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1973年7月,毛澤東在對王洪文、張春橋的談話中指出,林彪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認為,法家在歷史上是向前進的,儒家是開倒車的。毛澤東把批林和批孔聯繫起來,目的是為防止所謂“復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夥接過毛澤東提出的這個口號,經過密謀策劃,提出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把矛頭指向周恩來。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黨中央轉發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批林批孔”運動遂在全國開展起來。這個運動從1974年年初至同年6月,歷時半年左右。在這期間,江青一夥借“批林批孔”之機,到處煽風點火,大搞“影射史學”,批所謂“現代的儒”、“黨內的大儒”,露骨地攻擊周恩來;他們借批林彪“克己復禮”,影射周恩來1972年以來進行的調整工作是“復辟倒退”、“右傾回潮”;他們還極力吹捧“女皇”,為其反周“組閣”陰謀大造輿論。毛澤東發現江青一夥藉機進行奪權活動以後,對他們作了嚴厲的批評,斥責他們是“四人幫”,使他們反周“組閣”的陰謀失敗。這次“批林批孔”運動,不但在歷史研究領域和社會倫理道德方面造成混亂,搞亂了人們的思想,而且在江青一夥煽動的所謂“反潮流”的衝擊下,使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來出現的各方面工作好轉的局面又遭到挫折。宣傳攻勢
1973年9月4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一文在《北京日報》發表。這個大批判組有30多人,名義上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實際上由江青親自指揮、直接控制。直至1976年10月,這個大批判組共撰寫文章200多篇,公開發表的有181篇,其中有30多篇是江青、姚文元直接授意的,都是為“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服務的。這個大批判組有十幾個筆名,如:梁效、柏青、高路、景華、安傑、秦懷文、施鈞、郭平、金戈、萬山紅、祝小章、梁小章等。它除了享有在《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等報刊上優先發表文章的特權外,還直接把持了《北京大學學報》,並一度控制《歷史研究》。與梁效相呼應,南有羅思鼎。9月15日,上海市委寫作組直接控制的《學習與批判》創刊,在創刊號上發表了《論尊儒反法》一文。這個寫作組是張春橋、姚文元的寫作班子,正式成立於1971年7月。從黨的十大到1976年10月,這個寫作組以羅思鼎、康立、石侖等筆名在《紅旗》雜誌等報刊上發表了大量的左傾文章,這個工作組還進行了大量的反動活動。寫作組的頭頭說:“我們所幹的事,現在說出去,現在殺頭,將來說出去,將來殺頭。每一期《學習與批判》就是一塊我們的墓磚。”9月27日,中央黨校寫作班子以唐曉文的筆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嗎?》一文,這個寫作班子也是“四人幫”的輿論工具。
發展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運動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發中共中央1974年1號檔案,轉發了由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國開始了“批林批孔”運動。毛澤東認為林彪的右傾與林彪私下推崇孔孟之道有關,想藉助“批林批孔”來統一全黨的認識。1973年5月以後,他多次提出“批孔丘”,“批尊孔反法”。江青等人接過這個口號,指使遲群、謝靜宜在清華和北大成立“大批判組”,編輯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
江青一夥在“法注”會議上接過“古為今用”的口號,大搞影射史學。江青一夥歪曲“古為今用”的口號,把歷史研究工作納入了影射史學的軌道。在法注會議上,遲君說:“大家都在研究法家,目的是什麼研究法家,是為了指導今天的鬥爭。否則,談不到古為今用。”所謂“指導今天的鬥爭,”就是適應江青一夥篡黨奪權的現實需要。以羅思鼎為筆名的寫作班子的頭目說:“研究儒法鬥爭史,無非是為了今天。”並提出:“‘2000年’與‘50年’是什麼關係儒法鬥爭與黨內兩條路線是什麼關係注法家著作與黨的建設是什麼關係”在他的“啟發”下,有人竟然說:“2000多年來,儒法兩條路線鬥爭貫穿著整箇中國歷史,一直影響到50年來黨內的10次路線鬥爭”;“黨內50年來的鬥爭,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儒法鬥爭。”這樣一來,就把江青一夥“古為今用”的老底全部抖落出來了。江青一夥以法家自命,宣揚法家功德無量,為的是給自己塗抹脂粉,樹碑立傳,為了是打倒周恩來和大批老幹部,以便臨朝登基,篡黨竊國,實現其反革命幻夢。
江青一夥心懷鬼胎,生怕露出馬腳。1974年7月19日,張春橋、姚文元召見了羅思鼎寫作班子的頭目,在坐的還有王洪文的秘書。四個人圍桌而坐,促膝密談。姚文元問道:“春橋給你們批些什麼,你們都保存著嗎將來會不會有什麼麻煩我給你們批東西還是很注意的。”張春橋說:“國外敵人的報刊上,老是說《學習與批判》的文章是影射什麼的,這個問題你們要注意一下。”他話頭一轉,又說:“將來要殺頭,無非是殺我的頭。我這個頭本來早就該殺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他一方面為自己提神壯膽,一方面為奴才撐腰打氣。密談中,姚文元唾沫橫飛,昏話連篇,說:“法家是革命階級,革命階級當然是人民”,“呂后時期,政治清明。”他肯定呂后,是為了吹捧江青。
在法注會議結束時,江青出頭露面了,這個反革命野心家,無法抑制她的歇斯底里,她說:“等待我們的還有更大量的工作”,“這是百年大計問題,又有現實意義。”姚文元幫腔:“古為今用搞好了,注釋法家著作就可以在方向、效果上,更好地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揮作用。”她又說:“這次會議沒有兵參加,是個很大的缺點。”張春橋應聲:“各省回去開會,都要找軍隊。”江青還讚賞出土的呂后印,說:“這就是玉璽,是相當重要的東西。”她那急於當女皇的野心流露了出來。在會上,她還狂叫:“今天是‘八·七’,‘八·七會議’呀我們就是斗儒那時是主席斗陳獨秀”會議至此,便告結束。江青一夥煽起的批大儒,反總理;尊法家,贊女皇的反革命狂潮在全國泛濫開來。根據姚文元的意見,法注會議擬定了《法家著作注釋出版規劃草案》,8月22日,國務院科教組、國家出版局將《規劃草案》傳送各省、市、自治區,中yang各部委、各軍兵種。
梁效、羅思鼎搖動筆桿,連篇累牘地拋出了一大串尊法反儒的文章,有梁效的《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趙高篡權與秦朝滅亡》、《論愛國主義者王安石》、《堅持古為今用,研究儒法鬥爭》、《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農民戰爭的偉大歷史作用》;有羅思鼎的《論呂后》、《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鬥爭》、《論李斯》、《論西漢初期政治與黃老之學》、《論北宋時期愛國主義和賣國主義的鬥爭》、《略論思想發民的源和流》等等。這些文章偽造歷史,吹捧呂后、武則天,美化江青;這些文章篡改歷史,借批判儒家,惡毒攻擊周恩來及大批老幹部。例如,1974年8月20日出版的《北京大學學報》第4期,刊登了梁效寫的《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一文,在文章中,武則天被描繪成一個敢幹敢為的反潮流的革新政治家,文章鼓吹“她終究是一個順應歷史潮流的傑出人物,稱之為:法家女皇武則天。”羅思鼎炮製的《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鬥爭》一文發表在1974年《紅旗》雜誌第8期上,文章借用劉邦,美化呂后,羅思鼎寫作組還炮製了《論呂后》一文,按照江青的口徑向寫作組成員傳達了三點要求:要寫“呂后是了解劉邦最深的,追隨劉邦最緊,與劉邦生活時間最長,劉邦所建立的功績是與呂后分不開的”;要寫“呂后是劉邦最合適的接班人,是劉邦法家路線的忠實繼承者”,要寫“呂后是按照劉邦生前的法家路線辦事的,除呂后外,沒有任何人能夠完成劉邦的未竟之業。”文章很露骨,因故未發表。
這一時期,評法圖書、文章泛濫成災。據出版部門統計,從1973年下半年起到1976年底止,共出版評法批儒圖書10403種,其中評法的有907種。省級以上報刊所發表的評法之類的文章達5000篇以上。傳播到工廠、農村、部隊、學校、機關的內部資料,更不計其數。江青授意梁效編寫的《儒法鬥爭史概況》和姚文元授意羅思鼎編寫的《儒法鬥爭史話》大肆宣揚了江青一夥的尊法反儒謬論。這些圖書和文章造成了思想、理論的混亂。
江青一夥的尊法反儒活動也給教育界造成了混亂。1974年,由遲群把持的國務院科教組機關刊物《教育革命通訊》第6期發表通訊《高等學校在理論戰線上的戰鬥任務》。評論提出,高等學校要抓緊注釋法家著作,改革教材,從理論上總結教育革命經驗,組織理論工作的骨幹班子,培養搞革命大批判的積極分子,團結一切願意批林批孔的知識分子參加戰鬥等。根據江青提出的研究“儒法鬥爭史”的主張,高等學校的“批林批孔”運動也轉入搞“評法批儒”和“儒法鬥爭史”,注釋法家著作,用“儒法鬥爭史”改造文史哲各科教材體系等。在理工農醫科開展了研究儒法鬥爭對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等。《教育革命通訊》從第6期起,開闢了“教育史上的儒法鬥爭”專欄,發表評介教育史上儒法鬥爭的文章。
7月12日,江青對《北京日報》內部刊物上登載的北京市第27中學孫武成反映批林批孔情況的一封信批示道:“中學,甚至國小的批林批孔都應抓緊些。要抓典型,以點帶面。如不及時抓緊,對青少年、兒童不利。《三字經》之類的東西,就是針對少年、兒童編的。我們對這個問題不重視,不能使一個人從兒童、少年就粗知一點馬克思主義,敢於批孔老二,值得深思。”國務院科教組於20日將江青的批示用電話通知各省、市、自治區教育行政部門。根據江青的指示在《教育革命通訊》第8期上發表評論《奪取中國小批林批孔的新勝利》。
8月13日至21日,國務院科教組召開北京、天津、遼寧、河北等4省、市中國小批林批孔匯報會,會議聽取了一些地方和學校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情況的匯報,組織代表參觀學習天津站和小靳莊大隊以及京津兩地5所中國小的“批林批孔”經驗。會議強調發揮中小學生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的作用,研究了如何使中國小“批林批孔”運動“深入、普及、持久地開展下去”的問題。會後,科教組轉發了“批林批孔”的經驗材料,以推進中國小的“批林批孔”運動。為了現實鬥爭的需要,大中國小教材中塞進了大量的尊法反儒、儒法鬥爭的黑貨。遲群說:“江青指示,要注意對青少年的教育。法家著作注釋本印出來,中國小每個學校要發一本,這是百年大計。”一些有關中國歷史的著述,也被貼上了儒法鬥爭的標籤。 1981年7月,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鄭重指出:
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同有的地方和單位清查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頭是指向周恩來同志的,毛澤東同志先是批准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在發現江青等人藉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又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操縱‘組閣’的野心”。
一段公案終於昭示天下。
*選自《紅旗》雜誌1994年2月
內容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發中共中央1974年1號檔案轉發由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國開始了“批林批孔”的運動,1973年3月在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在談到批林時,提出要批孔。同年7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林彪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在7月前後,毛澤東作詩兩首,批評郭沫若尊孔罵秦始皇。同年9月23日,毛澤東接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子 。
江青等接過“批林批孔”的口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他們妄圖利用這場運動打倒周恩來和一批中央領導人,實現他們“組閣”篡權的罪惡目的。在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操縱指揮下,報刊上大量刊載他們寫作班子“梁效”、“池恆”、“羅思鼎”等的文章,大搞影射文學、陰謀文藝,不批林、假批孔、批宰相、批周公、批“現代的大儒”。[8]
江青甚至更露骨地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批“黨內的大儒”。他們還大肆宣揚“儒法鬥爭史”,影射我們黨內的鬥爭。把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時讓一部分老幹部出來工作誣為“復舊”、“請隱士”、“舉逸民”,並在全國各地區各部門發動所謂批判“右傾回潮”運動,使許多剛剛重新出來工作的老幹部再次被打倒,身心健康受至“極大的摧殘。在江青等人掀起的所謂“評法批儒”的浪潮中,大肆宣揚呂后、武則天,吹捧“女皇”,江青還胡說:“共產主義也要女皇”,為她自己反周組閣的陰謀大造輿論。整個社會秩序、工作秩序及生產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壞,全國重新出現大動亂的局面,毛澤東發現江青等人藉機進行篡權活動後,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扣住江青等人1月25日大會的錄音,不準他們發往全國。宣布他們是“四人幫”,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操縱“組閣”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