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會把鳥兒、昆蟲和樹木看成是完全獨立的事物，而視其為所構成的一個系統中相互具有本質關聯的事物。這是關於動物與其所處環境之間關係的一個整體概念。這個有機整體的各個部分密切聯繫，不可能通過破壞有機整體把它們分離開。
這些關係有點像機器里一個零件與一整台機器的關係。零件可以與整個機器分離，但那樣就失去了它的功能。輪胎從汽車上拆下來還是一個輪胎，但它無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這個悖論我稱之為部分和整體的悖論：複雜的整體表面上起源於它的部分，但其實是部分在其所屬的整體裡找到了自己的來源。
我想用兩幅圖來解釋這個悖論。
第一幅圖展示的是商品目錄里的一個內燃機汽化器。正如你可以見到的那樣，它是由鋒利邊緣面、冰冷的流線和閃亮的鋼板所構成。它完全與其環境分離，實現了理性夢想。再看第二幅由畫家沃爾特·默奇所繪的圖。我們再次看到一個內燃機汽化器，但這次它被描繪為一個溫暖舒適的物體，它使得四周的空氣變得模糊。這是一幅非理性的圖像。它暗示物體的歷史和連貫性，也不強調其在工程技術方面的完美。
哪幅圖片更忠實於生活呢？我更喜歡默奇的圖像。默奇讓我們進行回答前先思考技術的複雜性、其作用的環境、它誕生的歷史，而非事先首肯問題的純理性。
那么，我們為何另作思考呢？為何常識傾向於驗證第一幅圖呢？
我在另一個司空見慣的悖論里找到了問題的答案。我稱之為明顯事物的悖論：最明顯的事物即最隱蔽的事物。舉個有趣的例子，魚並不知道它是濕的。我猜想它們最不可能考慮的就是它們極其適應的生存介質空--水。水是魚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就像人類認為空氣是理所當然的一樣。
最明顯的事物往往逃離了我們的視線。例如，當我們看電影的時候，我們很快會忽略螢幕本身。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將擁有翅膀當成是飛翔的理由以及我們總覺得機器由獨立零件構成的原因。
我們健忘的另一面與技術對象的歷史有關。這些對象在其與時間關聯的方式上與眾不同。眼前的書本、人物、老屋背後的樹，都有過去，他們的過去都可以從臉上的皺紋、書頁的卷角、斷茬的樹枝上解讀出來。過去在當下中呈現，這似再平常不過。
然而，技術似乎與其過去脫節。對於它們的來源、如何發展以及形成其關鍵特徵的條件，我們沒有任何概念。他們似乎在其合理功能上是自給自足的。對於某些設備的唯一解釋似乎就是追溯其零件的偶然關聯。
事實上，一個電烤箱或一座核能工廠所擁有的歷史同樣很悠久。任何設備都不完全產生於其功能邏輯。每個發展過程都充滿偶然性、選擇性及另外的可能性。技術對象的完善過程抹去了其創造的痕跡以及在確定其設計時參與其中的社會力量。
其歷史的隱蔽性是由其所屬整體被忘卻所造成的。我將這個方面的技術稱作起源的悖論：任何合理存在的事物背後都存在一段被遺忘的歷史。
現代化通常怎樣展開？普遍有效的方法經常是：從已開發國家進口或效仿一項技術引進到一個欠已開發國家的新環境中。這一點，技術與習俗、語言等根深蒂固的現象截然不同。因此，我們說技術是無國界的。
就像水對暢遊其中的魚的重要性一樣，技術的合理功能需要一個必要環境。技術和動物類似，它屬於一個特殊社會裡的特殊空間。如果它們完全脫離那個環境的話，就會表現不佳。
技術可以從其相應的特殊空間中被分離出去的這一事實就意味著，它們可以被引入，而無須將其正常運行的一切必要環境因素都一併帶走。人們可以將技術從其發明環境中抽走，並不計後果地將其置入一個新環境中。但是這是一種災難性的方式。
中國將使用私家汽車看作一種重要的交通方式和一種繁榮的象徵。2009年2月，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私家車市場。汽車是種效率極低的運輸方式，在單位駕駛里程中的油耗量很大。中國是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其加入原油市場將會最終使得油價沖高到頂點，從而使私家車變得難以承擔。同時，中國將圍繞汽車運輸業來建造其城市，最終會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這樣的錯誤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明顯與起源的悖論讓那些決策者看不到部分對整體的依賴性。
技術轉移是個巨大的加速器。但現代化過程並不完整，除非引進的技術適用於新環境。事實上，在決定引入任何一項國外技術前，環境就應該被考慮在內，因為並非所有的東西都能放之四海而皆準。
不幸的是，政府和企業似乎對於這些問題毫無警惕。政府向那些從技術出口中獲益的人們尋求建議而不考慮後果。他們對已開發國家的傳統觀點亦步亦趨，而對這些傳統觀點在哪裡收到的批判卻視而不見。企業對於發展政策而言絕對是個不可靠的嚮導，因為它總是對短期利潤感興趣，而且可能為其所犯錯誤逃避責任。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認為：每個作用力都有一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我認為這個定律可以進一步類推到人際間的行為：憤怒帶來憤怒、善良帶來善良等等。我們的每個行為都以某種方式從別人那裡反作用到我們自身。這意味著，在行為中，我們變成了行為的對象：這就是悖論。
行為的悖論表明人類只能對他們所屬的環境發揮作用。因為我們屬於那個環境，在其中我們所做的任何改變也影響我們自身。作為具體化的社會人，這就是我們存在的實際意義。我們的整個身體都受自然法則的制約。而且，我們出生在一個我們在很大程度上認為理所當然的文化世界裡。簡而言之，我們是有限的存在。
技術行為似乎是相互作用法則的一個例外。當我們的技術行為施於一個對象之上時，好似幾乎沒有任何反應。但這只是一個技術的幻覺。這使我們忽略了技術行為的三個相互作用。也即在技術的特性、意義和因果關係副作用中的變化。比如：
獵人用槍打死一隻兔子，他感覺到的就是來自槍的反衝力。但是兔子死了。顯然，這一作用力對行為者和其對行為對象所造成的影響是不成比例的。但是這一作用力的確對獵人造成了巨大後果。他的身份由其行為決定。也就是說，在其打獵範圍內，他的身份是獵人。
我們的行為不僅決定我們的身份，也改變我們世界的意義。就以羊水診斷為例。它使得在妊娠早期鑑別胎兒的性別成為可能。我們的社會如今能夠將繁殖技術化，並因此對每個人而言，其意義已經改變，包括不使用技術的那些人。
當我們在技術上作用於自然時，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脫離生態系統，但事實上，它和我們作用的對象一樣包圍著我們。將有毒廢物傾倒入河裡也許起初似乎對人類沒有影響，但最終魚類死亡，而且在河裡游泳或飲用河水的人就有危險了。顯然人類行為在改變自然的因果關係。
這些例子表明，在理解技術時，環境非常重要。只有當我們嚴密地定義行為的相關區域，似乎才能獨立於我們在技術上發揮作用的對象。技術作用的本質就是消除或推遲來自對象的反應。然而無論如何，反作用力將會證明它自己的存在。
隨著技術變得更強大，其消極作用也變得更加難以令人視而不見，最終那些遭受副作用的人根本無法對此保持沉默。最後，公眾的抗議和法律的介入就開始限制發展。這些抗議和介入折射出由技術激發出的意圖：盡力適應其所運作的環境。
在我們的社會中，人們認為技術就像那些使鳥兒飛翔的翅膀一樣，是純粹可當作手段的，而且與其過去以及其所作用的環境是分離的。但那種環境對它們而言是必需的。我已將對這一原則的無知稱作技術幻覺。
現代社會並未修正這種技術幻覺，而將其作為現實。它們幻想著作用於世界而不對它們自身造成惡果。但是，只有上帝能從世界以外的地方作用於對象，並獨立於他所作用的系統。一切人類的作用，包括技術作用在內，都會暴露作用者的身份。幻想擁有神力是危險的事情。
當羅伯特·奧本海默目睹第一顆核子彈爆炸時，他的腦子裡飛快地閃過
印度史詩《薄伽梵歌》中的一句名言："我已經成為死神，世界的破壞者"。他意識到破壞者也可能會自我毀滅。
第五個悖論，我將其稱作價值觀和事實的悖論：價值觀是未來的事實。價值觀並非事實的對立面，也不是毫無現實基礎的主觀願望。價值觀表達了那些尚未被納入既定技術環境中的現實，環境是由主導其創造的價值觀塑造而成的。技術是其價值觀的明確表達。新的價值觀使得既有設計得以接受修正。
然而，價值觀不可能在沒被轉化成技術語言的情況下就融入技術中。要使技術與新價值觀同步，就需要有技術專家的幫助。專家必須弄清楚如何將價值觀明確表達為可行的技術規範。當完成這一工作時，一種新的備受爭論的技術就產生了，它是對其環境的一種更好的反應。在這一過程中，價值觀被轉化為技術事實，而且技術更加適應其空間。
自二戰以來公眾要求在許多方面改造汽車。美國人希望汽車更大、顏色更多。這在市場中有效地得到體現，但消費者也在擔憂車禍和污染。汽車內飾有很多尖銳的邊緣，而且汽車的污染程度極高。投票者成功迫使心有不甘的汽車製造商注重座椅安全帶、安全內飾和污染控制。每一次的立法勝利都促使汽車工程師和設計者回到製圖板前，設計出相應的技術解決辦法。這個過程周而復始，技術不斷發展，將價值觀轉化成現實。這種技術進步終結了行為悖論中所描述的循環：一報還一報。
作為一個社會，我們對自然界所做的事情也會作用於自身。技術對社會組織進行協調和塑造，社會組織又反過來協調並塑造技術。這種效果就像埃舍爾的《互繪的雙手》一樣。這幅作品展示的是兩隻手各握一支鉛筆，並描繪著對方。這位繪畫者在被畫的同時也在繪畫。
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將其稱為一種怪圈或環繞的螺旋。這個環形圈很奇怪，因為當它重新回到自己身上時，它顛覆了其弧線的含意。作用者和對象的層次結構彼此纏繞，因為位於頂部的作用者也是作用的對象，因此它也位於底部。儘管看來奇怪而纏繞，但在一個技術社會中，這就是生活的矛盾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