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抬旗
康熙帝之第四子胤禛即位後，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至雍正元年二月冊封貴妃之前，將原隸下五旗之鑲白旗的側福晉年氏一支，以及分布於正白旗、鑲白旗及正黃旗包衣下的其他年氏家族成員全體抬入上三旗鑲黃旗。雍正三年年羹堯獲罪，除其於雍正二年青海戰場立功其子年興獲封的世管佐領被撤銷，年氏全族仍隸鑲黃旗。(署理廣東巡撫·布政使年希堯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奏摺)
雍正五年（1727年），正藍旗軍人河南巡撫加兵部尚書田文鏡，以政績突出，“命抬入正黃旗”（《清史稿》卷294，《田文鏡傳》）。所謂“抬”，即由低向高提升之意。抬旗乃是褒獎酬勞之舉，是旗員改變身份地位的一種重要途經，是一種顯赫的榮耀，獲此殊榮多由皇帝特旨或部議。
出旗
願意做普通百姓之旗人，可以脫離八旗組織，不再承擔八旗的義務，但也不再享受八旗的福利，即出旗為民。乾隆七年（1742年）發布《籌漢軍歸籍移居諭》，諭曰：
“八旗軍自從龍定鼎以來，國家休養生息，戶口日繁。其出仕當差者，原有俸祿錢糧，足資養贍。第閒散人多，生計未免艱窘。又因限於成例，外任人員既不能置產另居，而閒散之人，外省即有親友可依，及手藝工作可以別去營生者，皆為定例所拘，不得前往。以致袖手坐食，困守一隅，深堪軫念。朕思漢軍其初非滿洲，有從龍入關者，有定鼎後投誠入旗者，亦有緣罪入旗與夫三藩戶下歸入者，內務府王公包衣撥出者，以及召募之炮手，過繼之異姓，並隨母因親等類，先後歸旗，情節不一。其中惟從龍人員子孫，皆系舊有功勳，歷世既久，自毋庸另議更張。其餘各項人等，或有廬墓產業在本籍者，或有族黨姻屬在他省者，朕意欲稍為變通，以廣其謀生之路。如有願改歸原籍者，準其與該處民人一例編入保甲。有不願改入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里遠近，準其前往入籍居住。
此內如有世職，仍許其帶往，一體承襲。其有原籍並無倚賴，外省亦難寄居，不願出旗仍舊當差者聽之。所有願改歸民籍與願移居外省者，無論京外官兵閒散，俱限一年內具呈本管官查奏。如此屏當，原為漢軍人等生齒日多，籌久遠安全計，出自特恩，後不為例，此朕格外施仁原情體恤之意，並非逐伊等使之出旗為民，亦非為國家糧餉有所不給。可令八旗漢軍都統等詳細曉諭，仍詢問伊等有無情願之處，具摺奏聞。”（《清高宗實錄》卷164，乾隆七年四月壬寅）
此向漢軍發出的上諭雖然說得很委婉，但下令允許漢軍人退出八旗，回歸漢籍則是千真萬確的。其理由是因為漢軍生齒日繁，生計未免艱窘，又因限於成例不能置產另居，而別去營生。為解決因此造成的只能“袖手坐食，困守一隅”的問題，而採取的措施。即“稍為變通，以廣其謀生之路”，鑒於“漢軍其初非滿洲”，因而準其“改歸民籍”，“與民人一例編入保甲”，而脫離八旗回歸漢籍，實為卸磨殺驢，“亦非為國家糧餉有所不給”，而是隨意找的藉口。但滿洲八旗除外。同時限定此項工作要在一年內結束，並指出此乃“出自特恩，後不為例”。似乎這又是臨時舉措。儘管這時主要針對的是八旗漢軍。然而事態的發展足以說明這並非權宜之計。
因為令漢軍改歸民籍的決策一經實施便再未停止，而皇帝暨朝廷一再以“諭”、“旨”，或“議準”、“奏準”等形式繼續明確提出一系列出旗為民的政策、原則以及具體要求。繼續推動這項漢軍改歸民籍決策的實現，且步步加緊，範圍亦逐漸擴大。一年到期後，八旗漢軍都統等上奏稱：京師八旗漢軍中情願出旗為民者共1939647人，其中有官員身份者達14178名，包括現職官員2213名。其餘為“現食錢糧”的馬步兵、拜唐阿，並告休、參革官員，以及閒散（《清高宗實錄》卷189，乾隆八年四月戊申）。這個狀況乾隆帝很是滿意，於是他頒布上諭稱，準許八旗漢軍改歸民籍，乃“原指未經出仕及微末之員而言。至於服官既久世受國恩之人，其本身及子弟，自不應呈請改籍，朕亦不忍令其出旗。”於是明確規定：“嗣後文職自同知等官以上，武職自守備等官以上，不必改歸民籍”。對出旗一事作出了限制性的規定，對出旗者要從嚴掌握。似乎收縮了政策。然而這是明緊實松，因為此諭一出，就等於宣布出旗之事限一年內完成，且下不為例之決定作廢。因為在這裡未言及的其它人員，根據自願原則當然可以繼續出旗。這也等於宣布出旗為民之事照舊進行。乾隆十二年（1747年），上諭說：“朕觀漢軍人等，或祖父曾經外任置立房產，或有親族在外依倚資生，及以手藝潛往直隸及各省居住者，頗自不少。而按之功令，究屬違例。伊等潛居於外，於心亦不自安。朕思與其違例潛居，孰若聽從其便。亦可各自謀生。”於是又決定，“嗣後八旗漢軍人等願在外省居住者”，“不拘遠近任其隨便散處”（《清高宗實錄》卷294，乾隆十二年七月乙未）。顯然這是根據實際情況又一次放寬出旗為民的限制。
十九年（1754年）三月，乾隆帝頒諭稱：“八旗奴僕受國家之恩，百有餘年，邇來生齒甚繁，不得不為酌量辦理。是以經朕降旨，將京城八旗漢軍人等，聽其散處，願為民者準其為民。現今遵照辦理，至各省駐防漢軍人等，並未辦及。亦應照此辦理，令其各得生計。”至此，又將八旗漢軍出旗為民的範圍由京師擴展到各地駐防，八旗漢軍出旗為民的決策已全面鋪開。此上諭緊接著又稱：“所遺之缺，將京城滿洲派往。而京城滿洲亦得稍為疏通矣”（《清高宗實錄》卷459，乾隆十九年三月丁丑）。同年七月，遂議準福州駐防漢軍兵一律出旗。其願為民者，聽其散處為民，“令指定所往省份州縣，呈明出旗人籍，子弟與民籍一體應試”。其“仍願食糧者，分派綠營改補”。而漢軍原住房屋，無論官房、自蓋，均留給滿兵駐紮。乾隆帝又針對軍機大臣等“所有京口、杭州、廣州各駐防漢軍似應照此辦理”，並“請令各該總督將軍按各處情形，詳悉妥議”之奏請，乃頒旨稱：“不用將來再看，若要辦，從京口起”（《清高宗實錄》卷469，乾隆十九年七月甲午）。這是令駐防漢軍立即出旗，不得遲延。不久，乾隆帝又說，令漢軍出旗“正為伊等生計起見”。其出旗後所空之缺額，“即以滿洲充補，亦於滿洲生計有益，所謂一舉而兩得也”（《清高宗實錄》卷500，乾隆二十年十一月癸酉）。顯見這更透露出令八旗漢軍出旗為民的舉措，大有丟卒保車，即捨棄漢軍保存滿洲之真實用意。一聲令下，從十九年起，各地駐防漢軍出旗為民之舉便陸續展開。至四十四年，各地駐防之八旗漢軍已幾乎全部被命令出旗為民（見《清朝文獻通考》卷184至卷188；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128。又見《杭州八旗駐防營志》卷15，《經制志政》、《京口八旗志》卷上，《營制志》）。而乾隆二十三年，議準：“八旗漢軍年老疾殘不能當差，以及差使平常不堪教養者，俱令為民；其閒散人等無以養贍依靠親屬者，亦令出旗為民；至於領種官地之人，久在各州縣種地，業屬各州縣管束，應即令其就近為民”（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統》）。這是對八旗漢軍出旗為民的硬性規定，凡符合此條件者，一律出旗，在這裡已完全取消了自願原則，沒有商量餘地。一切年老疾殘、庸劣無能及謀生乏術者，皆勒令出旗，由此看來令漢軍出旗為民一事大有“甩包袱”的味道。與數十年前上諭中所謂為漢軍人等著想，籌長久安全之計的“特恩”，已大相逕庭。實際上，清廷同時還有規定，對所謂“旗人漸染惡習，竟有不顧顏面，甘為敗類者”，認為乃是一些“寡廉鮮恥，估終之徒，留之有損無益”，且“有玷旗籍”，因此凡屬此類“不但漢軍當斥令為民，依律遣發，即滿洲亦當削其名籍，投畀遠方”（《清高宗實錄》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乙丑）。可見出旗為民，又是對八旗中“敗類”的一種懲罰手段。所以在政治上，從總體來說出旗為民並無光彩可言。
乾隆二十七年，議準：“八旗漢軍從龍人員，如直省有可依靠之處，任其隨便散處，願為民者聽”（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統》）。從而突破了漢軍出旗為民政策實行二十年來，從龍人員子孫除外的防線。從龍人員子孫備受青睞，永在八旗的優越地位動搖了。從龍人員即清入關前編入八旗的人員，本是八旗構成的基礎，現在允許他們的子孫出旗為民，無異於動搖基礎，這不論對漢軍乃至八旗總體來說都是一種重大的變化。此年，又議準：“漢軍內六品以下現任官員，並一應候補、候選、告退、革退文武官員，及兵丁閒散人等，有情願改入民籍者”，呈明報部後可收入民籍（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統》）。這裡雖然有是否“情願”的一項條件，只不過是官樣文章。“一刀切”或“一風吹”的現象勢所必然。這對八旗存在之基礎不能不構成嚴重的威脅。所以，此政令推行了二十八年後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在奏準中又收回成命：“漢軍六品以下職官準其為民之例，即行停止。”但同時再次申明，“如有兵丁及閒散人等，情願改入民籍者，仍照舊例準其為民”（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統》）。亦即八旗漢軍出旗為民的進程繼續運行。
就在清廷允許八旗漢軍出旗為民之令頒布不久，允許包衣的出旗為民令，便隨之出現了。這就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頒布的“定八旗另記檔案人為民例”，及允許宗室王公等包衣出旗為民諭（《清高宗實錄》卷506，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庚子）。所謂八旗另記檔案之人，又稱“開戶家奴”，簡稱“開戶”，這些人本為八旗異姓貴族、官員以及富顯者之奴僕，後以效力年久，允許其脫離本主另立戶口，而取得正身旗人之地位者。但他們仍歸原主名下，即仍然留在原主佐領下，是被控制在八旗中具有特殊身份地位的奴僕，這是又一種包衣。而宗室王公等包衣其大部分皆為漢姓人。清廷之所以令這些開戶家奴及宗室王公等包衣出旗為民，皆因“八旗戶口日繁”，“致生計日益艱窘”，“旗人眾多，伊等不能遽得錢糧，生計未免艱窘”；而由“王公等養贍，亦恐拮据”。故令其出旗為民，以“聽從其便，俾各得為謀”，使之“均得一體謀生”（《清高宗實錄》卷506，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庚子）。如此表白分明是向世人昭示：此舉乃為諸包衣著想。但不久卻出現了有些已出旗為民的包衣，因不適應而又返回故主，重入旗籍的現象，對此乾隆帝認定這是“侵占旗缺”之犯罪行為，而頒諭禁止並加驅逐。下令凡於限期內自首者，“不必治罪，仍令為民”。如隱瞞不報被查出者，“即從重治罪”（《清高宗實錄》卷668，乾隆二十七年閏五月乙酉）。隨即又嚴申此令，規定凡於限內“匿而不首之人”，查出者“悉發往伊犁”。並嚴令各旗都統“宜不時悉心嚴查”，以杜絕此事之發生。此後若有復行入旗者，“一經查出，除將本人從重治罪外，定將該旗都統等一併從重治罪，決不姑貸”（《清高宗實錄》卷664，乾隆二十七年六月丁酉）。對這些人簡直是棄之如敝屣，留之同贅疣，惟恐清除不淨，充分暴露了允許包衣出旗為民的真實用意：為八旗“甩包袱”。當然這還未涉及內府包衣，即上三旗包衣。然而這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上三旗包衣漢姓人即內府世仆，旗籍為八旗滿洲，而乾隆帝弘曆曾頒諭明確地說：“至包衣漢軍則皆系內務府世仆，向無出旗為民之例，與八旗漢軍又自有別”（《清高宗實錄》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乙丑）。在這裡所稱的“包衣漢軍”，並非八旗漢軍，指的乃是包衣佐領，即旗鼓佐領，隸屬於八旗滿洲的內務府包衣漢姓人，即上三旗包衣漢姓人，他們是直接為皇帝服役者，當然不能脫旗而去。但內府漢姓包衣佐領不是內府漢姓世仆之全部，內府世仆除包衣佐領外，還有如前所述的內務府管領下人、內務府會計司管轄下的莊頭旗人，即散處於各莊頭服役的屯居旗戶丁口，或稱屯居旗人。實際上它們在這股出旗為民潮中也受到了猛烈的衝擊，而被捲入了這個進程，雖然其時間有所滯後，但最終還是未能倖免，儘管程度有所不同。當然這仍然是清朝最高統治者決策所致
道光四年（1824年），道光帝針對直隸總督蔣攸銛奏請革除屯居旗人總催、領催名目一折，諭內閣曰：“向來屯居漢軍旗人事件，俱歸所隸州縣管理，應與民人一律編查，自不得任其區分抗阻。著照所請將總催、領催名目概行革除。並著內務府及八旗滿洲、漢軍都統，將包衣、外旗王包衣各項莊頭屯居旗產丁口，分晰各州縣城鄉住址，造冊移交該督，轉發各該管官存貯，以備查核，毋得視為具文”（《清宣宗實錄》卷66，道光四年三月乙亥。又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015，《八旗都統》）。這裡的“包衣、外旗王包衣各項屯居旗戶丁口”，既包括上三旗即內務府屬也包括下五旗各王公所屬下的莊頭旗人，均為包衣漢姓人。現在將其與屯居漢軍旗人，即與屯居八旗漢軍人等同對待，一律劃歸所在州縣管理，與民人一律編查，亦即出旗為民。至此，內府包衣向無出旗為民之例終被打破。這樣八旗出旗為民，就不只包括漢軍改歸民籍，也包括包衣漢姓人中之大部分改歸民籍的內容。不論出於何種原因，構成八旗的基本成份紛紛離去，對八旗總體來說不能不是一種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