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現象
教財時下，“要發財，出教材”之風，已經從校園蔓延到社會，道德教育要出教材，法制教育要出教材，廉政教育要出教材，職業培訓要出教材，職稱考試要出教材，尋找職業要出教材……教材紛起，名目繁多，奇思妙想，千變萬化，潛規則卻難以突破，有了權力和壟斷，教材就能生財。
教材存在暴利，一直以來並不算什麼秘密。雖然按國家相關規定，教材零售利潤不得超過5％，但零售商利潤遠遠超過這個點。前幾年，教材出版業數次進入“中國十大暴利行業”的年度排行榜。對此，有人形容：“要發財，印教材”，“印教材就印鈔票”。
三年前，《市場報》記者關注教材改革問題時，那一年全國有40多個教育廳局長因教材問題落馬；3年後的今天，全國因教材問題落馬的各類教育官員涉案數額越來越大，涉身“窩案”的官員越來越多。大中國小教材的暴利現象，已經成為全社會都知曉的“秘密”。
謀取手段
“關係也是生產力”，出版方若想獲得暴利，就必須依附權力。所以，誰有權，出版方就將教材發行“返點”（回扣）給誰，已是流行多年的慣例和潛規則。當下的教材發行“回扣”“行情”是：出版單位一般會拿出20%利潤中的5%~10%，作為有權力決定選用教科書的個人的回扣。一般一個省的教材配送的淨利潤在7000萬~8000萬元。據此計算，我們不難發現，教科書發行商每年支付的教材“回扣”堪稱天文數字，而且吃過教材這塊“唐僧肉”的妖怪也是不知其數。
導致原因
教財教材出版是黃金產業。有正當需求，有政策優惠，又有市場壟斷，不愁賣不出，只憂沒有“路”。一本教材的出版與發行背後往往有幾幫利益方都得到收益。
一、市場空間大
這些年，面對教材的暴利空間，許多逐利之徒紛紛染指。教材出版已經成為另類“高危行業”。在中國有2000多萬大中專在校生，還有1.8億中小學生，以及各類院校教師近2000萬人。數字顯示，國家每年發行的學生教材、教師教學用書的數量驚人，每年僅中國小課本就有1萬多種、80多億冊的份量，將近430多億元的市場銷售額。
二、強加給學生
教材是一筆巨大的財富資源，啟動這筆財富的奧妙就是權力和壟斷。在一些學校，教材買賣儼然已成壟斷市場。在國家規定的教材之外，一些人打著種種冠冕堂皇的旗號，層層行賄，把一些“規外之書”列入“規定用書”名目，向學生硬性攤派。把發行好處塞給學校，把經濟負擔加在家長的肩膀上，把這些“多半無用的書”塞進了學生們碩大的書包里。
三、部分壟斷機製造成
中國教材供應渠道一直是國家統一編寫、地區(院校)編印、地區分印相結合的多層壟斷體制。不可否認的是，利益瓜分方已經把這種壟斷體制撕裂成一道道口子。大到一些地區的教材收益可以被當地的教材管理方、關聯方、出版方、使用方等分層瓜分，小到一些學校的教材收益可以被學校的管理者和教職員工最後瓜分。
雖然在這幾年社會都在聲討教育亂收費問題，國家有關制止教育亂收費的領導講話、法規檔案陸續出台，但教材暴利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靠教材發大財”的利益集團依然我行我素，財源不斷。經年曆月、遙遙無期的教材管理改革，客觀上延續了“靠教材發大財”的利益集團牟取暴利的時間和空間。
影響
教材天價回扣暴露了教材價格的虛高，而虛高的價格無疑加重了學生的經濟負擔，尤其是對貧困學生及其家庭而言。
解決方案
令人生疑的是，當全社會都反映教材貴、很多學生因為拿不出昂貴的教材費而輟學的時候，教材出版壟斷行業卻一直在享受國家的政策優惠：國家財政部門從上世紀起，一直對大中國小課本出版環節的稅收，採取先征後退的政策，予以扶持。但是，壟斷行業的超額利潤，抵消了國家對廣大受教育對象的政策呵護。有識之士指出，“教材價格過高”的現象激化了社會矛盾，解決這個問題的難點是徹底打破行業壟斷，打開市場“暗點”，降低教材出版發行行業的超額利潤，才能從根本上降低教材價格，讓廣大的老百姓都享受到公平、公正、公開的國民教育優惠。
質疑
一本教科書，蛀蟲知多少？安徽教育主管部門在2010年8月27日批覆的檔案上，甚至還特意註明“不許公開”。他們怕什麼？為什麼教材說換就換？這裡邊到底藏著怎樣的秘密？
百姓心聲
既然教材發行返點潛規則盛行，既然回扣數額還是天價，相關部門就不能熟視無睹，等閒視之，而應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整治教材回扣亂象，或擠乾書價之水分。
一些學生和家長呼籲，國家應制定教材出版、發行管理法，把教材納入法制化、規範化管理體系之中，維護教育產業的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