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青銅器，以其莊重典雅的造型，繁褥神秘的紋飾，形成一種獰厲之美，在中國美術史上具有重要位置。但這些銅器大多以禮器為主，屬廟堂之器，是古代青銅藝術的珍品。
除此之外，尚有一些小巧可愛，栩栩如生，生動傳神的動物形雕塑。它嬌小玲瓏，憨態可掬，充滿著靈動活潑的生命氣息，在威嚴神秘的青銅藝術中獨樹一幟，成為中國古代青銅藝術的另一側面。本文所介紹的戰國銅牛和銅虎，就屬於此類。
本文所介紹的戰國銅牛和銅虎，共有八件。它四件一組，分屬銅牛、銅虎二種器物，形成固定的組合形式，這些銅牛、銅虎，鑄造精良，形態逼真，小巧玲瓏，皆為青銅雕塑而成，其上還有線刻紋飾。
1978年出土於江蘇省淮陰高莊戰國墓，是高莊青銅器群的一部分，由此可見江淮地區古代青銅藝術之發達，是中國古代青銅器的一部分。雖經二千四百多年的地下埋藏，但至今仍通體光潔，沒有銹跡。
可見墓主人生前喜愛有加，死後又用以隨葬。故久經摩挲，溫潤凝重，十分可愛，其具體特徵如下。
銅牛4件，其大小相同，形制一致，小如拇指，是微型銅器，每件長3.5厘米，高1.5厘米(圖1)。它形似水牛，屈肢橫臥，雙目圓睜，二角後掠，回眸凝視。
其前腿雙膝跪地，後腿屈於腹部，渾圓的臀部和發達結實的肌肉，表現其體軀強健，力大無比。頸、背部依其肌理，陰刻曲線，線條細如毫髮，生動流暢，更顯得氣宇軒昂，勁健有力。整個造型，表現出溫馴、憨厚和強壯，極其生動有力。
在中國，牛一直被人們用來農耕、肉食、祭祀、駕車等，它和人類生活、生產活動密切相關，所以，在商周青銅器中多鑄有牛的形象，為當時的祭祀禮器，如陝西岐山賀家村出土的西周牛尊就是如此。但西周牛尊是長約38厘米、高約24厘米的酒器，而此器是小如拇指的方寸之器，故二者具有本質的區別，不是同一類銅器。
銅牛銅牛
銅虎4件，其大小相同，形制一致，亦小如拇指，每件長3.5厘米，高1.8厘米，是微型小件銅器(圖2)。該器形如幼虎，它前膝前屈，後腿屈於腹部，虎首直立，雙目圓睜，二耳直豎，匍匐於地。一副蓄勢待發姿態，似欲朴食。通體線刻虎紋，清晰流暢，生動有力。
虎為百獸之王，虎的威猛讓古代先民們視為圖騰崇拜物，使其具有食鬼、辟邪、鎮宅、怯病之功效，時常將其視為山神。
所以在商周青銅器多鑄的虎的形象，如著名的商代銅器虎食人卣上就有猙獰恐怖的虎食人圖像。
銅虎但此器和虎食人卣的圖象完全不同，它造型逼真，機警活潑，所表現的是幼虎形象。它沒有一點兇惡的樣子，給人以強烈的藝術美感，著實令人喜愛。
銅虎
如上所述，戰國銅牛、銅虎是小如拇指的方寸之器，以其造型生動、設計精巧、工藝精湛而受人喜愛。但自出土以來，已歷時三十多年，人們至今還不知其真實用途，故仍以銅牛、銅虎稱之。從出土情況看，此器出土於主棺，相當於墓主人腰部，是墓主人隨身物品，推測是心愛之物。從造型來看，此器為上凸下平的臥伏狀，都是蜷伏於地的動物形雕塑，都是實心的鑄造銅器，有可能是為鎮壓而鑄造的器具。
從數量上講，此器都是每種四件，有可能是為了鎮壓四角。因此，此器有可能是古代的銅鎮，從形式和數量上都比較符合。眾所周知，古代的鎮器有席鎮、文鎮、博鎮之分，其中席鎮就是鎮壓坐席的器具，如《楚辭》“瑤席兮玉鎮”，即是指此。
但此器是小如拇指的微型銅器，故鎮壓坐席缺少重量。況同墓也出土了八件席鎮，其內充鉛錫和此器有天壤之別，故此器不可能是席鎮，席鎮之說不能成立。文鎮，顧名思義是用之於文事之鎮，今稱鎮紙，是人們書寫時鎮壓紙帛的用具。但戰國時書寫大量使用的是竹簡、木牘，竹簡和木牘都不用鎮具。
從現有資料看，文鎮的使用相對較晚，大多都在明清兩代，至今人們還在使用，是文房用具。據此，文鎮之說應予排除。而戰國時六博盛行一時，六博也稱六簿，《楚辭·招魂》“篦蔽象棋，有六簿些”就是指此，是戰國至漢代盛行的棋戲。六博時要將博具置於席上，博具中自然少不了棋盤(枰)，而有些棋盤(枰)可能是絲帛或皮革製品，鎮在這裡則被用於鎮壓四角。因此，戰國銅牛、銅虎有可能就是當時的博鎮，是特意為六博而鑄造的棋具。故鑄成底部平坦的動物形器具，造型逼真，生動活潑。且每器四件，正好是二套博鎮，可用於二個棋盤，被用於鎮壓四角。況且，六博棋局也不會過大，其小如拇指的博鎮正好合適。這些造型生動的博鎮也深受古人喜歡，故包漿飽滿，經常摩挲。此外，“鎮”還有辟邪去邪之功用。作為隨葬品，一般置於亡人衣袖之中，稱之為壓袖。而此器正出土於墓主人腰間，可能就是壓袖之物。人有雙手，衣有兩袖，左右各一，故隨葬二套。因此，這些銅牛、銅虎有可能就是戰國時的博鎮，可分別命名為銅牛博鎮和銅虎博鎮，恢復其歷史面貌。此墓以博鎮隨葬，也具有鎮墓辟邪，乞求平安、保佑子孫的功效。
鎮器的歷史源遠流長，在戰國早期已廣泛使用，故考古發掘中多有鎮器出土。如湖北曾侯乙墓、紹興印山大墓都有青銅鎮或玉鎮出土。但這些銅鎮和玉鎮多是席鎮，都是直徑約10厘米的半球形器物。有的席鎮還內充鉛錫，顯然是為了鎮壓席角而增加重量。對於席鎮也有一個漫長的認識過程，過去人們將其命名為半球形器。有人認為是權(枰錘)，有人認是樂器，故眾說紛紜，不知其具體用途。
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和發展，人們才考證出是席鎮，給予正確定位。而博鎮至今還未見考證和研究，是人們有待認識的一個新器物。而此墓銅牛和銅虎的考證正好彌補此不足，倘若此文立論成立，這將是首次所論證的戰國博鎮器具。
因此，此器的發現和研究不僅使我們重新認識這八件鑄造精良的動物形青銅器，也為研究戰國時代的六博提供了重要實物。類似的微型動物形銅器在考古發掘中多有發現，只是因為器小和零散而未被深究。有的至今還存放在某一角落，不能發揮其應有價值及文物功效。倘若考古文物工作者能將目光轉向瑣碎細小的微型銅器，相信會有各種各樣生動活潑的動物形博鎮，五彩斑斕地出現在世人面前，回歸其歷史風貌。
淮陰高莊戰國墓的銅牛、銅虎不僅是古代博鎮，也是研究中國美術史和青銅雕塑史的重要實物。眾所周知，中國古代青銅器以氣勢恢弘威嚴神秘而著稱，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多是幾何形狀的禮器和樂器，罕見動物造型的圓雕器出土。而此器正是以圓雕法鑄成的動物形銅器，可以立體地多方位地展現其青銅藝術。同時，這種具有靈動氣息的動物形銅器大都以小巧可愛為特點，它們不具有威脅人的恐怖力量，不包含森嚴神秘的宗教意識，徹底打破了商周青銅器靜態的厚重的肅穆氛圍，標誌著商周時代典雅規整的審美風格已被自由舒暢、活潑靈動的美學新風所取代。自此以後，融觀賞性和實用性於一體的動物形雕塑日漸成為主流，這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文化繁榮的結晶，標誌著社會已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開拓了美學新風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