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和平》的現代注釋[精文]
[英國]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 尹宏毅 翻譯
20世紀是人類有記載的歷史上最殺人不眨眼的世紀。戰爭所造成的或者與戰爭有關的死亡總人數估計為1.87億，相當於1913年世界人口的10%以上。如果算作是從1914年開始，這是一個戰爭幾乎不間斷的世紀，其中某地沒有發生有組織的武裝衝突的時期很少也很短暫。占據世紀主導地位的是世界大戰：即國家或國家聯盟之間的戰爭。
從1914年到1945年的時期可以被看作一場單一的“30年戰爭”，僅僅被20年代的一段間歇所打斷——在日本人於1922年最終從蘇聯北亞撤退和1931年對東北亞的進攻之間的時期。幾乎緊隨其後的是大約40年的冷戰，這一時期符合霍布斯的戰爭定義，即其“不是僅僅包括戰鬥或者戰爭行為，而且包括一段時間，其中通過戰鬥來進行鬥爭的意志得到了充分的表達。”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是，從冷戰結束以來，美軍在世界各地所參與的行動在多大程度上構成了這個世界大戰時代的延續。然而毫無疑義的是，20世紀90年代充滿了歐洲、非洲和西亞及東亞的正式與非正式的軍事衝突。世界整體來說從1914年以來一直沒有和平，現在也是一樣。
儘管如此，這個世紀不能被籠統地來對待，不論是從年代上還是從地理上來說。按照年代順序，它分為三個階段：以德國為中心的 世界大戰時代（1914年到1945年）、兩個超級大國對峙的時代（1945年到1989年）和傳統的 國際實力體系終結以來的時代。我將把這些時期稱為第一、第二和第三時期。從地理上講，軍事行動的影響一直是十分不勻稱的。除了一個例外（1932年到1935年的查科戰爭），西半球（美洲）在20世紀裡沒有重大的國家間戰爭（與內戰相區分）。敵人的軍事行動很少觸及這些領土：因此，9月11日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樓被炸才令人震驚。
從1945年以來，國家間的戰爭也從歐洲消失了，而在此之前，歐洲曾經是主要的戰場地區。雖然在第三時期里，戰爭回到了東南歐，但是在該大陸的其餘地方，它卻看來不大可能重演。另一方面，在第二時期，與全球對峙並不一定毫無聯繫的國家間戰爭仍然在中東和南亞肆虐，直接產生於這場全球對峙的主要戰爭在東亞和東南亞（韓國和印度支那）發生。與此同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等地區在第一時期里受戰爭影響比較少（衣索比亞除外，它遲遲地於1935到1936年遭受義大利的殖民征服），在第二時期成為武裝衝突的戰場，並在第三時期目睹了屍橫遍野和水深火熱。
20世紀的另外兩個戰爭特點很突出，第一個不如第二個明顯。21世紀開始之際，我們不知不覺地進入這樣一個世界：武裝的行動基本上不再為政府或者其所授權的代理人所掌握，爭端的各方除了動用武力的願望外，毫無共同特徵、身份或目標。
國家間的戰爭在第一和第二時期主導了戰爭的形象，以致現有國家或帝國領土範圍內的內戰或其它武裝衝突在一定程度上被掩蓋了。就連十月革命後俄羅斯帝國領土上的內戰以及中華帝國崩潰後發生的內戰，也能夠與國際衝突的框架相吻合，因為它們彼此不可分離。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在20世紀裡可能並沒有軍隊跨越國界，但它卻是重大國內衝突的場所：例如1911年以後在墨西哥、1948年以來在哥倫比亞，以及第二時期在許多中美洲國家，都是如此。人們一般沒有認識到，從60年代過半以來，國際戰爭的數量相當持續地減少了。60年代中期，內部衝突變得比國家之間的衝突更加常見。國內衝突的數量繼續激增，一直到90年代才趨於平緩。
人們更加熟悉的是戰鬥員與非戰鬥員之間區別的被侵蝕。上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涉及交戰各國的全部人口；戰鬥員和非戰鬥員都遭受了損失。然而，在這個世紀進程中，戰爭的負擔越來越多地從武裝力量轉移到平民身上。平民不僅是其受害者，而且越來越多地成為軍事或軍事-政治行動的目標。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之間的對比是顯著的：在一戰中陣亡者當中，只有5%是平民；二戰中這一數字增加到66%。普遍的估計是，今天受戰爭影響的人們當中有80%到90%是平民。這一比例從冷戰結束以來增加了，因為從那時以來的大多數軍事行動都不是由義務兵軍隊，而是由小股正規或非正規部隊進行的，在許多情況下所使用的是高技術武器，他們還受到保護，以免承擔傷亡的風險。沒有理由懷疑，戰爭的主要受害者仍將是平民。
假如戰爭與和平像這個世紀初那樣保持涇渭分明，則20世紀對這兩者的著述會容易一些。世紀初，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約把戰爭的規則編入法典。衝突被認為主要發生在主權國家之間，或者如果發生在一個特定國家領土範圍內，是在組織充分、因而被其它主權國家公認具有交戰地位的各方之間展開。戰爭當時被認為與和平有顯著區別，通過開戰時的一項戰爭宣言和戰爭結束時的一項和約。軍事行動被認為在戰鬥員之間有明顯區別——其特徵譬如他們所穿的軍裝或者顯示其屬於一支有組織的軍隊的其它跡象——以及非作戰平民。戰爭被認為是戰鬥員之間的事情。非戰鬥員只要可能，就應當在戰時受到保護。
過去一貫的諒解是，這些公約並不涵蓋所有的國內和國際武裝衝突，特別是不包括西方國家在國際公認的主權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進行的帝國擴張所造成的衝突，儘管這些衝突當中的一些（但絕非全部）被稱為“戰爭”。它們也不包括反對地位穩固的國家的大規模叛亂，譬如所謂的“印度兵變”，或者在國家或名義上統治著這些國家的帝國當局有效控制範圍之外地區反覆發生的武裝活動，譬如阿富汗或摩洛哥山區的劫掠和血仇。儘管如此，海牙公約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指導方針。20世紀，這一相對的明確性被混亂所取代。
首先，國際衝突與國內衝突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因為20世紀的特點不僅是戰爭，而且還有革命和帝國的解體。一國內部的革命或解放鬥爭對國際局勢產生影響，在冷戰期間尤其如此。相反地，俄羅斯革命後，國家對自己所不支持的別國內部事務的干預變得司空見慣，起碼在這樣做風險比較小的地方是如此。現在情況仍然是這樣。
第二，戰爭與和平之間的明確差別變得含糊不清。除了個別地方外，第二次世界大戰既不是以宣戰開始，也不是以和約結束。隨後的一個時期不論是從舊的意義上講歸類為戰爭還是和平都很困難，因此“冷戰”這個新字眼不得不被發明來描述它。冷戰以來狀況的模糊性的一個明證就是中東的當前局勢。不論“戰爭”還是“和平”都沒有確切描述海灣戰爭正式結束以來伊拉克的形勢——該國仍然幾乎每天都遭到外國的轟炸——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還有以色列與其鄰國、黎巴嫩和敘利亞之間的關係。所有這些都是一種不幸的後遺症，其原因是20世紀的世界大戰，還有戰爭的越來越強大的大眾宣傳機器，以及彼此不相稱的和充滿激情的意識形態之間對峙的一個時期。這種對峙給戰爭帶來了相當於在以往的宗教衝突中所見到的正義討伐的成分。
這些衝突與國際實力體系的傳統戰爭不同，越來越多地是為了不可談判的目的，譬如“無條件投降”而進行。由於戰爭和勝利都被看作一邊倒的，所以對18和19世紀的戰爭公約所可能強加給交戰國能力的任何限制——甚至正式的宣戰——都被拋棄。對勝利者堅持自己意志的威力的任何限制也是如此。經驗表明，在和平情況下達成的協定可能很容易被撕毀。
近年來，使情況進一步複雜化的是，在人們的公開言論中，“戰爭”一詞往往被用來指部署有組織的力量打擊被看作反社會的各種國家或國際活動——例如“反黑手黨的戰爭”或“反販毒組織的戰爭”。在這些衝突中，武裝力量的兩個類型的行動被混淆。一個類型——我們稱之為“士兵”——用來對付其他武裝力量，目的是擊敗他們。另外一個——我們把它叫做“警察”——努力保持或恢復一個現有的政治實體，一般是一個國家內部必要程度的法律和公共秩序。並不帶有任何必要的道德隱含意義的勝利是一種力量的目的；將違法者繩之以法則帶有道德的涵義，乃是另外一種力量的目標。然而，這種區分在理論上比在實踐中容易做出，戰鬥中的一名士兵殺人本身並不犯法。但如果愛爾蘭共和軍的一名成員把自己看作交戰一方，儘管正式的英國法律把他視為殺人犯，則情況如何？
北愛爾蘭的活動是像愛爾蘭共和軍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場戰爭呢，還是在違法者面前為了維持英國的一個省有秩序的治理而做出的努力？由於不僅一支可觀的當地警察部隊，而且還有一支全國性的軍隊被動員起來對付愛爾蘭共和軍達30年左右，所以我們可以斷定，這是一場戰爭，但卻是一場像警察行動一樣有條不紊地實施的戰爭，其方式把傷亡和該省中的生活中斷減少到最低限度。新世紀開始時和平與戰爭之間關係的複雜性和混亂情況就是如此。它們得到了美國及其盟國目前正在進行的軍事與其它行動的充分詮釋。
現在像整個20世紀一樣，全然沒有任何能夠控制或解決武裝爭端的有效的全球權威機構。全球化已經在幾乎每個方面取得進展——經濟上、技術上、文化上甚至語言上——唯一例外的是，在政治與軍事上，各國仍然是唯一的有效權威。雖然正式的國家有200個左右，但是在實踐上只有少數舉足輕重，其中美國享有占壓倒優勢的威力。然而從來沒有任何國家或帝國足夠地龐大、富裕或強大，以維持在世界政治領域中的霸權，就更不用說建立全球範圍的政治與軍事上的至高無上地位了。一個單一的超級大國無法彌補全球權威的空白，尤其鑒於其效力足以使之獲得主要國家的自願接受、被當作具有約束力的公約的缺乏——例如涉及國際裁軍或者武器控制的等等。一些這種權威機構是存在的，特別是聯合國、各種法律與金融機構，譬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以及一些國際法庭。但沒有任何一個擁有除了國家之間的協定所賦予它們的之外的、由於強大國家的支持而獲得的或者各國自願接受的有效權力。雖然這一點令人遺憾，但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卻不大可能改變。
由於只有國家才行使實際的權力，所以風險在於，國際機構在試圖應付“戰爭罪行”等違法行為的時候會無效或者缺乏普遍的合法地位。甚至當通過普遍共識而建立世界法庭（例如根據聯合國1998年7月17日的羅馬協定建立的國際刑事法庭），它們的判斷也不一定會被當作合法和有約束力的而接受，只要強國有條件對其加以無視。一個由強國組成的集團可能足夠強大，以確保來自比較弱小國家的一些違犯者被送上這些法庭，從而或許在某些地區限制武裝衝突的殘酷程度。然而這是表明在一個國際體系內權力與影響力的傳統行使、而不是國際法行使的實例。
然而在21世紀與20世紀之間有重大差別：認為戰爭是發生在一個劃分為處於有效的政府權威之下的領土地區的世界上，這些政府享有對公共權力和強迫手段的壟斷，這種想法已經不再適用。它從來都不適用於經歷著革命的國家或者四分五裂的帝國的各個分裂部分，但直到最近為止，大多數新的革命或後殖民地政權——中國在1911年和1949年之間是主要的例外——相當迅速地再生，成為基本上有組織的和正常運轉的繼承政權和國家。然而最近30年左右，由於各種原因，國家喪失了其對武裝力量的一貫的壟斷、很大一部分從前的穩定性與權力，而且越來越多地還喪失了合法地位或者公認的永久性的根本感覺，這種地位過去使政府得以把稅賦與徵兵等負擔強加給心甘情願的公民。戰爭的物質裝備現在對民間組織來說普遍地唾手可得，資助非國家戰爭的手段也是如此，這樣一來，國家與非國家組織之間的力量對比已經改變。
國家內部的武裝衝突已經變得更加嚴重，並且可能繼續幾十年，而沒有任何勝利或得到解決的真實前景：克什米爾、安哥拉、斯里蘭卡、車臣、哥倫比亞。在極端的情況下，譬如在非洲的部分地區，國家可能已經基本不復存在，或者譬如在哥倫比亞，可能不再在本國部分領土上行使政權。甚至在強大和穩定的國家裡，也一直難以消除非官方的小型武裝集團，譬如英國的愛爾蘭共和軍及西班牙的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組織。這一局面的新奇性通過一件事實顯示出來：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在遭受了一場恐怖主義襲擊後感到有義務發動一場正式的行動，打擊一個很小的國際與非政府組織或網路，而後者既沒有領土，也沒有一支能夠辨認的軍隊。
這些變化如何影響今後一個世紀戰爭與和平之間的平衡呢？我寧願不就很有可能爆發的戰爭或者它們可能的結局做出預測。然而不論武裝衝突的結構還是解決的方法都由於主權國家世界體系的轉變而發生了深刻變化。
蘇聯的解體意味著，曾經指導了國際關係將近兩個世紀、除了明顯的例外還對國家之間的衝突行使了一定的控制權的大國體系不復存在。它的消失消除了現在國家間戰爭和國家對別國事務進行武裝干預的一大因素——冷戰期間外國領土的邊界基本上未曾被軍隊所跨越。然而即使那時，由於弱小國家的大量存在（儘管這些國家從官方意義上講是聯合國的“主權”成員國），國際體系就已經存在潛在的不穩定性。
蘇聯和歐洲共產黨政權的垮台明顯地使這種不穩定性增加。在迄今為止穩定的民族國家，譬如英國、西班牙、比利時和義大利，具有不同程度實力的分離主義趨勢完全可能進一步加重這種不穩定。與此同時，國際舞台上民間表演者的數量也成倍增加。有什麼機制可以用來控制和解決這種衝突嗎？從記錄看並不令人樂觀。90年代的武裝衝突沒有一次以穩定的解決而告終。由於冷戰的機構、假設與言論的持續存在，所以舊的懷疑未曾消亡，從而惡化了東南歐共產主義以後的分崩離析，使得解決一度被稱為南斯拉夫的地區問題更加困難。
我們要想制訂一些控制武裝衝突的手段，就必須從意識形態和權力-政治兩方面消除這些冷戰遺留下來的假設。此外明顯的是，美國通過單方的武力來強加一種（任何一種）新的世界秩序的努力都已經失敗並且必然繼續失敗，不管力量關係目前如何朝著有利於美國的方向偏斜，儘管美國得到了一個（必然短命的）聯盟的支持。國際體系仍將是多邊的，其管制將取決於幾個大國達成一致的能力，儘管其中一個國家享有軍事上的壓倒優勢。
美國所採取的國際軍事行動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別國通過談判的協定已經很清楚。此外也清楚的是，戰爭的政治解決，甚至美國所參與的戰爭的解決，都將是通過談判而不是通過單方的強加於人。以無條件投降而結束的戰爭的時代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會重演。
對於現有的國際機構，特別是聯合國的角色，也必須重新考慮。雖然它無時不在而且通常是求助的對象，但是在解決爭端方面，卻沒有明確的角色。它的戰略與行動始終任憑不斷變幻的權力政治所宰割。缺乏一個被真正看作中立的和能夠在未經安全理事會事先授權情況下採取行動的國際中介，這一直是爭端處理體系中最明顯的空白。
冷戰結束以來，對和平與戰爭的處理一直是即興的。在最好情況下，譬如在巴爾幹地區，武裝衝突被外部武裝干預制止，敵對行動結束時的現狀由第三方的軍隊來維持。武裝衝突未來控制的一個通用模型能否從這種干預中產生還不清楚。
21世紀中戰爭與和平之間的平衡將不會取決於制訂比較有效的談判和解決機制，而是要看內部穩定和軍事衝突的避免情況如何。除了少數例外，現有的國家之間的、過去導致了武裝衝突的對抗與摩擦今天造成這種局面的可能性減小了。例如現在的國際邊界問題上的政府間燃眉之急的衝突相對來說很少。另一方面，內部衝突很容易演變成暴力性的：戰爭的主要危險存在於外國或者外部軍事勢力對衝突的捲入。
與貧困、嚴重不平等和經濟不穩定的國家相比，經濟蒸蒸日上、穩定而且商品在居民當中比較公平地分配的國家，其社會和政治局勢動盪的可能性較小。然而，避免或控制國內武裝暴力活動的情況更加直接地取決於國家政府的實力和政績，及其在多數居民眼中的合法地位。今天沒有任何政府能夠對非武裝民眾的存在或者歐洲很多地方人們所長期熟悉的公共秩序的程度，認為理所當然。今天沒有任何政府有條件無視或者清除掉國內的武裝少數民族。
儘管如此，世界越來越分裂為能夠對自己領土和公民加以有效管理的國家以及為數越來越多的領土，其邊界是得到官方承認的國際界線，國家的政府則從虛弱和腐敗的到蕩然無存的都有。這些地區所醞釀的是流血的內部鬥爭和國際衝突，譬如我們在非洲中部所見到。然而這種地區沒有持續改善的即刻前景，如果動盪不定的國家的中央政府進一步被削弱或者世界版圖進一步巴爾幹化，則無疑會加重武裝衝突的危險。
一項嘗試性的預測：21世紀的戰爭不大可能像20世紀的那樣血腥。但造成不成比例的苦難與損失的武裝暴力仍將在世界很多地方無處不在和泛濫成災。一個和平的世紀的前景是遙遠的。
閱讀文 戰爭與和平
戰爭與和平
幾顆飛彈划過夜空，撕破了寧靜，和平的夜。遠方的大地在顫抖，那一陣陣的爆炸聲好像惡魔的奸笑，久久地環繞在伊拉克的上空。
八歲的阿曼達有著一個幸福、平和的家，他的媽媽是一位“白衣天使”，爸爸是一個小工廠的頭頭，他還有一個可愛的妹妹，一切都是那么祥和。直到那一天，戰火打破了應有的平靜。
核——一個本身並不可怕的字眼，但是它與“彈”字合在一起，就成了一個拖著長長的尾巴的殺人魔王，所到之處，一切化為灰燼，夷為平地。在這次緊鑼密鼓的核查中，並未查出任何殺傷性武器和生化武器。但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戰爭，還是爆發了。
幾番空襲過後，平民大量傷亡。阿曼達的媽媽已經連續幾天沒有回家了。在輪番的攻擊中，阿曼達的爸爸不幸中彈，在醫院裡，這對夫婦又相見了。
學校早已停課，阿曼達和妹妹守在空蕩蕩的家裡，十分寂寞，於是便走出門去找媽媽。 走上大街，原本十分熱鬧的景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毀損的房屋和滿耳的哭泣聲。他和妹妹來到醫院，找到了媽媽，她正穿梭在一個個病床間，幾天不見，媽媽瘦了一大圈。在她的病房裡住滿了受傷的人，在離他最近的一個病床上，一個叔叔正對著攝像機說著什麼，忽然，攝像機轉向了阿曼達，他突然想哭，阿曼達看了看受傷的叔叔，又看了看深不可測的鏡頭，突然哭出聲來。
最後，媽媽把他倆送回了家，囑咐他照顧妹妹，接著又返回了醫院。當天晚上，阿曼達站在窗前，眺望著媽媽所在的方向，他想媽媽，妹妹也是。突然，他發現一顆流星快速向自己飛來，他閉上眼睛，許了一個願望：希望爸爸媽媽早點回來。
第二天的電視新聞中，播音員說道：在昨天的空襲中，又有一些平民死亡，其中包括八歲的阿曼達和他六歲的妹妹薩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