譯法應該叫《走向數位化》，出版社一開始要仿照台灣，用《數位化革命》做書名，但我竭力主張用《數位化生存》。並且將那段強調“生存”意義的話打在封皮上。
“數字論壇”是“誰”或“什麼”(六)
數字論壇的緣起
數字論壇的前身
在中國網際網路的"盜火"階段，胡泳翻譯的尼葛洛龐帝《數位化生存》在中國的傳播，就象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在中國的傳播一樣，是一個重要里程碑。
當時，海南出版社的藍峰找到張樹新，希望她支持尼葛洛龐帝訪華。張樹新為瀛海威的發展，在作著同樣的網路"傳教士"工作。為此正準備出資出版網路文化叢書。選題會在小湯山的一個別墅里進行，高紅冰是到會的唯一官員。我的印象很深，在叢書作者選定後，在張樹新邀請下，高紅冰自己帶著一台手提投影儀，用筆記本電腦放PPT給我們這些作者進行了第一次信息化啟蒙。沒過兩天，通知我們去聽"數位化信息革命"報告會，見尼葛洛龐帝。
原來，為了促成"數位化信息革命"報告會，一條線是通過一個叫張朝陽的人去找尼氏，一條線就是通過高紅冰以國務院信息辦名義給尼氏發邀請。高紅冰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事，1997年1月4日經與馬賓、張復良、王可、金吾倫等專家商討後，於1月8日，給國務院信息辦的兩位主任(當時主任是呂新奎副部長，常務副主任是郭誠忠)寫了《關於尼葛洛龐帝訪華有關問題的請示》。為了趕時間促成此事並及時向尼氏發出邀請函，高紅冰在雨雪交加的當天晚上，親自到郊外找主任匯報說服，敲定了此事。
1997年2月28日，國務院信息辦組織舉辦"數位化信息革命報告會"，邀請世界著名未來學家尼葛羅龐蒂先生訪華並作報告，高紅冰宣布報告會開始，各部門、有關研究機構、大學200多人參加了會議。通過這次報告會，產生了數位化衝擊波，數位化、信息化更加引起了各有關方面的普遍關注。
報告會至少產生了兩個副產品，一是由於中國政府高層次介入此會，張朝陽由此得到美國投資人更大的重視，對於愛特信(後來的"搜狐")的起飛，起了重要作用；二是對於以網路文化叢書為代表的中國自己的網路未來學的形成，為盜來火種的中國化，起到了推動作用。這是數字論壇的前緣。
數字論壇的成形王俊秀
據王俊秀回憶：
1998年8月的一個周末，我代表《信息產業報》邀請幾位關注信息產業的分析家和思想家在京郊舉辦了一次簡樸聚會。可以說那次會議正式達成了IT媒體由“新聞時代”向“分析時代”過渡的共識。“新聞時代”只是簡單的信息堆砌，“分析時代”才是真正把信息當成是一種資源來經營。為推動分析時代的到來，首先呼喚的是一批新的分析家。
會議結束後，我提議參會的每一個人回去都就自己對信息文明的看法寫一點東西。將近一個月之後，我在《信息產業報》上為這些人做了一個專題──封面文章的題目叫《分析家時代的來臨》。
應該說，我當時對所邀請的人員名單是動過一番腦子的。我之所以看重來自社科院的郭良與吳伯凡，是因為他們可以說是當代中國少有的對電腦文化有研究的純正知識分子，參與了中國第一套《網路文化叢書》的編寫。在基督教神學和社會理論方面頗有建樹的吳伯凡為人們構築了許多資訊時代的“大理論”框架，而哲學家郭良在《南方周末》上的返樸歸真的小品文，則讓人在捧腹大笑之餘接受了一種新文明洗禮。從《農民日報》到《網際網路周刊》，睿智的姜奇平似乎永遠沉緬於對未來的幻想之中，這種幻想常常會突破其文字的外表，表現為一種雄辯的激情。在中國IT界，姜奇平以“直接經濟”理論聞名，他是目前中國網路經濟理論的重要發言人。
在會上，來自山西的段永朝對發言權提出了質疑。段永朝提出：“作為用戶的過濾器，我們該如何說話？”，我深信，伴隨著這一問題，段永朝已深深陷於後現代社會關於權力與知識的思考之中。來自清華的博士方興東的一系列文章可謂給中國IT業寫就了一部大型的抒情史詩，讀方興東的文章，就如同經歷了一次心靈的風暴。劉韌則以一種“慢吞吞的激情”完成了對“知識英雄”的素描。不知怎么，面對劉韌，總讓人想起圍棋世界的少年天才李昌鎬。可以說，正是這些人構成了未來“數字論壇”的主幹。
數字論壇的定形
王俊秀回憶說：
段永朝認識胡泳是在奧林匹克飯店。那一天海洋出版社的主任編輯齊海峰約請大家出一套關於電腦文化與產業評述方面的書──就是今天即將出版的“數字論壇叢書”。也就是在那一次聚會上，大家提出，應該有一個類似編委會的組織，為中國社會的信息化做一些事情。因為當時張朝陽要邀請尼葛洛龐帝訪華，我提出能不能請尼葛洛龐帝做我們的顧問。後來，這件事情在姜奇平、胡泳的努力下成為現實。
在我記憶中，一共至少聚會了兩次，來討論這件事情。都是在北京奧林匹克飯店。
第一次的時間忘記了，聚會之前，本來的主題是出一套叢書，還根本沒想到要搞個數字論壇。數字論壇這個提議，是討論叢書名稱時，在多種方案中最後被大家一致選中的方案。既然有了“數字論壇”叢書這個名稱，何不真地成立個“數字論壇”。結果大家一拍即合。“數字論壇”就是這樣創意出來的。
這裡邊還有些插曲。先說叢書是怎么來的。出這套叢書的編輯叫齊海峰，與我有幾年的交情。我1997年前在《農民日報》的時候，他就盯上了。只要是為了約電腦維修技術方面的稿。後來形成了我主編的“直面電腦”叢書。叢書出齊後，已到1998年的秋天，齊海峰提出進一步合作。我不想再出技術叢書了，就提出，再出除非出一套網路文化叢書那樣的。他欣然同意，所以有了奧林匹克飯店的聚會。
我當時已經跟著高紅冰，調到了國務院信息辦。一方面通著網路文化叢書，一方面又通著IT分析家，因此主張將兩股力量擰在一起。將網路叢書在京原班人馬的全部，加上1998年8月《信息產業報》主編王俊秀邀請的全部IT分析家，合成一路人馬，作為出書的班底。這就是人員的來歷。
再說數字論壇的缺席者。奧林匹克飯店第一次會，實際圈定了數字論壇的“邊界”。有些人，純粹是因為打電話那天有事沒到，成為缺席者，從而無緣數字論壇，一是王小東、一是卜衛。網路文化叢書的組織者甘崎也是因為有事沒到，錯過了。
對第二次聚會，我有一個當時的電腦記錄：
1998年11月28日，數位化領域有影響的媒體知名人士聚集在北京奧林匹克飯店，就“數字論壇”進行了創議性的討論。
大家討論了數字時代媒體精英的地位和作用，一致認為IT技術將對整個社會文化帶來革命性的影響，媒體由中介演變為經濟和社會的中心和主要舞台，注意力將成為知識社會的主要資源，新的媒體精英擁有影響力這種知識社會的主要財富。整合社會的注意力資源，推動社會向數位化方面轉變，是我們的歷史使命。為了實現這種使命，與會者發起“數字論壇”。
1999年1月8日，《數位化生存》譯者胡泳正式代表“數字論壇”向世界著名的未來學家尼葛洛龐帝遞交了顧問聘書。
數字論壇是一個純粹的虛擬組織。最奇特的組織方式，是沒有領導人。誰倡議個事，大家同意去做，倡議者就是領導人，事幹完後，自動下台。沒有選舉和被選舉一說。不是法人，也沒有財務。但這么個“組織”，如何運轉呢？
我把這一點告訴唯一的顧問尼葛洛龐帝，他聽說數字論壇是這樣組織的，眉毛忽然一挑，覺得很驚奇。我就當時最發愁的事，當面問尼葛洛龐帝：“一個沒有領導的‘組織’該如何發展？”尼葛洛龐帝略一沉呻，回答說：“沒有領導，那就大家一起乾唄！”
這就是“數字論壇”的由來。
數字論壇成員
原薄一波秘書，香港《財富》雜誌總編輯關山，如此點評數字論壇成員：
王俊秀：山西人，中國政治大學法律系畢業。詩人。《信息產業報》主編，後任《網際網路周刊》執行主編。他的名言是：“建國以來，中國經歷了三次解放：1949年是革命的解放，1978年是改革的解放，今天則是知識的解放。”其著名有《知本家風暴》(合著)、《起來——挑戰微軟霸權》(合著)等。
方興東：清華大學高電壓博士，獨立評論家。“他寫IT評論，不到兩年就名聲鵲起。圈子裡面，方興東的文筆無人能敵。”(劉韌語)。“他充滿數字和非數字誘惑的浮世儈中，追求獨立的個人評論家。”(姜奇平語)。方興東著作頗豐，計有《還原——改變計算機生命的英雄》、《矽谷時代——創造計算機生命的英雄》、《騷動與喧囂——IT業隨筆》、《起來——挑戰微軟霸權》、《數字神壇——計算機業批判》及詩集《你讓我順流飄去》等。
郭良：中國社科院西方哲學研究學者，電腦與人文的“兩棲人”。先後為《人民日報》、中國社科院編寫過軟體，多次應英國倫敦大學、牛津大學、愛丁堡大學的邀請進行學術訪問。主編過《網路文化叢書》及在《南方周末》擔任電腦專欄作家。“雖然郭良是哲學學者，但IT領域留名，不是靠解釋世界的思考，而是對IT技術的先知先覺……。真沒想到IT業圈外的一個哲學學者幫忙做了技術啟蒙工作。”(劉韌語)。
劉韌：《計算機報》記者、作家。他的《知識英雄》、《中關村問題》等著述名楊四海。謙為IT忠實的“記錄者”。“他沒有擺出咄咄逼人的教導，也沒有陷入擦皮鞋的誤區，而是面對人物、提綱攜領，用素描的筆法，記錄這些人物的經歷、感悟和觀點……具備了第一手的真實感，為了解中國IT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留下一份寶貴的參考。”(方興東語)。
吳伯凡：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宗教學者，網路文化的啟蒙者之一，電腦文化理論大框架的構造者。主要著作有《孤獨的狂歡——數字時代的交往》、《電腦咖啡館裡的阿拉伯駱駝》等。“每一代人里，如果缺少了超越所在時代進行思想的人，將是十分遺憾的。吳伯凡對於媒體和人際交住的看法，在商業氣息彌慢的市民社會中，難得是將文化趣味提升到國際水準。(姜奇平語)”。“這個行業太感性、太功利，太現實。加點社會科學的智慧，加點人文精神，顯然更加可口，有雞尾酒的味道。”(方興東語)。
段永朝：山西一介書生、電腦“自由主義者”。對後現代社會關於權力與知識進行深入的思考。方興東稱他“理想，太理想了！許多東西只能在書本里尋找。但也因此可貴。”劉韌說他是“IT書生。段永朝的文章永遠帶有獨有的思辯和沉重”。而姜奇平說他是“一位充滿科學實驗精神的人。喜愛大膽假設問題，小心求證真理。”
關於姜奇平在IT方面的成就，可以列出長長的一個單子，這裡就不詳述了。關於他的特點，倒是“數字論壇”的同人議論有些特色，不仿引用兩段。“文思新穎、慧眼獨具，縱橫捭 ，宏論天下。文謅謅一介書生，活脫脫IT師爺。”(段永朝語)“作為經濟學家，姜奇平的理論能懂的沒有幾個，贊同他理論的人恐怕也不是很多，但姜奇平的意義在於開拓思路，提出問題。”(劉韌語)
就是這么一批數字文化的思索者，他們思想火花的撞擊，那就是出版了一套《數字論壇叢書》。不久，這批青年學者結成扁平化結構的、沒有任何領導者存在的“數字論壇”。他們宣稱：在即將到來的新世紀，媒體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中，是注意力與影響力的交匯點。作為IT媒體活動家和網路文化研究者，我們希望通過整合媒體的影響力，充分吸引公眾對數位化的注意力。為此成立“數字論壇”。
“數字論壇”是“誰”或“什麼”(七)
反對微軟霸權
反對微軟霸權，是數字論壇打得最凶、最響的一炮。
反對微軟霸權，產生了超出IT業甚至國內的廣泛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意義愈發深遠。因為它涉及的是知識經濟中比較接近根部的問題，即知識財富體系的路徑選擇問題。
和數字論壇的各種活動一樣，並非所有人都參加，參加者也有深有淺。我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認識到方興東那個高度，所以一開始沒參加。後來隨著戰火燃到智慧財產權，才加入進去。
我認為，作為當事人，方興東自己的描述最有權威性：
"這個產業缺乏平常心”
我在《南方周末》發表“維納斯計畫福兮禍兮”一文，在中國信息產業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實我只是說出了一些顯而易見的東西。捲入“維納斯計畫”爭議的中心，有些意外，壓力大得更是超乎想像。反映了這個產業存在很大問題。有人認為是我的文章使他很尷尬，把怨恨投到我身上，卻不會反省自己的行為本身。但我可以很坦然，雖然我不認為我的觀點就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裡沒有金錢，沒有偏見，是有依據的，我相信是站得住的。對這一產業的全局有把握，決不是一時的激憤之作。“維納斯”反映了這個產業還很初級。不但缺乏真正的分析頭腦，而且缺乏基本的平常心。這個領域機會很多，沒有專業限制。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競爭。
當我寫下一系列有關“維納斯”的文章後，我覺得有必要寫一本書，這就是《起來——挑戰微軟霸權》。在對微軟的關注和研究方面，在掌握材料的數量和質量方面，我還不知道有誰比我投入得更多，鑽得更深。因此我對自己的文章和書有著充分的自信和底氣。它是建立在自己對微軟、對產業的嚴肅、認真、深入的認識之上。更經得起事實的驗證和時間的檢驗。
“一本注定要被廣泛誤讀的書”
《起來——挑戰微軟霸權》是一本注定要被人們廣泛誤讀的書。首先它超前於產業形勢，絕大多數人對微軟、對壟斷了解甚少，缺乏切膚之痛(但不遠的將來會讓人們體會到的)。其次，本書的激情和觀點對這個時代來說，可能還是不能承受之重。幾顆飛彈能讓我們激憤幾天，卻不可能促成我們走向成熟。再者，對許多人來說，微軟是神話，是美國夢的升華，是他們茫茫一生中不可多得的明燈。而且，微軟是一股龐大的勢力，可以主導人們思想的方向，也可以有效禁止本書的影響。因此，從一開始，我就沒有期望太多的讀者，尤其是真正認真細讀的讀者。
誤讀是一本書的命運，實際上也是我們自己的命運。我不想尋找任何埋怨的理由，我只有繼續幹下去的動力。因為我相信，中國人的心理必將進一步健康成熟，可以承載越來越多的重量。
“微軟只是一個逗號”
微軟只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案例，自己已經跟蹤了近三年。但它不是我的唯一。《起來》只是自己的一篇習作，甚至不是我的重心。我的視野是整箇中國信息產業，當然首先要洞察全球信息產業。寫完《起來》，我開始全面思考“後PC時代”這一富有爭議性的概念。姜奇平喜歡叫“網路時代”，他比我站得高看得遠。“後PC時代”就是眼前這幾年的事，它是“PC時代”向“網路時代”變化的過渡期，是變革的鏇渦所在。我認為更有現實的研究意義。
我的另一關注就是“信息主權”問題。這是一個外延極寬的新概念。除了涉及產業問題外，還將衍生出“信息經濟學”、“信息文化學”、“信息政治學”等等。因為資訊時代不可阻擋，必將改變各個傳統領域。我們迫不及待地擁抱，但是目前為止，我們只是著眼於美好和積極的一面，而對資訊時代、知識經濟的潛在威脅和負面影響卻嚴重缺乏研究。
我們的對手遠比我們強大，而且他們是有策略、有計畫、有目的的。而原本處於弱勢的我們，反而沒有策略，只能越來越處於被動。信息主權的基礎就是技術的控制權和產業的主導權。沒有這兩方面的保障，就沒有資訊時代真正的國家安全，就會嚴重危及未來的國家主權。這個研究的根本著眼點就是國家利益。
“我的理想是成為一名IT思想家”
巨變的時代中，注定會有一批新穎的思想家應運而生。如果我們有幸落在巨變的中間，那我們就不能錯失時機。從自己這幾年的體會和目前產業形勢的觀察看來，我認為變化正在發生，變化的基礎當然是技術革命。一批最早敏感觸及技術的思想家，必將起到關鍵作用。這既是一個自然過程，是時代的必然；但又是一個人為過程，需要自身的使命感。
我的理想是成為一名IT領域的思想家。當然，要實現這個理想，自己必須沉積下來，必須厚實起來，必須培育自己的價值，必須不斷調整自己的定位。這是巨大的挑戰，但我會不斷努力。和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們一同努力。
“數字論壇”是“誰”或“什麼”(八)
知本家風暴
知本家風暴，是數字論壇的又一思想里程碑。
“知本”和“知本家”，如今已作為一個新的漢語辭彙，融入到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思想的血液中了。但對於數字論壇來說，它是一連串思想交鋒，匯合成的最後一個蘋果。
劉韌與中關村問題
知本家風暴，離不開中關村風暴。
今天的中關村問題，實質就是明天的中國問題。
問題的核心，是知識與資本的衝突。
被戲稱“ 《知識英雄》之父”的劉韌，曾在《中關村問題》上，下了不少功夫，有很強的追求。這份執著，曾有例為證：“數字論壇叢書”在奧林匹克飯店定封面時，劉韌對給他設計的封面很不滿意，雖然第二天就要付印了，他一定堅持推倒重來。為此，我很著急。正好，論壇的胡泳遲到了，我們大家發現，原來給胡泳設計的封面，是一個人躲在幕布後面，透過一個小孔，用放大鏡很實證地窺視著象徵中關村的一堆電腦部件。這不正是劉韌嗎？而劉韌原來那個封面，畫的是一個醜人，正合胡泳的《我們是醜人和LUSER》。於是，我們決定來個大調包。等胡泳來了，我靠在沙發上，不動聲色地說：告訴你，列印封面時，你和劉韌的，書名印顛倒了。這個故事，胡泳至今不知道。現在大家可以轉告他了。
劉韌對中關村問題的切入點，就象他封面上那個小孔，反映了他的“新寫實主義”風格。比如從他那裡聽到，有人說，“三個企業家找到三個科學家成就三個著名企業”：四通、聯想、方正。如今，王選正淡出方正，倪光南、王輯志分別離開了聯想、四通。人們一直在想誰對誰錯，這裡，一方面是作研發的，一方是做企業的，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知識和資本的矛盾。
劉韌說：資本會認為只要有資本，我會僱人，雇大學生，知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你沒什麼了不起，我可以根本不設你這個位子。技術人員會覺得，沒有技術哪來公司，沒有印表機技術哪有四通。
知本家與資本家衝突，從現實情況看，知本家面臨的多是個人的失敗。人們更多從個人恩怨方面去尋找原因。但劉韌說，這本書寫柳傳志和倪光南時，我們已預先感到信息商和知本家的衝突，包括梁冶萍和張樹新，還有馮天岳的悲劇，這些都要從體制上總結。我們需要從中看到體制的衝突，資本家和知本家的衝突，是“交鋒”的IT(信息技術)版，是IT時代的交鋒。
中國要發展知識經濟，不解決知識和資本的矛盾不行。
《知本家風暴》的偶然與必然
《知本家風暴》颳起得有點偶然。
在長城飯店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我第一個發言，介紹了中關村流傳的一個新興概念——“知本家”。在座的北京市一位領導擊節叫好，當場指示《北京青年報》以“知本家”為題做一篇文章。此時正逢繼深圳、浦東後，中國將樹立中關村旗幟這一歷史性時刻，北京市建立中關村高科技園的計畫呼之欲出。於是配照片的《知本家時代來臨》迅速見了報，算是中關村時代到來的一個報春信號，也由此帶來一連串的巨大反響。
在我接到的一串電話中，第一個來自《交鋒》的策劃者羅曉。他希望以“知本家時代”為主題，出一本關於中關村21世紀黃金大道的書。這就是《知本家風暴》一書的起因。書商，及其背後的市場，最先敏銳地覺察到時代風向的變化。
知本家風暴颳得其實並不偶然。
中關村時代到來這一歷史轉折的意義，披著一頭獅子般長發的王俊秀，看得很透徹，他激動起來的時候，象獅子一樣圍著我們的餐桌團團轉，讓人不禁擔心，他到底想吃飯菜，還是吃我們。
獅子一樣的王俊秀說：建國以來，中國經歷了三次解放：49年是革命的解放，78年是改革的解放，現在則是通過知識實現解放。
通過知識獲得解放的實質，是通過生產力實現解放。這個生產力的中心，是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科技。知本家風暴，實質是新生產力風暴，是解放知識生產力的革命。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集體為歷史指出什麼樣的發展新方向，留下什麼樣的歷史遺產，也許就取決於此。
小平同志曾多次提出，不要爭論姓社姓資，發展才是硬道理。而實際上，人們爭論太多的“偽問題”(王俊秀語)，從新左派到自由主義，完全脫離生產力來空談生產關係。他們感興趣的，無非是生產關係左一點，還是右一點。完全無視了人類歷史的新潮流——新生產力對社會的重新塑造：事實是，信息技術革命正改變人類歷史，信息生產力正作為這個時代最活躍的變革力量，改變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沿著這個方向看去，21世紀中國的主鏇律，正從深圳的改革、浦東的開放，轉向中關村的發展，不再就生產關係變革生產關係，而是藉助生產力的推動，深化改革，促進開放。在這裡，生產力才是第一位的問題，發展才是真問題；其它，都是第二位的問題，第二位的問題被當成第一位的問題，就成了偽問題。只有把蛋糕充分做大，才能為分好蛋糕創造良好的前提。中國的改革與蘇俄的根本不同，恰在於農村改革是從解放生產力入手破題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改革的根本經驗，不在於是否從農村開始，而在於要從生產力的突破開始，來實現生產關係的突破。今天，知本家風暴正給這種生產力主導的改革注入新時代的內容，通過新的生產力的突破，為生產關係的發展提供更強勁的歷史性動力。強調生產力，不是離開改革，不是單純技術觀點，而恰是在恢復中國改革的原教旨，恢復中國改革的本來面目，從而更好地推動國有企業改革，推進中國的全面改革。
人民日報評論員、《交鋒》作者之一的馬立誠，對知本家風暴有一個恰如其分的評價，認為它“可以對中國改革發揮推動作用。國企改革現在正處在徘徊階段，需要新的推動力，知本家代表著一個新興的生產力和利益集團，可以(對改革)起推動作用”。就生產關係談生產關係引起的徘徊，只有注入新型生產力的活力，才能打破僵局。
俊秀是數字論壇最具思想整合與策劃力的主將，他常常是一針見血，把一些爭論來爭論去的複雜思想，用一個簡單的框子裝進去。他說，在知識的解放中，知識分子作為主體的力量已出現，知本家，就是以獨立的力量出現的企業家和思想家群體。此前，知識分子在不同的時期，曾被冠以不同的稱呼：從小資產階級，到臭老九，到工人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知識分子總是比照、依附於其他人群來定位自己，總之沒有一個是本來的自己。“知本家”的提法之所以好，在於它剝離開了那些附加的東西，顯示出這個時代使知識成為獨立的力量，而且成為主流的力量這樣一種大趨勢。
在很久以前，培根說過“知識就是力量”，但在以往的時代，知識只有依附於土地或資本，才能借力發力，並沒有成為一種獨立的現實力量，一種主導性的社會力量。只有在今天，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了主流的生產力，知識分子才有可能走到舞台的中央。但是，這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不再是單純的精神產品的創造者，他既是精神產品和服務的創造者又是物質產品和服務的創造者；既是思想家，又是企業家；他既是精神的力量，更是現實的力量。這種不同於“知識分子”原有語義的知識創造者，用“知本家”這個詞，才能恰如其分地表達。王選、王志東、丁磊、張樹新、宋朝弟、王慶強等崛起中的中關村知識英雄，就是今日中國知本家的先驅或先烈。今天，微軟一個公司的財富，若按國家已排到世界第十位。也許用不了多久，西方七國就要面對和他們財富相當的知本家七人。世界政治經濟文化格局將被徹底打破，世界範圍的知本家時代真的要到來了。
知本家風暴，不僅是IT風暴，而且將會波及全社會，孕育新的思想解放運動。
《知本家風暴》這本書，可能給大家一個意外，原來在人們的視野之外，還有這樣一個可能成為主流話題的持續的思想論爭。
《知本家風暴》以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思想碰撞為線索，從政治、經濟、文化多角度歸納了中國從工業現代化走向信息現代化過程中的思想交鋒。
當新世紀的曙光，在舊世界的沙漠上方劃出通天霞光時，一場新啟蒙運動正在出現。在光明與黑暗，東方與西方的碰撞中，一個新文化取代舊文化的壯麗圖景，猶如摩西導演的出埃及記，正把沉睡於GDP原子中的現代古國，用比特來喚醒，重新開始艱難的跋涉。
數字論壇等主體力量，一直致力於中國的科技思想啟蒙工作。包括進行經濟學的解釋，直接經濟的分析；包括文化學的解釋，媒體中介理論的突破。遺憾的是，主流的經濟學家，對生產力背景的變化相當遲純，經濟學家沒有參加IT核心話題的討論，反而是企業家甚至流浪漢在提出未來數字經濟模型；作家和文化理論家抱殘守缺，仍站在網際網路的反面……。中國思想學術界正在信息革命中處於集體失語狀態，沒有在更高的文明序列上進行交鋒，知識理論的交鋒。這樣的工作早晚有人要做。
《知本家風暴》策劃人羅曉認為，之所以出現“知本家”這個概念，是因為“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已無法概括像王選、倪光南、張朝陽這些人獨特的時代特質與巨大的精神力量，是適時而生的。與“知識英雄”等一些頗具傳奇色彩的稱謂相比，“知本家”更學術化、系統化了。這裡的“知本家”指一種思想上的先鋒而非財富上的精英，是未來中國知識經濟、知識社會的代言人，具有一種時代感和前瞻性。
著名文學評論家何西來認為，“知本家”是一個“歷史性的大概念“，這個概念的提出無疑會在中國未來知識經濟的發展中留下記錄。（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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