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這本書可以有一個別名，叫做《圖洛克的個性化的轉移支付觀察》，研究生的總量經濟學或者公共財政書目應該包括這本書。
作者簡介
戈登·圖洛克，出生於1922年，是國際上最為重要的公共選擇經濟學家，著述豐富。他致力於將經濟學的理性分析方法引入政治決策過程的研究，研究領域覆蓋國家起源理論、官僚主義、獨裁、民主和法庭內部的決策行為等等。他最近的一個職位是在喬治·梅森大學的法和經濟學研究中心擔任教授。
目錄
再版前言
敲響收入再分配的警鐘——圖洛克《收入再分配的經濟學》中譯本序
第一章 再分配的理由
第二章 橫向轉移支付
第三章 信息與互投贊成票
第四章 慈善捐贈
第五章 混合情形
第六章 廣泛的福利還是窮人的福利
第七章 福利與養老金
第八章 醫療補助
第九章 失業保險
第十章 教育與慈善
第十一章 行政性轉移支付
第十二章 怎么辦，怎么辦
媒體評論
他在這裡不遺餘力地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再分配計畫，以一種尖銳的、動人的和個性化的方式。當然，這種目標也會使作者採取一些簡單化的處理方式，而這可能會使政策制定者過於馬虎地誤解了他為了徹底的分析而做出的可喜的討論。
——愛德華·埃姆斯，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經濟系教授
這本特別的書包含著許多有啟發思想的內容，討論了時下似乎無處不在的有關經濟平等的困境。其含義不僅關係到地區間的衝突，也對國家層面的問題頗具重要性，對國際秩序也帶來了疑問。這本書可以有一個別名，叫做《圖洛克的個性化的轉移支付觀察》，研究生的總量經濟學或者公共財政書目應該包括這本書。
——傑克亞當斯，美國阿肯色大學小石城分校教授
有兩種關於收入分配的無知：一種是，認為收入差距是很正常的事，不需要特別在意；另一種是，認為出於良好願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總是有益的。在中國，當前一類無知逐漸被拋棄的時候，對後一種無知保持清醒的認識尤其重要。這時，圖洛克教授的《收入再分配的經濟學》中譯本出版，可謂及時。
——陸銘，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書摘
第一章 再分配的理由
許多人認為，再分配就是劫富濟貧。毫無疑問，這種行為總是在發生，無論是在現代政府，還是在歷史上的各個政府中。但是在現代，對窮人的救濟只是政府所有轉移支付行為中冰山之一角。大多數轉移支付不是給了窮人而是那些有良好政治組織的群體。當然，對窮人提供幫助仍是現代社會各國政府的目標之一。“再分配”這個詞也包含了這個意思。如果我們把“再分配”擴展到指政府把資金或財富從一個群體轉移到另一個群體的所有現象，那么再分配就比普通的對窮人的轉移支付含義要廣闊多了。
在現代，再分配可能是大多數政府最重要的一項職能了。當然它也是政府的傳統職能之一。所有有記載的政府都或多或少擔負著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實際上，就像後面討論的那樣，政府成立的最初動機極有可能就是為了進行某種再分配。
儘管再分配在政府各項行為中占據著突出的地位，但這個領域的科學研究卻少之又少。人們收集了有關收入和財富分配方面的統計數據，並對如何改變分配方式提出了不同的建議。他們也對收入再分配的效率結果進行了研究。然而，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來看，對這個領域的研究都還遠遠不夠。
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是受一種觀念的影響，即再分配本質上屬於道德範疇，而不是科學要研究的問題。人們贊成或者反對某種收入再分配方案基本上也是出於道德的考慮。他們認為科學和道德是不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的。大多數人還認為科學應該為道德服務，這種觀念使得他們不重視建立在收入再分配方案基礎之上的科學研究。既然再分配方案是否合乎道德的要求取決於人們用哪種道德標準來衡量，那么人們就有了足夠的動機去贊成或者反對某些方案，而不再進一步研究方案本身了。
也許正是這種對道德的重視，使得大多數關於收入和財富再分配的討論都集中於一點，而這一點只是所有收入和財富再分配中的很少一部分。當然，大部分現代國家為了實現再分配的傳統道德目標，確實會在某種程度上幫助窮人。然而，毫無疑問這也僅僅只占政府整個收入再分配方案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在1993年的那一財政年度，美國花了很大一筆資金用於官方所謂的轉移支付。這筆資金足夠向處於社會底層的10%的人口每人支付大約40 000美元，或者是向處於社會底層的20%的人口每人支付大約20 000美元。這意味著屬於這兩種類型的一個四口之家分別能拿到144 000美元和72 000美元。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事實上，即使這兩種類型的群體沒有其他任何收入，僅靠政府的轉移支付就能處於美國的平均收入水平之上了。
在美國，窮人到底得到了些什麼，是很難說清楚的。因為美國有各種各樣的再分配方案，使得那些窮人有時候符合接受救濟金的要求，有時候又不符合條件。美國沒有一個針對所有人的普遍的收入保障方案，但對於不同的人卻有許多不同類型的方案。在美國一個富裕的州，一個沒有工作的婦女帶著三個沒成家的孩子居住在受補貼的住房裡，他們這種狀況甚至還沒有接近前面所說的那些數字，但他們的經濟條件也不是特別困難。
一個失業的成年男子，健康狀況良好，但他的失業保險金已經用完了，這可能使他再也得不到任何救濟了。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儘管其中有許多人長期吸毒，嗜酒如命，或者是精神狀況不穩定，但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應屬於上述的第二種類型群體。然而，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卻不能直接從政府那裡領到救濟金，因為他們不屬於政府發放救濟金中的任何一類群體。
我必須指出的是，美國沒有一個普遍的收入保障方案，雖然會在許多方面有不利之處，但這樣卻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在歐洲，失業保險金額更大，保險的時間更長，大量的人可以依靠失業保險金生活，從而沒有任何想找工作的意向。但是在美國，失業保險金額較小，很快就耗盡，這個事實意味著美國有較低的失業率。
讀者有可能會問，餘下的再分配資金去向如何，這本書的後面部分會關注這個問題。實質上，現代政府有個習慣，就是向老年人這種功能性群體進行大量的轉移支付，儘管他們並不貧窮。這個習慣從俾斯麥宰相開始就有了。我自己並不貧窮，卻從那些再分配方案中得到了許多轉移支付。我還是寧願他們只救濟窮人，包括那些年老的窮人在內。
除了這些常規的轉移支付之外，政府在許多方案中還會採取激進的轉移措施，把財富從社會的一個部分轉移到另一個部分。美國的工會組織竭力阻止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自由貿易，他們認為自由貿易會使資金從本國的勞動者手中轉移走。這種想法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即使一定量的資金會轉移到墨西哥人手中，轉移的數額卻並不大。然而，由於墨西哥對外貿易的效率極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平就會有所上升；同樣，美國的生活水平也因此而上升。鑒於墨西哥人比美國人貧窮得多，如果工會組織真正對收入的平均分配感興趣的話，他們無疑會對成立北美自由貿易區表示贊同。
更進一步地說，大部分政府支出給予人們的好處與他們所支付的稅收不成比例。就拿公共教育來說，一項主要由地方政府出資的龐大計畫，其受益人幾乎就是那些納稅人，但又決不一一等同。另外，雖然窮人能像其他人一樣，免費接受初等教育，但他們決不是主要受益者。
我不希望引起人們的誤解。在美國，窮人的確得到了大量的救濟金，但比起整個轉移支付的資金來說還相差甚遠。大部分轉移支付還是給了那些政治上組織良好、具有影響力的群體。
事實上，無論是在現代，還是在歷史上，政府進行收入轉移的主要動機都很簡單，也就是受益者們想要拿到這些錢，而且他們能夠憑藉自己政治上的權力，有的時候憑藉的是運氣，來實現這個願望。的確，在一個民主社會裡，即使窮人有選舉權，他們也明顯不可能從自己的選票中得到回報。
在學術上，有一個關於轉移支付的普遍的困惑。著名學者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對此進行了很好地闡釋。他說：“政策問題應首先考慮以補償的方式幫助不幸的人和弱勢群體：”
大多數人對政策問題的興趣，可能常局限於與自己相關的某些方面，從而有針對性地去做一些事情。他們不會花很多時間去考慮不切實際的道德觀念。在一些數量有限的問題上，他們可能有著強烈的道德觀念，因為這些問題的結果並不是實現了他們的利益。但是，對於一些被稱之為“生計”的問題，他們卻接受這樣一個道德標準：在政治上，為自己的利益著想，同時期望別人也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著想，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儘管學術界中的很多人試圖嚴肅地，而不是僅以個人立場，來對待分配問題。學生抗議學校收取高額學費，他們很不願意承認這樣做是為了給自己省錢。他們抗議，是為了維護那些更窮的人的利益。再則，教授維護自己的薪水，人們並不認為他們是在玩道德遊戲。但是，種菸草的農民關心自己家庭的福利狀況，卻不會引起學者們的興趣。
謝林的這篇文章有很大篇幅都是在討論，通過經濟政策把富人的收入轉移給窮人這種方式是否能夠幫助窮人。當然，謝林很清楚地知道，政府的大多數政策沒有涉及幫助不幸的人和弱勢群體，但這些政策卻維護大學教授、學生以及種菸草的農民等人的利益。這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到目前為止這種近似精神分裂式的收入分配方式充斥著文獻。
收入再分配的經濟學於是，收入轉移的動機更加複雜化了，而不是簡單地為了幫助窮人。從某種程度上說，大多數人都富有愛心，他們願意做出一些犧牲，去幫助那些境況比他們差得多的人。更有甚者，許多人不僅會向窮人慷慨解囊，還會因為某些原因而向他們喜歡的人提供幫助。
當然，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贈予構成了國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雖然這本書不涉及家庭成員間的相互贈予，主要是因為我首先考慮的是政府進行的轉移支付，但是卻舉了很多例子，贈送的財物是給了那些並不貧窮的人。英國女王是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她定期通過議會從英國人民手中拿到大量的錢，而人們對此卻毫無怨言。1963年，李·哈維·奧斯瓦爾德（Lee Harvey Os—wald）在達拉斯槍殺了蒂皮茨（Tippett）警官之後，不斷有私人給蒂皮茨警官的妻子捐款。然而有趣的是，有20多美元也捐給了瑪麗娜·奧斯瓦爾德（MarinaOswald）。同樣，在美國，各種各樣的政治組織，從山巒協會（保護自然生態的）（Sierra Club）到自由遊說（Liberty Lobby），也會得到很多捐贈。那些捐贈者是想要使整個國家受益。當然，在很多時候，一個人會把“使整個國家受益”定義為，對捐贈者也有利的某種特殊的政策，不過這恰好表明了人們的種種動機常常是混雜在一起的。在這本書的後面部分，我將詳細探究人們的多重動機。
雖然人們喜歡向別人提供捐贈，尤其喜歡向那些比他們境況差得多的人捐贈財物，但是這些行為似乎表明了，在大多數效用函式中，利他主義只是一個相對次要的動機。讀者可能會思考，在過去的一年中，人們到底會把收入中多大一部分贈予直系親屬以外的人呢?就算包括宗教捐贈在內，能捐出自己收入5%以上的人就已經很難得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