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這次收入“白銀時代叢書”的《撒旦起舞》（原名即《大師和馬格麗特》），既是布爾加科夫（1891—1940）的絕筆之作，也是他的傳世之作。人們慷慨地把讚嘆、褒揚、崇敬、愕然奉獻給這位偉大的天才。在這點上，俄羅斯文壇毫無虧損，反而因此而增添了一道特別明亮的光色。又過了二十二年，《布爾加科夫全集》問世，其中第八卷為《大師和馬格麗特》，編者增補了全部刪節部分，成為迄今為止唯一一部最完整的版本。此次中譯本即據此版本全文譯出（並取了一個新的中譯名：《撒旦起舞》），中國讀者亦終可一覽該作的全貌，欣賞到作家荒誕奇崛的文筆，神奇豐富的想像，怪誕辛辣的嘲諷，獷達不經的詼諧，敏銳犀利的目光和超然物外的冷峻。
長篇中，首先讓人愕然的是撒旦和他的幾個隨從的形象。他們形象醜陋，魔力無邊，把個莫斯科鬧得天翻地覆、雞犬不寧。他們是魔王和惡魔，但他們荒誕不經的行為中又透著幾多莊嚴和詼諧。而長篇中，最輝煌的篇章，則是馬格麗特和大師那生死相依、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及古羅馬總督彼拉多和耶穌那奇瑰雄渾、匪夷所思的神話故事。相隔兩千年的兩大悲劇，被布爾加科夫魔幻般地衍化為極富哲理的超逸。
應該說，這部作品是較之《百年孤獨》早寫成三十餘年的魔幻現實主義的開山之作。在形而上探求意義的層面上，雖不能貿然判定哪部作品更為深刻，但《撒旦起舞》被擱置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歷史的文學的走向雖無從假設，但倘若布爾加科夫當時被全世界所認識，所承認，魔幻現實主義的面貌也許便會是另一番模樣，帶著另一個民族的文化烙印了。
另一種集諷刺、幻想、現實為一體的所謂“綜合性散文”也是當時一些白銀時代作家的探索和嘗試。被譽為“語言藝術大師”的扎米亞京（1884—1937）早在十月革命前被派往英國學習造船時，便創作過《島民》諷刺英國社會。他把這種集象徵、幻想、現實於一身的手法，稱為“新現實主義”。而最成功之作便是“白銀時代叢書”所要介紹給讀者的他的《我們》（1920）。作品運用象徵、荒誕、幻想、意識流等手段，描寫一個發生在一千年後的幻想故事，敏銳地涵納著對人類未來的深沉思考，被世界文壇稱為反烏托邦三部曲之一。其他兩部便是赫胥黎的《美好的世界》和奧威爾的《1984年》。三部作品中，扎米亞京筆下的“靡菲”、赫胥黎的野人和奧威爾的“無產者”，都被認為是維護個性自由和人性尊嚴的代表。三部曲中，創作最早的是《我們》，後兩部，一部發表於1932年，一部為1948年，遠遠遲於扎米亞京的《我們》。奇怪的是，受《我們》直接啟發而創作的這兩部作品，名氣卻遠遠超過前者。這又能怪誰呢？當時那些“無產階級文化協會”和“拉普”的文霸們，動輒對一
些作家和作品揮舞拳頭、進行圍攻，加以莫須有的罪名，誰也難逃其咎。
其實，正常的文學批評是十分必要的，一部作品有時亦需經受時間老人的檢驗。尤其像《我們》這樣的作品，它不同於通俗的科學幻想小說，在扎米亞京的奇思異想中，在他那荒誕、怪異、恣肆、大膽的幻想中，往往隱伏著作者深邃隱秘的思想，隱伏著他的超前和預見。人們由於所處的時代、社會、環境的不同，抑或看問題的角度、方法、感悟的不同，對它們的解讀和評價便會大相逕庭。1948年，奧威爾的《1984年》出版，亦
曾引起激烈爭論，見仁見智，褒貶不一，原因亦在於此。當年，有的評論家曾批評奧威爾缺乏豐富深邃的思想及大諷刺家應具有的哲學上的超脫。認為他的想像是殘忍的，有時也很尖銳，但缺乏深度、敏銳和創新。我也有同感。至少，他的作品，明顯帶有冷戰時代西方文人對蘇聯社會和制度的殺伐之氣。
而《我們》則不同，它是扎米亞京“新現實主義”的頂峰之作，作品嶙嶙峋峋有著許多前人風範的積澱，又成功地運用豐富的藝術手段，集荒誕、象徵、夢幻、變形、變調、直覺、下意識於一體，以一篇恰似編織離奇動人的艷情驚險故事，描繪了千年後的人類社會。作者藉助超然物外的反諷和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寬容，把人類的生命意識放在玻璃城堡的圍困中，來構建他的悖論：道德與不道德、人性與非人性、美與醜。他認為，每個社會，包括他筆下那個幻想的、子虛烏有的、物質極大豐富、科技高度發展的大一統王國，都會有人性的大合理，但這種大合理的實現方式若以抹殺個性為代價，並怪異到正常的人們所難以容忍的地步，就會出現反抗，或須進行變革，或最終導致崩潰。這就使得作品超越了時代，成為一部啟示錄式的鴻儒大作。
作者介紹
布爾加科夫（1891～1940）Bulgakov，Mikhail Afanasievich
俄羅斯作家。1891年5月14日生於基輔一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神學院副教授。1940年3月10日卒於莫斯科。
作者的一生命途多舛
1909年至1916年期間就讀於基輔大學醫學系，畢業後還沒拿到證書，便作為紅十字志願者奔赴西南前線，很快又從前線被派往了斯科爾斯克鄉村醫院（位於斯摩棱斯克省），成為一名醫生。這一時期的生活反映在作家後來的《少年醫生札記》一書中。
1919年，布爾加科夫回到基輔一年後，被征入鄧尼金的志願軍任醫生，開始在北高加索報紙上發表作品，1920年徹底棄醫從文。
1921年，作者“身無分文的來到了莫斯科並想留下來”（自傳中所寫）。在莫斯科，作者為許多的報紙撰稿，固定的服務單位是鐵路工人的報紙《汽笛報》，在《汽笛報》報社，他解釋了許多有威望的人。1922年至1923年間，布爾加科夫有許多小品文、特寫和短篇小說不斷見報，還發表了中篇自傳體小說《袖口上的筆記》的片斷。
1923年至1925年間短篇小說集《魔鬼》、《不祥的蛋》和《狗心》（1987年才在蘇聯發表），諷刺現實中的反常現象，引起文壇注意。1925年，《俄羅斯》雜誌刊載了長篇小說《白衛軍》的前幾章，後來雜誌停辦，使讀者沒能看到小說的結尾。1927年至1929年才得以見到《白衛軍》的全貌，在蘇聯出版則是1966年的事了。
1926年，莫斯科藝術劇院上演了根據布爾加科夫的長篇小說《白衛軍》改變的話劇《土爾賓一家的日子》，該劇時而被禁演，時而又開禁。劇作者被扣上了一項十惡不赦的罪名。此後作者創作、改編的許多劇本都被禁止上演。
1930年3月28日，絕望重的布爾加科夫致函蘇聯政府提到，輿論界關於其創作的301條評論中，“讚揚的有3篇，仇恨漫罵的有298篇。”兩天后他有致信史達林說，“在蘇聯我成了俄羅斯文藝曠野上唯一一匹文學惡狼。有人勸我將皮毛染一下，這是一個愚蠢的建議。狼無論是染了顏色還是剪了毛，都絕對不會成為一隻捲毛狗”。
創作上被迫沉默，令作家難以忍受，但是他仍筆耕不輟，潛心於他最優秀的長篇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的創作。這部小說幾乎是從1928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940年2月，到作家逝世前一個月才結束。
內容簡介
布爾加科夫的代表作，用三條線索講述一個魔幻現實主義風格的故事：撒旦和隨從大鬧莫斯科；大師和馬格麗特的愛情；大師的小說：耶穌之死。目錄列表
第一部一 永遠別同陌生人交談
二 本丟·彼拉多
三 第七條證據
四 跟蹤追擊
五 格里鮑耶陀夫事件
六 果真是精神分裂症
七 不吉利的單元
八 教授和詩人間的論戰
九 科羅維耶夫的詭計
十 來自雅爾達的訊息
十一 伊萬的自相矛盾
十二 魔法和它的揭底
十三 主角出場
十四 光榮屬於雄雞
十五 鮑索伊的夢
十六 行 刑
十七 驚慌不安的一天
十八 不走運的造訪者
第二部
十九 馬格麗特
二十 阿扎澤洛的雪花膏
二十一 飛 行
二十二 燭光下
二十三 撒旦的盛大舞會
二十四 尋求大師
二十五 總督如何企圖解救加略人猶大
二十六 安 葬
二十七 五十號單元的終結
二十八 科羅維耶夫和別格莫特的最後奇遇
二十九 大師和馬格麗特的命運被確定
三十 該走了！該走了！
三十一 麻雀山上
三十二 寬恕和永久的棲身之地
尾聲
異文
譯後記
寫作背景
一九三0年三月二十八日，貧困潦倒的布爾加科夫給史達林寫了一封信，希望得到莫斯科藝術劇院一個助理導演的職位，"如果不能任命我為助理導演……"他說，"請求當個在編的普通配角演員；如果當普通配角也不行，我就請求當個管劇務的工人；如果連工人也不能當，那就請求蘇聯政府以它認為必要的任何方式儘快處置我，只要處置就行……"作為一位作品被禁的大師，布爾加科夫在驕傲和克服飢餓之間顯得困難重重，最終他兩者都選擇了，他在"請求"的後面沒有絲毫的乞討，當他請求做一個管劇務的工人時，依然驕傲地說?quot;只要處置我就行。"
同年四月十八日，史達林撥通了布爾加科夫家的電話，與布爾加科夫進行了簡短的交談，然後布爾加科夫成了莫斯科藝術劇院的一名助理導演。他重新開始寫作〈大師與瑪格麗特〉，一部在那個時代不可能獲得發表的作品。布爾加科夫深知這一點，因此他的寫作就更為突出地表達了內心的需要，也就是說他的寫作失去了實際的意義，與發表、收入、名譽等等毫無關係，寫作成為了純粹的自我表達，成為了布爾加科夫對自己的紀念。
這位來自基輔的神學教授的兒子，自幼靦腆、斯文、安靜，他認為："作家不論遇到多大困難都應該堅貞不屈……如果使文學去適應把個人生活安排得更為舒適、更富有的需要，這樣的文學便是一種令人厭惡的勾當了。"
他說到做到。無論是來自政治的史達林的意見，還是來自藝術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壓力，都不能使他改變自己的主張，於是他生活貧困，朋友疏遠，人格遭受侮辱，然而布爾加科夫"微笑著接受命運的挑戰"，就象一首牙買加民歌里的奴隸的歌唱："你們有權利，我們有道德。"
在這種情況下，布爾加科夫的寫作只能是內心獨白，於是在憤怒、仇恨和絕望之後，他突然幸福地回到了寫作，就象疾病使普魯斯特回到寫作，孤獨使卡夫卡回到寫作那樣，厄運將布爾加科夫與榮譽、富貴分開了，同時又將真正的寫作賦予了他，給了他另一種歡樂，也給了他另一種痛苦。
回到了寫作的布爾加科夫，沒有了出版，沒有了讀者，沒有了評論，與此同時他也沒有了虛榮，沒有了毫無意義的期待。他獲得了寧靜，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寫作。他用不著去和自己的盛名鬥爭；用不著一方面和報紙、雜誌誇誇其談，另一方面獨自一人時又要反省自己的言行。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迫使自己從世俗的榮耀里脫身而出，從而使自己回到寫作，因為他沒有機會離開寫作了，他將自己的人生掌握在敘述的虛構里，他已經消失在自己的寫作之中，而且無影無蹤，就象博爾赫斯寫到佩德羅-達米安生命消失時的比喻："仿佛水消失在水中。"
在生命的最後十二年里，布爾加科夫失去一切之後，〈大師和瑪格麗特〉的寫作又使他得到了一切；他虛構了撒旦對莫斯科的訪問，也虛構了自己；或者說他將自己的生活進行了重新的安排，他擴張了想像，縮小了現實。因此在最後的十二年里，很難說布爾加科夫是貧困的？還是富有的？是軟弱的？還是強大的？是走投無路？還是左右逢源？
（余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