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倫，G.G.
正文
英國詩人。1788年1月22日出生於倫敦破落的貴族家庭。10歲承繼男爵爵位,求學於哈羅中學和劍橋大學。成年後進入上議院，支持民主派，在討論懲治搗毀紡織機的失業織工的法案時，發言替他們辯護。他在學生時代即已開始寫詩,第2部詩集《閒暇的時刻》(1807)出版後受到《愛丁堡評論》的攻擊，詩人乃答之以《英國詩人和蘇格蘭評論家》(1809)一詩，初次顯示他的諷刺才能的鋒芒。1812年他的新作《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1、2兩章出版，風靡全英，詩人自稱“一夜醒來，發現自己已經成了名人”。 《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的動人之處，在於它結合了遊記和抒情詩兩者之長。它記錄了拜倫在1809年遊歷西班牙、葡萄牙、阿爾巴尼亞、希臘、土耳其諸國的印象，充滿異國風光；而詩中的旅行者哈羅爾德又是一個年輕的多愁善感的神秘人物，他自稱“早已知道人世最壞的事情”，暗示有過不可告人的罪孽，象是什麼也引不起他的興趣，而實際上他的觀察敏銳，對名城勝景、風土人情都頗多欣賞和詠唱。例如對於西班牙鬥牛的描寫便異常出色；同時，他富於正義感，同情各民族爭取自由的行動，對於暴君和異族統治者則加以抨擊，在第2章之末,他向希臘人民發出的反抗土耳其統治者的號召更激起全歐的共鳴。這一切又是通過音樂性很強的富於感染力的詩句寫成，因此不僅在當時顯示了浪漫主義新詩歌的魅力，就在今天也仍然吸引讀者。
以後，拜倫寫了一系列長篇敘事詩，如《異教徒》(1813)、《海盜》(1814)、《萊拉》(1814)，3、4年之內共寫了6首,都以東歐、西亞一帶為背景，都有一個富於叛逆精神、不惜與命運抗衡的主人公，都充滿浪漫情調，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使得原來擅長於這類敘事詩的蘇格蘭作家司各特自嘆不如，改而用散文去寫歷史小說。人們主要根據哈羅爾德和這些“東方敘事詩”的主人公而構築起所謂“拜倫式英雄”的形象。
拜倫鞏固了他在詩壇的地位，然而在社會上卻因私生活而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1816年初，他那結婚才一年的妻子忽然離去，接著提出分居的要求，上層人士對他的攻擊達到了高潮。他素來不喜歡英國上層社會的偽善和冷酷，現在又遭受毀謗，於是憤然移居義大利。
在義大利他參加燒炭黨的抗擊奧國占領者的活動，在詩歌創作上也進入更為成熟的時期。
首先，他寫了《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的3、4兩章(1816、1818)。它們仍然是記游之作，只是地區轉到了歐洲文明的中心，亦即比利時、法國、瑞士、義大利諸國，詩人的歷史感增強了，對周圍事物的興趣超過了對個人身世的感嘆，因此詩也寫得更為深刻。這裡有對於自由鬥士的歌頌，也有對於風雲人物如拿破崙的評論；關於滑鐵盧戰役前夕舞會的描寫至今為人傳誦，對於幾位啟蒙運動大師如盧梭、伏爾泰、吉本的追懷，給予詩篇以新的思想深度，而詩句也達到了藝術概括的新高度：
他精煉武器，筆里藏刀，用莊重的譏笑笑掉了莊重的宗教。這類警句的增多不僅表明拜倫原是18世紀英國詩人蒲柏的崇拜者，而且預示他以後發展的方向。
同時,他又在一個新的領域取得成就:詩劇。從1817至1824年的8年之中，拜倫完成了7部帶有劇本性質的作品。一部是以主人公的名字命題的《曼弗雷德》(1817)。作者自稱它是“戲劇性的詩篇”，寫的是阿爾卑斯大山深處古堡中的一個神秘人物的最後日子。他有廣博的知識，能夠呼喚精靈，然而卻只求速死，因為他犯了道德上的大罪，曾經造成了最愛的人的死亡。換言之，他並非浮士德，而仍然是一個拜倫式英雄。另外兩部是中古“神秘劇”的仿作，其中《該隱》（1821）一劇利用了《聖經》中該隱殺弟的故事，但把重點放在對上帝的指摘和嘲笑，因而劇本出版之後，引起了教會人士的激烈反對。該隱是一個叛逆者，但並不意氣用事，他認為人既有了理性，就有權自始至終運用理性，因此當魔鬼要他在知識和愛之間進行選擇的時候，他選擇了知識，亦即他要了解一切，包括死亡在內。這是一個遠較《曼弗雷德》有意義的主題，詩也寫得頗具魅力。
拜倫，G.G.對於如何寫詩劇，拜倫力主不向16、17世紀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等學習，而仿效法國新古典主義講究結構勻稱、情節集中的戲劇。在實踐上，他徘徊於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之間，後期他才寫出既有重要主題又能符合舞台要求的歷史劇。同時，他的詩筆也得到進一步的鍛鍊，寫出了許多好台詞，如曼弗雷德的沉痛獨白，該隱的窮究天人之理的詰難，法里埃羅公爵關於榮譽與權力的滔滔雄辯，都達到了新的藝術高度。
拜倫，G.G.後來，他又用八行體寫了諷刺長詩《審判的幻景》(1822)。原來桂冠詩人騷塞也寫有以《審判的幻景》為題的詩。騷塞一度是法國革命熱烈的歌頌者，現在卻寫這首詩歌頌剛死的英王喬治三世如何進入天堂，以討好王室。拜倫針鋒相對，也用相同的體裁，寫這個又瞎又瘋的英王如何在天堂的門口受到盤問和指責：他永遠同自由和自由人作對，國家與私人，臣民與外敵，一視同仁；他們只要喊一聲“自由！”便發現喬治第三是第一個敵人。（第45節）在詩的後半，拜倫著重指出騷塞的變節：他曾寫詩讚美殺國王的人，他又寫詩讚美一切國王；他曾寫詩擁護共和國，不論遠近，然後用加倍的仇恨將它們中傷。（第97節）騷塞的原詩在今天幾已無人一顧，而拜倫的仿作則超越當時具體的人和事而仍然傳誦，成為諷刺藝術的典範。
在創作上述詩劇和諷刺詩的同時，拜倫一直在寫一部巨著，即《唐璜》。從1818至1823年他離開義大利去希臘，共寫了16章又14節，約計一萬六千行，雖未最後完成，已是世界文學傑作之一。
拜倫利用早在歐洲流行的有關唐璜的傳說，加以改造，把主人公從浮華的貴公子變成善良的熱血青年，讓他在一度捲入婚姻糾紛之後離開西班牙東遊，途中遇到風暴和沉船之險，幸而游抵希臘一小島，遇上純真多情的姑娘海黛。然而牧歌式的愛情生活不久即以海黛死亡而結束，唐璜被賣入土耳其蘇丹後宮為奴，脫逃後參加俄軍進攻伊斯邁的戰役,由於建立功績得以去彼得堡,成為女皇的寵臣，最後奉命出使英國。這些情節是豐富多采的，其中仍然有遊記的成分。讀者通過唐璜的眼睛看到了從西班牙到俄羅斯的各種風景、城市、人物、事件，最後又從俄羅斯回到英國，對那裡的社交生活進行了細緻的觀察。同時它也有戲劇性的大場面，如搜房、風暴、沉舟、伊斯邁戰役，都寫得十分精彩。
在故事之中或有時在故事之外,還有作者的議論、說明、感慨、回憶、展望，象是一個曾經滄海的過來人在秉燭夜談;他略有幻滅之感,然而仍然關心歐洲大局；他抨擊虛偽、殘酷、專制、大臣和將帥的霸道、附庸文人的無行、商業資本的猖獗；而歌頌純真的愛情、正義的勇敢、起而為自由鬥爭的英雄氣概。他有時也宣告自己的決心：我要和一切與思想作戰的人作戰，至少在文字上，(如果可能，也在行動上。)(第9章第24節，引自查良錚譯文，下同)但主要是嘲諷，利用義大利八行體的特點，寫出通俗化的警句：帝王支配萬物，但不能變其性，而皺紋，該死的民主黨，絕不奉承。（第10章第24節）或者使用倒筆，如對在滑鐵盧戰役戰勝拿破崙而不可一世的軍閥惠靈頓的評論：“各族的救星”呀──其實遠未得救，“歐洲的解放者”呀──使她更不自由。（第9章第5節）這就使這首“諷刺史詩”不為唐璜的故事所限，而能對19世紀初年的歐洲現實廣為反映和評論，因而內容更豐富更有意義，寫法也更富變化，在口語體詩歌語言的運用上則更達到前無古人的高峰。
1823年初，從希臘傳來抗土鬥爭高漲的訊息，拜倫放下正在寫作《唐璜》的詩筆，毅然乘船去希臘一小島，參加希臘志士爭取自由、獨立的武裝鬥爭。他為希臘軍籌款、購械、調停內部糾紛，表現了政治家和領導人的才能。然而他的身體不支了。幾個月的勞累，一次又被大雨淋濕,他終於一病不起，1824年4月19日死於希臘軍中。
對於歐洲的廣大讀者，拜倫的行動是他的詩的最好的介紹，而他的詩產生了超過文字的影響，“其力如巨濤，直薄舊社會之柱石，餘波流衍，入俄則起國民詩人普式庚，至波闌則作報復詩人密克威支，入匈加利則覺愛國詩人裴多飛；其他宗徒,不勝具道”(魯迅：《摩羅詩力說》)。在西歐,則義大利、西班牙、德意志、法蘭西等國也莫不蒙受拜倫作品的重大影響，為自由和民族解放而鬥爭的志士更從拜倫的精神和行動中汲取力量。
他的影響也遠被中國。在20世紀之初,蘇曼殊、馬君武、胡適相繼翻譯《唐璜》第2章中的《哀希臘》歌,在知識界傳誦一時。魯迅的《摩羅詩力說》是第一篇論述拜倫及其影響的重要論文。後來拜倫的一些抒情詩和敘事詩也譯成中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他的作品的中譯本更多，他的思想和詩藝也得到了研究。他的傑作《唐璜》也在1980年有了一個用格律詩體翻譯的新譯本，它標誌著中國在文學翻譯和拜倫研究兩方面的新成就。
而在英國,拜倫的文名處於不穩定狀態。《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和“東方敘事詩”曾是風靡一時的暢銷書,但以後的作品則引起了爭論,如《唐璜》被認為“不道德”，《該隱》被斥為“離經叛道”。20世紀20年代，現代派的批評家又貶低拜倫運用語言的能力，認為他粗而不精，但是仍有眾多的讀者喜愛拜倫。近年來文學批評界的意見已漸趨一致，即認為拜倫詩路廣，幾乎每種詩體皆有佳作，而他的特長在於諷刺，善於運用亦敘亦議的體裁；在以口語入詩這一點上無人能及，而他的最卓越的代表作是《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審判的幻景》和《唐璜》。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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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Auden,“Don Juan” in The Dyer's Hand, London,19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