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洪賓

戴鴻賓,生於1911年8月18日,原籍遼寧省撫順縣海浪塞兩半山屯,曾被任命為東北抗聯第3路軍第12支隊長。

戴鴻賓

戴洪賓戴洪賓
 戴鴻賓,曾用名高新生。生於1911年8月18日,原籍遼寧撫順縣海浪塞兩半山屯,1919年移居黑龍江湯原縣西北溝靠山村。1932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10月10日參加“反日游擊中隊”擔任小隊長。1937年2月被任命為抗聯第6軍軍長,率隊遠征大、小興安嶺,開闢松嫩平原游擊區;1937年5月率隊夜襲湯原縣城,震動了日偽統治中心。1940年5月,戴鴻賓被上級任命為東北抗聯第3路軍第12支隊長,率隊遠征三肇(肇東、肇州、照源縣),開闢平原游擊戰爭。
1945年10月,被任命為合江軍區副司令員兼第一軍分區司令員。1947年3月,戴鴻賓奉命到北安軍政大學東北抗聯研究班學習,1948年5月轉業到地方工作,任吉林省林務局副局長;1949年9月任吉林省公路局局長。1950年他為了支援抗美援朝,開辦了一所汽車駕駛員培訓學校,培養出若干名汽車司機。1951年1月任吉林省交通廳副廳長、林業廳副廳長;1963年12月調任吉林市政協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時期,戴鴻賓對黑龍江省等地一些大、中學校的“紅衛兵”、“造反團”找他挖掘東北抗聯某些幹部的“罪行”,堅持原則,實事求是的回答所問。後因無休止的糾纏和沒完沒了的“檢查交代”,終於舊病復發,於1968年3月28日逝世。

主要經歷

1932年1月,戴鴻賓懷著“不當亡國奴”的滿腔熱血,參加了本村的反日救國會,並經黨組織培養考察,於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10月10日參加“反日游擊中隊”擔任小隊長;1933年8月任“東北民眾聯合反日義勇軍”總指揮,率隊攻打湯原縣城,雖未獲全勝,但卻給了日偽軍以沉重的打擊,轟動了松花江下游地區,給湯原人民以極大鼓舞。
1933年10月5日,戴鴻賓擔負了游擊隊的領導責任。11月,“湯原反日游擊隊”改稱為“湯原民眾反日游擊隊”,戴任副隊長;1934年8月,湯原游擊隊擴編為“湯原游擊總隊”,戴任總隊長,他根據縣委的指示,爭取了太平川偽自衛團長張傳福等以下30多名騎兵起義,壯大了游擊隊的力量。
1935年5月,戴鴻賓率隊再進太平川,打死進犯日軍30多名,擊退偽軍一個連的進攻。處決特務,收繳警察署槍枝和反動地主武裝,拔敵偽據點,創建了太平川根據地,之後又創建了湯原格節河、窪大崗等4小塊游擊根據地。
1936年1月,反日游擊總隊擴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6軍,戴任6軍2團團長,同年6月任6軍4團團長,奉命開闢湯西根據地,第一仗就打死日軍20多名,繳獲了許多槍枝。進入湯西地區後,同日偽軍進行了多次戰鬥,整頓和健全了地方組織,搗毀了偽湯原縣興農合作社設在西北溝周家燒鍋屯的出荷糧倉。
1936年 11月,戴擔任6軍代軍長。1937年2月被任命為抗聯第6軍軍長,率隊遠征大、小興安嶺,開闢松嫩平原游擊區;1937年5月率隊夜襲湯原縣城,震動了日偽統治中心,產生了極大的政治影響。抗聯6軍在小興安嶺西部地區播下了抗日火種,擴大了黨和抗聯在人民民眾中的影響。
1938年2月,在攻打蘿北縣城戰鬥中,因敵眾我寡,後率400多官兵退入蘇境。1939年4月,對戴帶出的500官兵擅自入境蘇聯被蘇政府遣送新疆造成損失,給黨在政治上造成了極壞影響,被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執行委員會撤消東北抗聯第6軍軍長職務,並黨內給予“降為候補黨員”的處分,後被任命為回國大隊長,於1939年7月回國。
1940年5月,戴鴻賓被上級任命為東北抗聯第3路軍第12支隊長,率隊遠征三肇(肇東、肇州、照源縣),開闢平原游擊戰爭。1940年8月,在攻打肇東縣時,被日軍200多人、偽軍300多人包圍,部隊損失很大,戴沒有收攏隊伍,私帶2支短槍、4萬元偽幣、60餘兩黃金脫離部隊,改名高新生,輾轉隱居瀋陽市。
1945年10月,戴鴻賓找到了組織,交代了脫隊隱居的情況,交出了黃金,接受審查。經東北局決定,被任命為合江軍區副司令員兼第一軍分區司令員。後經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決定,於同年10月15日重新入黨。
1946年2月,戴鴻賓奉命剿匪,建立政權,保衛土改,指揮合江自治軍配合兄弟部隊,一舉搗毀土匪總司令部,殲滅、俘敵參謀長以下千餘人,解放了勃利全境。8月,戴率隊參戰,把謝文東等四大匪首共萬餘人全部包圍,殲敵7千餘,徹底打跨了土匪主力。1946年10月,戴指揮軍分區部隊抓獲了喻殿昌等3個匪首及其殘匪,迫使東北四大匪首謝文東等人先後落網。
1947年3月,戴鴻賓奉命到北安軍政大學東北抗聯研究班學習,1948年5月轉業到地方工作,任吉林省林務局副局長;1949年9月任吉林省公路局局長。1950年他為了支援抗美援朝,開辦了一所汽車駕駛員培訓學校,培養出若干名汽車司機。1951年1月任吉林省交通廳副廳長、林業廳副廳長;1963年12月調任吉林市政協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時期,戴鴻賓對黑龍江省等地一些大、中學校的“紅衛兵”、“造反團”找他挖掘東北抗聯某些幹部的“罪行”,堅持原則,實事求是的回答所問。後因無休止的糾纏和沒完沒了的“檢查交代”,終於舊病復發,於1968年3月28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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