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義背景
招商局，原名輪船招商局，是1872年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為解決清政府漕糧運輸困難而設立的官督商辦企業，也是中國近代自辦的第一家民用航運企業。總局設在上海，開局不久，便在沿江海開設了南京、漢口、香港等19個分局。國民政府成立後，對招商局實行接收管理，改名國營招商局。招商局作為當時國內最大的航運企業，承擔了國民政府大量的民運、軍運任務。抗日戰爭勝利後，招商局一方面接收了大量的敵偽船舶，另一方面還向美國、加拿大等國購買了一批戰時剩餘船舶，國民黨官僚資本在招商局急劇膨脹，招商局的貨運量、客運量大幅度上升。然而，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下，招商局的主要運力幾乎全部被用於承運軍隊和美國政府援助國民黨打內戰的軍用物資。
二戰後，中國航運業迅速發展，海員工人已發展成為一支龐大的產業工人隊伍。但由於國民黨政府的殘酷搜刮，物價輪番暴漲，廣大海員的少量航海津貼抵擋不了飛漲的物價，生活不僅沒有提高，相反地卻越來越惡化。其長年拋家離舍，工作環境惡劣，勞動強度大，勞動安全得不到保障，還要受國民黨軍隊的打罵，生活境地極其悲慘。大批在抗日戰爭中出生入死的中國海員，儘管他們在戰時運輸中建立了舉世公認的功勳，但只要對國民黨的高壓控制表示不滿，稍不服從，就會遭到失業的厄運。
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為了搶船逃命，劫掠人民財產，由國民黨京滬杭警備司令部總司令湯恩伯頒布了《非常時期國營招商局實行軍事管理辦法》，規定不準船員離船，不準船員有任何額外要求。對不服從國民黨管制辦法的海員，要依照《戒嚴法》軍法懲處。在運送國民黨軍隊過程中，國民黨軍隊在船上搶吃船員一伙食，對船員隨意體罰、訓斥、毒打。這些海員工人為抗日戰爭和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出生入死，戰鬥在運輸前線，剛盼到祖國的光復解放，又被國民黨推到內戰的深淵。為維護自身利益，海員紛紛發起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罷工鬥爭。
1949年2月，蔣介石預感到行將垮台的命運，一面布置湯恩泊死守上海，一面命令傘兵部隊撤到福建、台灣，並準備調傘兵三團一營作為自己的警衛部隊。但是在傘兵三團駐防南京時，團長劉農?就已經和中共地下黨員建立了秘密聯繫，並開始了傘兵三團的起義發動工作。4月13日晚，滿載國民黨傘兵的招商局“中102”駛出長江口，奉命開往福州途中，傘兵宣布起義。船員們對國民黨的統治早已強烈不滿，看到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解放軍渡江之勢迫在眉睫，從心中感到，能得此機會隨同傘兵一起起義奔向解放區，實在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在船長的分析與部署下，船員們決定配合傘兵行動，把船開向解放區連雲港。“中102”登入艇配合國民黨傘兵第三團在海上的起義，拉開了招商局海員工人擺脫國民黨統治的鬥爭序幕。
起義經過
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迫近長江，蔣介石為保存實力，捲土重來，準備用招商局的輪船，把他的殘餘部隊撤退到海島上去。3月，國民黨把招商局一分為三，開始向台灣和香港撤退。由招商局董事長徐學禹、副總經理韋煥章帶一批人去台灣，將原來的台灣招商局改為台灣招商局總管理處，將所有的萬噸自由輪和大噸位船舶集中到台灣基隆港。由俞大綱、曹省之率一批人去香港，成立華南招商局總管理處，接受台灣指揮，加強對華南、包括香港在內的招商分局的領導；由胡時淵、黃慕宗等留守人員成立上海招商局應變小組，按照國民黨應變部署，從1949年3月開始採取應變措施，將一部分船先行開往台灣，再組織一部分船從上海裝運國民黨軍隊物資撤退到台灣，並將一部分海外船舶集中在香港待命。在國民黨的安排下，當時被劫持到台灣的輪船共125艘，35.6萬噸。其中，招商局的船舶就有26萬噸；撤到香港的船舶共72艘，3.6萬噸。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招商局被人民解放軍接管。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組織恢復招商局的航運，一方面也關心著被國民黨劫持到海外的海員，將赴台海員的家屬組織了起來，成立了縫紉組、洗衣社，生產自救，並動員家屬給在海外的海員寫信，報告上海的生活情況，動員他們回來。
一直和共產黨地下組織保持聯繫、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為保護局產而鬥爭的招商局總經理胡時淵、總船長黃慕宗共同起草了一份通電，發給招商局各海輪，號召他們起義歸來。電文如下：“上海解放後，軍紀嚴明，人心安定，市面穩定，你們的家人均告平安，盼望你迅速駕船回上海，與家人團聚，並盼將到滬的船期先行電告。” 招商局“海遼”輪的船長方枕流和中國共產黨員劉雙恩一直有著密切的聯繫，在劉的影響和引導下，方枕流對起義一事積極籌劃。1949年9月19日，經過縝密的計畫，海遼輪在船長方枕流的指揮下，在從香港赴汕頭應差途中起義，連夜偽裝船身，駛向菲律賓海峽，繞道太平洋，經過九天九夜的航行，駛向了中國東北港口大連。
起義成功後，旅大市領導將“海遼”輪全體船員接到大連市，召開了盛大的歡迎會，設宴招待全體起義海員，祝賀“海遼”輪首舉義旗成功。方枕流代表“海遼”輪全體船員，請旅大區黨委轉交給毛主席一件全體起義船員在航行途中精心設計、製作的紀念品。這件紀念品是由舵盤與救生圈模型組成的，銅板上刻著“敬獻毛主席：你是新中國的舵工，你是人民的大救星。”中間刻有全體船員名字。接著，“海遼”輪全體起義船員發表了告國民黨招商局、台灣航業公司及各官僚資本輪船公司海員的公開信。信中號召：“諸位，快些覺悟，把船開回來吧！不要遲疑了。”10月24日，毛主席復電祝賀“海遼”輪方枕流船長和全體船員起義成功。電文如下：
“海遼”輪方枕流船長和全體船員同志們：
慶賀你們在海上起義，並將“海遼”輪駛達東北港口的成功。你們為著人民國家的利益，團結一致，戰勝困難，脫離反動派而站在人民方面，這種舉動，是全國人民所歡迎的，是還在國民黨反動派和官僚資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長、船員們所應當效法的。 毛澤東 1949年10月24日
“海遼”輪起義，是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直接領導的第一艘海輪起義。“海遼”輪的成功起義，在全中國的海員思想上引起了巨大震動。1949年10月初，“海遼”輪發出通電，號召招商局及其他官僚資本輪船公司被劫各輪的海員，早日駕船開回祖國大陸。
離開祖國大陸隨船駛達香港的海員，時刻思念著大陸的親人。特別是全國解放的大好形勢和“海遼”輪起義，在留港海員心中引起了巨大震動。他們逐漸認清，出路只有效法“海遼”輪，投向光明，起義回國。在這樣的形勢與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決定把香港招商局負責人湯傳篪、陳天駿等人爭取過來，策動香港招商局起義，脫離國民黨腐敗統治。
1949年4至5月間，南京、上海相繼解放，國民黨政府撤往廣州，招商局的70多艘船舶撤到台灣，部分船舶集中香港。中共香港地下組織根據黨中央指示，對國民黨政府駐港企事業，包括香港招商局積極進行統戰工作，並對發動起義作了研究和部署。起義的方針定為：一、爭取儘可能多的船起義，不要一條船一條船地搞。二、因為船長有司法權，先做船長的工作。策動招商局停泊在香港的輪船起義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做上層工作，一方面做船員工作，以做好各船船長工作為主。
在中共香港地下組織的宣傳與引導下，香港招商局上層職員中，形成了以湯傳篪為核心的起義領導力量。在他們的努力下，越來越多的招商局船舶以各種名義陸續集結香港。在船員中，他們又發展了一批起義積極分子。
此時，在香港招商局的上層人士中，起義、動搖、反起義各方面力量的鬥爭日趨激烈。招商局董事長徐學禹常往來於台灣、香港之間，他的思想彷徨猶豫。當人民革命勝利形勢高漲時，他傾向人民的情緒也隨之高漲。他意識到，這洶湧澎湃的人民革命大潮，是任何人也阻擋不住的。因此，徐學禹做了一些既不得罪國民黨，又對起義有利的工作。他曾悄悄地對陳天駿說：“我願把招商局的船全交給人民政府。”
香港招商局的經理陳冠澄是陳誠的弟弟，他在香港招商局掌權，無疑是香港招商局轉向人民的一個重大障礙。於是，徐學禹說服陳冠澄辭職，改做顧問。不久，又安排陳冠澄回台灣。這就為香港招商局起義清除了重大障礙。隨後，徐學禹提湯傳篪代理香港招商局經理，陳天駿為香港招商局副經理。1949年9月，徐學禹交給湯傳篪20萬元港幣，讓他經營香港招商局。在他的安排下，招商局華南辦事處主任曹省之、副主任俞大綱、李平山等人相繼調任，大大增強了香港招商局的獨立性。徐學禹這樣的安排，使香港招商局的實權落在湯傳篪、陳天駿手中。這對他倆利用所處地位組織起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為以後順利起義鋪平了道路。
1949年8月，上海招商局的各項工作已逐漸恢復正常，逐步將工作重點轉移到運輸業務方面。這時，上海煤糧運輸業務很重。招商局領導僅有的兩萬多噸舊船，擔負不了如此繁重的運輸任務。根據這種情況，於眉、胡時淵、黃慕宗商量，決定派陳邦達到香港爭取船隻回滬。
陳邦達到香港後和陳天駿、湯傳篪共同商定了準備起義的四條原則：表面上與台灣不分裂；找適當藉口扣留來香港的船舶；維持南洋業務，儘量將船出租，以增加收入；對船員加緊宣傳發動工作。
到1949年12月，停泊在香港的招商局輪船，已有“海康”、“海漢”、“海廈”、“鴻章”、“林森”、“教仁”、“蔡鍔”、“成功”、“鄧鏗”、“登禹”、“中106”、“民302”、“民312”等輪共13艘。起義的準備工作已基本就緒。對此，台灣當局異常驚慌。據香港《大公報》揭露，國民黨公開通緝留在上海的胡時淵、黃慕宗、陳邦達，擬派船務處長王鶴到香港直接控制香港招商局，徐學禹也動員陳天駿離開香港。
起義與反起義的鬥爭已日趨白熱化。為此，陳邦達趕回上海匯報了香港招商局的情況。根據當時的鬥爭情況，黨組織指示，必須立即召集在港招商局各輪船長共商大計。12月29日，香港招商局在思豪酒家36號房召集留港船長開會。到會的各輪船長，預感到大家嚮往已久的重大事件就要發生。陳天駿向大家宣讀了一份台北招商局的電報。大意是：英國政府可能要承認中共政權，在香港的船舶要速開回台灣。繼而，陳天駿又介紹香港招商局已與北京建立聯繫，叫大家把船留在香港，準備起義。陳天駿說：“大家知道，‘海遼’輪起義開到東北解放區。‘兩航’飛機也走上了起義的道路。我們也要把船舶保護好，等待時機，效法‘海遼’，把船開回祖國大陸。上海招商局已派陳邦達船長來香港。但目前對外還暫時不能公開宣布起義。一方面為了防止敵人對輪船破壞，另一方面還要爭取更多的船來香港參加起義。”陳天駿分別宣讀了上海招商局電文和台北招商局總管理處電文後，問：“大家態度怎么樣，請大家表態。”“海廈”輪船長王俊山、“蔡鍔”輪船長左文淵、“教仁”輪船長羅秉球、“鴻章”輪船長蔡良、“民302”輪船長谷源松、“民312”輪船長張事規、“海漢”輪船長朱頌才、“登禹”輪船長沈達才、“林森”輪船長楊惟誠以及香港招商局副經理陳天駿等，立即在宣言上籤名，表示了起義的決心。“成功”輪船長徐漢卿、“鄧鏗”輪船長劉維英亦表示堅決擁護起義。根據黨組織指示，當時英國政府正在與我政府進行外交談判，各船在起義問題上不要操之過急，待英國政府正式宣布承認我國時再宣布起義，免遭意外挫折。會後，大家對會議內容絕對保密。
1950年1月5日，英國正式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發來電報。周恩來總理髮布命令：“令駐在香港的原屬國民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切政治、外交、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僑務等機構的主管人員及全體員工，你們務須各守崗位，保護國家財產檔案，聽候接收。嚴禁反動分子有任何偷竊、破壞、轉移、隱匿等情事。原有員工，均可量才錄用。其中保護國家財產有功者，將予以獎勵；有偷竊、破壞、轉移、隱匿等情者，必予究辦。”電報使船員們倍感祖國的關懷，革命熱情更加高漲。
香港海員工會派人到各輪宣讀周總理命令，招商局船員決心回響周總理號召，保護國家財產。中共地下組織也在緊張地進行香港招商局輪船起義前的準備工作。1月11日，香港招商局作了人事調整，宣布由湯傳篪、陳天駿、周魯伯負責全局工作。華東財委香港工委的劉若明、陳明和吳獲舟，集中在華南分局香港工委書記張鐵生家中，匯報起義的發動情況，研究起義行動具體步驟。《起義宣言》起草出來了，換旗問題決定了。鑒於起義時機已經成熟，1月10日，吳獲舟、劉若明、湯傳篪、陳天駿等人在運通公司研究起義日期，決定上報中央，後中央批准香港招商局輪船於1月15日宣布起義，將起義聲明見報，改懸五星紅旗。
1950年1月15日早晨8點，在香港招商局辦公大樓的樓頂、招商局的倉庫、碼頭上空，同時升起了五星紅旗。在“海康”、“海漢”、“海廈”、“鴻章”、“林森”、“教仁”、“蔡鍔”、“成功”、“鄧鏗”、“登禹”、“中106”、“民302”、“民312”等13艘輪船的甲板上，各輪船長率領全體船員，莊嚴肅立，舉行了隆重的升旗儀式。隨著莊嚴的鐘聲，鮮艷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十幾面五星紅旗在香港上空同時升起，汽笛齊鳴，全港轟動。香港招商局暨留港的13艘海輪539名員工，向全世界莊嚴宣告：我們這些海員起義了！起義員工相互祝賀，激動得熱淚盈眶。從這一天起，他們回到祖國懷抱里來了。
當天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對起義登出了大幅報導，並刊登了香港招商局及招商局全體留港船員《告被劫持在蔣黨區的招商局海員兄弟書》，號召被劫持到台灣的招商局海員起義歸來。
在起義以後的幾個月里，中央駐港組織和招商局海員在保護船舶、順利駛回大陸方面同國民党進行了艱苦的鬥爭，終於勝利地將13艘輪船駛回祖國。周恩來總理，交通部章伯鈞部長，曾先後致電湯傳篪、陳天駿經理及全體起義員工表示慰勉。此13艘輪船船總噸數為25833噸，載重量為31133噸。這些輪船駛回祖國，為新中國的人民航運事業增加了一批新的力量。
香港招商局及13艘輪船海員的勝利起義，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被列為1950年世界十大新聞之一。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海員進行的一次愛國的、革命的行動，是中國海員為擺脫國民黨的腐敗統治而進行的殊死搏鬥。在這場波瀾壯闊、艱難驚險的偉大鬥爭中，湧現出一批熱愛祖國、熱愛中國共產黨、堅持正義、大智大勇、可歌可泣的海上英雄。他們是中國海員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精英。
起義歸來的海輪，成為新中國建國初期華南地區的重要運輸力量。當時，美國政府配合潰逃到台灣的國民黨當局對新中國實行海上封鎖。但人民政府以起義海員為骨幹，駕駛著起義歸來的船舶衝破封鎖，開闢了華南沿海運輸線，促進了華南地區的經濟恢復和物資交流。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批准了交通部黨組《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揭開了招商局大發展的序幕。1979年，招商局獨資開發蛇口開發區；1985年，經國務院批准，成立了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招商局以此為契機，邁向了多元化、跨國化的發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