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國民主同盟:《我與中國民主同盟》是2011年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圖 -百科知識中文網

內容簡介

本書是梁先生在抗日戰爭到建國前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期，作為一個民盟領袖的所見所聞、所歷所感、所思所想：發起統一建國同志會、民盟的成立、赴港創辦《光明報》、訪問延安、赴昆明調查李聞案、國共和談的經過、國共和談破裂的原因……民盟早期參政的重要歷史事件一一進行了梳理。從第三方的視角，看特殊時期的中國、看特殊時期的國共兩黨，生動而具體，客觀而真實。

通過本書我們不僅能充分了解早期的中國民主同盟，及其政治立場和政治作用；還可以看到一代國學大師梁漱溟先生政治生涯的特殊一面。

作者簡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曾用筆名壽名、瘦民、漱溟，後以漱溟行世。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

梁漱溟是民盟的發起人之一，也是民盟的早期領導人之一。曾任民盟常務委員、民盟秘書長等職。抗日戰爭時期，梁漱溟就開始為實現團結抗戰奔走於國共兩黨；抗戰勝利後，又為和平統一建國在兩黨之間奔走。從1938年到1946年，前後整整九年。“我的生命就寄於責任一念。”梁漱溟懷著強烈的的歷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敢於擔當、勇於自任，於國家危亡之時，不避艱險，挺身而出，為國是奔走。也為民盟樹立了良好的形象，曾被張君勱譽為“民盟之父”。

本書亮點

1、民盟眼中的國共；

2、你所不知道的中國特殊歷史時期的一面；

3、最詳細最客觀的民盟早期歷史梳理；

4、國共暗戰，民盟斡旋。

代序

“我的生命就寄於責任一念”
——寄曉青甥

青：

你不夠了解我！我這裡沒有旁的念頭，只有一個念頭：責任。譬如我文內說：“抗戰中奔走團結，勝利後爭取和平，逐逐八年，不敢惜力；一旦料知和平無望，即拔腳走開，三年不出；要無非自行其所信，一貫而不移。”其所行如此而不如彼者，自是其所知所信如此；而其所以能堅持乎此，力行乎此，不怠不懈者，那就是責任心了。在我這裡雖不能無人情，卻不許有俗腸。像小資產階級的向上爬心理，可說自幼沒有。像小資產階級的逐求趣味心理，像革命黨人的仇恨反抗情緒，在我這裡如不能說完全沒有，亦只是洪爐點雪。我的生命就寄於責任一念。處處皆有責任，而我總是把最大的問題擺在心上。所謂最大的問題，而我亦沒有把中國問題只作中國問題看。不過作為一個中國人要來對世界人類盡其責任，就不能不從解決中國問題入手。在最大的問題中，我又選擇最要緊的事來做。例如：抗戰之時，莫要於團結，就致力於團結；當建國之時，莫要於和平，就致力於和平。一旦和平似乎有成（1946年1月底），而事情有比參加政府更要緊的，馬上就轉移其致力之點。又一旦料知和平無望（1946年10月底），而事情有比武裝反蔣更要緊的，同時自己又不贊成武裝鬥爭，亦就馬上轉移其致力之點。總之，從來不做第二等事。由於總在最大問題中追求其最要緊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所關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關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做，好像責任集中於我一身。既有“四顧無人”之概，不免有“捨我其誰”之感。像這樣數千年悠久歷史之下，像這樣數萬萬廣大人群之中，而“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這句話，只有我一個人最親切；責任演到這步豈是偶然？固然沒有什麼“天”降之命，而正有其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者在。是事實如此，不是我自負。自然如你所云“背了包袱”是要不得的，但你如其離開這個有特殊任務在身之念，又怎能了解我！

這是不免於自大的；這樣說話是難免引起人家反感的。然而我的生命正在此。我在危難中所以不怕死，就是覺得我不會死。特別是像香港脫險之時，那時《中國文化要義》還沒有寫出來，萬無就死之理的。現在雖然不同那時，然而亦還有沒有做完的事（非我做不可的事）。這話不對旁人說，但對你卻希望你了解，而不怕你說我說大話。

漱溟

10月21日

註：這是1951年先生寫的一封家書，寄給外甥鄒曉青的。鄒曉青是先生的大妹妹之長子，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參加愛國進步運動，1938年赴延安，1951年時工作於《東北日報》（瀋陽）。

精彩內容節選

毛澤東的會談

在延安談話最多的是和毛澤東先生，前後共談八次。有兩次不重要，一是他設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臨走之前，他來送行。其餘六次，每次時間多半很長，至少亦兩個鐘頭。最長者，就是通宵達旦。——這樣有兩次。因為毛先生夜裡不睡覺，而白天睡。談話多從晚飯後開始，不知不覺到天明。他這種生活習慣，聽說是在軍中養成的。夜裡面他將作戰計畫做好，次日大家出去作戰，他便睡覺，傍晚起來，聽取報告，又做計畫入夜。明天大家作戰，他又睡覺了。

毛先生民國七八年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做事，而那時我正在北大教書。毛先生的老師（又其岳父）楊懷中先生（昌濟）又同時教授於哲學系，彼此相好。楊老先生住居地安門豆腐池胡同，毛先生亦隨他同住。我去看楊先生，亦和他碰過面。——這是一點舊緣。此番會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時諸葛公稱關美髯曰逸群絕倫，我今亦有此嘆。他不落俗套，沒有矯飾，從容，自然而親切。彼此雖有爭辯，而心裡沒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讓你很舒服的回去。

他於聽你談話時，喜用筆隨手記錄。禿筆粗墨，在大紙上橫行寫來如飛。我一邊談，他一邊寫。我談完，他便手指所記要點，一條一條答覆。條理清楚，句句到題。我將我的一兩種小冊子，和四十萬言的一部《鄉村建設理論》都贈他，請他指教。隔一天再見面時，他取出一沓紙來，紙上已將我書內要點，或他認為好的地方，皆摘錄排列，井井有條。這都是可佩服之處。不過他太忙，雖喜歡看書，未能沉潛反覆。況對我的書，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這是我一點小不痛快。

從旁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的身體，不免使人替他擔心。夜間不睡是其一例。還有嗜煙嗜酒，亦太過。談話時，他為你斟茶，而自酌酒。酒是白酒，亦用不著萊餚。煙亦恆不離手。我曾問他的健康如何，他答我說，人家傳我有肺病，醫生檢查過沒有的，但我患神經衰弱。在他們的社會中，似對他特別優待。飲食（夜間同飯所見）卻看來亦儉素。唯所住屋內，不火自暖。是從屋外掘地，轉於地下燒煤，所費不貲。在全延安更無此設備。又他出門走路，有四衛士相隨，別的人俱未見有。

我和他的談話，除交換意見者，另記於後外，茲選擇幾段，敘於此。

我問張聞天先生那兩個問題，亦向毛先生問過。對於造成 1927年後分裂鬥爭的客觀因素，他有答覆。大致分別為國內的因素、國際的因素，而取今昔不同，對照言之。即如國際一面，在那時各帝國主義者雖彼此有矛盾，而同懼中國之赤化，卻使他們可以統一起來。於是他們就來分化中國內部，使國共分裂。國共之分裂，此蓋為有力因素。但到今天來則相反。今天國際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邊，有反侵略的英美法蘇一邊，而統一不起來。他們就不能共同來對付中國。侵略者如日本人，固然利用中國之分裂，而行動適足以反迫成中國之團結。反侵略者則不願中國再有內戰，處處從正面助成我們團結。上年（指二十五年①）西南兩廣為要求抗日有所舉動時，和雙十二事變之時，英美友人的心理和其活動，皆為最好例證。他說：這就是今昔客觀因素之不同。由於這些因素（國際的更加國內的），他相信國共前途只會團結，不會分裂。——這是一段。

對於中共要不要取得政權問題，他先轉問我：我們（他自指）不是已經有一部分政權了嗎？假如國民黨邀我們參加到中央政府去，我們亦可以參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強求。即使他來邀，而我們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倘於國際情勢有所不便時，我們還是不參加的。但往長遠里看，國共必是長期合作；長期合作中，少不了參與政權。——大意不否認要有政權，而表示不奪取政權。這又是一段。

我又問他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過去最大錯誤是什麼？聽說共產黨朋友常作自我檢討，不知亦曾檢討及此否？是否亦可說給我們外邊人。他笑著答我道：你且說一說看。我說據我所見，有兩個對照：

一是十五六七年北伐時，革命軍並非以兵力或戰術戰略制勝，而成功在政治上適合當時大勢需要。對照來看，十年間共產黨之革命無成，即是其政治上的失敗，政治上路線錯誤。因其在政治上若適合時勢需要的話，則配合起軍事，應當早成功了。

一是抗戰之前到現在（指談話之時），共產黨博得國內大多數的同情擁護和期待，聲光出於各黨之上。這其中並無別的原故，只為放棄對內鬥爭，倡導團結抗日，適合人心要求，政治上所走的路線走對了。對照來看，過去十年之勞而無功，僅僅靠軍事來維持黨的生命，政治路線之不對可知。

我末了說：我們祝望中國共產黨今後繼續爭取政治上的勝利，而不要再靠軍事維持一條黨命。毛君笑顏相謝，說你的意思很可感！

“皖南事變”發生後一段努力經過﹡
——軍隊國家化的提出

這次努力之事由“皖南事變”所引發。

“皖南事變”的來由是：1940年10月19日，蔣介石指使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長名義，強令在長江南北和黃河以南堅持抗日的新四軍、八路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赴黃河以北。中國共產黨拒絕這種無理要求，揭露國民黨反共投降的陰謀，號召全國人民提高警惕，隨時準備應付突然事變。同時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答應將安徽南部的新四軍部隊調到江北。——引自《辭海》。

“皖南事變”發生於1941年1月6日。當時奉命北移的新四軍部隊9千餘人行至涇縣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7個師8萬餘人的包圍和襲擊。新四軍被迫還擊，激戰至13日，彈盡糧絕。為挽救危局，葉挺執行組織的意見，前往國民黨頑軍處交涉，上官雲相將葉扣留。至14日新四軍除2千餘人突圍外，大部分壯烈犧牲或被俘。袁國平中彈身亡，項英被叛變的副官殺害。這就是國民黨頑固派蓄謀製造的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引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事記》，283頁。

——編者

這一段經過，是1941年2月22日起，到3月27日為止的，其內容如下。其時中共參政員毛澤東等七人，對於1月間新四軍事件表示抗議，用書面通知國民參政會秘書處說：在他們所提善後辦法十二條未經政府裁奪前，即不出席參政會①。而參政會已定 3月1日開會。所以居第三者地位的參政同人，不便坐視，特於 2月22日集會商談。當日在座者，計有張君勱、羅隆基等各位，左舜生、李璜等各位，沈鈞儒、鄒韜奮等各位，黃炎培、冷遹等各位，而前屆參政員章伯鈞、張申府亦參加，連我自己共有十五人。大家商談結果，推定左、羅及我共三人，負責起草幾條意見，作為向雙方說話的根據。當晚左、羅及我三人又作一度交換意見，而委託我來執筆。23日晚我寫好之後，通知各位朋友於 24日集會。大家看了我所寫好的，無甚修改，即依年齒為順序而簽名。第一為張表方（瀾）先生，第二為褚輔成先生，余不必細數。除章伯鈞、張申府兩位未簽名外，仍得十六人之數，褚先生為國民黨老前輩，素不存黨派成見，此次亦自願列名。

我寫的共四條，其條文如下：

（一）為昭示全國團結，此次大會中共參政員之出席必不可少。

（二）為永杜紛爭，全國一切軍隊，應與任何黨派絕緣，統一於國家。

上項原則之實行應由各方面合組委員會秉公監督辦理。

（三）抗戰建國綱領公布瞬滿三年究竟實行者幾何？而現在事實，背乎各條規定者又有若干？應由各方面合組委員會切實檢討。其有實行不力者，應督促實行。背乎各條規定者，應加糾正。並以此委員會為常設之監督機關。

（四）根據二三條，合設一委員會，以最高領袖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時，派負責代表主席。設委員八人，網羅各方面充任之。委員會議決事項立即生效，不再經任何機關核定。

我與中國民主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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